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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老龄社会的专家学者，为如何更好应对老龄社会到来出谋划策。

让积极的老年人生成为现实

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丰富老人的心灵世界，愉悦和振奋老人的精神，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是为老人创造总结人生经验、贡献人生智慧的价值发挥空间。可考虑建设老年智库、专业化老年研究平台，让积极的老年人生成为现实。

其次，帮助老人建设健康生活方式、文化娱乐方式。基层社区、社会组织要创造性参与，通过多种形式实现，比如构建老年大学，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活动、完善相关公共设施等。

最后，满足失能失智老人护理需求。在中国，失能失智老年人大概占老龄老年人口的1%，居家护理的失能失智老人牵涉200多万个家庭，对社会影响非常大。但是我们缺乏适当的护理照料体系，仅靠发展市场经济的方法远远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治理、教育等各界力量。

当前，党和国家在保障老年人生活方面的举措可大体归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是贫困老年人的生活保障。过去我们称之为五保，也就是保衣、保食、保住、保医和保葬。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五保的标准；

第二类是解决高龄老人的需求，让所有高龄老人享受普惠性福利。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把老年人和残疾人补贴相结合，以青岛为代表的一些城市正在进行长期护理体系试点。在医疗领域，针对老年人慢性病的一些药品也纳入了医保系统。这些都是国家在基础性社会工程方面的举措；

第三类是各地养老福利政策和设施的完善。国家也在动员很多社会力量投入其中，在大病救助领域发挥作用。

老人需要的不仅是屋子，更是一个有温度的家

王红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卫生经济学会老年健康经济专委会主任委员

我和父母一起居住，父母都快90岁了。由于科研需要，我课余时间经常到外地调研，父母很支持，还经常说：“你为国家服务，是我们生命的延伸，我们很高兴。”

我长期从事养老研究，工作中的所见所闻让我心生念想：有生之年，一定要让身边亲朋好友及学生们学会重新思考，我们到底能为老人做些什么。我想，无外乎彩衣娱亲（让老人快乐）、辅具协助(让老人生活更便捷)。我们可以为了让初生的婴儿不呛水而设计生产各个阶段的学习杯，为何不能为逐渐失能的老人家设计各阶段适用的产品呢？我组建了“享老乐龄蒲公英”团队，为了让“享老乐龄蒲公英”的种子飘向社区家户每个角落，我们启动项目，训练更多讲师及长者服务和关怀人才。我常对成员们说，我们要像智能机器人或者毛绒玩偶那样耐心陪伴，和老人家说说话、解解闷，并像家庭医生那样照护老人。

为了营造老龄友好的社会氛围，应该组织更多助老志愿活动，有能力的低龄老年人也可以加入志愿者行列，以老有所为换来老有所乐。家庭也要加强养老适老功能。老人需要的不仅是一间舒适的屋子，更是一个有温度的家。

最后分享一个小触动。我到过很多养老院，每到一处都会和老人们聊天。他们都很高兴，即使是躺在床上无力言语的老人，也愿意用眼神与我们交流。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到一家养老院，一位老人抓着她的手，颤抖地说，她想写三个字——“我想你”，寄给她在美国读书的孙子，问我同事是否可以帮她写，并寄出去。同事说非常荣幸能帮忙，便找了一张漂亮的A4纸，握着她的手，完成了这张卡片。老人连声道谢，激动得热泪盈眶。所以，作为后辈子孙的我们，应该感受到老人的牵挂，哪怕每天刷朋友圈、聊微信之余，给老人拨一通电话、留几句语音，都是能给他们很大宽慰

老年友好型社会，精神文化建设不能缺

黄晨熹“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建立老年友好型社会，除了完善养老设施、提供养老服务，也不能忽视老年人精神文化建设。整个社会要更多地从老年心理角度认识老年人，而不是从市场或者年轻人的视角设置各种活动。

智能手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市场角度看，年轻人是市场需求的主体，老人不太买手机，更不买贵的手机。但因为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了，整个社会处于数字化时代，很多社会活动依靠智能网络开展，导致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面临巨大差距。如何解决数字鸿沟，就成了重要议题。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讲，老年人也有自我实现需求。随着老年人一代代更迭，我们不能刻板化地认识老年人业余生活，认为只是跳跳广场舞之类。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应该更丰富、更有特色。从国家角度看，应建立一支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关爱、文化服务的队伍，确保针对老年人、包括独居老人的文化需求、精神关爱具体举措落地；社会要在舆论方面加强引导；对家庭来说，要倡导下一代更好地关心上一代。

尽可能增加老人的社会参与感

张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一书，对积极老龄化的概念进行了阐释。相较之前的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这个概念在“健康”和“保障”两个维度外增加了“参与”维度，即让老年人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尽可能获得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最大机会。“参与”，目的是使所有老人包括残疾、虚弱和需要照料的人都能提高健康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随着积极老龄化的理念从“需求为基础”转向“权利为基础”，政府和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不仅照顾到老年人需求，更关注老年人权利，包括在退休之后依然拥有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有满足精神需求的权利。

在照顾到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后，要尽可能增加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让他们感受到更大的自主能力和社会价值感。一些失能失智老年人由于身体功能下降而受到巨大的心理打击，应多创造一些他们可参与的机会，和他们一起怀念过往，使其认可自己的价值并认识到自己被家人爱着。要激发老年人的学习热情，提高老人动手能力，陪他们多多练习以巩固学会的技能。

要广泛开展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心理健康支持。除了增加亲人陪伴、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政府要充分发挥公共卫生服务作用，加强老年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制定老年人心理健康服务法规，开展老年心理健康服务。

文化娱乐是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能培养老年人积极乐观的心态，提升其幸福指数。满足老年精神文化需求，需全社会做出努力——

应做好顶层设计，完善老年精神关爱服务体系。把老年人文化娱乐建设纳入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总体规划中，从资金安排、分层部署、政策制定实施等多方面为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开掘银发市场“潜能”，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消费需求。针对老年人需求的差异化，开发内容多样、形式创新、方便老年人使用的文化娱乐服务和产品。

企事业单位应承担部分精神关爱责任。工会组织、离退休管理部门等要发挥一定作用，配合退休人员所在街道社区，做好对老年人的情感关爱工作。

建立机制，完善老年人心理关爱项目平台，借此掌握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和需求，提高基层人员心理健康服务技能水平，同时增强老年人心理健康意识，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

加大投入，建设老年文化娱乐设施。培训专业的老年文化娱乐服务管理人员，动员社会力量，实行多种投入模式，为打造文化娱乐养老新平台提供坚实的资金基础，为充分满足老人精神心理需求提供不竭动力。

动员多元力量，加强社会工作对老年文化娱乐服务的介入，通过文化服务活动中的专业引领，增进老年人之间的互动和互助，帮助他们在社区内和社区间形成稳定的文化活动圈子，引导老年人实现自身价值，持续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

探索代际共融、时间银行等养老新模式

杨红燕：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应该摒弃视老年人为负担的刻板印象，把老年人当做老年人力资源，尽量给老年人提供发挥作用的平台和机会。比如政府部门开办老年大学，开展插花、茶艺、书法、舞蹈等活动，开办电脑手机学习班，教老人们学习电子产品。

民政部门可探索实施代际共融、代际养老。代际养老可以分为家庭内部（传统四世同堂）与家庭外部。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外部、没有血缘亲情关系的代际养老是目前要着力发展的。欧美国家以及我国都存在这种模式：老年人群体与年轻人开展合作、联谊。我曾经在无锡参观创业园，里面有退休老人指导年轻人创业。还有社区定期提供场所，采用项目资助形式，组织老年人与少儿共同阅读经典读物。一些地方鼓励年轻人住进养老机构，向他们提供减免房租的政策优惠，年轻人则提供一些志愿服务作为回报。还有一种以社区为依托开展的活动，叫做时间储蓄或时间银行：年轻人向老年人提供服务，由社区记录下来。这些提供服务的人年老时，可以享受同样免费的养老服务。

此外，企业等主体应大力发展“银发经济”，针对老年人需求，开发相应的老年文化娱乐产品。政府、老年协会、养老机构等也可以合作开展，比如京津冀、长三角实行了协同式养老服务，开展异地养老。政府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和补贴，具体由企业来开展。文化部门、团委等也可以采取项目资助形式，外包给志愿者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等开展老年文化活动。

重视老人“重新追寻生活意义”的生命转型

王雅林：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随着老龄化社会结构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医疗保障水平提高，如何丰富自身精神生活成为老人们日益增强的渴望。

要充分了解老龄人口的需求，首先要把他们视为在生命历程转型期通过重新追寻生活意义获得更高生命和生活品质的群体。在这一核心理念下我们可以观察到，城市老年群体有以下三方面强烈需求：一是强烈的群体交往渴求。由于向退休生活转型、家庭小型化、老年空巢家庭等复杂情况，老年人容易产生孤独、迷茫和无所适从感，因此迫切希望“归群”，凡是有归群交往的机会他们一般都会积极参与。比如，老人们爱跳广场舞不仅是为了满足健身需要，也是为了精神“归群”；二是强烈的再学习与提升、展现存在感的需要。由于长期忙于职业劳动和抚养后代，老年人的许多爱好、潜在才艺和生活技能没得到发挥。进入退休生活后，他们渴望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养生保健、文学艺术、科学文化等技能，并以某方面的才艺展示获得人生出彩的体验。三是强烈的健康长寿期望，以此惠及社会和家庭，减轻子女负担。

上述需求，可为党和政府及社会解决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依据。需要做的工作包括：

第一，全党全社会要高度重视老龄人口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许多惠及老年人的政策，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应对老龄化人口精神文化层面的需要成为实施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教、老有所为的工作统筹起来，真正从心灵层面使老年人获得生命依归的感受和深层次的快乐与幸福。

第三，针对现实中老龄人口精神文化需求供给不足的状况，要拓宽供给渠道。市场机制是重要的，但要防止高收费以高盈利为唯一目的。应强调社会供给的公益属性。

第四，创造多种有效的社会供给形式，并总结成效显著的经验。近年来，老年大学成效显著，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办的老年大学为例，每年都吸引2000多位老年人入学，其中大部分是校外社会人员。这些学员共享了高校的活动场地、优质设备和人才资源，通过几年的学习，一些老年学员精神面貌、生活风度、知识才艺等方面有了明显的增进和变化。老年大学成为再社会化、“学以成人”的重要场所。另外，在信息网络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应提供更多面向老年群体的服务软件，促进智慧化生活。

第五，由于生活水平、教育程度、职业背景，性别等差异，老龄人口的精神文化需要呈现复杂多元和个性化特点。养护福利院、异地养老等形式都需要提供精准服务。

第六，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心灵世界的宁静并不完全取决于社会供给条件，更由他们在与社会供给的互动中自我建构。因此，老年工作的落脚点应是焕发老年人自己积极的生活态度，自强自为，勇于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自我再学习，实现再社会化。

帮助老人发现兴趣、走出封闭

李佳：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

我们总是在强调要为老龄群体做点什么，但很多时候这种考虑却很少从老龄群体角度出发，因而忽视了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老人孤独的问题，不仅是要我们多陪老人，更要营造一个方便老人更多参与、更方便交往的社会环境。很多晚辈担心老人受骗、出去不方便，把他们“关在”一个小圈子里。但实际上老人自己是有社交能力和社交需要的。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减少他们与外界的交流看似让老人变得更安全，但却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成年人本着“为了孩子好”的想法教育孩子，总会出现种种问题。现在，成年人又在“为了老人好”的观念下，做着同样的事情。

老年玩具的设计也应该避免类似的思路。首先要把老龄群体的需求与喜好纳入玩具设计的考虑之中，增加玩具的趣味性。其次，要看到老年人的独特性，如老人手指缺少灵活性，视力也在下降，因而设计理念要与儿童玩具有所不同。

还要强调的是，发展老龄玩具的阻碍，在于很多老人将自己当成了丧失活动能力与思维乐趣的群体，或是被家人这样看待，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封闭了起来。年轻人要多鼓励老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走出惯性的旧圈子，帮助老人发现自己的兴趣，寻找满足需求的路径。

多手段完善保障体系，为老人养老“托底”

徐晓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处调研员

在人口逐渐老龄化过程中，高龄老年人的照护问题将会凸显，“缺钱少看护”是社会保障体系需要应对的时代难题。国际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下称“长护险”）制度可供借鉴。新加坡于2002年，韩国于2008年分别颁布了长护险相关法案。我国已经在15个城市开始了长护险试点，试点过程中发现，一是长护险与医保之间的界限定位较为模糊，且尚未形成一个独立险种；二是筹资困难，护理服务费攀升的实际与较为稳定的长护险费率之间存在矛盾；三是长护险由医保机构经办还是由第三方机构经办仍然存在疑问。”十四五”期间，应进一步加强长护险试点工作，为建立长护险制度奠定基础。

由于我国不同省份之间人口结构的差异，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状况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人口净流入的东南沿海省份基金结余较多、人口净流出的中西部省份基金缺口较大。因此，需要遵循养老保险制度统一性的内在要求和互助共济的根本原则，在“十四五”时期实现全国统筹。同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全国统筹并不意味着按照全国统一的标准计发养老金，仍要遵循待遇与缴费相挂钩的待遇确定原则，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按照保基本的原则合理确定养老金水平，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防止出现群体之间养老金差距扩大现象。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应确立“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目标，逐步由单一依靠政府经办的社会保险向多支柱体系发展。目前比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中的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部分相当于“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部分具有强制性、基金积累制的特点，相当于“第二支柱”；商业保险和企业年金都是自愿性养老保障，属于“第三支柱”。从国际社会的保障层面来看，德国、法国、日本等均以社会医保为主，并且存在保险范围逐步扩大、设立个人自付封顶线、向大病患者和弱势群体倾斜的特点；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商业医保则有更加重要的补充、增强作用。我国商业养老保险现在是一块短板，应规范发展商业养老保险，根据各个支柱的特点制定相应政策，促进多支柱协调发展，同时要防范风险，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体系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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