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哥说：“

继《空谷幽兰：寻访现代中国隐士》之后，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在2006年再来中国，寻访禅宗早期的高僧留下的印迹，并将这次心灵之旅写进了他的作品《禅的行囊》里。他认为禅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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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摄影：比尔•波特BillPorter

翻译：叶南

庐山南麓的寺院

湖北黄梅是那种不再有中心可言的城市，一个外来者根本无法找到它的市中心。它在五个方向上同时发展。就算是本地人，也常常搞不清楚哪条路通向哪儿。我换了几辆三轮，终于找到了搭乘“摩的”的地方。去四祖寺的路程只有10公里，转眼即到。

跟弥勒佛和四大天王打过招呼，我爬上了通往寺院客堂的台阶。知客已经在等我。跟着他，来到寺院最后面的寮房，一名负责接待的女居士交给我两只装满热水的暖瓶，把我安排在一个三人间里。我选了中间的那张床。午睡之后，我走出山门，下了台阶，走过庙前的古代廊桥，坐在廊桥下的长凳上，翻开小册子读了几页四祖寺简介。

湖北黄梅，冯茂山中五祖寺。庭前落英缤纷，超脱俗尘，正适合参禅打坐。

廊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建于1350年。它横跨于一条瀑布之上，瀑布催动着一架水车。过去，僧人在此用水车为他们收获的稻谷脱壳，但如今一切已成陈迹。寺庙失去了作为庙产的农田，也因而失去了赖以支持数百名僧侣生计的手段。劳作——这正是禅得以生存的根本。

从没有人解释过，禅为何曾经如此繁荣，以至于成了中国佛教的同义词。多数人相信这是历史或者意识形态力量作用的结果。但这么多年以来，在我踏访了中国几乎所有与禅之滥觞相关的古迹之后，我的结论是，地理因素对禅的崛起贡献最大，超过其他所有因素。最具决定性的地理因素，就在此刻我坐的长凳对面。禅的意义，直到它的实践者开始在田间劳作方始显现。他们耕种的山间谷地，地势平缓而水源充足，且有群山环抱。在长江流域，这样的山谷到处都是，与干旱贫瘠的北方恰成对照。

柏林禅寺的明海禅师在植树节当日组织僧众植树。四祖道信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此后僧人逐渐由托钵乞食，转为集中于寺院组成僧伽，有组织地集体耕作，集体修行，弘法布道。

除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以及禅宗大师慧眼独具的开拓意识，长江流域还远离苛政和暴君，远离游牧民族的侵扰。这里是流放之地，那些不听话的诗人和忠臣们经常被皇帝驱赶到这一带。所有这些因素都对禅宗的勃兴有所帮助。但根本的驱动来自禅宗四祖道信所开创的道路：以自给自足的集体劳作作为禅修之道。

当人们说到禅，通常会想到那些外在的特征：不知所云的谈话，出人意表的行为，或者极简的艺术形式。但这只是从表面看禅。如果深入其中，从心灵中去看，禅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集体的互助中，远比个人独自实践更为可行。

净慧长老曾住持四祖寺，于2013年4月20日安详圆寂。

独处是重要的，尤其是当你在集体中修行之时，但禅的真正力量正来源于那种集体互助式的精神修炼方法。禅宗在中国佛教的诸多宗派中脱颖而出，无论信徒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一时无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其他宗派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禅宗由生活驱动。它的信条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如今，中国的禅宗寺院正在慢慢地重新回到这条最初令它们得以存在的道路上去。但并不是所有的禅寺都有能力这样做——即便是四祖寺这样的大丛林，也还没有收回它曾赖以生存的全部土地。

想到禅与食物的关系，我意识到该回庙里去了。当然，我并没有为盘中餐付出劳动，但是在寺院里作客也是有条件的。我从来路返回，在大殿外遇到了四祖寺的监院明基。他向我招招手，示意我随他去见方丈。1989年，我曾向净慧方丈打听中国隐士的踪迹，如果没有他告诉我终南山里有隐士，我是不可能写出《空谷幽兰》这本书的，从那以后，我们成了法友。

劳作亦禅。慧能在五祖寺舂米八个月，于禅有悟，得弘忍激赏，遂成一代宗师。

除了住持过据我所知至少四座寺庙，净慧还是中国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他通常不会远离北京，而现在，我惊讶地看到他出现在四祖寺的客堂里，和两名居士说着话。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我说。净慧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后，他将在寺里主持一场水陆法会，法会是为黄梅地区的信众举行的,眼下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他要亲自过问。

四祖寺不久前刚刚重修完毕并招募了僧人。所以法会其实相当于四祖寺的亮相演出，它告诉住在附近的人们：如果想要为来世积累功德，去四祖寺是个不错的选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寺庙的首要功能，就这一功能而言，寺庙间也有高下之分，人们似乎认为有的寺庙与来世保持着更为良好的关系。不管怎样，水陆法会在吸引眼球方面的功效是无可替代的——前提是寺庙不要因此而破产。

六祖涅磐于广东国恩寺。禅者修行一世，由戒入定至慧，最终涅磐入寂，达到圆满境界。

净慧问到我的来意，我告诉他，我正在收集禅宗早期祖师们的材料。我问他是否有空和我做个采访，他则建议我去读《楞伽师资记》和他自己的文章。我们坐在那儿交谈的时候，他让侍者拿来一本书，内容是他历年冬天来四祖寺打“禅七”时所做的开示，其中有些内容谈到道信和他的禅法，也许对我有用。他又补充说，对于禅，他想说的都已经说完了。他看起来很疲倦，健康状况也不佳。年龄的增长和身居高位的压力看来都加重了他的糖尿病。

谈话之间，斋板响了。净慧站起身，邀我一起用斋。我注意到他的步伐比从前慢了许多，一面依靠侍者的搀扶，一面还要拄着手杖才能行动。我和明基走在净慧身后，可以听见他在叹息，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过得去那七天的法会。

这正是僧侣生活中令我望而却步的那一部分。我曾不止一次想要跟红尘世界说再见，但我真正喜欢的僧侣生活是它的精神层面，而一想到那无穷无尽的仪式，我就从白日梦里醒了过来。我知道，仪式包含在一切文化之中，我也知道它有不可思议的效力。仪式还让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形成或者强化彼此间的集体认同。人们都这么说。可是，大概是因为业障未消，我还是更愿意站在佛堂之外旁观。我总在想，佛陀当年举行过什么仪式么？我不记得自己读到过任何这方面的记载。佛祖饭前难道也念“供养词”么？

破额山间两道士。黄梅附近的大山中不但有僧，更有延绵不绝的道教传统。与禅宗的集体修行不同，道教隐士更喜欢离群索居，在清净之地，用个人努力，成仙明道。僧道两家的黄衣青衫，构成中国本土宗教景观。

吃完饭就告辞回了房间。午后小睡醒来，我决定出去走走。山门外一座俯瞰寺院的小山岗上，矗立着禅宗四祖道信的真身塔——毗卢塔。通向毗卢塔的土路过去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如今被新修的石阶代替。我拾级向岭上走去。

公元651年，四祖道信圆寂，留下不坏肉身，置于塔中。过去，道信的肉身曾经被人从毗卢塔中取出，用在向龙王求雨的仪式上。再后来，它的遭遇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四祖肉身突然举火自焚；而另一种记载则说它被送回道信的故乡，随后被人火化。总之，道信的遗蜕如今下落不明。

道信的老家在长江边的武穴，离黄梅40公里。也许是因为异乎寻常的早慧，他7岁时就出家做了沙弥。除此之外，道信的早年生活后人所知甚少。592年，在他12岁时，道信游访天柱山，向三祖僧璨求法，很快便成为门下大弟子。9年之后，年仅21岁的道信被僧璨授以衣钵，成为禅宗四祖。僧璨自己离开天柱山，去了华南的罗浮山。

少林达摩洞，初祖达摩自印度东来，面壁九年，开创中国禅宗一脉。

一年之后，道信也离开了天柱山。他渡过长江，沿赣江一路上溯，行至吉安时，吉安城为贼兵所困，道信在城头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七日，便令贼兵四散，挽救了城市。吉安人为了对他的神奇法力表示感恩，在城外的山上建了座寺庙。后来，一群九江的居士邀请他住持庐山大林寺。再后来，另一群居士请他回家乡修建寺庙，于是他回到武穴，在附近的梅川修了一座小庙。之后的公元624年，道信偶然来到黄梅。他一眼看出，双峰山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道场。四祖寺由此诞生，互助的劳作方式也从此进入禅宗的基因。

在此之前的禅宗祖师——初祖达摩、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都过着居无定所的修行生活，四处云游，开坛说法。若是在某处长期居留，他们要么与弟子一起结庐隐修，要么就在寺院里依靠他人的施舍生活。道信改变了这一切。他开创了第一座自给自足的寺院，在这里，僧侣的生活围绕禅修和劳作进行。还要再过150年，才有百丈禅师为这种互助修行的生活方式制定出详细的规则，不过道信开创的方式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众多追随者。道信圆寂时，他的寺院里居住的僧人超过了500名。

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圆寂后，五祖弘忍遂于附近的冯茂山开辟新道场禅定寺，并在此传衣与六祖慧能。

道信的声誉远播至长江流域之外的地方。当朝皇帝曾三次诏令他赴京讲法，但他无意取悦统治者，婉言拒绝了皇家的邀请。皇帝很生气，命令使者传话说，如果人不能来，就把头带来。当皇家使者向道信宣明圣意，他坦然引颈于前。使者回到京城，虽然没有带去道信的头，但是向皇帝禀明了道信不惜献头的意愿。皇帝由衷感叹，反而由此愈加敬仰，于是封了四祖“国师”的头衔。

尽管道信从未去过帝京长安和洛阳，但他至少去过一次南京。许多早期的禅宗文献里都提到，一日道信来到梁武帝故都，城南牛头山上空突现异象，于是前去探访。他在悬崖下发现一位入定的僧人。道信上前问僧人在此做什么，僧人答道：“观心”。道信又问：“观是何人？心是何物？”僧人无言以对，于是连忙起身行礼。当他得知提问者的身份后，便请道信指教。

四祖寺中四祖毗卢塔

四祖向他传授了成佛之道。这僧人名叫法融（594-657），日后也成为禅宗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因为居住在牛头山，他创立的禅宗门派被称为牛头禅。而当道信为自己选择衣钵传人的时候，他选择了另一名僧人。距离四祖塔不远的地方，据说就是当年四祖道信将衣钵传给五祖弘忍的地方。正是这些包含着事件和记忆，将过去和现在联结一处、融为一体的地点，使我的朝圣之旅成为可能。我走上前向胜迹行礼。

天色清朗，这是个朝圣的好日子。从佛法在人间传承的纪念地向山上望去，我突然心动。双峰山的顶峰看上去近在眼前。爬完山回到寺院时，所有人都在准备水陆法会。院子里有比丘尼诵经的声音传来，僧人们正在大殿里安装音响设备。

四祖寺坐落在适于耕作的山间谷地。

我走到大殿外，碰到监院明基，他请我去喝茶。明基今年35岁，来自中国东北的工业区。学佛之前，他在一座发电厂工作。1995年，他第一次听到净慧讲法，第二年就不顾家人反对出家当了和尚。净慧曾告诉过我，明基进了禅堂就不愿意出来。2003年，当净慧从本焕禅师手里接掌四祖寺的时候，他把明基从蒲团上揪了下来，带到这里做了监院。明基说，本焕禅师本来打算重修五祖寺，但是负责宗教事务的地方官员劝他去修四祖寺，因为那时五祖寺还有香火，而四祖寺已经空空如也。那是1994年，从那一年开始，本焕就到处化缘，准备重修这座禅宗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寺院。

本焕居住在中国最为富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他在那里为四祖寺筹集到4000万元人民币。工程完工之后，本焕把寺院交给了净慧。这是禅宗的传统。净慧本人也是化缘的高手。他用同样的手法重修了赵州柏林寺，等到寺院开始运转，就交给了自己的弟子明海。

五台山是汉藏两地的佛教道场。虚云为报父母之恩，曾三步一拜礼朝五台。

重修后的四祖寺焕然一新，有一半还空着。我来访的时候，寺院里只有大约50名僧人和十几名居士，不过这样的规模对于禅修也已经够了。四祖寺每年有三次“禅七”：冬季的一次持续四个星期；春季两次，各三个星期。他们还打算在夏季增加一次为期三周的禅七。明基告诉我，净慧正在附近修建一所尼姑庵。据他说，黄梅城外靠近大别山南麓的这些山岭，是历史上高僧大德和修道大师辈出的地方，共有9位佛教宗师在此开悟，另有13名道教仙人由此飞升。

晚饭后，明基再次邀请我去禅堂加入僧人们的集体禅修，尽管打坐让我的膝盖疼痛不已，我仍然热爱参与这项活动。在禅宗寺院，禅堂是日常生活的核心，且是寺院中最隐秘的所在。大多数寺院的禅堂并不向居士开放，但净慧开示的禅法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俗众的，所以他住持的寺院中总会为居士留出禅修场所，有时候是僧俗都在一处，有时是分开修行，有的还为女居士专门开辟了禅堂。

虚云老和尚于潮州开元寺弘法。他身兼禅门五宗，以苦行和禅定名世，意昭法师曾侍奉左右。

踏进禅堂的大门，我加入了其他40名僧人组成的“跑香”轨道。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路线，以禅堂中央的释迦牟尼像为中心绕圈行走着：上了年纪的僧侣偏好海王星和天王星的运行方式，年轻僧人则像水星和金星一般呼啸而过。我在木星和土星之间的某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7点15分，维那（禅堂的执事）走进门来，敲响座位旁的钟板，所有人都闻声停在原地。他开口说了些什么，我一个字也没听懂。早有人告诉过我，维那的方言极其难懂，大多数时候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也并不为此感到十分难过。对于禅堂这样一个语言和过耳的风声应被等量齐观的地方来说，这反倒很恰当。维那讲完之后，众人走到围绕着禅堂布置的长凳边，找到自己的蒲团，敷座而坐。

一僧一俗，正下五台。禅宗常从“物我归一中体悟禅的真义，唐以后，禅宗寺庙大多依山傍势，选址于幽静山林。

长凳大约有一米宽，上面铺了一层毯子。毯子上放着蒲团，用来垫高臀部以方便双腿盘坐。坐好之后，僧人们又在两膝上盖了一条小毯子——关节炎是禅堂工作者的职业病，毯子是必要的保护措施。晚间的打坐就此开始，并持续了一个小时，这比我的膝盖所能忍受的上限长了15分钟。维那敲响手中的引磬，宣布这一节打坐结束，又用他那风入松林一般的口音说了5分钟，然后再次敲响钟板。每个人都站起身，把毯子和蒲团归置好，转身走向禅堂中央，重新开始了“释迦牟尼太阳系”的运转；当血液逐渐流回双腿，下半身恢复了知觉，又一个个脱离了轨道，向禅堂外面走去。愿意继续打坐的人可以留下，再坐一节。确实有几名僧人留下继续打坐，其他人都离开了，也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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