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边缘性人格的社会

“国家和人一样，具有人类的特质。”

——摘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为什么我永远都不够好？！

打从一开始，莉萨不管怎么做都不对，哥哥是众人眼中的金童，成绩优秀、谦恭有礼，又是体育健将，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妹妹患有气喘，享受无时不刻的关注，而莉萨则是永远都不够好，在父亲的眼中更是如此。记忆中，父亲再三训诫他们，当初他什么都没有，他的父母没有钱，不仅不关心他，还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但他在逆境中熬出头，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读完高中，甚至是医学院。现在他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外科医师，还是外科主任。

莉萨对母亲最早的记忆是，她总是躺在床上，不是病了，就是什么地方痛，同时不忘要求莉萨打扫家里。莉萨很努力照顾母亲，努力说服母亲停药，因为止痛药总是让她昏昏沉沉的。

莉萨想，如果她够好，就能让母亲好起来，也能获得父亲的欢心。虽然她的功课比哥哥还出色，父亲仍不断贬低她的成就，不是说因为科目太简单，就是说她还可以做得更好。莉萨曾想要当医生，父亲却打击她的信心，说她永远不可能当上医生。

当父亲酒喝多了，就对孩子暴力相向。最让孩子们恐惧的，就是父亲醉了揍他们，而吃了药的母亲又无动于衷时。事情过后，除了莉萨，没有任何人能照顾父母，但她痛恨自己必须担起这份责任。

在这些时候，莉萨觉得茫然且孤立无援，与上生物课时的感觉有点像。当她环顾四周，看到同学们不是在用显微镜观察东西，就是忙着作笔记，俨然一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样子。只有她，胃一缩，觉得一阵恶心，不知道别人期望她做些什么，又因为过于惶恐而不敢要求别人繁忙。

后来，她变得自暴自弃。高中时，她开始与问题少年混在一起，还要确定父母亲看见他们在一起，注意到他们怪异的穿着；她还故意让父母看到自己亲吻那个他们听鄙视的拉丁男孩。

由于父亲坚称莉萨不可能成为医生，她便选择护理。开始工作后，她在任职的医院里认识一名豪放不羁的男子，他说要将护理专业贡献在没人关心的地方。莉萨臣服于他的权威之下，两人交往不久便结婚了。几个月后，他喝酒应酬的习性愈来愈明显，也开始出手打她。莉萨被打得伤痕累累，却觉得是自己的错，因为她不够好，无法让丈夫快乐。她没有朋友，她的解释是丈夫不让她交，但内心深处她知道是因为自己害怕与人亲近。

当丈夫终于离她而去，她松了一口气，本来她就想分手，但却无法主动结束关系。痛苦解脱后，随之而来的却是恐惧：“我现在该怎么办？”

离婚后的财产分配再加上本身的薪资所得，让莉萨有能力回到学校读书，这一回她决心要成为一名医生。出乎父亲的意料，莉萨成功地申请到医学院，她对自己的观感也开始提升，觉得自己有价值且受人尊敬。但在医学院就读时，她的自我怀疑又回来了，指导教授嫌她动作太慢，笨手笨脚的，连最简单的操作都处理不好，做事又漫无规划；批评她把检验项目搞错了，又没能实时从实验室取回检验结果。只有与病患在一起时，莉萨才感觉自在，在病患面前，她可以因不同的需要转换成任何角色：有时亲切又充满爱心，必要时也可以与病患正面对立，严格的要求他们。

除此之外，莉萨在医学院也饱受偏见之苦，她的年纪比大部份的同学大一截，背景不同，又是女性。许多病患叫她“护士”，有些男性病人则不愿被“女”医师诊治，莉萨感到又伤心又愤慨，因为这个社会与她父母一样，剥夺了她的尊严。

崩解中的文化

当我们检视心理学的各种理论时，若将理论形成时的文化和时代背景纳入考虑，将产生不同的理解。例如，佛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接之际所建构的理论体系，后来成了现代精神医学的思想基础，但其文化背景却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结构。他认为精神官能症的原因，是由于所谓的不当念头和感情受到压抑，像是攻击性，特别是有关性爱的。在当时严谨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理论完全合乎逻辑。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人们可以公开地表达攻击性与性欲的本能，而社会环境比起佛洛伊德当时更为复杂难懂。相较于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的欧洲，现代西方文明中“身为男人”或“身为女人”所代表的意义，显得模糊不清。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结构不再那么僵化，家庭单位与文化角色的定义也含糊笼统，就连“传统”这个概念也不甚明确。

虽然社会因素可能不是导致边缘人格（或其他的精神疾患）的直接原因，至少是重要的间接原因。从许多方面来说，社会因素与边缘人格互为因果，其重要性不容忽视。首先，如果边缘人格的发病原因源于童年时期许多证据都导向这个结论），则发病患者数目的增加，很可能是因为家庭结构和亲子互动模式的改变。因此，儿童养育的模式、家庭生活的稳定，以及儿童受虐和被忽视的案例等等方面的社会变化，非常值得深入探讨。

其次，对于饱受边缘人格症状所苦的病患来说，社会普遍性的变动对他们造成极大的影响。以缺乏结构的美国社会为例，对边缘人格者来说最难适应，因为他们最是缺乏的能力之一，就是为自己建立起架构。而妇女不断地转换角色（例如，全职主妇相对于职业妇女），似乎更恶化了认同的问题。有些研究人员将边缘人格经常出生在女性身上的原因，归咎于妇女角色的冲突，偏偏这个冲突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这些边缘人格案例的严重性，可能藉由亲子间的互动，传衍到未来的世代，长此以往，问题将像滚雪球一般愈滚愈大。

再者，不论是人格疾患整体而言，或是单就边缘人格这项疾患来说，都有愈来愈常见的趋势，这也许是对当代文化一种自然且必然的响应，或者说，是当代文化的一种彰显。就像克里斯托弗•拉许在《自恋的文化》书中提到的：

每一个社会都将本身的文化，也就是杜会规范、预设的基本立场，以及组织经验的方法，复制到社会组成份子的身上，形成所谓的性格。就像涂尔干曾说过的，人格就是个人经过社会化的结果。

边缘人格是因应压力的病理反应

很多人认为，美国文化已与过去脱节，与未来也没有连结。面对科技进步和信息泛滥，个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来学习和练习，因此牺牲了社交的机会。离婚率升高、对托儿服务更加倚赖，以及举家迁徙的机会增加等种种因素，都使得社会不再稳定、不再令人信赖。个人很难，甚至不能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深植于内心的孤独感、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与行径、空虚、焦虑、沮丧，以及自尊心的丧失。

边缘性人格症候群是对这些压力的病理反应。由于环境不够稳定，因此无法提供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无怪乎边缘人格者会产生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自毁性行为、大起大落的情绪、冲动、愤怒、人际关系不佳，以及受损、扭曲的自我认同，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响应文化社会中的紧张与冲突。就某种程度而言，几乎大多数的人都有边缘人格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被当前的社会条件大规模地引发，甚至是养成的。《纽约时报》的作者刘易斯•萨斯的解释是：

就好像团体中总需要有代罪羔羊作为牺牲一样，每个文化也都会以某种方式呈现特有的社会病态。佛洛伊德时代的歇斯底里症，是当时性压抑社会下的产物，而边缘人格者四分五裂的自我认同，代表着我们社会中原本稳定的单位逐渐分崩离析。

虽然一般认为，边缘人格的病例是在过去几十年内才迅速增加的，有些精神科医师却相信，早在二十世纪初期边缘人格的症状便已像今天这般普遍，是因为边缘人格的症状经过正式的确认与定义，所以现在常被诊断出来以目前的诊断标准来看，佛洛伊德早期经手的某些病例，在今天可能会被诊断为边缘人格。

然而，以上所述的可能性，并非忽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精神科医师的诊疗室中，边缘人格者的确愈来愈多，而从一般人身上，也愈来愈常观察到边缘人格的特征。实际上，边缘人格之所以能被普遍辨识出来，临床医学的文献对这个主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广泛，主要是因为边缘人格不仅在医疗界很常见，在社会文化中也很普遍。

四分五裂的社会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社会架构逐渐四分五裂，这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的家庭结构，如核心家庭、大家庭及安土重迁的观念，已被各式各样的新式家庭、社会运动和趋势所取代。离婚率逐年攀升，嗑药、酗酒、虐童事件层出不穷，犯罪行为、恐怖主义和政治暗杀时有耳闻，种种现象如此频繁，有时甚至是见怪不怪。

其中某些现象的产生，可能是由于社会未能达成“社会和解”。就像第三章所提到的，幼童在“分离-个体化”的阶段，会小心翼翼地离开母亲去探索周遭的环境，也会一再回到母亲身边寻求温情、接纳和熟悉感。这个和解的循环若被打断了，通常会导致幼儿日后缺乏信任、人际关系受阻、空虚与焦虑的情绪产生，以及对自我形象的不确定感，而这些都是构成边缘性人格疾患的特质。同样地，当今的文化可能形成了一种阻碍，人们无法找到以为慰藉的稳定力量，以至于妨碍了“社会和解”的健全发展。

在美国大部份的地区，一个家庭通常需要两份薪水，才能维持良好的生活水平，父母不得不将养育子女的责任交予他人；此外，很少有雇主会主动提供员工有薪的育儿假，或是在公司设置托儿设施。由于工作的需求及社经的压力，现代家庭经常搬迁，但这种高行动力却把人们带离稳定的社群基础。街坊邻居、邻近亲戚的往来，以及社会中固定的角色功能，都是我们逐渐失去（或已经失去）的慰藉。

传统习惯一旦消失，社会中的成员可能会产生被遗弃的感受，无所依靠地漂流在茫茫大海中。我们的下一代缺乏历史感与归属感，不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拥有稳固的一席之地。处在这样疏离的社会中，个人为了要建立操控感与熟悉感，便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病态行为，例如物质滥用、饮食性疾患、犯罪行为等等。

社会无法提供和解的功能，而个人不能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安慰与稳定的力量，这个现象正反映在过去几十年间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上。人们像是乘坐云霄飞车，从六〇年代震撼人心的“我们的时代”，到了七〇年代自我陶醉的“我的时代”，再到八〇年代崇尚物质、瞬息万变的“享乐的时代”。随着外在环境的改变，人们内在的价值观也随之改变，六〇年代呼吁的是利他取向的“爱、和平与博爱”；七〇年代所提倡的是“自我意识”；而八〇年代崇尚的是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

当社会走向个人主义并以自我为中心时，却牺牲了个人对团体的忠诚，对家庭、邻里小区、教会、职业和国家的奉献。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原本提供了社会和解的功能，当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愈来愈疏离时，个人所出现的反应，实际上就是边缘人格的症状，像是自我认同感低落、人际关系恶化，孤独、寂寞、无聊的情绪生起，以及冲动行为（由于缺乏团体压力所形成的稳定力量）的出现。

在两极之间拉扯不断的大环境

就像边缘人格者眼中的世界一样，我们的世界从许多方面来说，也处处充满矛盾。理论上，我们应该是信奉和平的价值，但在马路上、电影中、电视里和运动场上，无处不充斥着攻击与暴力。

社会力量不断利用我们对童年、对单纯时代的怀旧之情，想说服我们拥抱一个两极化的迷思——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各个宗教派别都要我们相信，他们那一派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途径。当今的法律体系是建构在“一个人不是有罪就是无罪”的假设前提上，中间几乎没有灰色地带，如此一来，法律体系便永远抱持着“生命的本质是公平的，正义是可以达成的”的迷思，换句话说，当坏事发生时，必定是某个人的错，而那个人就必须付出代价。

在这个日渐繁荣、高度科技化的社会中，信息的泛滥及五花八门的休闲方式，更使得人们难以决定生活中的轻重缓急。不论就个人或整体社会而言，我们的理想是在工作与休闲之间，在利他与自利之间达成一个平衡。但在这个崇尚功利主义的社会中，自信与强势之间、个人主义与疏离主义之间、自我保护与自私自利之间，差别只在咫尺。

我们对科技的崇拜，使我们执着于追求精密，计算器和计算机取代了九九表和计算尺，魔鬼粘剥夺了小孩子学习绑鞋带的机会。为图方便与精确，创意与智力的运用被牺牲了。

诸如此类，都是想要在一个原本是随机、不公平的世界中，强加秩序与公平，这等于是赞同边缘人格者枉费心力地在黑与白、对与错、好与坏之间作选择。但事实上这个世界是由更微妙的因素所构作，它既不公平亦不精确，必须以更复杂的观点来看待。一个健全的文明，可以接纳模糊、不确定的事物。试图消除不确定性，或是无视于不确定性的存在，便容易导致边缘人格社会的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生活在边缘地带，一边是富裕、健全、高科技的安乐土，另一边则是贫穷与游民、嗑药与心理疾病的黑暗国度。我们一方面梦想着活在理智的、安全的世界里，而另一方面又有着疯狂的梦魇，恐惧世界终将面临末日的一天。

社会变迁的代价，反映在现代社会的压力以及与压力相关的生理疾病上，例如心脏病、中风、髙血压等。如今我们也得面对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心理疾病必将成为我们付出的代价之一。

对未来的恐惧

过去几十年来，医疗体系已观察到精神医学一个基本趋势的改变，那就是从精神官能症转变为人格疾患。精神科医师吉欧瓦契尼（PeterL.Giovachinni)写到：”临床专业人员似乎正面对着人数不断增加的病患，这类病患的症状无法以目前的诊断标准加以归类。他们所患的并非明确的症状，而是一些定义模糊的不适……。当我如此形容这类患者时，基本上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指的是哪些病患。”

当然，这类的报告在八〇年代已是稀松平常，人格疾患取代了古典的精神官能症，成为最常见的精神疾患。是哪些社会、文化的因素影响了这个病理上的改变呢？包括拉许（Lasch)等许多社会观察家相信，我们对过去的贬抑是其中一项原因：

活在当下是目前一般人热情追寻的目标，要为自己而活，不为前人也不为后人而活。历史延续性的概念，也就是承先启后的概念，正急速流失中。

历史具有延续性的这个概念一旦丧失，会影响我们对过去与未来的看法。对过去的贬抑将切断对未来的联系，而未来便成为一望无际的未知，充满希望，也充满恐惧。时间是由具有连续性逻辑的事件所形成的线，在线的事件受过去的成就和目前的行动所影响，若是丧失了承先启后的概念，便会将时间视为独立存在的点，无关过去也不会影响未来。

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实证研究一致显示，他们存在着对危险的警觉性以及对生存的无望感，对未来的展望仅限于短期，对能否成就生命的目标感到悲观。并且一再提到自杀是应付威胁的一种策略。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爱德华•拉温（EdwardLevin)的说法，当他询问青少年：“在你的想象中，十年后的自己会在做什么？”通常得到的答复是：“我们那时都已经死了。”

就如我们看到的，边缘人格者是以“当下”为依归的具体例子，他们可说是患有文化失忆症，对过去的历史没有兴趣，也没有温暖的回忆，偏偏这正是支撑我们一般人度过艰难时期的支柱。由于缺乏能协助度过难关的愉快回忆，患者注定得不断承受痛苦的折磨。也由于他们无法从错误中学习，必将重蹈覆辙。

对未来感到恐惧的父母，不太可能注意到下一代的需要。现代的父母在情感上是抽离又疏远的，同时对孩子又是放纵、溺爱的；这类父母非常有可能养育出具有边缘人格的子女。

人际关系的丛林

过去几十年间，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可能要属性爱的规范、角色与行为等方面的改变：从五〇年代的性压抑、六〇年代“自由之爱”和“开放式婚姻”的性爱革命，到了八〇年代，由于对艾滋病的恐惧，导致人们重新思考性爱的价值。

由于社会的变动，人们愈来愈难获得或维持深厚持久的友谊、爱情与婚姻。七〇年代结婚的夫妻中，有一半会在八〇年代离婚。拉许曾经写到：“当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像战争、愈来愈野蛮时，从表面上来说，人际关系照理将缓和这些状况，但实际上却也沾染了争斗的特质。”

边缘人格者也许比非边缘人格者更适合处在这样的争斗之中。具有自恋性人格的男子，需要取得主导权并受人崇拜，这正好契合了女性边缘人格者想被人控制与接受惩罚的矛盾需求。女性边缘人格者通常在很年轻时就进入婚姻，藉以逃离原生家庭的混乱。她们依附着独断霸道的丈夫，而夫妻两人又共同制造出有害的家庭生活，落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相处模式。此外，边缘人格的男性与自恋性人格的女性结合，称不上典型，但也很常见。

被虐待狂是边缘人格的情爱关系中一个明显的特征。从令人痛苦的依赖关系中，产生了“打是情，骂是爱”的陈腔滥调。边缘人格者在小的时候，尝试与母亲或原初养育者建立成熟的关系，但得到的却是痛苦与困惑。长大之后，边缘人格者与生命中其他的伙伴，像是配偶、朋友、神职人员和医师的关系，又重新唤起他早年的困惑。尤其是被批评或虐待的经验，会强化边缘人格者毫无价值的自我形象。例如，莉萨在小时候因父亲的批评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成年后与丈夫和指导教授的关系，又加强了她内心深处自认为毫无价值的感受。

到底谁才是受害者?

有时候，边缘人格者的被虐狂会演变成虐待狂。以安为例，她明知丈夫赖利有酗酒的问题，有时却反而鼓励丈夫喝酒。她也很清楚，赖利喝醉时会有暴力倾向，但她又借机挑起争执。被丈夫毒打之后，安会像军人炫耀战时留下的伤痕一般，展示满身的瘀伤，使赖利回想起自己的暴力行为而感愧疚。她还会坚持与赖利一同外出，在公开场合向别人解释，这些伤痕是撞到门之类的意外所造成的，每一次事件发生后，赖利便深感懊悔与愧疚，而安却表现得像是一名长期受苦的殉道者。她利用自己挨打受伤的方式来惩罚赖利，而在这样的关系中，到底谁是真正的受害者，答案却愈来愈模糊。

就算一段关系显然决裂了，边缘人格者仍会匍匐着回头继续寻求惩罚，并觉得自己受到这样的践踏是罪有应得。对边缘人格者来说，改变和孤独更可怕，遭受惩罚时的感受反而是他所熟悉的，因此也比较容易面对。

“骑驴找马”是现今社会关系中典型的情爱模式，在结束目前的恋情之前，需要先建立起新的恋情。边缘人格者就是不断需要恋情的例子，在情爱关系中的边缘人格者，就好像正攀爬在原野乐园里攀架上，当一只手尚长抓牢下一根横杆之前，绝对不会松开另一只手。除非边缘人格者看见地平在线已迎面走来一位新的白马王子，否则通常不会离开施虐的现任配偶。

社会的性爱规范较为宽松，以及情爱关系结构较不明确的时期，例如六〇年代晚期以及七〇年代，边缘人烙者反而较不能适应；欠缺架构及提供更多自由的情况，反而困住了边缘人格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规划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很讽刺的是，性爱关系较保守的时期，如八〇年代晚期（部份原因是由于艾滋病的扩散），反而对边缘人格者有利。由于恐慌，社会强加了更严密的规范与界限，若想越界，就得冒生命与健康的危险；冲动和性滥交的行为，随之而来的将是严酷的代价。这些外部的规范架构有助于保护边缘人格者，使他们不易作出自毁的行为而受伤。

性别角色的改变

二十世纪初期，社会中的角色不像今日这般多元，角色的内涵和定义比较清楚，兼任角色也比较容易与主要角色统合。母亲主内，管理家务，负责养育子女，就算有家庭以外的兴趣，多半也是原本角色的延伸，例如参与子女学校的活动、培养嗜好、担任义工；父亲的工作与他在社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能互相结合。而两人彼此的分担也大致能合作无间。

然而在今日复杂的社会中，个人必须担任的角色过多，许多角色并不易融合在一起。例如，职业妇女的两个角色性质分明，要两者兼顾，必须经过一番挣扎。大部份的雇主要求职业妇女将家庭与职场分开，以至于当某一方出问题而影响到另一方时，职业妇女便觉困窘或罪恶感。

现代的父亲们也发现，自己所担任的工作和家庭角色各自独立、互不相关。不像以往的父亲，他可能是杂货铺的老板，住家就在店面的楼上。而现代的父亲大多在离家好一段距离的地方工作，能跟家人相处的时间比以往的父亲少很多。此外，现代的父亲在家庭中的责任也较以往为重。

在解释边缘人格为何在女性之中如此普遍时，一般都将重点放在过去几十年间角色模式的改变。最新的研究报告指出，边缘人格者中有三分之二为女性（参见第一章）。过去，女性的生涯规划基本上只有一种模式，那就是结婚（通常在二十岁左右）、生孩子、在家带孩子，并且必须压抑自己对事业的野心。相反的，今日年轻女性所面对的，是各种期待及各式各样的典范，从单身职业女性到已婚职业妇女，从传统养儿育女的母亲到兼顾婚姻、事业和子女的“超级母亲”。

男性同样也面对新的期待，但不像女性所面对的那般多样、广泛，角色之间也比较不冲突。现代的男性被期望能更敏感、更开放，并且必须比过去的男性承担更多教养子女的责任，然而，这些责任和特质，通常仍能符合男性身为“供应者”或“协同供应者”的角色。举例来说，很少有男性会放弃、或认真考虑放弃事业，而决定作一名“家庭煮夫”，男性也很少被期望去担任这个角色。

在两性关系与家庭关系的演变中，男性需要的调整比女性少得多。举例来说，由于男性通常是家计收入的主要来源，举家搬迁大多是出于男性的工作所需。在怀孕、生产、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男性需要面临日常生活改变并不多。反观女性不仅得承受怀孕与生产带来的生理负担，也必须在生产时放下工作，之后还得为了重回职场而调适，或者决定放弃事业。许多双薪家庭中仍是由女性挑起料理家务的责任，而会调整自己的时间待在家里照顾生病的孩子，或是在家等待修缮工人来修理东西的，通常也是女性。

性别、文化偏见所造成的误解

虽然女性成功地在社会和职业上获得更多的选择，但在过程中可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夹在事业、家庭和子女之间，痛苦地为自己的生涯规划下决定；她们与儿女、丈夫的关系变得紧绷，不仅在作决定时得面对压力，依自己作出的决定而生活时也得承受压力，对于自己的身份、想成为什么人，在在困惑不已。以这个角度来看，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较容易患有边缘性人格疾患，因为自我认同和角色定位上的混淆，就是构成边缘人格的要素。

尽管统计上的证据显示，边缘人格是“女性的疾病”，但是临床人员也表示，目前女性患者并非真的比男性多，而是她们的症状较显而易见。例如，过去的社会不容许女性勃然大怒，而在今日开放的社会中，这个边缘人格的症状便能浮现出来。女性今日所处的时代，能够接受，甚至鼓励人们开诚布公地沟通并表达情绪，因此对她们而言，将怒气和内心的情绪发泄出来，已被认为是能矫治压抑的健康方法。职业妇女特别受到期待：必须在工作上展现果断，许多训练“决断力”的课程也多是针对职业妇女。几世纪以来，女性一向被塑造成“含蓄、端庄”的形象，甚至到了今天，仍有许多女性深信这样的教育；但突然之间，以男性主导的社会却开始鼓励女性表现强势，并表达内心深处的情绪；但同时又期望她们在情绪霞泄时，能随心所欲地说停就停。

一份研究也对另一项文化上的偏见作了说明。该硏究发现，在西班牙语系的社会中，诊断出患有边缘人格的男性与女性比率几乎一样，这个结果与大部份的研究结果相反，女性边缘人格的比例比男性高。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导因于社会文化的差异及临床偏见：

根据我们的研究，在西班牙语系的社会中，男性被诊断为边缘人格者的人数可能比实际情况多，这是由于临床人员大部份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白人，不会说西班牙语……波多黎各文化中视为正常的行为，若在这个文化圈以外的地方来判断，则可能被认为过当。例如，西班牙语系社会中的男性，有着丰富的肢体语言和夸张的行为，在不熟悉这样状况的临床人员眼中，可能被视为是冲动、不当的愤怒以及情绪不稳定，而这些都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所列的边缘人格症状。

同样的，既然治疗师以白人和说英语的人为数最多，他们可能忽略病患的某些特质，例如夸张的行为、无法掌控愤怒与冲动等，而当成是西班牙语系女性做作的风格，或是典型的行为，以至于无法辨识。

边缘人格到底是不是“女性的疾病”，尚有许多争议。在此仅要指出一点，角色混乱对女性所造成的困扰和冲突，可能是她们为了获取更多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同样的，女性为了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必须付出代价，可能是被迫必须采取一套自己不喜欢的（传统上是男性的）行为模式。种种原因加总起来，就算不能证明女性比男性容易患有边缘人格，至少可以知道，这些因素会使得女性边缘人格者的人数增加，症状更严重。

边缘人格与性别取向

性别取向也是让边缘人格者困惑的角色之一。这点与某些研究人员的看法吻合，据他们的估计，边缘人格者中同性恋、双性恋和性别偏差的比例将显著提高。边缘人格者的同性恋倾向可能源自童年时期，成因包括：缺乏角色模范、曾遭性侵害、需要他人关爱和注意的需求未被满足、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自在、被灌输与本身性别相反的信息。

家庭与儿童教养模式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的社会在家庭和儿童教养两者模式上，经历了惊人的改变：

•核心家庭的数目逐渐减少，离婚是主要的原因，据估计，58%的美国儿童，大部份时间是生活在单亲家庭中。

•另类的家庭结构（例如“继亲家庭”，也就是两个单亲家庭组合成的新家庭）使得许多儿童由非亲生父母扶养长大。

•搬迁能力的增加，传统上祖父母、兄弟姊妹、堂表亲戚都住在附近的大家族生活形态，几乎已消夫殆尽，家庭因此变得孤立无援。

•出外工作的妇女人数大幅增加。直到1990年，美国母亲有将近75%是职业妇女，这个比例是1954半学龄前儿童中母亲在外工作比例的十倍。

•由于妇女在外工作，被安置到托儿所、安亲中心的儿童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多的人数，而且开始托婴的年龄也比以往小很多。一份研究显示，自1980年到1987年，幼童托儿的人数增加了45%。

*明显的证据指出，在1987年之前的十年间，儿童受虐与性侵害事件有严重增加的现象。

儿童养育模式的改变，对儿童及父母的心理造成什么影响？精神科医师与儿童发展专家大多同意，生长过程中经历过创痛、环境不稳定或曾受虐待的儿童，到了青少年与成人时期，产生情绪和心理问题的机率比一般人高。此外，这类环境中的家长很可能也具有压力、罪恶感、忧郁、自尊心低落等等状况，这些特质都与边缘人格有关。

詹姆士•马斯特森（JamesMasterson)曾提到，由政府提供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国家，例如北欧国家及正朝向这个目标的美国，造成国民对社会的依赖，反而会妨碍人们发展出自主性，并促使人们产生边缘人格和反社会的行为。在以色列屯垦区的公社制度中，托儿中心是养育儿童的地方，这类儿童的原初养育者并不是他们的亲生父母，而是一群扮演父母角色的人。这样的家庭结构可能可以培养出士兵，或是分工社会的一个齿轮，但儿童“分离-个体化”的过程却有被淡化的倾向，并且阻碍儿童发展出自主性和个体化的意识。在日本，典型的母亲一开始会将儿女高高捧在手上，宠爱有加，当他们长大之后，母亲又会特意培养子女的罪恶感，并藉此操控子女。马斯特森认为，这样的结果使得日本以社会运作顺畅而闻名，但个人的特质中却严重缺乏创意、自主性和亲密。

日间托婴

婴儿在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中，开始对“自己”和提供照顾的“他者”发展出情绪与感知（参见第三章），开始学习有关自己的一切，奠定形成自我的基础。同时，父母也开始学习如何提供照顾，建立与婴儿间双向的交流——反馈系统，而这是婴儿首次参与的社交沟通。婴儿开始感受到情绪，同时学习如何引发与响应照顾者的情绪。

根据布列兹顿（T.BerryBrazelton)与其他著名的儿童发展专家的看法，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对未来情绪的发展、应对的模式与自尊心的建立极为关键：“从开始到完成社交沟通的整个过程，婴幼经历了一个反馈的循环；幼儿产生熟练的感觉后，对自我认知也获得肯定，进而受到鼓舞而继续发展。”

大量的证据指出，婴幼儿若被剥夺机会而无法学习有关自己的一切，将有损情绪与感知的发展，往后在自我认同、自尊心、安全感、“分离-个体化”和社会关系等层面上，很可能遭遇难题，这些都与之前讨论过的边缘人格症状有关。

日间托婴对父母的影响也很大，许多研究都显示，日间托婴是双薪父母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在婴儿出生的头几个月中，父母若被迫无法待在家里，通常容易产生忧郁、罪恶感以及受欺骗的感觉，并且自认为不够资格当父母。母亲尤其可能产生无力感和罪恶感，更可能为了因应这些感受而产生防卫心态：（1)否认这些感受的存在；(2)将“好母亲”的形象投射在日间的褓母身上，自己则扮演起“坏母亲”的角色，或者正好相反；（3)为了减轻分离的痛苦，在情绪上刻意与孩子疏离。

有些关于日间托婴的研究指出，婴幼儿早期若长时间交付外力的照顾，日后可能导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不稳固，以及子女出现不听话、具攻击性、安全感低落的现象。但这些研究结论也遭到某些心理卫生专家的驳斥，他们指出日间托婴对幼儿感知和社交发展的正面影响。“几乎这一整个世代的儿童，都是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教养长大的。”著名的耶鲁大学心理学家齐格乐（EdwardZigler)曾写到：“只有等到这些婴儿长大成人，我们才能得知这个模式最后所产生的影响。”

信任的破坏者

儿童受虐或受到忽视已渐渐被认为是有害心理健康的问题。身体受虐的学龄前儿童，表现出来的特征包括：压抑、忧郁、疏离、行为问题（例如过动和暴躁）、无法控制冲动、具攻击性、和同侪相处不来。

约翰•伦农（JohnLennon)说：“暴力将招致暴力。”对被虐打的儿童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受虐的人通常会变成施虐者，问题会一代传一代，延续存在好几十年。

由于边缘人格者中曾受虐待或遭到忽视的案例如此之高，可以视是否受虐或遭到忽视来作为分辨边缘人格和其他人格疾患的指标。最常见的形式是言语或心理上的虐待，肢体上的虐待居次，再来是性侵害。肢体虐待和性侵害可能在性质上虽是较为激烈的方式，但在情绪上受到虐待的儿童可能完全失去自尊。儿童情绪上的受虐有下列几种形式：

•贬损——不断贬低儿童的成就，并过分强调儿童的不当行为。只要持续一段时间后，儿童真的会相信自己又坏又没用。

•吝于给予注意——总是心有旁鹜的父母，对儿童的发展不表兴趣，而且在有需要的时候吝于给予关爱。

•专制——采用极端的威胁来掌控儿童的行为。有些儿童发展专家将此种虐待，拿来与恐怖份子使用在人质身上的洗脑方式作比较。

就像心理学家休•米西迪恩（HughMissildine)所描绘的，受到忽视的儿童的行为模式反映了边缘人格者成年后的两难处境：

如果在童年时受到忽视，可能会使你不断地找寻一个又一个的伴侣，希望找到一个能弥补缺憾的伴侣，姑且不论是什么样的缺憾。你也许没有能力关照自己，希望藉由婚姻结束这样的状况，之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令人忧心的处境。虽然结了婚，情绪上仍然没有归属……除此之外，小时候受到忽视的人总是焦虑不安，因为情绪无法获得满足……种种焦躁、冲动的行为，造成生活中充满激情的假象……举例来说，这样的人可能与一个人订了婚，同时又与其他两、三个人维持性关系。任何人只要表现出仰幕、崇拜之情，便能取悦他们，因为他们对关爱的需求是如此强烈，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判断力。

依据我们对边缘人格成因的了解（参见第三章），虐待、忽视或幼年时长期与父母分离，将使得幼儿无法信任他人，自尊心与自主性受挫，并且无法正常发展出因应分离及形成自我认同的能力。长大成人后，他们可能一再重复令人挫折的关系模式，将痛苦和惩罚视为亲密的表现，也真的相信“打是情、骂是爱”。当边缘人格者长大后，可能会以自伤的行为来代替父母对他的虐待。

缺席的父亲

由于离婚率增加，必须在父亲缺席或是未给予情绪支持的情况下成长人数更甚以往。由于法院大都将子女的监护权判给母亲，大部份的单亲家庭是以母亲为首。就算法院作了共同监护权或自由探视权的判决，父亲可能在离婚之后马上再婚，展开新的家庭生活，因此从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消失。

近来的趋势是由父母平均分担养育子女的责任，但这个趋势反而使孩子在父母离异时更加难过。毫无疑问的，儿童因来自父母双方的照顾而受益，但当父母离婚时，也意味孩子失去更多；父母若在儿童发展人格的时期离婚，对孩子的伤害也更大，因为孩子在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发展阶段必须面对。

相关离婚造成影响的研究显示，学龄前的儿童由于恐惧被人遗弃，当父母离婚时通常极为难过，出现依赖与发展退步的情形，以及对分离产生严重的焦虑。也有为数众多的儿童表现出忧郁的症状，或在童年晩期出现反社会的行为。

当父母分居或离异时，儿童对肉体亲密的需求增加。举例来说，小孩常常在父母离异时，要求跟父亲或母亲一起睡，如果这个习惯持续下去，最后也变成父母自己的需求时，儿童的人格自主性和个体完整性将受到威胁，无法健全发展。此外，若父亲或母亲本身因离婚而感到孤独，并因感情受创而自怜自哀，也可能会抑制子女的成长。

在许多父母离异的例子上，儿童变成双方交战时的人质。某位父亲经常忽视自己的探视权，但当他在生孩子母亲的气时，会突然要求女儿到他家住，这类的造访通常让孩子觉得不舒服，对父亲和新家庭也会造成不快，但却被父亲用来当作惩罚母亲的手段，而那位母亲受制于前夫的要求，也只能心感愧疚而束手无策。另外一名儿童，在母亲定期为了要求更多赡养费而与父亲打官司时，被卷入冲突之中。以礼物贿赂孩子，或以中止学费和生活费的补助作为威胁，也是冲突不断的离婚父母经常用来对付彼此的武器。不论是贿赂或威胁，对孩子的伤害通常比对对方的伤害来得大。

此外，儿童还可能被卷入法庭的争端，被迫为父母出庭作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是父母、法庭或社会福利机构，都无法保护孩子。而孩子通常会感到十分无助(因为不论他再怎么努力，父母的冲突依然不断），或者发展出不当的权威感（他的证词能左右父母之间争斗的结果）。他可能对自己为难的困境感到愤怒，但又恐惧最后父母都想抛弃他。以上种种便成为发展边缘性人格疾患的温床。

除了离婚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会对儿童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过去几十年来，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的军人，以及许多战俘营和集中营的生还者，其子女都已长大成人。这些军人和幸存者不只是子女成长时长期离家的父亲，他们由于经历战争而发展出创伤后压力疾患，或是延迟出现哀恸反应（“重创后的哀伤”〔impactedgrief〕），更对子女的发展造成深远的影响。

“父亲缺席症候群”（absentfathersyndrome)造成病理后果是，因离婚或死亡而破碎的家庭中，母亲通常为了弥补子女而成为最完美的家长，为孩子的生活作全面性的安排，如此一来，子女得以发展自我认同的机会自然变得很有限。少了另一位家长居间缓冲，母亲与子女的关系可能太过紧密，以至于无法健全地进行母子之间的分离过程。

虽然母亲通常想办法要取代缺席的父亲，很多例子都显示，实际上是儿女替代了缺席的丈夫。父亲缺席的情况强化了母亲与子女之间的共生关系，成长中的孩子会过于理想化母亲，希望能永远取悦母亲。而单亲家长对孩子的依赖也可能持续下去，进而阻碍孩子的成长和个体化，也种下边缘性人格疾患的种子。

放任的教养放与频繁的搬迁

现代放任式的儿童教养模式，将传统的父母功能移交给家庭以外的机构，像学校、大众媒体、工商产业等等，对亲子关系的质量影响很大。父母对书籍与教育专家的依赖，取代自己身为父母的“本能”，许多双薪家庭把工作摆第一，教养儿童的任务反而退居次要，“高质量的相处时光”成了推诿之词，为的是掩饰父母因“时间不够”而产生的罪恶感。

许多父母出于补偿的心态，极力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却很少给予真正的温情。自恋的父母将子女看成自己的延伸，或是自己拥有的物品或财产，而不将子女视为独立的个体。父母对子女的情感虽然疏离，但给予子女的注意力却又多到令人喘不过气来，导致子女过度夸大自己的重要性，产生退化的防卫机制，并且丧失自我认知。

些外，搬迁比以往更为频繁，这对儿童来说，可能带来更丰富的教育利益和文化交流，但无数次的迁徙之后，产生的是无根的感觉。有些研究员发现，如果问经常搬家且在每个地方停留短暂的儿童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家在哪里？”得到的答复通常是困惑的，或者根本没有反应。

由于搬迁频繁的生活模式，通常与工作的需要有关，这类家庭的父母之中，至少一位或甚至两位的工作时数过长，能给予子女的时间相对变少；加上不够稳定一，无法提供儿童发展过程牢固的基石。此外，经常搬迁也带来另一项负面的后果，让这个世界变成由不断变换地点和面孔所形成的动物园。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可能怀着无聊和寂寞的心情长大，所以必须不断寻找刺激。由于他们被迫不断地适应新的状况、认识新的陌生人，也许因此失去稳定的自我认知。在搬迁频繁的环境中长大的人，可能在社交上应对优雅，但他们通常都觉得自己是在装腔作势。

随着迁徙次数的增加，街坊邻里、学区体系、教会和民间组织、友情等等这些稳定性的力量也日渐薄弱，家族中各世代住得愈来愈远，大家庭的模式逐渐消失，家族成员无法再提供情感上的支持，也不能互相帮忙照顾下一代。儿童在不认识祖父母、堂表亲戚的情况下长大，不仅无法对过去的历史产生强而有力的连结，也缺乏温暖的亲情来源，以至于无法滋养健全的情绪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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