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性研究ing

编者按

性社会学，只不过是社会学的一个弱小分支。在西方，它发展不过百年，学者不过百人；在中国则更是历史短而人数少，但是，它研究的却是人类生活中发生最频繁、体验最深刻、意义最广泛的重大活动之一。人类智慧数千年来对于自身的几乎一切认识和争论，都可以在“性”（sexuality）这里得到集中的体现：精神与肉体、个人与社会、美与丑、生命与死亡，等等，不一而足。不妨说，“性”是研究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

在2019年，性研究ing将在介绍会议论文及其他重要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余，推出“性社会学研究文献回顾”栏目，介绍发表在中英文期刊上的部分性研究文献（仅摘编题目与摘要），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检索便利，也方便了解中文的研究语境。中文文献的梳理偏重中国大陆，以五年为间隔，以社会学与人类学领域为主。英文文献以

Culture,HealthandSexuality

为主，介绍最新期刊的论文情况。

本期整理的是《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专题“当代中国社会性/别研究”的四篇文章，《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专题“我国婚姻的多样性研究”的六篇文章，以及2005-2009年间的中文文章和上期补充文章。部分有关性教育与大学生性行为，以及艾滋病的文章未做编排。如有遗漏，欢迎后台留言建议，感谢大家的支持。

弥散与炫彩:后革命的性化时代

（潘绥铭、侯荣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摘要：当前中国的性文化出现了剧变,但是对于其现状与原因的既有解释均已失效。本文分析了性文化最新发展的运行机制:性制度中公权力局部有限地退缩为"隐身在场"的"表态化";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被不断地离散;人本身在代际传承与社会性别这两大方面被分化;性的外延出现了至少五个方面的扩散;就连性文化变革的阻力也出现了零散化。本文的理论总结是:由于"初级生活圈"已经被解构,这些变化已经不再是20世纪最后20年那样的阶级斗争式的性革命,而是性文化的弥散,造成了当前"后性革命时代"的"炫彩呈现"。

反思Gender在中国的知识再生产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摘要：本文反思性地分析"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范畴在中国社会的知识生产,指出其缺乏连贯的理论积累,也缺乏其最初生成的社会运动背景。相比于gender概念与女权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及其批判性,我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在取得众多成果的同时,其具体的研究与应用却在整体上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在研究对象上对于男女二元认识的强化;在研究内容上对于身体、性、欲望等内容的忽视,在立场上的反性特点;分析策略上的惟性别政治。这些局限性不仅限制了理论的发展,也难以把握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多变的性/别局面。这些局限性与知识生产者本身的特点及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境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更为多元的性/别理论的"在场"(不仅仅是翻译,而是包括相关讨论、应用及理论发展)以及更具历史性、分析性、批判性的性别理论与概念框架,对于丰富中国的社会性别知识生产意义重大。

婚外包养与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

（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摘要：近年来,关于性别建构的理论出现对其潜在的个体主义的倾向的反思,提出引入"关系化取向",关注他者承担的繁复的情感的、身体的和性方面的"支持"行为,共同生产出个体性别的真实完整性和/或刻意违背(transgression)。本文借助性别关系化建构的视角,特别是"性别劳动"的概念,分析婚外包养关系与不同阶层男性气质的关系化建构,阐述"二奶"在家里家外所承担的家务、情感和身体劳动,以使她们的伴侣感到作为男人的尊严和地位,进而修复阶层化的男性危机或彰显新贵身份。本文还将深入考察权力关系是如何影响性别劳动在特定的亲密关系中的运作,并讨论关系化建构视角在本土性别研究中的意义。

研究社会性/别:一个脉络的反思

（何春蕤，台湾"中央大学"英文系）

——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5期

摘要：本文透过典范更替作为一个理论框架,回顾"社会性/别"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作为一个研究路数的发展路径和转折,分析影响社会性/别研究的多重脉络因素。"社会性/别"的理论出现固然是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别构成"得以被凸显,然而最近20年"社会性"(sexuality)的快速理论发展也已经形成另一次重要的知识典范更替,使得"社会与知识的性构成"成为当代的重要知识生产进路。本文使用"社会性/别"作为主要概念,一方面是要标记中国台湾在此领域的宝贵历史经验和特殊理论洞见,另一方面则是要抗拒线性思考,希望同时关注社会性别、社会性、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如阶级、族群、年龄、身体等)的复杂关连。这些关连不但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而任何单一排他的关注都将形成严重的盲点,甚至现实的恶果。

多样化“婚姻”:扩宽社会学研究的想象力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

摘要：本文关注中国社会变迁背景下关于婚姻的知识生产,从研究什么、研究者的立场与视角、研究方法三个角度来分析现有的婚姻研究。指出,现有的婚姻研究偏向法律制度设置之下的婚姻想象、偏向一男一女的、法律认可的、白头偕老的、异性恋的婚姻立场、偏向实证主义定量方法。本文尤其关注现婚姻研究的多样化以及对于"多样化婚姻"的研究,借以提倡更加具有社会学想象力、更加贴近生活、更加关注主体感受与定义、超越实证主义范式的婚姻研究。

“双重边缘”:婚外包养与打工妹的情感体验。

（肖索未，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

摘要：本文通过婚外包养的案例调查,考察这种特定形式的边缘亲密关系对打工妹的主体意义。文章指出,异化的劳动、社会排斥以及与家庭分离使年轻农村女性在进城打工的过程中缺乏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体尊严;在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情感支持下,包养关系以其相对长期、稳定和类家庭的特质,成为打工妹临时性情感慰藉和支持。然而,进入包养关系往往将打工妹置于越发孤立的境地,陷入双重边缘、进退两难的困境。

合作婚姻初探:男女同志的婚姻动机研究

（王颖怡，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管理系）

——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

摘要：本文研究的合作婚姻(又名形式婚姻)是两个非异性恋者(男同志和女同志)协商的异性婚姻。自2005年以来,合作婚姻的流行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但仍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研究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访谈20位已进入合作婚姻的男女同志,跨越中国南北五个城市,目的在于了解他们进入合作婚姻的动机和生活经验,以及他们是如何实践家庭和性别的。本文将运用孝道与亲密关系、同志研究的理论,分析男女同志是如何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的忽视和制约,理解他们的身份角色和实现他们的社会与个人欲望;以及合作婚姻的流行对于进一步理解性与性别、家庭与婚姻,和中国以至于东亚的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策略的意义。

社会学视角下独生子女婚姻中的“亚丁克”现象

（王昕，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

摘要："亚丁克"是指年轻夫妻因传统观念、家庭压力或其他因素所迫"非自愿生育",之后将孩子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夫妻重回二人世界,从而使得婚姻关系中本应成为重心的纵向"亲子关系"转向横向的"夫妻关系"。一方面,核心家庭获得来自更大家庭的物质、情感、劳力支持,呈现育儿支持系统的"外扩";另一方面,因为孩子的暂时"缺席",家庭关系又被"内缩"为以两性婚姻关系为主线的结构。该研究有助于探讨当代独生子女婚姻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形式和功能的嬗变。

苏南地区的并家婚姻考察

（黄亚慧，

南京晓庄学院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

摘要：本文以独生子女家庭的姻亲关系为主题,探讨了苏南农村并家婚姻在择偶、嫁妆与彩礼、婚礼、居住和孩子姓氏等事项的安排中,姻亲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样态,以及双方在各方面力图维持平衡的策略。这样的关系打破了姻亲关系的传统模式,形成了两个"养圈"之间相互依赖与拉锯的新模式。

无声无息的变迁——中国法视野下的变性人婚姻权

（郭晓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1期

摘要：通过比较法可以发现,相比我国香港地区,中国内地变性人婚姻权的实现体现为"无声无息的变迁":没有变性人组织的法律倡导,没有立法机构的辩论、听证,也没有司法机关对里程碑案件的审理。文章透过香港变性人争取婚姻权的模式来分析大陆,透视中国大陆看似"自然而然"的婚姻权利保障模式对于整体推进变性人平权的利弊。

中国社会的“性之变”与“性恐慌”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文化纵横，2012年第6期

摘要：<正>七年前,在越南举办的一次国际"性"研讨会上,越南某大学的一位女士跳起来质问我们:中国怎么会出来《上海宝贝》?中国的女人怎么了?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语气中带着不解与气愤。中国人的“性”怎么了？这个问题一方面隐含着人们对于“性”（行为、关系、观念）的迅速变化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表达着强烈的焦虑与恐慌。这场性革命根源于由婚姻、家庭、生殖、爱情、社会性别与“性”共同组成的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在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变化。

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调查和分析

（张群林、伊莎贝尔·阿塔尼、杨雪燕，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法国国立人口研究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2009年第6期

摘要：性别失衡是男孩偏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在人口结构中的最直接体现,同时由于"普婚制"和婚姻梯度模式的影响,性别失衡将通过婚姻挤压等方式对男女两性都产生不利影响。为了深入剖析性别失衡在个人层次的微观后果,利用安徽省JC区农村大龄男性的生殖健康和家庭生活调查数据,对性别失衡背景下中国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性福利受到损害,41%的人处于极度性匮乏状态,从未有过性生活;他们的平均性伴侣数量少,但类型多样,18%的人曾经为了发生性行为而付过钱,或得到过对方的钱;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最后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策略提出了建议。

大学生看性谈性活动的实证研究——以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为例

（吴银涛、胡珍，四川性社会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8期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青少年性待业期的延长和性化理论,分析了西南少数民族大学生看性谈性行为现状,认为,民族大学生的看性谈性行为很普遍,这种行为影响着大学生们的婚恋观念和性际行为选择。

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历史回顾和发展概述

（刘文利，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12期

摘要：中国青少年性教育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性教育的禁闭阶段(1949～1977年)、性教育的萌动阶段(1978～1987年)和性教育的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有许多学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努力推动中国青少年性教育一步步向前发展。

性病自报发生率的时段共性及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潘绥铭、史梅，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摘要：最近20年,性传播疾病的感染率正在快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于2000年和2006年两次进行的"中国人的性关系与性行为"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在中国20-64岁的男女中,梅毒发病率12倍于国家权威部门同期公布的数据,淋病发病率70倍于国家权威部门同期公布的数据。我们现有的以公共卫生学为理论指导的性病统计存在着两个重大的遗憾:一是仅仅重视性病发生率的发展趋势,而且是把各个年份的发生率作为一个个单独的数字来使用的,无法从一个历史时段的视角来考察性病的发生与发展;二是性病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发生率与特定历史时段内的社会文化变迁紧密相关,而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简单疾病。目前公共卫生学的统计方法尚无法揭示这方面的内容,更无法解释其意义。如果使用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分析,把两个年头作为控制变量,考察除了年头差异之外相关的社会原因,就能保证统计分析的有效性与可靠性。

“80后”一代:性脚本视野中的考察

（王东，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5期

摘要：性脚本理论强调人的性发育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成长的过程,更是个人认同和归化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的性文化的过程,而且恰恰是后者才塑造了人各种性行为。在此理论视野内,利用"2006年中国人性观念和性行为调查"数据考察了"80"后一代性脚本(性观念、性态度和性知识)的代际特征。此外,进一步分析发现,"80后"一代在性脚本上表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城乡差异。

中日大学生恋爱关系中的性文化情节比较

（索格飞、刘雅格、土屋晴香、孙忠欣，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日本上智大学、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复旦大学）

——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1期

摘要：本文结合KennethBurke的"拟剧法"以及Gagnon和Simon的"性脚本"理论研究中日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文化情节。收集研究数据的方法主要采用个人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对比发现,中日大学生的性脚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女性"贞操"这一话题上存在很大分歧。文章最后通过分析制度变革与文化政治解析中国性脚本的发展以及中日性脚本的差异。

中国有过同性恋的非罪化吗?

（郭晓飞，中国政法大学）

——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4期

摘要：1997年新刑法把流氓罪分解为几个罪名,这被认为是"中国同性恋的非罪化"。非罪化和"无受害人犯罪"是有紧密联系的。新刑法修订过程中关于非罪化争论的单向度理解,把非犯罪化主要理解为轻微违警罪的"非罪化"是大大忽视了"非罪化"更广泛的内涵。立法者并没有为同性恋正名的意图,同性恋权利的支持者却愿意那么去解读。同性恋社群中把流氓罪的消失看成是一个事件,是因为这个罪里边承载了太多的内容,正是因为有了身体的"感同身受"才有了对于刑法修改的过度诠释,才需要这样一个事件来为身体的后遗症进行治疗。"非罪化"的说法不过体现为同性恋者为了逃避流氓污名,对一些西方的象征性符号进行挪用,运用强势话语来论证同性恋权利的正当性。这是一种话语策略,这种策略可能遮蔽了中国对于同性性行为的"罪"和"非罪"并不敏感的事实,但是对于同性恋者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来讲,也具有针对性。

“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

（潘绥铭、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摘要：本文基于对国内外“性”研究文献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性社会学领域的“主体建构”思想,并分析其发展背景、逻辑、重要意义,以及在中国的本土发展空间。作者以具体的例子和分析为基础,提倡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建构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主体切身体验的性存在。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魏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2007年第1期

摘要：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

中国艾滋病“问题”解析

（潘绥铭、黄盈盈、李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摘要：艾滋病在中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流行的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独特性的社会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的艾滋病“问题”是后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社会选择倾向,其危害也不仅仅指向个体生命,而是危及社会和谐运行的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此“问题”认知过程中产生的学理冲突既影响到有关政策的制定,又反过来建构了艾滋病“问题”的现状。据此,作者提出应从建设社区与社区的文化机制、流动人口的社会组织化、重新认识与定位青少年等方面入手,把艾滋病“问题”从危机转化为契机,从加强执政能力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高度,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的组织特征、流动规律及艾滋病防治对策研究——以四川省Y县为例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

摘要：我国艾滋病流行已进入快速增长期,经性途径传播比率逐年上升。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艾滋病易感人群,受到来自医学科学、社会科学和多方力量的关注。本文把女性商业性性服务者作为文化的组织进行研究,在成功掌握这一群体组织特征、流动规律的基础上,给予艾滋病防治本土的组织性应对策略,提供人类学在当今社会难题解决过程中的应用实践。

求同存异和求异存同：同性婚姻的宪法之维——《same-sexmarriageandtheconstitution》述评

（郭晓飞，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5期

摘要：

每个人都有和同性别的人结婚的权利，并且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即使是在美国，即使是对于一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这样的观点也显得激进。不过《同性婚姻和宪法》这本书的作者伊凡·杰斯特曼（EvanGerstmann）拒绝了寻求更审慎目标的进路．诉诸于最高大法挑战传统婚姻模式，可谓是“一竿子捅到底”了。所以在汉语语境中，这本书不可避免会显得惊世骇俗，甚至这篇评论也可能会有横空出世的感觉。笔者抱着“一事不知，儒人之耻”的态度来介绍这本书，以期待避免学术视野中的盲区和“少见多怪”．更重要的是，对此一议题的讨论牵涉到对法院在社会中角色的反思、民主和宪政的冲突，

以及人们在面对同性婚姻

诉求时所遭遇的天理人情难分难解的纠缠。

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从性故事的讲述看“叙述”的陷阱与可能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开放时代，2018年第5期

摘要：本文从三个故事片段入手，结合普拉莫提出的“故事社会学”概念与作者在本土经验研究基础上对于“不可说”（不愿说及说不出来）与“我要讲”（主动讲述型）这两类相互关联的叙述陷阱与挑战的认识，提出了“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分析框架，并着重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对于“这些故事是关于什么的”批判性解读与复杂化分析，如何在多种方法的实践中、在扩展的田野里追寻故事套路之外的其他讲述可能，何为更好的故事讲述。本文也期待以性研究为例的“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可以延伸至更为广阔的故事讲述领域，与学界就质性研究方法、日益纠结的学术和生活领域的“真相”探究展开更为积极、开放的对话。

不方便抽样:中国大陆“男同骗婚”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朱静姝

，荷兰莱顿大学）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本文以中国大陆"男同骗婚"话语为例,主张在对主流社会已存在常识性道德评判的议题进行质性研究时,宜采用"不方便抽样"。该抽样方法要求研究者正视可能削弱研究预设和结论的"不合时宜的事实",呈现主流话语中被忽略的主体和叙事。基于民族志研究,笔者抽选了一些不便被呈现的"同妻"样本,展现这一群体的多样性和身份认同的流动性。在探讨方法论的同时,本文也对"骗婚"话语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边缘青年群体研究中不同立场的知识生产:以男同性恋为例

王珺，独立研究者）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本文以男同性恋人群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为例,通过对社会边缘青年群体研究中学院知识和社区知识的关系分析,探讨学院体系本身的制度性限制,以及对知识生产的制约。通过对亚文化视角下,将学院与边缘青年群体作为平等的亚文化圈观察的方法,以人类学的文化翻译为切入口,探讨语言的等级秩序预设对研究的妨碍,社区知识与信息的混淆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知识接受者(读者)的预设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

关于青少年网恋的数码民族志:一个实用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刘亭亭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从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处借用本体论与认识论立场,从数码人类学(DigitalAnthropology)处借用方法论,本文旨在介绍一系列研究青少年网络情感与欲望的实用的研究方法。本文主张:欲捕捉青少年丰富、多元、新颖的网络情感与欲望文化,需打开"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线上到线下、从平台到用户、从核心产品到周边网络空间进行全面的把握。

国外婚外非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的研究进展

（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年第6期

摘要：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婚外非商业性性行为中安全套使用的主题研究逐年增多。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综述,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多数从公共卫生学角度出发,主要的调查研究方法也局限于问卷调查。一般说来,婚外非商业性性行为比商业性性行为涉及更多的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相关研究还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需要。

性/别框架下的“性与生殖健康”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

摘要：近20年来,"性与生殖健康"成为公共卫生及人口发展领域的重要概念。然而,审视相关政策及服务实践,这个概念中的"性"却或者缺失,或者被误读。"性病、艾滋病、生殖道感染、生育"等主题词构成的"性与生殖健康"极大地局限在对于"性"的行为学及疾病化理解,以及对于"性"与"生殖"概念的捆绑式混淆使用。与此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中国社会的性之变已然呈现出性及性别的多元现状,缤纷复杂地表现在性行为、性关系、性认同、性语言等方面。正面的性权利及性别主体的声音不断涌现。

同性恋的出柜与家本位的纠结

景军、王晨阳、张玉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心理分析学系）

——青年研究，2014年第5期

摘要：根据对深入访谈材料的分析,笔者认为,在不断高涨的个人主义思潮、急速扩延的私人交往空间以及独子家庭普遍化的相互作用下,中国男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发生的纠结反而变得更具张力。在一个对性少数人群排斥程度严重的社会,同性恋的身份公开与家本位意识形态的纠结折射出同性恋者和各自的家庭对社会歧视、社会边缘化、甚至有可能遭受迫害的极度恐惧。因而,中国同性恋社群仍然需要一个将性权利与公民权互相结合的政治化过程以及持续的反歧视努力。

上海多性伴性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庄渝霞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

——社会，2014年第3期

摘要：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首先考察了上海市多性伴性行为的性别差异,接着从阶层归属、家庭亲属生活、性爱生活和性别规范四个层面对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建构。研究结果表明:在多性伴性行为中,"生理需要论"并不起作用;"资本运作"和"环境影响"取代"阶层归属"发挥显性作用;"婚内感情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时效性,"头两年之痒"和"七年之痒"并存;"越轨"性行为具有连贯性;性别规范通过中间变量(两性在社会、家庭和性领域的角色扮演)间接影响两性的性活动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以社会性别视角鉴别女性"性革命"成功与否,思考女性在性地位上是真正解放还是重新被奴役。

“非正常”的文化标签下“同志”社会空间的生产——以广州市X公园“同志渔场”为例

（钱俊希、朱竑，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文化产业与文化地理研究中心）

——人文地理，2014年第3期

摘要：性少数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的利用是城市研究中的新兴话题。这类研究主要探讨"非主流"的社会身份如何通过对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利用,引发空间意义的生产及社会关系的建构。本文以广州市X公园的"同志渔场"为案例,研究男同性恋者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利用与体验。研究认为,X公园的"同志渔场"不仅给性少数群体提供了性身份暂时解放的空间,亦是其不断体验自身"非正常"的身份标签的空间。同志的空间实践体现的不是对于主流的社会规范的抵抗。相反,他们的空间实践是明显地处在"非正常"这一身份标签的作用之下的。

互联网与性: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

（张娜、潘绥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基地）

——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性"这一研究议题也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有了新的发展势头。本文从"性"是最易说明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角度阐述互联网与性领域是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并将互联网看作一种新的空间探讨对"性"所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已有的"互联网与性"的中国抽样调查数据,提出"互联网与性"这一领域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可研究的若干议题,并结合相关议题进行学术意义上的探讨。

国外互联网与性的研究述评

（张娜、潘绥铭，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基地）

——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12期

摘要：本文利用Jstor数据库系统,对1990-2010年有关互联网与性主题的文章进行归纳和评述,研究内容分为三个方面:互联网中的"性";互联网对"性"的影响;"性"研究理论探讨。目前国外学界对互联网中的"性"现象、行为的描述性研究占主流,未来研究应拓展对互联网与"性"之间关系的机制研究。通过对国外互联网与性领域的研究的综述和探讨,希望有助于国内互联网与性的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21世纪中国性骚扰:话语介入与主体建构之悖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

摘要：据21世纪三次"中国人的性"的全国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21世纪中国人的性骚扰情况突出表现为:实际发生的性骚扰在减少,但是人们对它的担心在增加;利用职权的性骚扰其实很少;相同性别之间的性骚扰也存在。这些研究发现表明,"反对性骚扰的话语"已经强势介入日常生活,也反映出国民的主体建构与这种话语大相径庭。而双方的冲突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社会中的权力、社会性别与性三者之间出现了新的相互关系结构。

中国少年的多元社会性别与性取向——基于2010年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6期

摘要：本文基于2010年对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其中包括19.5%的校外少年。数据从主体建构的角度出发,考察当今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少男少女对于多元社会性别认同与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的认同;从心理与行为两个层次的六个角度展现他/她们的"同性恋取向程度"。然后针对常见的社会偏见与认识(刻板印象),分性别地分析性别气质、异性交往等因素与"同性恋取向程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在问卷中体现多元社会性别敏感性的尝试,通过高质量实证数据的展现,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少男少女们的多元性别成长现状,挑战社会偏见,期待目前的性教育能从正面的态度积极地、主体地看待少男少女们的社会性别。

仪式隐喻、社会拟剧与家庭出柜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摘要：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表现形态与"通过仪式"和"社会拟剧"有诸多相通之处。仪式情境(神圣与世俗)、仪式过程("分离—过渡—重融")及其反结构性揭示了家庭出柜的结构与过程;拟剧分析则将家庭出柜置于社会表演的理论范畴,并具体展示了出柜展演过程的各要素,从而使家庭出柜中的阈限状态不再成为认识论上的无结构状态。人类学的"阈限"概念隐含的非结构化、未定义的、突变的特性为探讨规范性的世俗社会结构中身份地位与角色的转变与复合提供了基础。同性恋者在家庭出柜仪式中通过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分离、叙述、话语争辩与身份争夺等过程重新融入家庭。借助于仪式结构/过程、社会拟剧等理论工具可以展现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内部结构及其动态演变过程。

在隐性“婚”与制度婚的边界游走:中国男同性恋群体的婚姻形态

（富晓星、张可诚，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摘要：对北京、上海、沈阳、天津、西安、成都等地不同年龄阶段的男同性恋群体的观察和访谈发现,男同性恋群体发展出三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婚外有"婚"、两个儿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这是同性爱欲与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协调和接合的结果。在我国尚未立法承认同性婚姻的背景下,男同性恋群体的策略性实践及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性适应与潜在的异性恋框架,可以从人类学角度进行探析。

同性伴侣关系:亲密关系的多重样态及可能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5期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的婚姻焦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媒体热议的话题。然而，在谈论婚姻焦虑的各种表现的时候——无论是城市里的"三高"女性由于无法在当前的婚姻市场中找到匹配的结婚对象，还是经济不发达地区面临剧烈的婚姻挤压而日益凸显的“光棍”问题；无论是社会急剧分层背景下，人们渴望通过婚姻强化家庭的保障功能，还是婚姻的“神圣性”在风云突变的住房政策影响下丧失殆尽，人们常常忽略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婚姻焦虑”，那就是这个社会中的同性恋者遭遇的问题。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生育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同性恋者尽管没有与异性结婚的欲望和愿望，但面临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逼婚”压力，从而承载了巨大的婚姻焦虑。这种压力在新春佳节阖家团聚的时候最为紧迫，中国的同性恋者社群里一直流传的“同志怕过节”和“异性恋过节，同性恋过关”的说法，就是这种独特的“婚姻焦虑”的生动写照。

城市、空间和同性恋——中国本土经验以及区域差异

（魏伟、富晓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空间-文化为主线,探讨了同性恋和城市空间两者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演变。文章首先将城市这一维度引入中国的同性恋研究中,呈现城市同性恋公共空间的演变。第二,讨论中国20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对同性恋社群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影响。第三,比较不同城市中同性恋公共空间的生产,强调本地文化的深刻影响。结论通过批判性反思西方的"同性恋聚居区"模式,提出中国语境下同性恋公共空间生产的可能路径。

“出柜”的含义嬗变、理论阐释及经验研究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学术论坛

2013年第1期

摘要：现代意义上的"出柜"指同性恋者完成自我性身份认同并向他人表达自己性取向的过程。然而,20世纪初以来"出柜"的含义经历了微妙的逆转过程,其指涉对象完成了从同性恋世界向异性恋世界的彻底转变。出柜的理论阐释也从本质主义的阶段论中挣脱出来,建构更具流动性的、非线性的理论体系。出柜的经验研究包括出柜年龄、对象、策略、结果以及父母的反应等,这些研究对西方同性恋理论的本土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金钱、情感交流与性爱——日本八位“援交”少男的性商品化考察

（高强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日本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

——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2期

摘要：少男少女的"援助交际"行为不应该简单看作是一般性的未成年人性交易行为,而应将其归结为社会变革下的青少年性交往模式和性主体意识的改变。从少女卖春到男孩危机,可以看出日本"援助交际"的发展轨迹。本文通过对八位"援交"少男的深入访谈,总结了日本"援助交际"行为的新特征,并在性商品化的视角下,对"援助交际"行为的发生及演变机制进行了深入考察。最后指出,只有重视社会文化环境的形塑作用,正视社会变革中的未成年人价值观念与性主体意识的改变,加大对社会责任讨论,才是真实问题的解决之道。

亲密的陌生人:中国三个城市的男同性恋交友格局

景军、孙晓舒、周沛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科比研究所）

——开放时代，2012年第8期

摘要：针对社会变迁对中国城市男同性恋者群体的影响,笔者首先回顾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在20年前发表的相关研究,之后根据最近在三个大城市的实地调查发现来讨论男同性恋者交友规模、交友场所及交友方式在过去20年发生的变化。有关这三个问题的数据分析证明,20年来城市男同性恋社区发生了巨变,具体表现在男同性恋交友规模的急剧扩大、交友场所的成倍增多以及交友手段的多元化。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男同性恋使用互联网交友,其结果是大量由陌生人关系建构的朋友关系。这一现象标志着目前城市男同性恋交友的基本格局。

中国少男少女的爱与性——基于2010年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7期

摘要：本文基于2010年对14-17岁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有效样本量为1593人,其中包括19.5%的校外少年。数据展现了这个年龄段少男少女的多种性爱观、网上网下的多种性行为实践,并分性别地分析与少男少女是否发生过性交行为有关的诸多个体与社会因素。通过高质量实证数据的展现,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少男少女们的性现状,期待目前的性教育项目能从更为正面的态度积极地、主体地看待少男少女们的性与爱。

探索新的关系和生活模式关于成都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生活实践的研究

（魏伟、蔡思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社会，2012年第6期

摘要：这些年来,李银河提交同性婚姻提案的努力,将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引入了公众视野,但国内学术研究对此尚无涉及。基于对成都"同志"社区的实地研究,本文详细考察了男同性恋伴侣关系和家庭生活的具体实践、追求平等关系、反思现有婚姻制度,以及争取社会承认的努力。研究强调中国社会中的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正在转型,同性恋伴侣关系开始挣脱占据主导地位的异性恋亲属体系,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家庭生活模式。同时,借鉴西方近期关于"酷儿"家庭的理论和实践,文章讨论了同性恋伴侣关系对于主流社会和亲属制度的启示,呼吁在制度上给予这样的"草根"实践以更多的承认。

主体建构理论及其一般机制——基于“提供性服务歌厅”老板言及“小姐”时自我呈现的社区考察

（姚星亮、黄盈盈、潘绥铭，哈尔滨工程大学国防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妇女研究论丛，2012年第5期

摘要：基于对提供性服务歌厅的相处式社区考察,文章从主体和情境视角分析了歌厅老板对"小姐"的建构与言说及其不一致的现象,通过解读老板在言及他人时进行信息控制的感性意识和理性选择,阐述了主体建构的理论要点和一般机制:(1)主体建构是内化了社会建构的再建构;(2)当社会建构呈贬抑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对外呈顺向强化建构;(3)当社会建构呈褒扬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强化建构,对外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4)主体建构与言说的不一致,是主体在情境中的自我呈现策略。

男男性服务群体的性、性网络、艾滋风险——以东北地区为例

（富晓星、EricP.E.Chow、马铁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沈阳爱之助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人口研究，2012年第4期

摘要：男男性服务者是近些年来地下性产业中的新兴群体,其在性身份认同、服务分层、组织类别等方面呈现出比女性性服务者更为复杂的生存样态。同时,艾滋病在男男性接触群体的迅猛传播,也使男男性服务者成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干预对象。文章采用参与观察、个案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的定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东北地区男男性服务网络进行调研和分析,对商业性网络的隐秘特征和运行机制、男男性服务者的多元性存在状态进行文化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性取向群体、不同场所、不同服务种类的艾滋病风险因素并给予社会科学的干预建议。

市场经济、空间演变与性:东北男同性恋群体的人类学观察(1980～2010)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摘要："点儿"是中国男同性恋群体进行交往与娱乐的公共空间。本研究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东北男同性恋群体活动的"点儿"的变迁;探求同性恋群体的社会关系、行为和情感如何在不同时代的"点儿"上被组织和表述;揭示同性恋群体与制度、商业角力的适应性生存状态,并从中识别性的认知的时空发展系谱。研究发现,娱乐产业的发展为长期压抑的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大量新的互动场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实行以来,同性恋群体自身投资娱乐产业创造专属空间,这种空间实践给同性恋群体带来包括身份、资本、性、价值、疾病等方面的重要改变。

情境中性的社会网络与艾滋病风险——凉山地区通过性途径传播艾滋病的风险研究

（周如南、周大鸣，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摘要：当前性传播持续成为我国艾滋病疫情扩散的主要途径。通过选取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Z县阿古村为田野点,深入进行以艾滋病防控为目的的实证调查,试图从地方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该民族地区基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个体性实践行为和群体性网络结构与建构特征进行把握,对艾滋病在西南中国彝族乡村社区普通人群中的传播现状和风险进行评估和建议。

疾病、文化抑或其他?——同性恋研究的人类学视角

（富晓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摘要：客观存在的同性恋群体长期以来属于人类学研究的禁区,其承受的污名和歧视使触碰这一领域的学者规模和作品数量相对稀少,这种情况在中国人类学界尤为明显。从学科认识论来看,同性恋研究经历了"性逆转"、"性倒错"的医学范式;异性恋框架主导的文化影响模式;建构学派的历史、政治、经济视角批判;以及酷儿理论的全盘颠覆和开放式探索。

网上性爱与网下的性实践之间的关系——全国14-61岁总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的实证

（潘绥铭、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学术界，2012年第1期

摘要：对于网上性爱,迄今为止仍然缺乏科学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2010年全国14-61岁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第一次在具有总体代表性的意义上,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参与网上性爱的不同程度,发现网上性爱其实是中上社会阶层的主流文化。本文进一步进行检验,发现在16种网下的非主流的性行为实践中,只有"上年中有过一夜情"这样一种情况与"网上性爱参与程度"呈现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证明了"网上黄毒"的假设不成立。

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河南“性奴案”引发的思考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期

摘要：河南"性奴案"引发了社会上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管理缺失"问题的热议。针对边缘人群的社会治理,首先需要在"善治"的框架下讨论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其次需要检视捆绑着现行治理实践的理念、逻辑与情感结构;最后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充分考虑被治理对象的生存状态与主体声音。

生存现状、话语演变和异质的声音——9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研究

（王晴锋，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青年研究，

2011年第5期

摘要：90年代末以来,在"酷儿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同性恋从"疾病"、"变态"、"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转变成"非病理化"和"非罪化"的主体间人格关系。作为现代性后果的中国同性恋话语在20世纪经历了从包容-抑制-重新包容的演变过程。然而,当前的同性恋叙述存在话语垄断现象,主体自主性的话语、知识和声音被总体化的宏大叙事所压制,这种压制不仅来自异性恋社会,也来自同性恋社区本身。近20年的同性恋研究大致经历了从行为到身份、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

男民工与阶层、社会性别、性的主体建构

（黄盈盈、王文卿、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

——社会，2011年第5期

摘要：农民工的"性"问题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基于北京地区四个工地136位民工的访谈,以工地男民工"谈小姐"为切入点,将"谈小姐"视为男民工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实践,以扎根理论的视角来探究"谈话"这种日常活动的建构意义。本文并不停留于男民工对"小姐"形象(谈论的客体)的构建,而是更进一步地探讨:(1)在"谈小姐"的言说实践过程中男民工如何构建出自身的阶层地位、社会性别与性文化;(2)分析阶层、社会性别、性这三者的关系。通过这种主体建构的呈现,本文试图揭示男民工如何寻找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定位,以及寻找现实生活中积极的生存策略。

性的乡村社会表达:基于北方乡村几起性事件的典型研究

（刘中一，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摘要：在乡村社会当中,乡村性事件往往超出自然发展和存续的范畴,多数情况下成为了村落社区成员自觉的文化和权力建构。换句话说,乡村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评判的不断附着,正是在村落社区成员的自觉并且不间断地努力延续下完成的,是主流乡村性道德和意识形态的社会表达。

21世纪我国女性的多伴侣性行为变迁之分析

（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2期

摘要：女性的多伴侣性行为是中国"性革命"的主导方面与艾滋病性传播的新起点。基于2000年与2006年两次全国成年人口随机抽样调查的数据,在描述其间的巨大增长后,本文使用对数回归统计分析,揭示了女性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涉性娱乐、居住地级别、"时代年龄"与职业分布对其是否有过多伴侣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小城镇女性农民工性服务研究——以L市Y区为例

（李娟，山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妇女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商业性性服务在中国大陆重新蔓延,近十几年甚至在一些地方扩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主体建构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突出女性性服务者的主观感受,试图从她们的角度来解读她们眼中的"性服务"。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从被调查者那里获得直接的第一手材料,对小城镇进城农村女性性服务者进行观照,并将这一群体放到整个妇女就业的全局中,考察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考察她们为什么会进入性服务业,以及进入性服务业后的生活体验。最后,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点建议。

圈内人如何看待同性婚姻?——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对“同志”的影响

（魏伟，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摘要：李银河的同性婚姻提案尝试将性少数人群的权利议题带入当代中国的公共话语领域。基于对上海48名中产阶级男"同志"的访谈调查,研究发现深度内化的异性恋正统主义导致同性恋社群内部对于同性婚姻存在不同的声音。对于"同志"伴侣关系的认可,多数受访者认为推动文化变迁,比进行法律创建更为根本。研究认为,在中国推动同性婚姻立法,象征意义多于现实意义,更加有效的途径在于推动性别多元意识的发展,拓展"同志"生存的文化空间。

老化中的主体“性”——对老年女性之身体与性的研究

（周柯含、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1期

摘要：文章从主体建构的角度出发,基于对11位城市老年女性(55-74岁)的访谈,选择其中两个个案为分析文本,从三个面向展现老年之性的丰富图景及其生成脉络:第一,在身体社会学与身体人类学的视角下,"老"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在身体、心理与社会的交织中被不断填充的多面体。第二,在性社会学的视框下,"性"的丰富内涵得以在身体、年龄、阶层等轴线的交错中逐渐铺展,那些"另类"背后的情理也随之浮现。第三,回归到亲密关系的脉络中,老年女性作为主体的"人"在不同情境下所演绎的行为逻辑,彰显了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在论述了"老"何以丰富、"性"何以另类、"人"何以立体之后,文章进而从身体感、"交叉性"理论以及主体建构强调的互为主体三个层面,对本研究的结果以及可进一步探索的突破口进行了反思与展望。

女权主义的性论述

（黄盈盈、张育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6期

摘要：本文以"巴纳德会议"为分析点,重点梳理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战"发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围绕着色情、女同性恋TP(男女)角色、S/M(虐恋)三个主题的争论而形成的性激进派女权主义与反色情派支配论女权主义这两种女权主义性论述的基本立场、观点分歧及后续影响。20世纪90年代至今包括"性骚扰"在内的诸多争论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当年的论战,围绕着"危险与快乐:迈向性政治"这一理论框架的女权主义性论述影响至今。而这种影响,尤其是支配论女权主义的论点,显然也已经走出了美国,并与中国大陆产生某种(自觉不自觉的)连接。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会议及其性政治的了解、讨论与检视却非常之少(或严重偏颇),当下的很多讨论甚至远不如当年深刻与丰富,且在缺乏充分认识与警惕的情况下容易将其中一派的观点放大为整个女权主义的性立场。对美国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性论述的梳理,是为了回到中国大陆的当下,观察其与中国大陆的可能关联,探讨进一步推进更为丰富而本土的"性思考"以及扎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发展另一类"性论述"的可能。

性暴力客观化的反身社会学分析

（王文卿、潘绥铭，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

摘要：借鉴布迪厄的反身社会学思路和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分析,对性暴力的社会学研究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性暴力的概念构成具有明显的法理化烙印;在性意愿的维度上强调"同意"而忽视"需要";在性意愿的分类上强调"二元"而忽视"连续体"。法律逻辑的主导地位源于社会的法治化及法学地位的上升。为了突破法律逻辑的主导地位的限制,性暴力的社会学研究需要考察性暴力的日常知识与应对实践,把法律逻辑所排除的内容重新纳入视野。

本土化:“性福”概念的确立与检验

（侯荣庭、潘绥铭，

内蒙古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4期

摘要：本文对"性福"这个流行词汇从词义比对、理论来源、概念操作化和统计检验这几个方面进行学术化,并揭示其在21世纪前15年间的发展情况,分析其结构,提出整体测度的方法。为了检验这一学术化结果的解释力,采用回归分析证实了"性福"程度与发生外遇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反向的显著相关。最后指出,当前中国出现的"性、爱、婚相结合"与"三者相对分离"的对立与冲突,急需学术界对"性福"继续深入研究。

“gay蜜”,一种话语与实践的性/别想象

（王昕，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11期

摘要：本研究从建立和维系亲密友谊关系的异性恋女性和男同性恋者"主体"的视角出发,呈现出他们是如何通过丰富的交往实践活动和主体阐释,拓展和实践着男女两性亲密友谊的丰富性和能动性。在"性"与"性别"的复杂影响机制之下,"gay蜜"作为一种话语与实践的性/别想象,拓展了男女两性、同性恋与异性恋亲密友情关系建立与存续的可能性,也呈现了亲密交往关系中宏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力量与个人主体选择之间的复杂、动态的关系。

红色酷儿理论:同性恋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摘要：同性恋政治学经历了道德神学、医学规训和同性恋解放的过程,其中二元论是建构身份政治之基础。在同性恋理论的发展脉络中,酷儿理论对反思同性恋研究起到关键作用,但酷儿理论本身也充满张力。"红色酷儿理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分析方法和酷儿理论,是传统酷儿理论的补充和批判性重构。借助这一批判性视角可以重新审视同性恋身份政治、"橱柜"政治神学以及同性恋压迫的本质。

同性恋研究的范式之争: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学术论坛2017年第5期

摘要：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是同性恋研究的两大基本范式。本质主义认为性取向是自然的、内在的本质,它由先天决定,并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不同性态之间无法真正发生转换。本质主义通常以阶段论或线性模型解释性身份的形成过程。建构主义认为现实是社会性的建构,它反对跨历史文化的性观念,认为性取向依附于文化,是关系性的和非客观的,同性恋是现代性的产物。建构主义否定规范性的社会类别和阶序等级。事实上,本质主义并不一定反同性恋,建构主义也未必支持同性恋,人们往往策略性地运用这两种范式进行自我辩护。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均无法充分地阐释性取向,自然与文化、先天与后天、生物特质与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着人类性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同性恋话语与中国城市青年异性恋男性特质建构

（魏伟、史俊鹏，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社会学系）

——青年研究2017年第4期

摘要："搞基"本意指男同性恋行为,带有强烈的恐同色彩和贬损意涵,但现在却越来越频繁地用于形容异性恋男性青年间的亲密友谊。从围绕语言、恐同主义与建构(异性恋)男性特质三者互动关系的现有文献出发,本文认为,"搞基"话语的流行展现了男性同性社交的新形式,形塑了当代中国异性恋男性特质及其新的边界。在呈现了"搞基"话语在中国互联网文化中兴起的脉络之后,文章重点考察了"搞基"话语在日常生活的运用,揭示了其具有的两项隐性功能:一方面,扩展了异性恋男性特质的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异性恋男性特质的身份认同,从而为具有同性恋含义的"搞基"话语出人意料的流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跨国视野下的身体与性/别:加拿大中国移民的“中西方”想象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开放时代2017年第2期

摘要：本文基于对在加拿大工作或生活的中国人的访谈,探讨有着跨国经历的中国人如何理解中西方的身体与性/别;以性/别为切入点,透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中西方"有着怎样的认识。文章呈现了三个面向的中西方性/别想象:涉及感情、性、性别、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层面,涉及身体吸引的物质身体层面,戴套与性教育的文化层面。研究认为,"传统中国-现代中国-西方"这个以往研究中所呈现的三维日常解释逻辑,在跨国移民中依然存在。尽管"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想象的异邦,但跨国的生活经历带来了"西方"的具象化以及对"中国保守-西方开放"的质疑;"性开放"也更为复杂化;不管是"西方"还是"传统",作为重要的参照,更多地被用来反射对当下中国各类社会问题的愤慨。文章进而延展讨论了在中国情境中迈向更为日常的"跨国性"思考的理论意义。

女性身体与情欲:日常生活研究中的方法和伦理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

摘要：基于作者十余年来对"身体与性/别"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以及来自生活现实与理论脉络的双重思考,试图在中国情境与语境中探索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身体,尤其是积极的"情欲身体"。具体以"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身体与性"的研究为例,来实践"论方法",即探讨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学问题,从研究的问题意识、如何与女性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谈性的具体方法与策略两个方面展开细致的描述、分析与反思,尤其侧重涉及"隐私话题"、"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研究时,研究过程中的困境、尴尬、失败、契机,以及研究者的身体在场的方法学讨论。当研究者面对生活世界的制约时,应正视自身的局限性,探寻积极的生活空间与研究情境。

国外性脚本理论研究综述——兼论对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启示

（施曲海，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青年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作为性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之一,性脚本理论旨在解释个体的性社会化过程,它从性脚本出发,对人的性行为、性观念、性态度以及性的外部表征作出系统阐释。虽然对性的分析视角争议尚存,但近年来国外性脚本理论研究仍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理论应用较为广泛,大多集中于解释性疾病的形成、干预以及对性侵害的防护等。与之相比,国内相关研究与应用却仍然欠缺。在当前我国青少年性教育严重滞后的背景下,对国外性脚本理论的新近成果进行梳理,对国内青少年的性社会化、性教育以及性研究等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尤其在引导我国青少年建构积极性脚本方面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实现途径、家庭生活和社会适应

（魏伟，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摘要：同性伴侣家庭的出现,是当代中国婚姻和家庭领域发生变迁的结果之一。尽管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长期稳定的同性伴侣关系以及辅助性生殖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为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性机会。基于对7个生育子女的同性恋家庭的深度访谈,可以揭示出这些家庭的生育途径、家庭生活和社会适应的状况。除了利用其相对优越的社会经济地位,克服生物、社会和法律障碍达成生育目标,这些家庭也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积极的行动策略和意义建构,营造正常的家庭生活,展现了充分的个体能动性。将同性伴侣家庭的生育置于中国当代人口结构变迁的背景下来认识,呼吁政策调整和创新,有助于更好地应对这一人群的生育需求。

同性恋身份、“橱柜”政治与消费主义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摘要：强制性异性恋的性政权不仅制造了恐同症主体,还导致了同性恋者的自我憎恶。反规范化政治将身份理解为管控性欲与差异的手段,认为排他性身份将产生本质化效应,从而难以抓住性政治的丰富内涵。由于过分强调同性恋身份会抑制其他身份,因此以特定身份类别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在挑战支配性性政体的过程中仅是有限的策略。"橱柜"意义的竞争性阐释与"石墙骚乱"的神话反映出身份政治的复杂性。石墙骚乱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是现代同性恋运动之结果,而非开端。同性恋消费主义与身份政治、社会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具有强化同性恋身份与共同体的作用,但个体性的私人消费无法取代进取性的集体政治。

青少年隐私研究的方法学综述——以近20年来的“性-爱”主题为例

（黄盈盈、张育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本文基于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6年以来发表在CSSCI上的106篇有关青少年"性-爱"研究的文献综述,探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关青少年隐私研究的方法学问题。现有研究偏重性教育及性健康,性行为与性观念的内容虽然不少,但是新意不足;文献的"实证"性不足,定量调查占绝对优势,但其在概念界定、抽样及数据质量控制上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缺乏理论视角的同时,研究者的道德立场的卷入明显,且以医学化以及对于性的警惕态度为主。本文提议更具想象力的"性-爱"研究、积极正面的性研究立场、高质量的经验研究,尤其是加强呈现及理解青少年日常生活与文化丰富性的质性研究方法的运用。

定性研究方法在青年网络研究中的实践与反思——基于互联网与性领域的本土经验

（张娜，

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基础教育管理中心）

——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摘要：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日益活跃,网络文化蓬勃兴起。学界对青年群体的网络文化现象较为关注,但缺乏对网络研究具体方法的关注和总结。从青年群体的互联网与性领域的研究实践和反思出发,梳理了定性方法在网络研究中的过程和具体策略。一是获取网上定性资料时,研究者需进入虚拟田野,与网上群体建立一定的关系,学习网络技术和语言。二是获取网下定性资料时,研究者需与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才能接近事实的全景。三是分析定性资料时,网上资料需确定一个时间段,网上网下资料结合起来分析较为有说服力。四是网络研究需注意研究伦理,尽可能保护网站、受访者的隐私安全。

再现“中国”的“同性恋”——英文学术界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

（罗牧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摘要：在"中国"与"同性恋"两条脉络里,对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同性恋研究进行系统地梳理。在"中国"方面,回顾了围绕中国同性恋的"中国性"展开的争论,以及争论背后浮现的全球化同性恋身份与中国文化孕育的同性恋亚文化之间的张力;在"同性恋"方面,首先以香港的同志运动为例呈现出(后)身份政治的寓言,随后检视最近出版的学术专著是如何扮演当下时代(后)身份政治的建构性角色的。最后提供了两点知识论反思——围绕着"中国"问题展开的文献/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反思,围绕着"同性恋"问题展开的对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底层人"再现问题的反思。

性关系的核心结构及其意义——非婚同居与婚姻的实证比较研究

（张楠、潘绥铭，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学术界2016年第6期

摘要：近些年,非婚同居现象作为中国性关系的一种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国内关于非婚同居的研究都是基于理论思辨、定性分析和局部调查,没有代表全国总人口的统计分析。"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实地调查分别于2000年、2006年、2010年和2015年开展了四次全国抽样调查。本文将非婚同居分为"未婚同居""不婚同居""失婚同居""婚外同居"四种,一一指出其特征与人群分布。同时,对比分析了非婚同居与婚姻的差异,包括社会特征、双方关系和情感程度、性生活质量、非主流性行为等主要指标。以初级生活圈理论解释非婚同居这种性关系在社会中的核心结构及其意义。

大时代与小田野——社会变迁背景下红灯区研究进入方式的“变”与“不变”(1999—2015)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

摘要：社会调查研究的具体过程与时代背景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当研究中介被借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社会缺乏诚信、研究对象对于"被调查"的警惕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更好地思考、选择调查方法?本文基于笔者1999年—2015年期间开展的多点红灯区研究经验,以"进入方式"为切入点,结合时代特点、立项背景,对田野工作的具体实践过程进行分析与反身性思考。进而从深入研究所需要跨越的田野边界(身体与物理空间、心理距离与更为综合的文化边界),以及学术独立性出发,比较分析"前艾滋

时代"的"自我摸索式"(1999年—2002年)、"艾滋病时代"以疾病控制系统为研究中介(2002年—2010年)、"后艾滋病时代"(2010年—2015年)以草根组织为研究中介这三种进入方式的特点、优点与风险。希望以此类研究实践为例,探讨在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在针对边缘人群的研究中,如何更好地思考方法学的相关问题。

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

（王晴锋，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摘要：全球化背景下的酷儿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丹尼斯·奥尔特曼提出的"全球酷儿化"观点,强调跨时空的超稳定结构与同一性;另一种是福柯式话语分析,强调内在特殊的身份与类型。跨国同性恋身份和主体性涉及本土性与植入性之争以及第三世界的同性恋群体在面对西方性话语和性实践时如何自我表达的问题。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并不是平面化、单向度的,而是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西方并非同性恋身份/文化的原点,亚洲和中国的同性恋也非西方的镜像和拷贝,同性恋研究应避免简单的"刺激-反应"身份生成模式。

悖论的可见性:《9个gay》与《一屋赞客》对同性恋的再现

（罗牧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社会2016年第2期

摘要：本文通过对《9个gay》和《一屋赞客》中同性恋相关内容的分析,意在说明在异/同性恋正统主义的逻辑下,网络视频对同性恋的再现被囿于私领域的牢笼,消费、爱情与亲密关系、家庭等成为同性恋生活的核心面向,而私领域与性别维度以外的同性恋生活则被剥夺了可见性的资格。与这种逻辑相对应的同性恋形象指向了年轻的城市中产阶级,而没有能力、没有条件、没有意愿遵循这种逻辑的人被进一步边缘化,变得更加的不可见、不可理解。这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可见性:一方面,它有利于改变社会对同性恋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并为争取同性恋的公民权利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这种可见性是以剥夺了私领域以外的生活与更加边缘的群体的可见性为代价的,它并非一条通往自由之路,而更容易将人引入歧途。

新型异质空间:居住空间中的性交换——基于北京某流动人口公寓的个案研究

（张金凯，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当代青年研究2015年第6期

摘要：对于流动人口如"北漂"来说,租住公寓只是他们漂泊的临时停靠点,温暖的港湾只能出现在他们居室内的幻想中。流动人口公寓中的性交易问题不仅牵引出法律、经济和道德问题,除了流动人口居住者与性工作者之间的对立外,两者同样被裹挟进消费主义逻辑下空间的生产和增殖过程,他们因空间的剥夺不仅失去了对空间的控制和生产能力,而且成为消费主义驱动的空间增殖的生产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公寓这样具有异质性表象的居住空间,其实质不仅没有凸显真实空间的虚伪性,而且通过自身的异质性表象掩盖了真实空间的特征而成为当下一种新形式的"异质空间"。

“结构—关系—主体”框架下的艾滋病预防——扩展“疾病”的社会学想象

（黄盈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要：本文综合作者多年来针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实地调研与艾滋病干预工作经验,归纳了与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风险相关的各类因素,构建出"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框架。其中,"结构"包括:扫黄政策、艾滋病防治政策、经济与贫困、社会歧视、性与社会性别文化、社会流动等;"关系"涉及:性产业的组织形式,小姐与妈咪、客人、邻居、警察及小姐之间的权力与互动关系;"主体"则是关于小姐个人在专业知识、工作实践、认同方面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相比于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框架,本文提出的"结构—关系—主体"的分析框架关注到小姐人群所面临及关心的健康问题远远不止艾滋病,而是更为宽泛的包括暴力、一般妇科问题、社会歧视、心理健康、性病与艾滋病在内的"职业健康"问题。这个框架不仅扩展了对"艾滋病"的社会学想象,更有利于指导实际的健康促进工作。

艾滋病预防干预的“主、客位”视角及其实践操演

（王昕，山东大学社会学系）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摘要："私权利/公权力"、"个人/社会"等二分维度在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的视野中集中表现为"主、客位"视角的割裂。公共卫生系统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从"客位"视角出发,以疾病的社会控制为目标,运行基于实证主义的实践操演;而个人基于"主位"视角对疾病的认知、想象和实践往往被隐匿和忽视。呈现艾滋病预防干预中"主、客位"视角的割裂和对峙,从高危群体的"主位"视角反思干预的方式和内容,能够为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的优化提供新的路径和思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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