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春节，很多单身的小伙伴都遭到父母逼婚的困扰……想对策的关键是知道根源。今天小编为大家深挖中国家长的逼婚背后的焦虑情绪，希望可以提前帮助单身的小伙伴回家前想好对策。

2016年3月25日下午，北京中山公园东门筒子河边，乌压压地聚集着近两百位中老年家长们。这里是京城人气最旺的相亲角，每周四下午、周日下午定期开放。在北京，周六下午的玉渊潭公园、周日上午的天坛公园也有类似活动。“1984年3月出生，身高175CM，留英七年，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可用英语教钢琴，曾开过多场独奏音乐会……”“1980年12月生，未婚，1.62，硕士学历，北京户口，有房、车……”子女基本情况或手写、或打印，被固定在一张张纸板上。家长们有的手举着、有的摆在地上，闲逛之间随意聊天，相中了便走到旁边仔细交流。

2007-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曾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做田野研究，去年重新开始做追踪研究。今年3月，她在相亲角遇到一位1974年出生的男孩说，父母要求当年底前必须结婚。还有一块广告牌白底黑字、言简意赅：两三个月内就结婚！这场中国式婚姻焦虑，究竟因何而起、如何而来？

米和菜都是双份，做一顿饭吃两天。四川女孩陆铭发现，爸妈的饮食原则是“一切从简”。偶尔她回家，想给他们做点好吃的，爸妈总是推辞，说太麻烦了，“随便炒点乱七八糟的吃吃就行”。

有一次，她真的生气了，父母为什么不能理解自己孝敬他们的好意？“

不要把吃看得那么重，反正吃进去都是屎

”，妈妈这样回答，语气略有批评。

她的爸妈曾经有过一段艰苦的日子。有一次，小时候的陆铭发高烧，家里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不得已去借了20块钱，看病就花了15块。从那之后，爸妈开始做小本生意。如今，他们帮别人送菜，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忙活，休息时只是睡觉。不打牌，不跳广场舞，全年无休。

对陆铭另一半的要求，爸妈不强求身高学历，强调的是“不要负债”，即家里不能有特别沉重的债务。经历过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日子，爸妈觉得，具备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才能让下一代少吃一些苦头。

江西女孩孟章的妈妈，则永远做不出适合两个人食量的饭菜。孟章觉得，４个人吃都够。吃不完的，每次都倒掉。妈妈一边愧疚，一边还是做更多饭菜，“因为小时候饿了，潜意识里总想着多做一点”。她的舅舅坚决不吃霉豆腐——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

近百年来，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三场大灾难。战乱，涉及到生命的威胁；三年自然灾害，是食品短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精神上的危机”，某咨询师表示，“中国人被剥夺的这三种体验，造就了中国‘生存文化’，即一切只要能按步就班地活下去就行。”

一部分50、60父母看来，爱情并不是让婚姻活下去的关键。只有柴米油盐、搭伴过日子才是最实际的；只有对方人品好、少来夫妻老来伴，才是最值得羡慕的。

至于爱情，是奢侈品，却不是必需品。

于是，当憧憬爱情的年轻人在面对相亲对象时，如果以“没感觉”、“谈不来”为理由拒绝进一步发展，父母们通常会认为孩子不现实、理想化、还没有长大。在他们看来，这不足以成为子女拒绝走入婚姻的理由。

“我那时候就是先结婚再恋爱”，一位姓张的北京阿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阿姨今年65岁，原籍河北，和当了兵的同乡丈夫来到北京定居。小女儿30岁了，医学硕士毕业，还没有结婚。

她和丈夫结婚时，不过是第三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这两家人隔着高速路，远远地相互看了看；一年半之后，丈夫到河北接兵，去她家里呆了20分钟。双方都觉得没什么大毛病，第三次见面便是丈夫回乡办了结婚。

直到小女儿出生后，她才确信自己与丈夫性格不合。她性格豪爽，大度泼辣；丈夫则谨小慎微，拖泥带水。2003年时，她借了七八家的钱，在回龙观买了一套房，总价36万。那时，丈夫很生气，责怪她折腾、败家，放着好好日子不过，非要去背上一身债。

去年，她将这套房卖出，一下挣了300万。旁人夸她有远见、有决断，丈夫却觉得丢了面子，不高兴。他反驳说，不卖那就不是钱。张阿姨生了气：“我要卖，我有；你要卖，你有吗？”

她不是没有想到离婚。然而，她担心在河北娘家抬不起头来，“如果春节前家里有个姑娘回来了，大年初一都不让她出门。有哥嫂或者弟媳的，妈妈在儿媳妇面前都没面子。为了不给父母找麻烦，只能忍嘛！”

如今，张阿姨已下定决心离婚，但她的思虑仍旧细致。离婚只能在小女儿结婚之后—为了避免女儿因父母离婚而被未来的婆家挑剔。周日下午，她去中山公园相亲角，为女儿寻找缘分。

2007年9月至2008年6月，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孙沛东访问了43位父母，年龄均介于50到70岁之间，大部分为上海本地人，是“文革一代”、知青一代和“红卫兵一代”。

“这一代父母，人生太局促、太不由自主。”孙沛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这一代父母童年时物质贫乏，读书时上山下乡，回城后难题种种，结婚时计划生育，中年后下岗分流。他们的人生，被时代裹挟东奔西走，个人意愿和自主选择被压缩到一个狭窄的空间。

她对62宗访谈资料稍加分析，发现这个群体中很多人会率先下岗；之后难以再谋到一份足以保证自己和家庭成员体面生存的正当职业。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种种变动诚惶诚恐且难以应对。出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他们最终难以从改革中受益，而成为发展中被甩出的包袱。

如果没有下放，他们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从下放到下岗，这一代人的命运更多地体现出人民共和国不幸历史的延续：他们过去的苦难正成为他们今日困窘的泉源。

沛东说，在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知青一代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层很明显。高至国家领导人，低至为生存奔忙的城市下层民众、扎根在乡村和边疆而没能回城的普通老知青。在相亲角的知青一代属于这二者中的中间阶层。那些命运多舛、境遇不佳的同龄人的生活状况令这个群体对人生持有一种忧患意识。

“处在这个分层格局中的社会个体，业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的知青一代父母曾经有过被耽误的学校教育、被耽误的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转型中遭遇到的经济困窘，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时刻警醒着生存的不易，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被耽误。”

他们几乎没有完整的、自我的人生。他们忙忙碌碌一辈子，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与瘫痪在床的老人。他们可能不会上网，不看美剧，更不会旅行。除了广场舞、下象棋、合唱一类，他们没有什么兴趣爱好，自觉已落后于这个时代，贫乏而局促。

上海男生李小强觉得，自己完全被父母当成私人财产。

他36岁，身形略胖，毕业于清华大学，在北京从事教育创业，因父母持续逼婚而烦恼不已。父母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再怎么大，还是我的孩子。”

“他们不知道人和人是有界限的，人是有隐私的”，李小强说。读书时，妈妈会趁他不在家时翻书包，找到通讯录，然后轮番打电话给老师、同学了解儿子在学校的情况。如今，电话对象换成了同事、朋友和老板。

第一次婚姻还没结束时，妈妈还会给前妻的父母打电话，侧面了解他的动态。电话几乎每天一个，其中一个问题是：“你们家晚饭吃了什么？”

现在，他已拥有了自己的公司，工作繁忙。妈妈通常是这样联系他的：先给他发个邮件，他刚看到准备回。立刻，短信来了。他回复一半时，电话又响了，是妈妈，“你收到短信了吗？妈妈给你发邮件了。”

确认没什么急事后，他说自己在忙，晚上再聊。到了晚上，妈妈会抱怨：“你不爱妈妈”。他几乎肯定，如果结婚后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她是会趴在门上偷听的。

小强将他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不得不“冷漠”地形容为“allopatricspeciation”，即在生物学上，同一个物种的两个亚群体，在地理上孤立而产生的分歧偏离太远，以致出现隔离，将会形成两个新的物种。他想说的是，当和父母生活在不同城市后，因地缘与精神上的隔绝，两代人在精神上的基因已经不再流动，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

“（父母）那一代人更加可悲的是，他们越是认为自己做的好，子女也就是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越优秀、越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就越不认可他们那老一代人的价值观，思想隔阂也就越大。这很像土地主家的少爷被望子成龙的地主老爸送去西洋留学，少爷接受的教育越优秀越先进，也就越有可能与他当地主的父亲成为仇敌。”

湖北女孩杨依依，在父母是否能够理解“婚姻是个人私事”这件事上，完全不抱指望。个体、隐私、界限这些名词，她的妈妈基本不懂。有一次，她们在商场试衣服。在试衣间里，她脱得精光时，妈妈却不打招呼、随便撩起帘子进来了。

让杨依依愠怒的是，试衣间的门正对着收银台，一位女性服务员完全看见了自己。她责怪妈妈至少告诉一声，妈妈却不以为意：“反正都是女的，怕什么!”

父母们尽管意识到代沟，却仍然不能避免将子女的婚姻当成自己的责任。中国本来就是普婚文化，“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仍然是当今中国普遍的婚恋共识。

部分50、60父母的观念中，隐含着一个预设：子女只有结婚并组建家庭才能获得幸福。婚姻是否成功，成为父母是否尽职、子女是否孝顺的重要标尺。因此，子女应当为父母考虑，父母则必须为子女操心。

一旦孩子大龄未婚，父母很容易生出对孩子的愧疚感、亏欠感。““有一种亏欠是觉得自己经济条件差、社会地位低，让子女在市场上处于劣势。还有父母是觉得自己管得太严，曾经禁止孩子早恋、禁止上大学时谈恋爱。第三种可能来源于孩子曾经有一个恋爱对象，但父母不满意而棒打鸳鸯，孩子很久不能走出这段情感””，孙沛东副教授对记者说。

“中国人的情感深处，有了太多这样的不分你我的连体之爱。术语称为‘群聚性自我’”，卢悦说，“在‘群聚性自我’的文化中，“我”是不存在的。比如一个孩子的头上长着一块胎记，这个时候，亲友们可以肆意谈论这个胎记，而不用顾忌到这个孩子的自尊心，对他们来说，我们是一体，这是一种亲密，只有家里人才会这样真实和直接以及亲密到不顾你的尊严。”

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个体的力量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像工蚁一样，在共生状态的中国人，是通过付出自我，获得价值的承认的。上一代的父母退休之后，价值感的丧失是个巨大问题。

“我还有用吗？我活着的价值在哪里？”他们的价值感，一定要有一个角色的附着，通过像工蚁一样源源不断地劳动才能获得。如果没有转向广场舞等其他兴趣，那么，只有获得另一种身份，如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或许可以重拾尊严。

然而，中国正在从“群聚性自我”的时代走向“分离个体化”的时代，也就是说，自我正从“共生”状态走向“个体化”的状态。父母的生命轨迹，已经无助于孩子们面对当下的生活；父母的生存逻辑，已无法帮助他们应对这个世界。当父母还在要求继续共生，但新的一代已经开始拒绝，这时大量的冲突就会发生。

在央务鹊桥组织的一个大型联谊会上，一位男孩引起了张旸的注意。男孩长得帅、个儿也高，好几个女孩有意结识。不料，过一会儿，男孩背后出来三位老太太。一个给扇扇子，一个给擦汗，一个给喝水。

张炀上前了解情况，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姥姥，还有一个是阿姨。

“实际上两代人都需要断奶。”吴小英说。年轻人需要自力更生、自己做决定；父母也要寻找自己的生活，不能再被紧紧捆绑在一起。

我不太愿意结婚的一个很大因素，是不想要我父母那样相处的模式”

，江西女孩孟章说。她今年26岁，考取了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证，4年前来到美国修读法律。她说自己的家庭看上去挺温馨，实际不是很开心。

孟章觉得，他们俩的生活状态、思想差距越来越大。爸爸什么家务都不干，把妈妈当成保姆使唤。只要一吵架，妈妈不给他洗衣服，爸爸就认怂。妈妈则是家庭妇女，不化妆不打扮，自卑到不交际不应酬、不愿参加聚会。

爸爸玩摄影，用苹果公司的itunes比她还熟悉。妈妈连微信都不会，忘记所有的网上密码。爸爸爱学习，会上网看公开课，从建筑、音乐到心理，书桌边的笔记本摞得高高的。问到妈妈爱看什么时，爸爸会嘲笑妈妈，“她就爱看什么总裁的情人，全是那些网上言情小说。”

“妈妈没有真正感觉到，爸爸其实没有从思想上尊重她。爸爸可能看不起妈妈现在这个阶段”，孟章说。让她感到惋惜的是，妈妈是为了家庭和孩子做出牺牲，心甘情愿放弃了前进的机会。

两人初相识时，情况正好相反。妈妈考上了大学，爸爸只是普通工人。外婆看不上爸爸，觉得他没什么前途，便把妈妈关在屋里，禁止两人见面。妈妈跳窗户，跑去见爸爸。

事实上，50、60年代父母的婚姻选择中，完全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是少数。大多数父母仍能实现小范围内的自由恋爱，甚至因上山下乡等历次运动，不乏“门不当户不对”、违抗父母之命的婚姻。

然而，尽管这一代父母因爱情结合，却缺乏爱的能力，不知道怎么在日常生活中继续营造平等、共赢的婚姻关系。子女耳濡目染，发现父母的婚姻模式不令人满意，对于婚姻本身及自己维系婚姻的能力有了犹豫、迟疑。

在湖北女孩杨依依看来，自己的父母属于应该离婚却凑合着过的那一类。两人本就性格不和，又不知道如何解决争端，在自己上大学后，两人渐渐连争吵都没了兴致，回避一切矛盾，进入冷处理、冷暴力状态。

比如，爸爸在外应酬，有时忘记告诉妈妈自己不回家吃饭。几次之后，妈妈的解决方案是，再也不理会爸爸，自己一个人吃饭。有时，爸爸准时下班回了家，却发现家里冷锅冷灶，连自己的那份饭菜都没有。接下来，爸爸更少回家吃饭；妈妈也更有理由指责对方不顾家。双方渐行渐远。

有事情要告知时，杨依依必须各自发消息给两个人——即使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爸爸妈妈就连孩子的新闻也互不交流。积累下来的坏情绪需要疏解，爸爸时不时地大醉一场、妈妈时不时地大哭一场。然后，一切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杨依依有意识地控制自己不这样，但有时她会发现，自己似乎不能避免这种沟通无能。谈恋爱时，她也习惯性将负面情绪憋在心里、一个人生闷气，而对方往往一无所知。

“中国青年男女缺少爱的教育，不知道如何谈恋爱、如何交往、如何维护一段关系”，心理咨询师卢悦说，“一方面对坏的婚姻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对好的婚姻又没有办法”，大龄未婚青年与父母的冲突，更加尖锐。

某省级卫视播出的电视剧中，出现了女孩未婚先孕的情节。画面中，妈妈陪着女儿去医院流产。在病房外的走廊，这位妈妈抹着眼泪、唉声叹气的。正在看电视的万玲阿姨，突然调转头对自己的女儿说：“如果你这样，我支持你生下来。”

万玲是湖南人，出生于1958年。独生女34岁，还没有结婚，成为一块心病。如今，她告诉女儿的是：哪怕没有感情，也可以随便找个男人先结婚，生个孩子，再离婚，“孩子交给我来带，不用你操心。”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不离婚当然最好。如果找不到，有个孩子更重要”，万玲老公曾经不忠，她对男性已心灰意冷。婚姻对她的意义，在于一个合法途径取得的孩子。她逼婚，其实是逼娃。

中国，未婚生育是违反计划生育法的。除了要缴纳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还可能面临不能上户口的难题。在社会上，未婚妈妈仍然被歧视。但是，一个结婚证却可以解决这一切。这也是万阿姨最后的退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女儿不同意，这样对他人、对孩子都不负责任：“那我去精子库找一个，不也可以吗？”让女儿惊讶的是，妈妈没有发火。万阿姨考虑了两天，告诉女儿说还是不行，“至少要让孩子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这让女儿明白，妈妈在认真考虑这个办法的可行性，她提出的随便结婚、生娃再离的办法，不是心血来潮。

“我身边就没有没孩子的。实在生不出的，至少也会找亲戚、朋友抱（养）一个。说句不好听的，没有孩子，住养老院也没人看，自己死在家里都没人知道。谁会替你收尸？”万阿姨心有戚戚。

她看新闻，常有孤寡老人死在家中、被发现时已是累累白骨的消息。她学会用微信，将链接发给女儿，以示警醒。她家住一楼，窗外便是小区道路，人来人往，这让她感到安慰：“以后动不了，我站在这窗户口，找人帮我买两个馒头，总会有人应的。”

对未来养老的恐惧，几乎是她们这一代人的共同特征。“只生一个好，国家来养老”的允诺，已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消失。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个体和家庭被迫接盘，“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原先由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所获得的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孙沛东副教授说。

2008年，万玲以国企全民所有制工人的身份退休，如今，每月退休金为2546元。她本来觉得还行，有从市属企业退休的朋友，还领不到1300块钱。但前几天，另一位朋友告诉她，这个三线地级市的养老院价格是每月3000元，她便有些不高兴，“不能生病，只够吃吃饭。”

养老，还是只能靠独生女儿。以后独生女儿靠谁？只能靠孩子。万玲坚信这一点。

当然，她的考虑还有不少。两人一起料理四位老人的后事，也比一个人对付两个人强。再过几年就60了，要趁自己身体还好，帮忙把小孩拉扯大。老公是位处级干部，刚刚退休，眼看着人情越来越淡，女儿再不结婚，这么多年送出去的礼金都收不回……

“转型期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老龄化社会、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加上政府社会保障的整体不足，这让在中国现有制度下，老百姓认为靠国家制度不能带来完全的安全感。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风险是依靠正式制度、同事朋友关系不能解决的，只能靠强有力的家庭关系来解决。这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吴小英说。

在中国，家庭能够承担很多职责：个体收入不稳定、通货膨胀的生存压力、住房医疗、赡养老人、看护医疗等等。这让家庭本身成为风险社会中个体寻求安全感的最终堡垒和依托，婚姻由此从个人的情感归宿变成过日子的支撑单位。

单来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长辈觉得成个家更安全。如万玲一般的中老年女性，极力促成子女的婚姻。他们害怕自己老无所依，害怕子女孤苦伶仃。“‘怕’已成为他们人生字典上的一个关键字，成为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和时刻长鸣的警钟，并且自然而然地转嫁到下一代身上”，在专著《谁来娶我的女儿？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中，孙沛东这样写道。

在吴小英看来，转型期中国式婚姻焦虑的核心问题，还在于人们对婚姻动态性所导致的脆弱性认识不足，因而希望通过精心选择，一劳永逸地找到所谓靠谱婚姻的企图。婚姻的脆弱，一方面是家庭观念中个体主义的上扬，其次是中国特色的家庭制度的“无厘头”。

“政府在公共政策问题上家庭视角一定程度的缺失、或者说在家庭政策制定过程中缺乏一以贯之的逻辑，使得婚姻的外部环境和支持系统缺乏可持续性，不少政策甚至是以对婚姻和家庭的伤害和破坏为前提和结果，这进一步加剧了婚姻家庭在这个时代的脆弱性。”吴小英说。

然而，尽管婚姻本身风险和脆弱性日益增大，但是，似乎只有婚姻，是长辈们对抗人生不安的唯一方式。

来源：

米格尔街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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