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20没人想住在北边

“旅馆”坐落在第七街跟凡恩街的路口，离旧城区不远。住户聚集在入口处聊天、抽烟、追着自家孩子跑，是此处的日常。二月最后那几天，克里斯特尔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这里。在法院发给克里斯特尔的驱逐通知里，谢伦娜勾选了“房东希望回收物业的理由如下：”这一栏，并以书面形式陈述她的意见：“与上下楼的房客冲突不断（均报警处理），擅自将房子转租给遭到驱逐的房客。”克里斯特尔看得一头雾水。阿琳的事情谢伦娜从一开始就知情，这样还能说她是“擅自”吗？总之她打包完两个透明的垃圾袋，没出庭就自顾自走了，她误以为这样就可以保全自己的名声。

克里斯特尔厌恶

“旅馆”里吃的食物，另外还会有些前来修缮的男性工友拿干净的床单、点心或洗发水跟住户搭讪，看有没有人要和他们上床。1但她喜欢自己的房间，温暖、干净并且自由。克里斯特尔说：“要是没有一丁点的好处，我才不会付那55元。”再来她需要新朋友，而“旅馆”在这方面的功能相当强大，它将数十名走投无路的家伙凑在同一个屋檐下。按照“旅馆”那些住客的说法是，他们每个人都“经历过大风大浪”。2

克里斯特尔俨然是万人迷。风趣的她善于跟人打成一片，而且动不动就会鼓掌叫好，甚至连自嘲也很在行。她会一边唱着福音歌曲，一边走出

“旅馆”。她举起双手，像是在赞美主。克里斯特尔身边不乏追求者，而她交新朋友最大的目标和她想从阿琳身上得到的东西如出一辙：那就是母亲的角色。这一点她也在瓦内塔（Vanetta）身上得偿所愿。

瓦内塔

·埃文斯从一月开始就待在“旅馆”。二十岁的她不比克里斯特尔大多少，但她成熟得很早。瓦内塔十六岁时头一次当妈，生下了小肯德尔（KendalJr.），翌年生了女儿藤碧（Tembi），再隔一年又生了男孩波波（Bo-Bo）。瓦内塔是在芝加哥地区声名狼藉的罗伯特·泰勒之家（RobertTaylorHomes）长大的。瓦内塔精神障碍的母亲——她和兄弟姐妹口中的“脆饼”，带着还是孩子的瓦内塔住遍了“伊利诺伊州跟威斯康星州大大小小的收容所”。克里斯特尔喜欢瓦内塔的模样跟气质，她不会有那种不知所措的时刻。瓦内塔会在后脑勺绑一个小巧的马尾，还会把手机穿在皮带上，就和某些房东一样。瓦内塔深棕色的皮肤跟克里斯特尔很搭，一副烟嗓就好像夜店的驻唱，但她对孩子几乎都轻声细语，很少嚷嚷。只要她使个眼色，三个小孩就会乖乖排好。小肯德尔如果顽皮，瓦内塔就会作势要打电话给老肯德尔，也就是孩子的爹。小肯德尔也知道妈妈只是做个样子，但他还是会安静下来。波波如果癫痫发作，她会立马把他送去医院。3

这两个女人开始是在香烟上互通有无，她们会各自记住收进

/送出的Newport牌香烟。不久后她们就开始“加注”，渐进且迅速地朝着互惠互利的关系前进。她们开始交换点心，然后是小额的钞票，再来是速食店买的餐点。她们渐渐在闲谈中探得彼此的情况——克里斯特尔知道瓦内塔从社福体系月领673美元，外加380美元的食物券；也慢慢知道了彼此的个性与脾气。克里斯特尔跟瓦内塔开始以姐妹互称。4一周后，她们决定一起去找房子。这对收容所里的室友将在收容所以外的地方搭伴。

瓦内塔将要出席自己的刑期宣判，克里斯特尔对此表示满不在乎。

“祷告有无与伦比的威力，”她说。瓦内塔觉得就算耶稣不插手，她也有机会躲掉牢狱之灾，毕竟她是初犯。

瓦内塔会惹上麻烦，起因是老城自助餐厅（

OldCountryBuffet）砍掉了她的班表。比起之前一周可以工作五天，她现在每周只剩一天的班。经理把责任推给不景气的生意。问题是这样一来，瓦内塔就付不出电费了。WeEnergies能源公司威胁她若不把705美元的欠费结掉，就要断电。她不可能付得出这些钱跟房租。但她又怕万一灯跟燃气都没了，儿童保护服务局会跑来把孩子带走。一想到可能失去孩子，瓦内塔就心痛万分。接着她因为拖欠房租收到了驱逐通知单。她既无助，又害怕。跟瓦内塔一起收到粉红色驱逐通知单的某位朋友也感同身受。有一天，在瓦内塔男朋友在场的情况下，这两名女人坐在厢型车里看着另外一对女人，带着钱包走进一家百视达（Blockbuster）租片。突然有人提议抢这两个女人，然后瓜分抢到的钱。说时迟那时快，三个人转眼变成了抢匪。瓦内塔的男友掏出手枪，递给瓦内塔的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冲出厢型车，用枪指着来租片的两个女人。瓦内塔跟在后面，抢过了皮包。几个小时后，警方就将他们逮捕归案。5

瓦内塔在笔录中供述，

“我急着缴纳各种费用，很紧张、很害怕，不希望孩子待在漆黑一团的家里，也不希望他们流落街头。”一满十八岁，瓦内塔就开始登记排队等公共住房。如今有了重罪的案底，她这辈子排到的几率几乎确定归零。6

在她的听证会中，法官告知瓦内塔可能会

“被判有期徒刑四十年，或处以罚金10万美元，还有可能两项处罚兼而有之。”瓦内塔试着不想这些。听证会开完她先是丢了工作，然后又从租房处被驱逐。这就是她来到“旅馆”前的遭遇。

克里斯特尔跟瓦内塔说好只在拉丁裔聚集的南部找间公寓。感觉运气不错的时候，她们也会看一下白人社区。总之二人完全不考虑北区。

“离那些混账黑人远一点就对了，”克里斯特尔说。7大方向厘清后，她们开始搭公交车去南区看招租的广告牌。即便现在已经有了一堆租房网站，房屋出租的实体招牌还是像“灯塔”一般，举目可见且效果不差，在少数族裔的社区尤其盛行。黑人房客中仅15%透过网络找房。因为不参考平面或网络媒体上刊登的资料，克里斯特尔跟瓦内塔的选择仅限于她们双目所及之物，眼力则还要经受起雾公交车车窗的考验。8

这对新朋友看了一间两居室的小房。因为房东禁烟，她们最终没有相中这间。她们还挂了某位房东的电话，因为对方开口就是西班牙语。

“两居室收一个月650美元，你疯了吗？”克里斯特尔这么跟某个房东呛声。在联络了十二个住所之后，瓦内塔提议试试看“便宜租”。这间公司位于国家大道（南区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上的店面特别小，你很难想象它是密尔沃基廉租房市场的巨擘。“便宜租”有超过三百个招租单位，负责管理的单位更是接近五百处。9

“不要来这儿找贫民窟的房子啦，”瓦内塔在要进门前又提醒了克里斯特尔一遍。

但她们还是进了门，缴了押金，然后接待人员从厚玻璃后面递给她们一把万能钥匙，好让她们可以自己去看房。就她们看到的来说，

“便宜租”旗下的房子偏小但还算干净，唯一的例外是后院有尿布跟废轮胎的那间；而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则是一户两居室的公寓，不仅有浴缸，房租还只收445美元。瓦内塔一直希望住处有个浴缸给小孩泡澡。两个女人于是赶忙回“便宜租”填申请表。这时她们才注意到便宜租在墙上用胶带贴了张审核标准：

符合下列情况之申请者，恕本公司不予出租：

1.无担保人的首次租房者。

2.近三个月有驱逐记录者。

3.近七年有毒品重罪或暴力犯罪定罪者。

4.近三年有毒品轻罪或行为不端起诉者。

5.无法证明收入或收入不足者。

6.无法确认租房记录或其房东评价欠佳者。

克里斯特尔跟瓦内塔没把这告示当回事。在二人的租房申请表上，瓦内塔填上了她的双胞胎兄弟当推荐人，克里斯特尔则写了她在教会的干妈。

在等待

“便宜租”回复的期间，瓦内塔想去看看那些超过她们550美元预算的公寓，但她其实不想把租金往上加，因为她不知道克里斯特尔能否把钱留住。在“旅馆”，她亲眼看过克里斯特尔把收到的支票往衣服、速食，甚至赌场的老虎机上砸。“小妞，我真的很想揍你一拳，”瓦内塔气急了会这样说。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周日），克里斯特尔还会把不少钱丢进捐款篮。

“我这是在积德，在播种。”克里斯特尔说这话的时候，正和瓦内塔在乔治·韦伯汉堡店（GeorgeWebb）里坐着。克里斯特尔说要请客。她前一晚刚用寄养机构送的40美元生日礼物当赌本，从波塔瓦托米赌场的吃角子老虎机上赢了450美元。女服务生送来了克里斯特尔要的热水，她把自己的铁汤匙往杯里一插，算是在清洗。“记得我上次跟你解释过的吗？你就当自己是个农夫，把玉米啊、青菜啊的种子往下埋，然后该浇水的浇水、该打理的打理，这样有天你就能收成。而我所做的就是在教会“播种”。我有求于上帝，所以我要播下这粒种子……我需要房子住、需要发点财、需要疗伤，需要打造一个完整的自我。这样讲你懂吗？”

瓦内塔不为所动。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上你那间教会的原因，他们根本没东西给你，意见又这么多。我不喜欢这样。然后你又跑去他们那儿，跟他们说你现在有多惨，但他们真的在乎吗？”

克里斯特尔看着眼前的食物。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只是等着搬家。”她试着转移话题。“那个起司蛋糕看起来不错。”

但瓦内塔没有就这么算了。

“不要摆臭脸给我看，”她说。“你在缴‘什一税’[1]的时候，教会那些混蛋王八蛋可都笑得合不拢嘴呢。”

“才没有！”克里斯特尔摇起头来。

“你一直把钱往他们的篮子里丢！不要说什么‘才没有！’我周日去都看到了。”

瓦内塔不是不知道教会对克里斯特尔来说意义重大。她听过克里斯特尔滔滔不绝地讲巴伯牧师传道时如何如何，讲主教们怎样怎样，甚至会讲到圣灵。她看过克里斯特尔在主日上教堂、周二也上、周五也上，甚至有时候连周六都特别去参加礼拜。如果连

“加略山五旬节派教会”[2]的教友都不算克里斯特尔的家人，那她在这世上应该就没有家人了。但克里斯特尔的教会也是瓦内塔最大的劲敌。每当克里斯特尔将钱丢进奉献篮里去积阴德、播下一些“种子”时，瓦内塔就少了一点跟她一起把家弄起来的基金。瓦内塔原还不知道克里斯特尔有没有把她说的话听进去，直到当天稍晚她撞见克里斯特尔对着电话另一头哭，一边还像是在祷告般地发出“喔，先塔。喔，先塔。”的呓语。

时间接近傍晚，瓦内塔得回去上高中同等学力的课了。

“别走，”克里斯特尔开口留她。

“我不能翘课，我想拿到这个学历，”瓦内塔这么回应。

“你真的不能翘课吗？”

“除非真的有急事。”

“贱人，你还不是会去找房子，我现在才是真的有急事。”

瓦内塔一笑置之，照样走人。

克里斯特尔原本应该继续去找房子，但她临时决定改去教会。

“加略山五旬节派教会”位于第六十街跟国家大道的路口，算是在密尔沃基的西南角，坐公交车能到。教会外观看起来是栋讨人喜欢的砖造建筑，窗户镶着彩色玻璃，雨水的排水管漆成了消防队的红色。彼时是周一晚上，教会开放了食物厨房。

克里斯特尔拿了一袋生活杂货，从牧师手中接过热狗。狄克逊主教逗了一下克里斯特尔，说她怎么在礼拜的时候发短信；但克里斯特尔也不甘示弱地回应，他老人家替上帝赐福给那么多人，牙齿掉光了没。她叫阿塔雅姐妹把她家的母狗带来做礼拜。

“有什么不可以？搞不好狗狗很有悟性，听得懂圣经。”语毕两人相视而笑。约翰逊·埃尔德也在，讲道的兴致还很高。“我们的灵里若真有耶稣基督，”他说，“那我就应该能感受到你的痛苦，你也应该能感受到我的痛苦。”

然而，强森长老其实感受不到克里斯特尔的痛苦。这倒不是说他像瓦内塔想得那样对人漠不关心，而是他对克里斯特尔的痛苦并不了解。事实上，无论是强森长老、狄克逊主教，还是阿塔雅姐妹，他们都不知道克里斯特尔待在

“旅馆”，巴伯牧师是唯一的知情人士。克里斯特尔不想被自己教会的伙伴看不起，不希望他们觉得该可怜她、或觉得她穷苦无依。她希望在教会朋友眼中，她是“克里斯特尔姊妹”，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蒙福被爱的人。每隔一段时间，克里斯特尔就会收到一袋食物，教区教友对她敞开家门，让她住上一两晚。但克里斯特尔的教会并不能满足她的众多需求。10教会能给她的只是一颗平静的心灵。

“你有最喜欢的章节吗，姊妹？”强森长老会这么问，是因为他看到克里斯特尔拿起了身边的一本圣经。

“不要点我名，我会不好意思。”她露出了微笑，“我最喜欢‘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辩明我所行的。’”[3]

克里斯特尔跟瓦内塔一直在找房子。有时候瓦内塔会带着孩子一道找，有时候她会先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或她姐姐埃博妮那儿。在跟克里斯特尔一同造访第三十二间公寓时，瓦内塔有把孩子带在身边。第三十二间公寓位于第十五街跟麦迪逊大道的交叉口。房东踏出了他的萨博汽车（

Saab），给一间格局不大的两居室公寓开了门。这一天看房子的行程会排在晚上，是因为房东是公务员，白天在麦迪逊市上班。他是个富足的波多黎各人，身上穿着打褶的西装裤和白衬衫。

这间房既小又闷，还没有浴缸。被带着走了一圈之后，瓦内塔问房东有没有其他房子是有浴缸的。他答有，并开始大谈另外一间公寓。那个地方大些，也比现在这间来得舒适，但租金却一样。突然间，像是一下子忘了要说什么，房东戛然而止。他的手伸向口袋，讲起了手机。瓦内塔跟克里斯特尔没瞎，她们都知道房东只是假装在跟人讲话。挂上子虚乌有的电话后，房东说刚刚接到合伙人的消息，他们那间好一点的大房子刚被租出去。

两个女人站在外边，眼睁睁看着萨博汽车的背影离去。克里斯特尔掏出了

MP3播放器，戴上耳机。一旁的瓦内塔则气到发抖。“气死我了，”她轻声说。

“振作起来，你要抚平你的心伤。”[4]克里斯特尔唱起歌来，眼睛紧闭，身体随着节奏前后摆动。

“这家伙根本是一副‘哎呀，她们不就是两个黑人，来住也只是糟蹋了好地方而已’的嘴脸。”瓦内塔利落地抹去了一滴眼泪，咬住颤抖的下唇。她的小孩则抬头看着妈妈，一脸不解。

“振作起来，你可以展翅翱翔，”克里斯特尔越唱越起劲。

密尔沃基人大多认为这座城市会有种族隔离，是居民的选择，这就是大家想要的。事实上，贫民窟一直都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不会有人真的希望弄出一个贫民窟来。

11贫民窟绝不是现代化城市的副产物，也不是伴随工业化和都市化出现的悲剧；没有人可以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也没有人会故意去设计这样一个场域。贫民窟始终是土地资本化的一大特征，而对从土地稀缺、房子年久失修和种族隔离中看到商机的人来说，资本化的土地正是他们的摇钱树。

这或许得从

15世纪晚期说起，从战争与武器的演进说起。随着铁制炮弹的问世，人类城市不能再单独依靠壕沟或最基本的壁垒来抵御攻击。一套复杂的防御机制亟待建立，城市必须在高耸的墙垛后朝着竖直方向发展。日内瓦和巴黎古城里都有六层楼高的廉租公寓，爱丁堡的公寓更是有它们的两倍高。随着务农家庭从平地被赶往拥挤的城市，人对空间的竞逐再三抬高了土地的价值与租金。都会区的房东很快意识到，贫民窟里商机无限，贫民窟就是他们的聚宝盆，“庞大利益之所在，不在于为财力无虞者提供一流的住宿环境……而在于向连富人的零钱都挤不出来的穷鬼，兜售简陋而窘迫的栖身之所”。12从16世纪开始，贫民窟就不只是被放逐者、乞讨者与鸡鸣狗盗者的家园，而是广大人口的集中地。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美国把上述模式引进了国内。英国乡绅的那套制度和法律，被殖民地领主原封不动地带到了美利坚。这当中包括缴租义务的绝对责任制，也就是不管你是火烧还是水淹，反正时间到了就得交钱。综观整个

18、19世纪，美国穷人的居所不外乎是地窖、阁楼、牛圈，或是那种一间挤几户人家的无窗房间。13有些贫民窟完全被切断了基本的城市服务，就连当地的水井也不得其门而入，居民无奈之下只得外出乞讨用水。14同时间租金水涨船高，屋况却每况愈下。直至某一天有人付不起房租，房东就会援引“扣押权”（privilegeofdistress）：即房东可以扣押房客的财物并加以变卖获利，借此补偿收益的损失。这种做法一路延续至20世纪。15

有了种族压迫的为虎作伥，土地剥削更是大肆扩张。在奴隶制时代，让田里的黑土变黄金的是黑奴，但黑奴却无法拥有他们辛苦耕耘的土地。南北战争之后，获得解放的黑人在土地所有权里看到了真正自由的可能，而在战后重建期，富有的白人依然垄断着实质意义上的土地，因为南方邦联人士被褫夺或主动放弃的土地还是还诸于原始地主的手中。以佃农之姿重返农园，黑人家庭还是落入了以耕作勉强糊口与负债的怪圈。白人种植园主却越变越有钱。

16黑人的房子只能勉强遮风避雨，与农场主的豪宅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跨进

20世纪的前几十年，向往自由、追求好工作的美籍非裔家庭加入了“大迁徙”（GreatMigration）的行列，无数家庭从美国南部的乡下北上至芝加哥、费城、密尔沃基等都会。而前脚刚一踏入这些大城市，后脚就被赶到贫民窟里，绝大多数黑人都开始为了租房仰人鼻息。17贫民窟的房东手下有一群黑白隔离而且无处可去的房客，改善残破的屋况对他们来说无利可图；真正有利可图的是把房子隔成一间间厨房大小的单位。三夹板制成的薄墙林立而起，好端端的公寓转眼成了“养兔场”。没有暖气不足为奇，水电管路做一半也是家常便饭。于是乎，黑人家庭举凡做菜吃饭都会穿上冬天的大衣，若想解手则只能借用屋外的厕所或靠自行拼装马桶。18他们与结核病的哮喘声朝夕相处。1930年代，密尔沃基的黑人死亡率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将近六成，元凶正是恶劣的居家环境。19伴随“罗斯福新政”[5]的出台，美国白人家庭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真正有机会晋身为业主，但黑人家庭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德政，因为联邦政府认为担保黑人社区贷款的风险太高，又或者是某些忠于“吉姆·克劳”黑人隔离法案[6]的官员从中作梗，让非裔退伍者无法申请军人抵押贷款。20经过三个世纪系统性的土地剥夺，我们看到了一群“准世袭”的黑人租房阶级，旧城区的公寓需求则被人为地抬高。21

1950年代，白人房地产经理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先进”的剥削技巧。这种做法主要针对被挡在房市外的黑人家庭。看准了那些黑人居多的社区里的白人住户会急于脱手，炒房团会先以低廉的成本囤屋，然后把这些房子以“签约”的方式卖给黑人家庭，索价则是鉴价的两到三倍。黑人买方必须筹措出一笔不小的首付，金额通常在灌水后房屋总价的25%左右。入住后，黑人家庭得全权负责业主的各项义务，却完全没有任何权益。一旦月缴变多或持有房屋的开销让他们无力负担某期房贷，黑人业主就会遭到驱逐。不少人的房子就是这样被查封、连首付都被没收的。当中的利益之庞大，让人膝盖发软。1966年，芝加哥一名房东在法庭上供述他每一处房子可赚进租金42500美元，但维持屋况的支出却只要2400美元。对于暴利的指控，该房东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没暴利我干吗买这房子”。22

1968年的民权法案认定居住歧视为非法，但隐性的歧视还是无孔不入，防不胜防。克里斯特尔和瓦内塔也想离开贫民窟生活，但像第十五街的那类房东就会给她们钉子碰。有些房东跟“便宜租”这一类的物业管理公司懂得如何避开歧视的雷区——他们会白纸黑字把游戏规则写明，然后对所有的申请人一视同仁。但这样的“一视同仁”，放在不平等的大环境里面，还是会衍生新的不公平：黑人男性坐过牢的比率远高于白人男性，背着驱逐记录的黑人女性也远多于白人女性。“一视同仁”地驳回有前科或驱逐记录者的租房申请，到头来打击的几乎都还是非裔美国人。克里斯特尔跟瓦内塔的租房申请被“便宜租”拒绝了，理由正是两人被查到曾遭逮捕和驱逐。

驱逐本身就可以说明何以有些家庭住在安全的街区，有些家庭却只能与危险比邻。为什么有些小孩能上好学区，有些孩子却要去运作不彰的学校。被扫地出门的创伤、被注记曾遭驱逐的污点、乃至急于找到栖身之所的巨大压力，都会把房客推向城市里的灰暗角落，让他们硬着头皮与危险共处。

23这样的现实尚未出现在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的生活中，她们两人还在租房第一阶段的新鲜感里面；但在找到超过五十间房子后，她们会知道力不从心，会开始勉为其难地考虑破落的旧城区。这对新朋友正在绕回贫民窟的路上，只是她们还没准备好就这么绝望。

克里斯特尔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为此周一晚上她没有去找房子，而是走了趟教会。也因为这个，她才会在第十五街的房东走人以后猛听音乐，还唱起了歌。

“我真的受不了了，压力太大了。但我才不会就这样倒下呢，”她说。克里斯特尔最后还是对着收容所的一位工友发飙了，导火线是她要干净的床单，而对方不给。她已经因为在硬性规定要参加的职业培训课上睡觉而被盯上了，但克里斯特尔将此归因于她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和工友吵过之后，克里斯特尔收到通知，要求她在第二天早餐前搬走。

第二天克里斯特尔一直在打电话。她四处寻找愿意收留她的人。但每通电话都没有下文，天色也在慢慢变暗。她叹了口气，打给巴伯牧师。果然巴伯牧师从教区中替她找到了一对老教友夫妇，他们愿意救急。克里斯特尔那天晚上的床，就是老夫妇的懒人躺椅。

之后那个晚上、在加略山教会的查经班结束后，克里斯特尔回到了老夫妇的家。倾盆大雨落在灰暗而空荡的街上。冬春之交、冰雪开始融化，从天空中降下的就是这种刺骨而愁苦的冷雨。克里斯特尔敲门，老先生把门开出一条缝，并没有把链条取下。这对教友的家在第十四街跟伯雷街的交叉口，算是密尔沃基出了名的犯罪死角。看到是克里斯特尔，这位丈夫把锁链的缝拉到最宽，递出一小袋克里斯特尔的个人物品，接着就把门关上了。

克里斯特尔认为对方会有这种反应，应该是因为她一点

“表示”都没有吧，但她真是囊中羞涩了。原本在赌场赢到的钱，在借给一位平辈亲戚400美元后也都没了。一听说有这种事情，瓦内塔的反应是：“还好我不在现场，不然我一定会把你打醒！你自己都没地方住了！我不管那些人是你的家人还是什么，你自己说你无家可归多久了？你是不是应该先给自己找个窝再说？”

但有时候，克里斯特尔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一次她和瓦内塔在麦当劳吃午餐，一个小男生走过来，看起来只有九岁或十岁，衣服肮脏，头发乱成一团，脸一边还肿了。男孩没有往柜台的方向走，而是缓步在座位间穿梭，寻找残羹冷炙。

克里斯特尔和瓦内塔注意到他。

“你有钱吗？”克里斯特尔边问边翻找起自己的口袋。她们二人最后凑了身上的钱，给小男生买了晚餐。克里斯特尔一边仰着头看菜单，一边像大姐姐般用一只手环抱着男孩。确认他一切安好，把餐点交到他手里，还在临别时给他了一个拥抱。

“好像我们小时候喔，”瓦内塔有感而发。

克里斯特尔看着男孩冲过马路。

“如果我给自己买了房子，一定让他住进来。”

伯雷街上疾风斜雨。在街灯的黄色光束里，雨滴仿佛无垠的银色鱼群，前仆后继。倏地穿过灯光，转眼又消失在四下的黑暗里。快晚上十一点了，克里斯特尔想起一个号码，拨了电话，欠她钱的亲戚没接。她又换了个号码，寄养家庭的妈妈说她家住不下了。就这样一拨再拨，一拨再拨，一拨再拨

[1]tithe，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用于神职人员薪俸和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的宗教捐税。信徒需要捐纳本人收入的十分之一供宗教事业之需，故名什一税。

[2]Mt.CalvaryPentecostal，加略山又为“髑髅地”，罗马统治以色列时期耶路撒冷城郊之山，新约全书记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就是在加略山上。“加略山”跟十字架一样，都是耶稣受难的象征。而五旬节派教会则是20世纪初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至五节兴起的一支新教教派，属于圣洁运动（HolinessMovement）里较激进的一支，其特色之一是强调以无人通晓的“古老方言”与上帝对话的能力，也就是一般认知中的“语意不清”（glossolalia），这在语言学上的定义是指于无意识的状态下发出流利的音节，但不具有可供理解的意义。

[3]“ThoughHeslayme，yetwillItrustHim”，出处是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Job，13：15）。约伯在此责备有人不应假上帝之名来定他的罪，他还是要大声替自己辩护，因他还是相信上帝。

[4]“Getittogether，youhavetohealyourheart”，出自美国黑人灵魂女歌手印蒂雅·艾瑞（IndiaArie）的单曲《振作起来》（“GetitTogether”）。

[5]NewDeal，1933年，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三项主轴为救济（Relief）、复苏（Recovery）、改革（Reform）。

[6]JimCrow，“吉姆·克劳”是对黑人的蔑称，“吉姆·克劳”黑人隔离法案则是美国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后的重建期设置的种族隔离法案总称，1965年后才正式废止，距离内战解放黑奴刚好约一百年。

1.我没有亲眼见过工友在收容所的住户中找性伴侣，但克里斯特尔、瓦内塔和其他我在“旅馆”认识的女士都印证了此事。在后续的访谈中，救世军的工作人员表示从未听闻住户跟工友有暧昧的互动。

2.这些管理穷人的机构，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落魄个体凑在一起之余，还成了发展“露水姻缘”的温床。社福办公处、食物厨房、求职中心、匿名戒酒社团、美沙酮门诊、游民收容所，甚至驱逐法庭中等候开庭的区域都是这类例子。“一次性”的关系会在这些场所擦出火花。关于各个组织机构在人情关系网中扮演的角色，

3.按照瓦内塔的说法，波波会有癫痫的症状，是因为被日托中心的员工摔到了头。

4.ElliotLiebow，

5.参考瓦内塔的庭审记录，以及她本人的自述。

6.密尔沃基城市房屋委员会在“住宅许可与续住政策说明”（AdmissionsandContinuedOccupancyPolicy，2011）中表示，该委员会“不接受请求，也不具有义务，去协助那些……有犯罪记录的申请者，申请人的家庭成员同样不得参与暴力、伤害、毁损或其他类型的犯罪活动”（第16页）。

7.关于民众对种族融合的接纳或排拒，我们现有的知识大多出自实验室里的研究。这些研究一致认为，黑人是种族融合的拥趸，白人则主张黑白之间有所区隔。一份研究里的多数黑人受访者表示，他们理想中的社区是黑白人口各半；而多数白人受访者明言，他们会搬离黑白混杂的邻里。走出实验室，去看看真正在找房子的家庭，你会发现截然不同且令人不安的真实情况：白人搬家时会极度排斥住进黑人社区；事实上，黑人也怀有同样的心态。我从来没遇到过黑人房客说想搬进“黑白融合的社区”，尽管他们只要从一个黑人居民占大多数的社区中搬走，就能为种族融合出一份力。事实上，我听他们（像克里斯特尔）说过想要“摆脱那些混账黑人”。在旧城区以外的地方找房子的时候，阿琳表示：“我只对跟我同肤色的人有意见。”娜塔莎也提到过，“黑人根本不懂规矩……只要有得选，我一定会搬走（到郊区）！鬼才想留在这里，一天到晚都有枪声砰砰作响。”

你根本没法从上述言论中找到种族融合的（正面）意愿；相反，你只能看见对黑人占大多数的社区的（负面）排斥。关于以种族偏好为题的研究，

8.在2009年到2011年间，密尔沃基有五成的房客是通过人脉找到的房子，45%的房客全凭自己找，经由城市房屋委员会或其他社福机构找到住处的，仅占5%。靠自己找到房子的房客中，约半数白人房客凭借的是互联网的力量；另有1/3的白人是看到招租启事后找的房子。而在靠自己找到房子的黑人房客中，1/3是通过招租广告，另外1/3是透过报纸、各地公寓协会出版的红皮书和其他书面材料，上网找房子的黑人只有15%。也就是说，租房对黑人而言纯属“离线作业”。58%的黑人房客是透过人脉找的房子。而在白人租户中，这一比例只有41%。绝大多数房客所依赖的“人脉”都是亲戚朋友，白人租户依靠朋友的几率是依靠家庭成员的两倍。有研究显示，比起其他族裔，黑人求职者接受人脉协助的程度较低。而《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却大异其趣地发现，黑人在找房子时倚赖人脉的程度最高。

9.根据负责人蒂姆·波勒林（TimBallering）所言，“便宜租”旗下有322间房屋提供出租，受托管理的单位则有484间（截至2014年7月）。

10.“我们的政府无须照顾穷人和挨饿的人，那是教会的工作，”拉瑞恩很尊敬的达里尔牧师如是说。政界的保守派人士也经常会传达类似的看法。2013年，共和党国会议员道格·拉玛尔发（DougLaMalfa）的发言代表了党内不少同仁的心声。他主张低收入的美国人应该由“教会来帮助”，因为教会的援助“发自内心……而不是出于职权，或是命令”。而在看到拉瑞恩和克里斯特尔这些人向教会寻求帮助的经历后，我们不禁怀疑，人心是否足够宽容到可以满足他人繁复而持久的需求。要知道，穷人所需不只是时不时的杂物救济、也远远不是这里那里的几百美元救济（“我对社会工作的认知等于零，”达里尔牧师承认）。按照圣经的描述，早期教会可以扶弱济贫，前提是信徒“变卖产业和财物，按照各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使徒行传2：44》）。而现在的基督徒鲜有做此等牺牲的意愿。达里尔牧师就对拉瑞恩的“穷人心态”（povertymentality）很是失望，也对她不“努力工作，量入为出”感到痛心疾首。巴伯牧师常点名克里斯特尔，骂她老做些对于十八岁年轻人而言无可厚非的事情，像是在外面待到很晚什么的。达里尔牧师和巴伯牧师都是神职人员，也都在过去向穷人伸过援助之手，而如今他们觉得自己不应该再这么帮下去了。政府的政策或补贴或许未臻完美，但至少这两样东西不会考验人性悲悯的极限。

11.Douglas

12.LewisMumford，TheCityinHistory：

13.ElizabethBlackmar，ManhattanforRent，1785-1850（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9），199.

14.Mumford，CityinHistory，462-63；Blackmar，ManhattanforRent；JacobRiis，HowtheOtherHalfLives：StudiesAmongtheTenementsofNewYork（NewYork：PenguinBooks，1997[1890]）.

15.房东执行这项特权的程度之彻底，让法官不得不出手将某些谋生工具排除在可扣押的范围外。

16.JacquelineJones，TheDispossessed：America’sUnderclassesfromtheCivilWartothePresent（NewYork：BasicBooks，2001），chapter1.

17.在1928年，密尔沃基99%的黑人靠租房生活。JoeWilliamTrotterJr.，BlackMilwaukee：TheMakingofanIndustrialProletariat，1915-45，2nded.（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2007），70.

18.ArnoldHirsch，MakingtheSecondGhetto：RaceandHousinginChicago，

19.BerylSatter，FamilyProperties：HousetheStruggleoverRaceandRealEstateTransformedChicagoandUrbanAmerica（NewYork：MetropolitanBooks，2009），6；

20.MichaelBennett，WhenDreamsComeTrue：TheGIBillandtheMakingofModernAmerica

21.今日黑人的房屋自有率为全美最低的43%，白人则以73%的比例领跑各个族裔。

22.Satter，FamilyProperties，430n7.

23.依据《密尔沃基地区租户调查》（2009—2011），特雷西·索伦伯格（TraceyShollenberger）和我设计了一个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LeastSquares，OLS）的回归模型：比照租房者先前所在社区的贫穷程度和犯罪率，推算他们现居社区的情况。针对所有两年内搬过家的租房者，我们检视了他们最近一次的搬家经历，将人口统计学的一系列影响因素（种族、教育程度、家庭结构、有无住房补助）和一些有可能影响居住地选择的人生变故或转折（失业、孩子出生等）纳入考量后发现：相较自发性迁移，迫迁仍旧使贫穷程度和犯罪率产生了超过1/3个标准差的增幅。

Chapter21大头男婴

谢伦娜把拉马尔跟卡玛拉被烧掉的房子用推土机铲平了。她用保险金买了两栋新的复式公寓：虽说有两个出租单位被火烧了，但她一下子又多出了四个单位。辛克斯顿一家看出后窗，眼前只剩一片空地。火灾那晚仅存的痕迹，是卡玛拉跟家人临时搭建的纪念物：填充动物玩偶和照片被一条棉质的童军绳绑在树上。最突出的一张照片上，宝宝身穿复活节的服装；沉着的双眼嵌在小巧的脸蛋上，被衬托得更大了。他们在挑选动物玩偶，有兔子、熊宝宝、一只鹅、一只浣熊、还有一只河马。玻璃花瓶里的蜡烛和可乐罐在树旁围成一圈。

娜塔莎在垃圾袋里翻找，里面装的是朋友从教会配餐室里捡来的童装。她的手指在衣物间温柔地摩挲，一件件迷你的小玩意儿勾起了她的笑意。即将为人母的念头正在她心里萌芽。

“我的宝宝得像我，”娜塔莎说。“我不要宝宝像马利克。他那双眼睛太凸了。”

“你好坏喔！”多琳说。

“他会是全黑的。”

听到聊天的声音，穿着

CousinsSubs制服的帕特里斯来到餐厅。“你的宝宝生出来会像很多人喔！”她取笑道。

“才不会呢！”娜塔莎笑了出来。

帕特里斯叹气，换了个话题。

“我们得想办法把马桶修一修。”马桶又堵住了，厨房水槽也是，灰暗色的水面上浮着层铁锈般的橘色油膜。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有人用水桶舀水去倒。这让洗东西变得非常麻烦，料理台上积了一堆脏碗盘。蟑螂和各种蚊虫也闻风而至。

多琳没有为了水管不通的事情打电话给谢伦娜。一来她不想被念叨，再来她不觉得这事谢伦娜会帮忙，毕竟辛克斯顿家还欠缴房租。她也没有打电话找师傅。就算能凑出钱来修好马桶和水槽，她也不甘心让谢伦娜捡去便宜。任何一个辛克斯顿家的人都不会想给谢伦娜方便，毕竟法庭几天前才寄信给帕特里斯，里头提到她欠了

2494.5美元——这是第二与第三次听证会后得到的结论。1

“我在那间房子才住了四个月，”帕特里斯说。“她竟然说我欠她2400美元！”

“她的意思是你一毛房租都没付过，”多琳说。

“不会吧！这是哪门子的算法！”帕特里斯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份“账单”。

她还以为自己大概欠

900美元。

“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能怎么办。”

辛克斯顿家原本还对房东的良心抱有一丝期望，毕竟他们也付了不少钱。他们家最大的一笔生活支出就是房租，排第二的花费项目根本没法和房租比，所以他们当然希望房子能体面一点，至少各项功能要齐全，东西坏了能报修。但若连身为业主的谢伦娜都不打算修缮自己的房子，那辛克斯顿家也不会越俎代庖。房子先对房客不仁，就别怪房客对房子不义。

出租房的屋况每况愈下，辛克斯顿家的每位成员也是越来越退缩消沉，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娜塔莎待在马利克家的时间越来越长。多琳也不煮饭了，晚餐孩子们只能吃麦片。帕特里斯开始越睡越久。孩子们的成绩明显退步，米奇的老师甚至来电说他可能要留级，主要因为他缺交了太多作业。大家都不打扫卫生了，厨房的地板上布满垃圾。总的来说，不合规格的居住环境会打击人的心理健康：潮湿、霉菌和过度拥挤压抑着人的心情，糟糕的生活条件也让人自惭形秽。

有一说是穷人

“总能感受到自己的无关紧要”。3尤其是非裔美国家庭——他们所居住的社区暴力犯罪率之高、贫穷问题之密集，连条件最差的白人社区也难以望其项背。而住在犯罪热区中的破屋，就等于向社会传达了一条简洁明了的信息：人们都会知道你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4“老实说，这地方烂透了，”多琳曾说。没隔多久，鲁比就跑来跟多琳讲，她听说“有个男的在店门口被杀了”。以破屋为家，在贫民窟长大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你不但要去忍受这样的环境，你还得去接受许多人不必如此的事实。当你讨厌自己的住处、对它充满着无力感，又还得把大部分的收入砸在上面的时候，你就会很少考虑自己的事情。5

大一点的孩子若发觉家里让人窒息，他们可以去中央街的公共图书馆喘口气。

C.J.、鲁比和米奇最爱在图书馆玩电脑。鲁比上图书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巡视她的房子”。没错，免费线上游戏Millsberry上有栋她一手打造并且细心呵护的房子。虽然这只是个游戏，但Millsberry其实也是“通用磨坊”公司[1]开发的一款营销工具。鲁比的虚拟房屋位于“黄金谷”的“丰饶大道”上，屋子里有干净到可以当镜子的地板，有床、床单跟枕套，还有一张可以用来写作业的书桌。多琳或帕特里斯原本可以走路到图书馆去上网找（真的）房子，但她们从来没有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还谢伦娜钱，她们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搬家。另外还因为大部分像她们一样的黑人不习惯上网找房子。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全家已经陷入抑郁之中，眼前一片迷茫。

帕特里斯感觉这套房子正在榨干他们的精力。

“我们住在这儿，就像一屁股栽进了泥巴坑里，”她说，“没有人在努力，搞得我也不想上进。假如你身边的人都宅着不动，久而久之你也会被感染而不想做任何事。”一天天过去，她开始觉得在田纳西其实也没那么差。

下班时间一到，马利克就冲去找娜塔莎。地点是钱伯斯街跟第四十五街口，惠顿

·方济会医疗集团旗下的圣约瑟夫院区（St.JosephCampus）。娜塔莎看起来已做好心理准备，但同时也很害怕。她一只手抓着床的栏杆，另一只手握紧马利克的手。马利克一想要站起来，娜塔莎就会把他拉回去。他会笑着替她揉背，娜塔莎则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就像小两口在生育课时练习过的那样。多琳把两臂交叉在肚子上，一副过来人的模样，在摇椅上观望。

宝宝在夜间十一点十分来到世上，体重超过

3700克。这小子有一张圆脸蛋和一头乱发，他棕色的肌肤透着粉红，还有个辛克斯顿家招牌的宽鼻子。

第二天天早上，娜塔莎还躺在床上休息。帕特里斯凑近她耳边说：

“嘿，妈妈。”她没有睁开眼，笑意却先在她的脸上浮现。

宝宝一个不满意，大家就会轮着抱来抱去，娜塔莎总是舍不得把他送去别人的怀抱。一整天下来，她不知道多少次把他抱到眼前，轻吻他的鼻尖和额头。从马利克脸上，帕特里斯看得出这个新手爸爸有多骄傲，当下她就决定要给宝宝起名小马利克。

隔天娜塔莎把宝贝儿子包在襁褓中，带着他回到了自己的鼠窝。

[1]GeneralMills，世界五百年强企业，全球第六大食品公司，旗下有哈根达斯、绿巨人玉米、湾仔码头水饺和早餐麦片等品牌产品。

1.谢伦娜向帕特里斯索要了“双重赔偿损失”（doubledamages）。密尔沃基的房东有权对在驱逐命令到期后滞留的房客索讨双倍的日租金（威斯康星州法704.27）。这项规定的意图在于：当遭到驱逐的租户赖着不走，妨碍房东重新出租时，可以弥补损失的房租收入。谢伦娜一般不会这么做，但在帕特里斯那儿她破了例。为什么？“因为她把我们和解的路子堵死了！她太会耍嘴皮子了。”谢伦娜说。

2.参见ElliotLiebow，Tally’sCorner：AStudyofNegroStreetcornerMen（Boston：Little，BrownandCompany，1967），63。由于居住条件差而可能引起的疾患包括气喘、铅中毒、呼吸系统并发症、发展迟缓、心脏病和神经系统失调。某知名的医疗期刊继而将不合格的屋况称作是“公共卫生危机”。只要在糟糕的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就有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持久的负面影响，这对孩子来说尤甚。关于住房和健康之间的关联，

3.LeeRainwater，BehindGhettoWalls：BlackFamilyLifeinaFederalSlum（Chicago：Aldine，1970），476.

4.RobertSampson，GreatAmericanCity

5.JulieClarkandAdeKearns，

Chapter22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

四月，瓦内塔在

“旅馆”四周藏了糖果做的复活节蛋，让她的孩子可以找着玩。小肯德尔把找蛋的活儿交给了藤碧和波波。这孩子偶尔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他才四岁就不肯牵妈妈瓦内塔的手，也不喜欢在学前班上唱歌。小肯德尔生得十分帅气：他有着精致的嘴唇和浓缩咖啡般深邃的黑色眼睛。直觉告诉他，妈妈已经有太多事情要操心了，而这一点同样也让瓦内塔十分担心。

复活节的前几天，藤碧拉开了火警的警报器。物业的人发现始作俑者之后，要瓦内塔隔天走人。瓦内塔并没有浪费太多时间抗议。她直奔贫民窟的心脏，开始一间间找公寓，丝毫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出租招牌，屋况或社区环境都不在她的顾虑之列。她相中一间公寓，除了脏，墙壁还有一大片龟裂，天花板上则有油污。这是一块荒废的住宅区，房屋的外墙上满是帮派涂鸦。她咬着牙，填好申请表。

“这位小姐你这么能忍，是为了小孩吧？”克里斯特尔问道。那个寒冷的夜里，在前廊上，克里斯特尔终于找到一位好心的平辈亲戚，而对方也答应让她过上一夜。这之后克里斯特尔就开始睡在惠顿·方济会的候诊室，她管那个地方叫“圣约瑟夫医院”。另外她也会假装是等车的旅客，混在人群中，睡在美国国铁刚装修过的旧城区车站。某天在公交车站，她遇到一个叫帕特里夏（Patricia）的女人。那天要结束之前，她们就成了室友。克里斯特尔需要有地方住，帕特里夏则计划了好久要远离她那有暴力倾向的老公，因此帕特里夏需要一份可以不靠老公的收入。帕特里夏的年纪是克里斯特尔的两倍，她带着十几岁的女儿住在北区相对安静的一隅，有间独门独院的房子。而克里斯特尔也开始叫帕特里夏“妈妈”。1

隔天瓦内塔搬出了

“旅馆”，她先把随身物品放在姐姐的公寓。姐姐埃博妮住在拉丁布道院附近的果园街，那里算是一片住宅区。她和丈夫、三个孩子，以及瓦内塔的妹妹一起挤在三居室的小公寓里。这个家杂物不少，房子本身也相当陈旧，米色地毯上沾了脏东西，几乎每个房间都有床垫，房子的最深处则塞了一个小厨房。瓦内塔并不打算久待，她塞了50美元给姐姐，把自己的孩子安置在其中一个小房间里，然后动身前往市区的法院出庭。当天是德肖恩回监服刑的听证会。

德肖恩是波波的父亲，而瓦内塔觉得自己还爱着他。不喝酒的时候，他真的是个好爸爸。半年前他因非法持有毒品违反假释令（六个月以后他将符合假释条件），被警察逮捕。法官在审酌案件的事证时，援引了瓦内塔在德肖恩动粗时打的

911求救电话记录。“10月10日，瓦内塔·埃文斯打了一通电话。没过多久，在10月19日，埃文斯女士又打了通电话。”瓦内塔双手捂面，开始痛哭。那些电话和她把德肖恩踢出去之后的事，她都记忆犹新。德肖恩后来又喝了个烂醉跑回来，把门砸到稀巴烂，接着又将她毒打一顿。事后瓦内塔记得房东一手收走了她缴的租金，一手把限期二十八天的“无条件”驱逐通知单交到她的手里。回监服刑的听证会结束，法官判德肖恩十八个月的刑期。瓦内塔本来是滴酒不沾的人，但那天晚上她买了瓶新阿姆斯特丹牌琴酒，在孩子身边喝到不省人事。

这么一睡，克里斯特尔的电话她也没接到。克里斯特尔挂上电话，改拨给她的亲戚和寄养家庭的姐妹。她与帕特里夏

“互惠关系”已然崩解，主要是帕特里夏十四岁的女儿把克里斯特尔的手机拿到学校，也不知道是搞丢了还是卖掉了。克里斯特尔要帕特里夏赔，但帕特里夏不肯。“我要把你赶出去！”帕特里夏大吼。帕特里夏刚喝了混有E&J白兰地的葡萄酒，这让她醉意十足。克里斯特尔打电话拉人来壮声势，一帮人正在车上等着。这场两个女人的战争来到了屋外，帕特里夏一个踉跄，跌在地上。居高临下的克里斯特尔顺势提起脚往帕特里夏的脸上踢。气头上的她一蹬，又蹬，再蹬。看到这一幕，克里斯特尔的“好姐妹”冲上来，拿槌子往帕特里夏身上砸。“贱人，你再这样试试看！”加入战局的姐妹先是吼了这么一句，然后拉着克里斯特尔离开。帕特里夏痛得蜷缩着身子，在人行道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克里斯特尔请朋友在“圣约瑟夫医院”让她下车，她要去那里过夜。2

尝试找了

73处地方以后，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终于申请到了一间月租500美元的两居室公寓。一边是急着租房、对房子年久失修睁只眼闭只眼的房客；一边是急着把房出租，对驱逐记录跟前科视而不见的房东。两边一拍即合。这间公寓的木质地板上积了厚厚一层灰，变得黏糊糊的；前门锁不上，房间小到放张双人床就几乎满了；到厨房一看，碗槽水管不通，地板瓷砖也有瑕疵；墙上的橱柜被许多有夹层的纸封死；原本该放燃气炉跟冰箱的地方也空着。但在这种地方竟然有个浴缸。这间公寓位于第七街跟梅伯街的路口，算是南区边陲：透过厨房的窗户，你可以看到圣斯坦尼斯洛斯天主堂的一对尖塔。瓦内塔知道这一带不算安宁，街角的毒贩她从小认识。“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地方，但我真的没力气再找了，”瓦内塔实话实说，“我不想租这里……但我还有其他选择吗？”

这对新朋友搬进了这间公寓，他们仅有的

“行李”是几个垃圾袋的衣服和玩具。克里斯特尔的大部分东西都落在了帕特里夏家，她也不指望能拿回来了。新居唯一的家具是不知道哪任房客留下来的老摇椅沙发。

瓦内塔和克里斯特尔计划在这里待上一年。但人算不如天算，她们才搬来没多久，两人在

“旅馆”的旧识克拉拉（Clara）就跑来用光了克里斯特尔的手机储值。克里斯特尔只好打破窗户爬出去偷接电话线。警察找上门来的时候，克里斯特尔给自己做了两个三明治在路上吃。瓦内塔拿出所有在收容所存下的钱来赔偿被打破的窗户，还叫克里斯特尔不要再回来了。只有做到这个程度，房东才答应放瓦内塔一马，让她和孩子可以留下来。

事隔数日，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打电话到埃博妮的公寓，指名要找瓦内塔。

3埃博妮打电话去警告瓦内塔，瓦内塔立马想到了克里斯特尔。“我要宰了那个贱货，”她对着妈妈“脆饼”怒吼。“那个贱人竟然向社福单位举发我！”

“你拿她开刀，她现在就拿你开刀啊，”脆饼说。

“谁叫她先拿刀对着我的小孩！”瓦内塔朝脆饼大喊。

儿童保护服务局要来的消息让瓦内塔大失方寸。她不觉得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会让小孩待在连燃气炉和冰箱都没有的地方。瓦内塔真的一毛不剩了，但她还是去了一家位于转角的二手家电行。那儿放着西班牙文的音乐，有一堆用过的洗碗机、烘干机和林林总总的旧家电。老板罗德里格斯先生是个体态发福、发量颇丰的墨西哥人。他拿着手杖，洋洋洒洒地清点着店内那些待价而沽的二手产品，活像拿着教鞭上课的老师一样。

“你这儿最便宜的燃气炉和冰箱多少钱？”瓦内塔直接问了。

“你要不要烤东西？”罗德里格斯操着浓重的口音问。

瓦内塔摇头表示她不烤东西。她只是要做做门面，烤箱不能用也没关系。

罗德里格斯把他的手杖指向一台小燃气炉。

“多少钱？”瓦内塔问。

“90美元就好。”

她又摇摇头。

“太贵了，便宜点要多少？”

罗德里格斯耸耸肩。

两人开始讨价还价，瓦内塔说服罗德里格斯降价到

80美元，还附送他原本想要单卖的燃气管接口。她在另一家店找到了个冰箱，和老板一路杀到60美元。她向一个朋友借钱买这两样东西，答应对方下个月1日还，然后在阿尔迪量贩店（Aldi）为这天的血拼画下句点。在结账柜台，她把冰淇淋三明治等垃圾食物放在输送带尾端，万一食物券不够用的话，这样会较方便把东西摆回去。

搁下杂货后，瓦内塔疲惫地瘫坐在摇椅上，点上一根烟。这下子，就算儿童保护服务局找上门来，她也可以接招了。

又有其他事钻进了她的脑海。瓦内塔还没想好万一自己真的因为抢劫被抓去监狱，小孩子要交给谁管？最近她比较属意日托中心的一位女士。

“我可能会疯掉，但至少我知道他们有人照顾。”瓦内塔这么告诉自己。另外，小肯德尔学前班的毕业典礼快到了。瓦内塔想尽可能筹出钱来，替他买双重要日子能穿的新鞋。她希望肯德尔觉得自己很特别，有成就感。在旧城区生活，人生前边的那些里程碑你千万别错过，因为后边那些你不一定过得到。

宣判听证会的早晨，瓦内塔把小孩统统叫起来。待他们吃饱穿暖后，瓦内塔才开始在客厅的地上重新熨烫自己要穿的服装。除了装炉子跟冰箱以外，她没能在公寓里下太多的工夫。这儿仍给人一种空荡且没人住的感觉。肯德尔走到了瓦内塔所在的客厅，他双手叉腰，在黄褐色的晨光里站着。瓦内塔给肯德尔换上了红领的衬衫和新鞋。几英尺外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学前班毕业典礼的照片，照片里的肯德尔身穿小小的学士袍、头戴学士帽。

“妈妈，”肯德尔开口，“小孩子不应该去法院，他们应该去托儿所或上学。”肯德尔在说这话时并没有不开心，只是觉得这世界有点奇怪，好像哪里不太对劲。他的语气像是在说“狗狗不应该喜欢猫猫”或“四月怎么会下雪”一样。

瓦内塔放下熨斗，深吸口气。

“肯德尔，你可以来法院陪我吗？”她重问了一遍昨晚的问题。肯德尔看得出妈妈需要他。“妈妈，我跟你去法院，”他决然地回答。

“如果他们要处罚妈妈，你应该怎么做？”

“像一家人一样照顾弟弟妹妹，听阿姨的话。”

在最后一刻，瓦内塔决定在万不得已的时候请她的亲姐妹照顾孩子。原因她却说不上来。

瓦内塔早早来到了法院，安静地在那套保守的黑色毛衣和长裤底下发抖。她化了妆、戴上耳环，头发也紧紧地盘了起来。她在走廊踱步。除了苦思冥想要和法官说些什么以外，她隔段时间就停下来看那些身着橘色囚衣、脚戴镣铐、步履维艰的黑人受刑人。母亲

“脆饼”戴着毛帽，身穿冬日大衣出席，一道前来的还有瓦内塔的双胞胎兄弟和妹妹。埃博妮留在家里照顾藤碧、波波和其他小孩。再后来，瓦内塔所属的全圣经浸信教会（AllBibleBaptistChurch）也来了，包括牧师太太和教区另外一名白人女士。他们都穿着针织毛衣，戴着厚重的眼镜。

时间一到，瓦内塔在公设辩护人的身边坐下。他点着脚，是名身穿全黑西装的白人。真正的法庭跟电视上演的不太一样。电视上的布景像露天戏院一样有包厢，天花板有大大的吊扇，旁听席的木椅也会坐得满满的。但这天的法庭只是个狭小逼仄的屋子，旁听席也被厚实的玻璃墙隔开

——“实况转播”靠的是天花板上的扩音器。

先发言的检方代表是名身材健硕、脸色红润的地区助理检察官。这位检察官的发量稍嫌稀薄，但胡须修整得颇为讲究。他为瓦内塔所做的不少事情感到惊讶。首先瓦内塔是初犯，而且

“有过一些就业记录”。“显然她有上学到十一年级，这样的教育程度算是不错了。听起来虽然有些悲哀，但这比我们看到的多数被告要好，”他继续说道。“她有家庭的支持，这点很好……只可惜她这次犯案的时候，情感和家庭的支持效果明显不够……我相信她此次走了弯路，背后必然有被现实所逼的因素。但被告再怎么不得已，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也不会减少一分。”关于后面这一点，助理检察官表示有一位受害者出门都不带钱包了，因为她眼中的社区不再安全。“州政府的立场是我们要树立观念，要让人知道你不可以拿枪去抢人的东西，否则就要坐牢。”

瓦内塔的公设辩护人接着发言。他杂七杂八地讲了一堆，希望法官轻判，但给人言不由衷之感。他说瓦内塔对所作所为坦承不讳，而且本人深有悔意。他说还年轻的她不像其他在外头混过的共犯那么

“复杂”。他说拿枪的并不是她，而是她的朋友。而且这宗犯罪实在是被生活所逼。“我认为处罚可以在社区进行，”公设辩护人做出结论，“法官大人不需要把她送去坐牢。”

换瓦内塔自陈，她说她为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的责任”，并且当场向受害者和法庭致歉。“事情发生的那会儿，我和孩子的日子都不好过。我们几乎要被房东扫地出门，晚上也快要没电可以点灯。我实在是走投无路，才会一时糊涂。当然这不是我做错事的理由……我现在只求您能对我从轻发落……尤其是看在我孩子的份上。”

再来有一堆人轮番上场替瓦内塔讲话。牧师的太太说，

“环境很艰苦，但我看得出她有一颗沉静的心”。母亲脆饼贡献了四句话。瓦内塔的双胞胎兄弟说他们“才刚满二十一岁，”还说，“他外甥跟外甥女每天醒来看到的不应该是哪个阿姨或舅舅，应该是自己的妈妈。”

终于轮到法官陈词。这位年长的白人男性法官开始整理他一路听下来的内容。

“所以说，诸位概括了这宗犯行的本质。基本上，被告误入歧途……被现实逼到冲昏了头。我有考虑到这点。但我也注意到从事发到现在，情况并没有任何改变……我是说被告整体的经济条件并没有变好。大律师，我没说错吧？”

“确实没有，”公设辩护人只能如实回答。他曾主张瓦内塔有去找工作，但他没有说明即便瓦内塔每天清晨五点就起床，扣掉找房子、上同等学力课和照顾孩子的时间之后，她没剩多少时间可以求职。他也没有指出做老板的通常不会雇用承认曾犯下重罪的人。

“你说得不错，”法官顺着辩护人的话说。“而且老实讲，除了看不出来被告的状况有变好外，就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情而言，被告东奔西走、搬来搬去，我甚至觉得她的处境变得更差了。”

法官说了这么多，基本上的意思是：我们都同意你很穷、很害怕，所以才会犯下如此暴力且伤人的罪过，也同意如果你能继续在老城自助餐厅一周工作五天，无论是把空了的汤锅倒满、还是把被洒在地板上的冷冻优格抹干，我们今天就不用凑在这里大眼瞪小眼了。搞不好你已经存够了钱，搬到一间除过铅又干净的公寓，出门时不会看到有人贩毒、学区又很安全的社区。假以时日，你甚至可以让波波接受癫痫治疗，自己则可以去夜校接受护理训练，圆你长久以来的护士梦。谁知道呢，搞不好你真的会以护士的身份在社会生存，你会有自己的护士帽、护士袍，各种配备一应俱全。若是当上护士，你可以让孩子拥有完全不同的童年，不用像你一样忍受母亲脆饼给予你的人生。倘若真是如此，你就能抬头挺胸走在这座冰冷的城市，甚至觉得自己有点价值，觉得自己可以找个男人。他不会给你把枪让你去抢劫，而会与你一起同甘共苦；至少他不会把你的门给打破、也不会当着小孩的面打你。运气好一点，你可以找到一个工作稳定的对象。结婚时你们可以订一间小教堂，然后肯德尔会很有面子地挨着新郎，藤碧能穿上蓬蓬裙当花童，波波咧嘴傻笑，摇摇晃晃地递上钻戒，就像你曾梦想的那样。从那天起，你的新郎见人就会介绍你是

“我太太”。当然这些都只是一场梦。现实是你的班表被砍了、你家快要被断电了、你跟你的小孩就要被扫地出门，风餐露宿。就在这时，你趁朋友拿枪指着别人脸的时候，一把抢走了别人的钱包。如果说这是一起由贫穷所引发的犯罪，那谁敢保证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案发时你穷，现在难道就不穷？大家都清楚问题的根源，我们在这法庭上天天都能看见。但法院就是法院，不是什么慈善机构、就业辅导处，也不是密尔沃基县的城市房屋委员会。违法乱纪我们或许没办法“除根”，但至少要尽可能“斩草”。

法官叹了口气，现场陷入一片沉默。法庭速记员的双手在键盘上悬着未动，伺机再度启动。肯德尔在外婆脆饼的膝上睡去，一呼一吸，几乎没有声音。法官最后宣判：

“本案不符合……缓刑条件。被告将由州监狱系统收监八十一个月（六年九个月），前十五个月（一年三个月）为先期拘禁，后六十六个月（五年半）为延长监管。”[1]

法警上前，并告知瓦内塔站在原处配合上铐。

“喔，天啊，”脆饼忍不住叫出声。她摇醒了肯德尔，拉着他到玻璃前。“快跟妈妈挥手说再见。”

手被铐在背后的瓦内塔转过身来，脸上淌着两行眼泪。肯德尔木讷地看着她，就像妈妈教过他的那样。

在跟教友、主教，甚至自己的牧师发生好几次冲突之后，克里斯特尔告别了加略山五旬节派教会，加入了

“国际恢复”（RestorationInternationalMinistries），这是间位于旧城区四十一街跟伯雷街口的教会，外面看起来是栋不起眼的二楼建筑。

某个主日，克里斯特尔坐在从前往后数第三排的位置，随着音乐鼓掌。她身穿黑色衬衫，底下是绿色的裤子。因为衣服不够大，衬衫的扣子跟裤子的拉链都只能扣拉到一半而已。负责主持的黑人女牧师有着一头气势十足的蓬松鬈发，垂在肩上，身上穿着一袭镶有金丝边的白袍。她走起路来像女王一样震慑全场，停下脚步时又仿佛有圣灵的指引。

“上帝说他是真理与世界的光，”她说。钢琴前的年轻人飞速移动着手指，音符随之流泻，爵士鼓后的年轻鼓手则拨弄起了钹。“真理！世界的光！我的话你们听见了吗？”

“阿门，”克里斯特尔说。

在被踢出原本与瓦内塔同住的公寓之后，克里斯特尔住进了一间收容所。在交朋友、利用朋友、失去朋友的反复循环和折磨之中，她偶尔能找到干净而温暖的地方睡觉。有处可去的时光像一座通往幸福的桥，而桥梁一断，她又会坠入无家可归的深渊，只能在圣约瑟夫医院或美国国铁车站过夜。有时候她会走上一整夜，天亮了就在公交车上睡。但这样一路走来，她几乎没有错过一次礼拜。

“夏拉拉拉，雅巴秀塔，塔吗吗吗，”女牧师对着麦克风祷告。她口中有如呓语般的“方言”是与上帝沟通的语言，听来像心电图一样抑扬顿挫：短促的开场，接着快速上扬，再之颤抖着拉出长尾。“你也是在槽中被压榨着的葡萄吗？[2]你也在人群中挤着向前，想要看见耶稣基督的那位吗？啊！”她向后退一步，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力量反弹回来一样。

“说得好，牧师！”克里斯特尔热切地回应着。她一直觉得联邦救济金是比薪水更稳定的收入。你不会被联邦救济金背叛，你的班表也不会被砍。“联邦救济金就是这样，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她斩钉截铁地说。但有一天钱就真的没有进来。原来她领钱的资格是成年前申请的，而她成年后的重新审核没通过。这样一来，食物券就成了克里斯特尔仅剩的收入。4她想捐血浆换钱，但是她的静脉太细了。她找精神意义上的妈妈、寄养家庭的妈妈，甚至亲生的妈妈帮忙，但她们都只能救急而不能救穷。她倒没有跟教会开口，因为这种事每次都会弄得大家不愉快。实在走投无路了，克里斯特尔只好出卖色相。她一向不是能早起的人，但她入行没多久就发现早上的“客人”最好拉，男人喜欢在上班途中来一发。

“嬷嬷还好吗？”女牧师表达了关心。她口中的嬷嬷，是一左一右被两个人搀住的一位老太太。

“不太好。”

“那我们就放下手头的事情，替她祷告吧。”女牧师在老太太面前跪地。十多名教友将她团团围住，有些跑到椅子上站着，有些人把双手放在老太太的头上。“把手伸过来，我们一起祷告！”牧师指挥若定，教友们也言听计从，就连当中还是孩子的教友都没有异议。“哦，耶稣！”女牧师洪亮的声线传入麦克风。“哦，凭着耶稣的宝血，哦，你这死亡的邪灵，你这使人中风的邪灵，出来吧！”

克里斯特尔的双手在肩膀与屁股之间来回挥动，手舞足蹈地复诵着，

“凭着耶稣遭到鞭笞的痕迹，主啊，靠着你身上的鞭痕。”

“凭着耶稣的宝血，”牧师继续祷告。“宝血！沙巴巴马秀塔拉！我绑住你了。回来吧，嬷嬷，快回来！”

背景音乐低沉地延续，等待时机。把嬷嬷和牧师围成一圈的教友中开了道缺口，让人可以看见嬷嬷瘫软而血色尽失的脸庞。她仿佛睡着了，又像没了气息。围观者重新阖上了圆圈。几分钟后，人们的声音慢慢变大，开始向外走，旁人这才看到女牧师在亲吻嬷嬷的脸和手。只见嬷嬷站起身来，掌声随即响起。

“赞美主！”女牧师说。她像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朝麦克风发出号令，她的膝盖发软但仍不放弃祷告。原本退居幕后的钢琴与鼓钹开始大作，教会里一片轰动。人们有的开始在走道上来回奔跑，还有的放声呼喊、引吭高歌。不知道谁找来一个铃鼓，顺势拍击起来。鼓手正拼命打着钹，钢琴则无高音不欢，非高八度不弹。有名女人一边大叫，一边在原地作势奔跑，汗如雨下。“今天在教会举行的丧礼正式取消！”牧师宣布。

这时的克里斯特尔高举双手，五指分开，脸上是藏不住的笑意。她在跳舞。

“主眷顾我，”她在嘶吼，“主会眷顾我！”

[1]鉴于假释制度造成法官判刑与受刑人实际服刑时间的差距太大，“量刑确定制”（truth-in-sentenceing）之改革取消了假释制度，将刑期分为前期的“先期拘禁”（入监服刑）与后期的“延长监管”，以免相互干扰。后者类似于假释的“受监控释放”（supervisedrelease）。

[2]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九节提到：“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忿怒的大酒醡中。”这个意象里的葡萄就是接受审判的人类，而酒醡就是神审判的怒火，榨出的汁是人的血。

1.和帕特里夏同住的期间，克里斯特尔不管碰到谁问起都会说她和“妈妈”住一起。由此推测，她给调研员的应该也是这个答复。即便配备有人情网络的分析术语，我们现有的分析工具尚且无法把握像克里斯特尔这类人所处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2.我没有亲眼目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在多次访问克里斯特尔后重建了当时的情形。当这些“陌生人”之间脆弱但又热烈的关系以破裂告终时——或者正如他们常常表现的那样，以拳脚相向告终——会在旁观者和街坊间生出嫌隙，会侵蚀社区和整个人际网络的稳定。被当成是朋友的人“用后即弃”，会让人失去对他者的信任。依靠“一次性”的人际关系，既是社会不稳定的“恶果”，也是社会不稳定的“成因”。

克莉斯特尔的亲戚和养父母家的姐妹都与她年纪相仿。所以他们不大可能收留她或资助她。那些平辈亲戚能做的，就是干架的时候出来挺她。

3.关于儿童保护服务局在穷困黑人家庭的生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4.2010年，《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每五十名美国人，就有一人住在全家单凭食物券过活的家庭中。参见JasonDeParle，“LivingonNothingbutFoodStamps，”NewYorkTimes，January2，2010。

Chapter23宁静俱乐部

来到宁静俱乐部的这天，是司科特连续清醒的第八天。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旗下的宁静俱乐部，是一家嵌着木板、

“烟”雾弥漫的饮料吧。想喝陈咖啡或带冰淇淋的根汁汽水吗？那你就来对地方了。“这宝贝会上瘾，”一名警局的常客推荐道，“但我不会为了它去做什么傻事啦。”到了协会成员分享戒酒经验的时刻，一名穿黑色塑料质地的夹克、围黑色方巾，浅肤色的波多黎各女子站上了讲台。她叫安娜·阿尔迪亚（AnnaAldea），曾是个既吞迷幻药又吸可卡因、脾气比牛还倔的机车妹。转性后的她现在是互诫协会的“大姐头”。再几个月阿尔迪亚即将服务满十年，她曾帮助几十个酒鬼完成课程。而在这天的谈话中，她特别介绍了刚接下的新个案。

“我爱你喔，司科特，”她说。“不可以不来喔，事在……”

“……人为，”现场异口同声地回答。

时间回推到一周前，司科特在烂醉了三天后苏醒过来，身无分文且宿醉尚未消退。他力图振作，穿好衣服，离开公寓。这时是周六早上，司科特走在依旧沉睡的密尔沃基街头。他来到了皮托家，把他从床上拉起来。已经戒酒两年的皮托是过来人，很清楚戒毒中的酒鬼需要哪些

“法宝”：水，很多的水，很多的咖啡、维他命、香烟、食物，当然最重要的是有人盯着。皮托整天和司科特形影不离，晚上还带他去见他的亲兄弟大卫（已戒酒十四年）。大卫的太太安娜在他们家后院的烤火，陪司科特熬到半夜两点，直至酒吧统统关门。这一天极其反胃、痛苦且漫长——也是司科特多年来头一回一整天都没有吸毒。

戒断的第五天仍旧非常痛苦，但痛苦的感觉有所不同。司科特在皮托家哭了一整天，

“我可以感觉到身体在恢复，在变好，”他说，“但毕竟你有一两年，甚至很多年都因为酗酒吸毒而精神恍惚，这对身体的影响不小。”

为了这些刚要开始

“醒酒”的伙伴，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也算是尽心尽力：九十天里聚会了九十次，也像是上了瘾。当然，这么拼命是为了“新生儿”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陪，而新加入的成员就是他们的宝贝。戒酒会用自身的一套支持结构去替代成员原初的酒鬼人脉，总之陪伴不能有罅隙就是了。就这样，每天早上司科特会在酒商八点开店前到皮托家报到，晚上则会在安娜的火堆前等到酒吧不再接受点单。

房东叫司科特走人，是他去戒酒会快要三周那会儿。

D.P.新养的斗牛犬先是跑了出去，后来又不知怎么进了楼下邻居的公寓。邻居们继而报警，警察通知房东，想留住长期房客的房东便对司科特和D.P.下了“逐客令”。彼时，司科特每天基本都待在大卫和安娜的家里。他们告诉司科特，干脆睡觉也去他们那儿搞定。

大卫和安娜是工薪阶层，他们的小家是那种所有人都进出自由的

“交谊厅”。人们大大方方地走进房门，连敲门都省了，就连开冰箱都不用问。“这里是阿尔迪亚的康复之家，”安娜这样说道。“要不是随时有人在，要不就是电话一直响。”她在家里准备了一大碗一大碗的米饭和豆子，门也从没锁过。

司科特开始睡在阿尔迪亚家的沙发上，还在放学的时候接他们家的小孩下课。没多久，他就跟着大卫做起了泥瓦匠的活计。要是遇到淡季，他也会去回收金属赚钱。司科特喜欢工作，尤其是寻找废铝和废铁，对他来说就像在都会探险一样。即便偶尔得纵身

“潜入”垃圾车里，他也可以忍受。大卫是波多黎各人，身材精壮，长着一双眯眯眼，随时都像是在笑，他不见得每次都会付薪水给司科特，但司科特对此毫无怨言。大卫和安娜为他付出了这么多，他还有什么可以抱怨？

一开始，司科特只是单纯喜欢打扫宁静俱乐部。时薪是

7.15美元，这样他每周大概有100美元的收入。司科特一般从晚上10点，做到半夜1点，而且他工作的时候是独自一人，正好可以想一些事情。比如说，他觉得自己应该找个对象，只不过除了去同志酒吧，他不知道该从哪里找起。去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上看看？他想到自己妹妹的婚礼，也许他可以回趟家。他祈祷：“请让我明天不要吸毒。”

但他最希望的是能继续从事护理工作。他想这会是个

“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好办法，一旦要开始替别人着想，就得放下自己的那些糟心事”。问题是这条路并不好走，护理委员会不仅撤销了司科特的执照，也还算合情合理地设下了重返行业的高门槛。如今司科特必须要“每年接受不下56次的尿检”，这项要求不仅麻烦，费用更将高达数千美元。他必须滴酒不沾五年，并且每周要出席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两次。1司科特对自己的软弱心知肚明。几年前，在护理委员会还没有让重新核发牌照变得如此困难的时候，他也不敢说自己一定会努力做到。可以确定的是，当目标变得遥不可及，人真的就会轻言放弃。

“能力受损专业人士”的聚会也让他心灰意冷。与会的一名护士说，她先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戒酒、外加遵守所有规定，然后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找到工作。话说，与司科特相比她还有硕士学位的优势。

要从被撤销护理执照的状态爬回到完全复职，这当中必须经历很多阶段。领着职权受限的执照

——其一就要求不能碰麻醉药品——在护理界求职，诚可谓不易。司科特还算有些人脉。多年来他与几名护理界的亲友依旧保持联系，其中有些人已经飞黄腾达。就拿他的一个阿姨来说，她现在是附近一所州立大学的护理学院院长。只不过，司科特能跟这些人保持联系，意味着他没有把自己既吸毒又没钱的窘境告诉他们。若是突然要去找这些人帮忙，可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司科特曾跟一名身为地方性疗养院负责人的朋友说他过得不错。“所以现在我必须跑回去说：‘哦，没有啦，其实我过得特别惨，既吸毒又酗酒的，之前完全是在骗你……’我想我很多顾忌就是这样来的。”司科特并不觉得他有任何后门可走。2

在俱乐部打扫了四个月，中途只休息过一个晚上，司科特开始厌倦了。他很清醒，但也百无聊赖。他每晚的工作就是倒烟灰缸、刷马桶、收工时再给自己打个分数：

A-或C+。休息21个小时后，这一切又会重新来过。他在嗑药的时候，感觉人生至少还有个方向：把毒品弄到手。现如今他只觉得自己在绕圆圈，而且是一个又小又单调的圈。安娜要求司科特为他晚上睡的沙发付200美元的月租，还要他记得用食物券去买自己的生活所需，但这样一来，他就存不了多少钱了。

司科特烦的还不只是在俱乐部工作。想要戒酒的热度消退后，他越看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越不爽。这种

“蜜月期”过后的感觉并不罕见，否则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里也不会有种说法叫“从粉红色的云端上跌下来”。

“左右矛盾的情绪演变成了单向度的敌意。”司科特说。他觉得很丢脸：晚上动不动就得跑去跟废物般的酒鬼或可卡因成瘾的家伙打交道，一伙人坐在连成半圆形的折椅上，用塑料杯子喝福杰仕牌的速溶咖啡，轮流讲一些恐怖故事。司科特愈发厌恶如此“行礼如仪”，他讨厌让陌生人搭肩，讨厌那些老掉牙的措辞——“倚靠上帝的恩典”、“放开手让上帝接手”——更别提宁静俱乐部里的人们一致认为用美沙酮等处方药来戒毒是作弊。司科特考虑要到县立诊所拿药来缓解对毒品的需求，以及抑郁等戒断反应，但他无法向安娜或大卫开口。这段时间为了让身体排毒，司科特呕吐过、发抖过、痛哭过，但这样努力过后，他环顾四下，看到的依旧是身无分文且无家可归的自己，从早到晚除了累积在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时数，还要在三更半夜反复将拖把浸在水桶中清洗。“去你妈的瘾君子跟酒鬼，”他会在四散着折叠椅的空房间里大吼大叫。“我要发疯了！”

早上七点三十七分，司科特去

“密尔沃基县立行为服务部门推广门诊”（MilwaukeeCountyBehavioralServicesDivisionAccessClinic）报到。这间诊所的服务对象是那些没有保险或只有一般医疗援助项目（GeneralAssistanceMedicalProgram，GAMP），即密尔沃基县公共保险的居民。墙上的告示写道：“您的第一次门诊会持续三到五个小时。若不能承担花销，您可以选择做志愿者工作来抵医药费。”忙碌的护理师和社工绕过在走廊漫步的病人，等待看诊的病人们显得无所事事。司科特不介意在诊所工作，成为那些忙忙碌碌的社工当中的一员。但他那天不是来当社工，而是来拿药的。他觉得那些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的家伙没吸过海洛因，所以不会懂他的这种生理需求；他的身体需要某种引信来推一把，让他产生前进的动力。他今天的“第一志愿”不是美沙酮，而是用来治疗鸦片类成瘾的“舒倍生”（Suboxone）。经历近三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叫到了司科特的名字。他站起身来，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

帮他看诊的精神科医师是名高瘦的亚裔人士，理着黑人那种飞机场似的平头，讲话声音很轻，只比悄悄话略微大声些。他领着司科特进了间单调的房间，长方形的格局让人有闯进超大型衣柜的错觉。司科特在沙发上坐下，医生则趴在书桌上读司科特的病历。书桌紧靠着墙，所以司科特一抬头，便能看到医生侧身的轮廓。

“你抑郁多久了？”医师嘴上这么问，眼睛却紧盯着病历。

“很久了，”司科特答道。

“所以你有哪些症状？”

“就是整个人懒懒的，提不太起劲……我在想要不要试试舒倍生。不知道这是不是戒断后的现象。”

“你吸毒多久了？”

“嗯……大概七年吧。”

“那你戒掉多久了？”

“四个月。”

司科特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他吸毒的经历，医师顿了一下，才又接着往下问。

“嗯，”他稍微转了个话题，“这里说你小时候被性虐待过。”

“没错，”司科特有些不悦。

“那是你几岁的事情？”

“我那时候很小。从四岁开始吧，直到……”司科特想了一下，“……十岁。”

“虐待你的是谁？”

司科特对医生说了实话。

“事情是怎么解决的？有通知大人吗？”

“没有，我谁都没有说过。”

“你有为此接受过治疗吗？”

“没有。”

“你有兴趣接受治疗吗？”

“没有。”3

司科特走出诊所，手中多了两瓶抗抑郁药。医嘱是每天服用两次一百毫克的

“舍曲林”（Zoloft），外加睡前五十毫克的阿米替林（Amitriptyline）。4司科特问医生，“要是瘾头来了您有什么药可以开给我吗？”对此医生说有相关的治疗计划，却只字未提舒倍生。司科特对此有些不悦，但“三次打击有两支安打”也不能算差了，毕竟还是要到了两种药。外头寒意十足，温度计上显示是零下一度，更别说体感温度了。天寒地冻，积雪在司科特的靴底呀呀作响。

三个月后，大卫和安娜十二岁女儿在衣服堆翻找零钱的时候，发现司科特的几条游泳裤里藏着注射用的针筒。最近刚搬回家住的奥斯卡是阿尔迪亚家的大儿子，他认为这可能是个旧针筒，而这完全说得过去。司科特刚搬来那会儿，时不时会在好久没穿的上衣或牛仔裤口袋里发现

“纪念品”。他甚至找到过吸食快克可卡因用的烟斗，看着看着才想起来那是做什么的。这种感觉就像你在洗过的衣服里找到褪色的电影票根一样。但大卫和安娜对他的解释并不买账。当天晚上，在司科特打扫完宁静俱乐部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东西堆在了阿尔迪亚家的前廊，上面还附了张便条。他试着推门，但门从里头被锁上了。这可是他住了七个月的“家”。

司科特没有为自己辩解。他一方面不想起冲突，另一方面也不觉得大卫和安娜会愿意听。

“他们宁愿相信是我自甘堕落，也不愿去想这针筒可能是他们儿子的，”司科特这样想道。除此之外，现在也不是奥斯卡可以去戒毒的时机，毕竟他才刚当爸爸。司科特心想，自己应该大方一点，就让奥斯卡留下来陪他的女友和刚出生的女儿吧，他要继续吸毒就让他吸吧。

司科特会知道针筒是奥斯卡的，是因为司科特跟他一起注射过毒品。司科特不会说这是

“毒瘾复发”，他会说：“吸毒让我变得正常。”

祸不单行。司科特发现自己耐着性子撑过的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和他恨之入骨的团体治疗课程，两样他都白去了，因为护理委员会并不买账。关于恢复护理执照，委员会有自己的程序和玩法，而司科特没有乖乖照办。而关于尿检，委员会设有专门的实验室，鉴于司科特没有使用实验室的相关设施，所以在他没吸毒之后的所有合格检查一概不算数。

“我跑了那么多趟，尿了那么多个杯子，连着配合好几周。最后跟他们联络，想确认一切正常，他们却狠狠打了我一巴掌。”

一挫再挫的几天过后，司科特在加油站遇见了海洛因苏西和比利。他们掏出家伙，说是让司科特

“叛逆一下”，而司科特也默默收下了。这或许能以个案视之，一如攀岩时脚向后滑了一下那样，只是奥斯卡在这个时候搬回了爸妈家，而他可是个货真价实的瘾君子。自此每逢周末，这两个人就凑在一块儿“嗨”。司科特会在周一前暂停吸毒，这样周五的尿检才能过关。期间，心理辅导和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活动他还是照去。只是几个月后，这样的“修行”就无以为继，他开始肆无忌惮地想嗨就嗨。

凌晨两点，站在

“阿尔迪亚康复之家”的门廊上，司科特只剩下一袋衣服和他的“记忆盒”。他很自然地迈向下一步，那就是打电话给海洛因苏西跟比利。当晚他就睡在他们的拖车里，一切又仿佛重新归零。

事隔数日，苏西正在烤苹果派，司科特打电话给他的妈妈琼。他决定试试看美沙酮的疗法，为此他需要两样东西：一样是他体内的海洛因，这没有问题；另外一样则是

150美元，这他拿不出来。一个月前，司科特曾经回老家待了两天，住在他妈妈不大但还算体面的房子里。这两天他去疗养院看了外婆，跟他十几岁的侄女一起打电动，还看他妹妹试穿新婚纱。司科特已经两年没见到他妈妈了。“我要是可以在市区开车，我早就去看你了，”琼给了他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道歉。这趟回家算是很开心，司科特感到很放松、心情也很平静，不像上次造访，在琼的眼里，司科特紧张得像只被关在笼里的兔子。“他双腿抖得特别厉害，”琼记忆犹新。琼特意安排了一顿特别的午饭和一场盛大的晚餐，让亲戚们都可以跟司科特见见面。就这样，他怀着被爱的心情回到了密尔沃基，而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的心情，他才有办法打这通电话。

“那是间美沙酮疗法的诊所，”司科特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会每天过去拿药，然后我的鸦片型毒瘾和抑郁症都会好转……我想要靠自己努力把毒瘾给戒掉。本来我不想让丑事都摊在你们的眼前，但这样好像真的行不通。”说到这里，司科特吸了口气。“妈，我这样说你懂吗？”

琼只懂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儿子很少开口要求什么东西，而这天他开口了。为此她拿出了

150美元。

隔天早上，司科特坐在第十街美沙酮诊所里等待叫号。在这间诊所看诊一共要走四个步骤。挂号处收钱、采集处收受你的尿液。遇到熟面孔，护士会在打招呼时喊出他们的绰号或编号。

“嘿，院长早！”“今天红光满面，运气应该会不错喔，3322号。”接着要去厕所，厕所里装有监视器避免你把尿液掉包。最后一站有一道厚重的门，门上贴了一篇从《洋葱报》[1]上剪下来的文章，标题是《怎么这么慢》（“EverythingTakingTooLong”），文章附上的照片是一名男子盯着微波炉，面露不耐烦的神色。这扇门后就摆着美沙酮的配发机台。一旦获得放行，病人就可以进门用自己的号码“打卡”，然后配发机就会往小塑料杯里喷苦苦的红色液体。

要说密尔沃基什么地方最三教九流、龙蛇杂处，司科特心中排第一位的是早上七点钟的美沙酮诊所。同样的几扇门，走进来的却有以下这些人：二十多岁、浓妆艳抹、手拿设计款包包的白人女性，完全不懂什么叫轻声细语、得靠助行器才能走路的墨西哥男性，手抱新生儿的白人妇女，戴着耳环、让司科特看得津津有味的大个子黑人男性，胖画家，壮实的工人，身穿粉红女款衬衫、套装长裤的白人女性，西装笔挺、看起来像是会计师的男性，最后是一位驼背的华裔女性、拖着脚步走进诊所，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了。这位华人婆婆一进门，另一名拄着拐杖的波多黎各女人就迎上前去，用拥抱表示欢迎。

“你第一次来？”有人问道。

司科特一转头，是一名年轻的白人小姐。看起来才十八岁的她绑着马尾，脸上有雀斑，还有一口矫正过的白牙。若是说她刚从东区高中田径队里练习完毕，也没有人会怀疑。

司科特点点头，算是回答了问题。

“嗯，听我一句，”年轻女孩凑近说，“我自己是不会想吃这种药的。我是说，他们说要把你们先‘拉进来’，再把你们‘带出去’，但这些可都是鬼话。他们只是想赚你们的钱。我快记不起自己用了多久的美沙酮了，但我现在还是要服一百毫克的剂量。”

司科特眉毛一抬，想起了他上次尝试美沙酮，最后让他被送到医院的剂量就是一百毫克。他回忆自己在离开诊所后立马混合了健得静

[2]和美沙酮，还忍不住喝了杯鸡尾酒。不胜“药力”和酒力的他跌跌撞撞地跑向迎面而来的车流。来到现场处理的警官给他注射了纳洛酮（Narcan）中和药效，但也让他因为戒断反应抽搐不止。再来他被送进了加护病房。

“你付了多少钱？”司科特问。

“370元，”她说的是每个月。

他点点头，开始寻思下个月的药钱要从哪里来。

轮到司科特，他吞下了红色的美沙酮，往杯子里加了点水摇晃，然后把这

“洗碗水”也喝掉了。如果现在少喝了，迟一点的感觉可能会很不一样。

离开之前，司科特跟美沙酮的咨商师见了一面。对方是个黑人，年纪跟他差不多。

“最近三十天，你用了几次海洛因？”咨商师问。

“三十次。”司科特接着把妈妈借他150美元的事情也说了出来。“我想是我的错吧，我不应该对她期望那么低的，”他说。“也许我习惯拒人于千里之外了。”

“秘密的多寡，决定了人健康与否，”咨商师说。

单靠在宁静俱乐部里赚的钱，没办法同时负担美沙酮和房租，无家可归的司科特住进了一间八十六床、名叫

“客房”（GuestHouse）的收容所。每天早上司科特都会搭公交车去美沙酮诊所，晚上则和其他游民睡在大房间里的上下铺。美沙酮的副作用包括盗汗跟变胖，性欲也受到了抑制。但它的确有戒毒效果。5

大部分人即便开始了美沙酮疗程，也撑不过一年。

6但司科特没有放弃。一段时间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客房”的住房经理，这意味着他又开始帮人做事了。一周有四天的时间，他会在“客房”的一家附属收容所里工作。这家附属收容所藏身于南区的一个安静社区，是栋平凡无奇的三层楼房，但有向外推的凸窗。他的工作包括用漂白水刷洗一遍卧房，还要带老人到后院的野餐桌边。那里有地方让他们坐着抽烟，也有空的福杰仕速溶咖啡罐接他们的烟灰。

坚持了一年的时间，外加自费

4700美元之后，县政府终于同意帮司科特出美沙酮的钱，他每个月只要自费35美元。然后透过“客房”提供的一个永久性的居住方案，司科特顺利搬进了属于他自己的公寓，房租只要他收入的1/3。他选的是在威斯康星大道上的“尊爵公寓住宅”[3]，一旁的格兰大道（GrandAvenue）上就有卖场。他一直都想住在闹市区，初来乍到密尔沃基，司科特就一直是这间卖场的常客。对于他这个来自爱荷华州农场的孩子来讲，这间卖场简直就是人声鼎沸的市集。十四层楼的尊爵大楼建于1908年，原本是作办公场所和杂耍剧场之用。在改装成公寓建案之后，开发商在此装设了健身中心，室内篮球场、小型的社区剧院，还铺设了绿色的人工草皮。

司科特的公寓位于十楼。干净不说，这地方还有小麦色的地毯、纯白无瑕的墙壁，与人等高的玻璃上有迷你百叶窗，还有宽敞的浴室、可以正常工作的燃气炉和带制冷效果的冰箱。

“客房”还附赠了深棕色的情人椅以及一张跟椅子配套的沙发、几盏司科特舍不得把塑封膜从灯罩上撕下来的台灯、还有张他几乎没用上的大床——因为睡沙发的习惯已经改不过来了。屋内甚至有组直立式的洗烘衣机。这一切都好得不可思议。一开始司科特还半信半疑地等着“客房”随时打电话来说是他们搞错了。这公寓的月租本来是775美元，但司科特只需负担141美元。

过了整整一个月，司科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住在这里，这公寓是自己的。进入状态后，他立刻给屋里添了条铺在浴室前的地毯、海军蓝的床罩、手工肥皂、香氛蜡烛、抱枕、漱口水、碗盘，外加门口用来放鞋的

“欢迎光临”踏垫。住进这处公寓，司科特感觉踏实多了，他开始觉得自己值得用好住好，心里燃起了向前的动力。这天，司科特用从基督教“圣文生修会”（SocietyofSt.VincentdePaul）拿来的磁铁，在冰箱上黏了一张字条：

五年计划

重返护理界

要赚很多钱

生活尽量省

开账户存钱

在失去执照的两年又三个月之后，司科特终于有办法靠省吃俭用来存重新核发牌照所需的检验费用。为此他甚至开始搜集零钱，丢进厨房一个专门的罐子里。

在拖车营里，司科特感觉自己卡住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自己修好，”他回想。“在那里生活，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就像外面的城市都消失不见了一样。”那段岁月里，司科特常常会有自杀的念头，事实上他都想好了要用超剂量的海洛因一口气“爽死”，只可惜这么奢侈的死法他根本负担不起。如果说从前住的拖车代表着地狱，那现在的新家就简直是天堂。这两者差距之大，他开始觉得从前的日子是远离尘嚣、远离文明的“一次大型宿营之旅”。有时候想起从前的光景、想起失去的一切，他会走出公寓，穿过尊爵大楼昏暗有如羊肠般的走廊，来到某个门前。他会扭开门，然后现身于格兰大道卖场的中间，那种感觉像是穿过了某扇“任意门”。走在卖场里，司科特会尽兴地沉浸在灯光、音乐、食物的香味跟人群的感觉中。一瞬间，他会想起多年前曾有过的感受，那种城市里充满着惊奇与希望的感受。

[1]TheOnion。1988年创立、总部设于芝加哥的小报，特殊之处在于这份报纸非传统的讽刺风格，其幽默之处在于以超现实的眼光将日常的俗事做成警世的重大新闻。2013年停止印刷，转型为数字媒体。

[2]Xanax，治疗抑郁症的镇定剂，其他的商标名还有阿普唑仑、静安定等。

[3]LoftApartments，由轻工业建筑改装成的公寓住宅。

1.资料来源是司科特在威斯康星护理委员会（WisconsinBoardofNursing）前接受的惩戒议程。

2.许多影响重大而所费不赀的决策，往往是基于一些成见做出的：如穷人与一些薪酬优渥、受过高等教育以及拥有住房的亲友缺乏联系。而“混居”（mixed-incomehousing）就是为了“让低收入的居民有机会触及就业机会和社会中的行为榜样”。像“搬向希望”（MovingtoOpportunity）这类的社区重置计划，其设计宗旨是将低收入家庭联结到“社会化与富裕程度较高的社会网络”。而事实上，很多穷人都不乏向上流动的人脉。粗略计算，密尔沃基每六名租房者中，就有一名虽然住在弱势社区，但人脉却能辐射至身处不那么弱势的社会网络的人。不过光是跟中产阶级有某种联系是不够的。或许是“社会资本”的研究方兴未艾，许多学者倾向把认识有钱有权者等有利于社会化（prosocial）的人际关系，想象成是一种可以“拥有”的东西、一种可以变现的资源。但拿司科特的状况来说，这些人脉究竟能否派上用场，还得视你的本事而定。关于为了打击“社会孤立”而设置的社会方案，

3.分明是在吸毒，但司科特有时候会说他在“自行疗愈”，护理师的术语可不是这样用的。太多的措辞被挪用来掩盖问题根部的烂疮。天知道有多少在生活压力下用来自我麻醉的做法，被美名其曰为“文化”。

4.精神科医师问司科特，“你想直接加到一天两百毫克的舍曲林，还是看状况再加？”“直接两百好了，”司科特答得斩钉截铁。两百毫克算是挺高的剂量，但因为他以前也这么用干过，现在降下来实在没有道理。

5.美沙酮只要一上新闻，那画面常常是惨不忍睹。司科特开始治疗计划的那一年，美沙酮占鸦片型止痛剂处方笺量的比重不足2%；而在鸦片型止痛剂用药过量的死亡案例中，却有1/3是美沙酮造成的。医界认为，美沙酮涉及的死亡案例之所以如此触目惊心，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拿治疗毒瘾的美沙酮来止痛。自1964年启用以来，单论治疗海洛因毒瘾和降低海洛因对社会的冲击，美沙酮之效用的确值得称许。作为一种“全鸦片类激动剂”（fullopioidagonist），美沙酮满足了成瘾者的瘾头。剂量拿捏得宜的话，患者完全可以恢复日常生活。证据一致显示，美沙酮降低或消除了海洛因的使用，减少了吸毒过量或吸毒造成的犯罪案例，促进了病患的健康，也帮助不少人活出更充实、更有意义的人生。说到海洛因成瘾的治疗，美沙酮的效果绝对大过匿名嗜酒者互诫协会等只靠意志力（abstinence-only）的辅导课程。“美沙酮的坏事在外面传得沸沸扬扬，”一名专家说，“但那些因为每天服用美沙酮而可以好好工作、慢慢克服恶习，进而恢复正常生活的病患有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只是他们的故事从来没被报道过。”司科特也在这几（十）万人的行列中。发表上述言论的专家是彼得·弗烈德曼（PeterFriedmann），

6.SallySatel，“HappyBirthday，Methadone！”WashingtonMonthly，November/December，2014.

Chapter24永无翻身之日

阿琳一边拨电话，一边对乔里做了个

“一起加油吧”的招牌表情。第九十号的房东在语音信箱留了讯息，要阿琳给他回电。留话的是其实是房东的儿子，也就是之前带阿琳看房子的人。二十岁出头的房东儿子反戴着棒球帽，头发编了辫子，又绑成了马尾。“叫我帕纳，”他说。阿琳还记得2003年那会做过帕纳爸爸的房客，当时她以月租535美元租了一间两居室，现在则涨到了625美元。所以阿琳这次申请的是月租525美元的一居室。谁也不知道这六年的租金涨幅会如此之大。

电话响了，阿琳在回忆自己是怎么跟帕纳说的。在月收入上阿琳说了谎，她骗帕纳说每个月有

250美元的育儿津贴；被驱逐的事情她倒是坦承不讳。一言以蔽之，她简直是在“求租”，说是连看房都免了；社区的环境也好，房子的屋况也好，她都不怎么在意。“有什么住什么，”是她的想法。“我现在可是待在收容所，没有什么地方会比收容所还差了吧，”她这样说道。

帕纳也给了答复。

“嗯，我们核对了你的资料。你还蛮老实的，那我们就合作愉快啰。”

阿琳跳了起来，默默地喊了一句，

“太好了！”

“不过别忘了，你可不能犯错喔。”

“我知道。”

“你的收入很固定，所以你一定要准时交租，也绝对不能惹上任何麻烦。”

阿琳先在电话上谢过帕纳，讲完电话后又谢了上帝。一旦有了笑容，阿琳看起来就判若两人。压力总算是小了一点。至此她跟房东的交手记录是八十九负，外加这宝贵的一胜。

乔里回应了妈妈伸出的手，母子俩击掌。他和弟弟得为了搬家而转学，乔里对此不以为意。转学是家常便饭。光是从七年级到八年级，他就换了五所学校

——但他也不是天天都上学，光算在家暴收容所的那段时间，乔里就连续缺席过十七天。在阿琳的眼里，上学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是她在找到房子后才会考虑的问题。再说，乔里是她身边最好的帮手，他可以跑遍整条街，一口气记下所有的招租电话，也可以在她带着笔记本去找房子时当贾法瑞的保姆。乔里还是个开心果。遇到不顺心的时候，他老是会逗妈妈笑。他的绝招是即兴编歌，虽然不是很精通。当密尔沃基的街景在公交车窗外流动时，他会像下面这样唱起来：

唉、唉、唉

替我找间房子，让我可以搬进去吧

刚刚那所是我读过的学校

刚刚那条是我住过的街坊

刚刚那间是我熟悉的加油站

我们在找房子喔

很难讲乔里究竟担不担心找房子的事，因为他不会把心情写在脸上。

离开收容所的时候，贾法瑞哭了，他手上紧抓着社工告别时送给他的遥控车和《芝麻街》的艾摩（

Elmo）娃娃。“我不敢看，”贾法瑞在车子开走时说。阿琳揉了揉小儿子的头，告诉他能离开收容所是好事情，应该高兴。贾法瑞不懂妈妈高兴的原因是什么，收容所明明既安静又暖和，还有很多玩具。

母子三人的新公寓在条顿大道和银泉路的繁忙路口，算是北部一个比较偏工业区的地段。阿琳爬上阶梯，来到了这栋三层楼的公寓，而乔里跟贾法瑞则嘻笑着搭乘发出咿呀声响的电梯。到了屋里，墙壁新粉刷过，灰色的地毯厚实而干净。有一台小型的空调，每个灯泡上都有灯具。小巧的厨房里有轻木橱柜，而且每个柜子都有完好的把手。阿琳慢条斯理地检查了一遍，完全挑不出任何毛病。她打开窗户，看着窗外驶过的一辆辆车，对街则有一家奥尔钢材供暖（

AuerSteel&Heating）的配送中心。她觉得一切都很好，只是有点累。

等所有垃圾袋里的衣服以及一箱箱的罐头食物都搬进屋里后，阿琳坐在地上。她找到一个软软的袋子，用背靠着。她感到很平静，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和谢伦娜闹上驱逐听证会是两个月前的事了。乔里在阿琳身旁坐下，歪着头靠在她的肩膀上。贾法瑞也有样学样，身子缩在阿琳的腿边，头则枕在妈妈的肚子上。母子三人维持这样的姿势，依偎了好一会儿。

过了几天安稳日子后，阿琳收到了一个噩耗：大家口中的

T死了。T是泰伦斯，是拉里那边阿琳唯一还有联络的家人。而且用枪把T射死的不是别人，是阿琳也很疼爱的P.A.。同辈的P.A.跟T是亲戚，但争执中T抄起斧头的握柄砸向了P.A.的头，而P.A.一气之下掏出了枪。在拿枪找T算账之前，P.A.先打电话给T的妈妈说他现在要去宰了她儿子。事实证明，他并不是在开玩笑。

T一死，阿琳的生活也跟着乱了套。她为过世的T以泪洗面，也为缅怀T和老朋友们聚在一起。阿琳安排贾法瑞在她处理后事的期间住到他以前寄养妈妈的家里，像贾法瑞这么小的孩子，不适合去那种场合，阿琳是这么想的。有人聊到要在告别式后去庞德罗莎牛排馆，没钱的人只得卖血浆才能一道去吃。

T在街边的告别式设在密尔沃基西北区的丰迪拉克大道旁。与乔里一起抵达现场后，阿琳把花和动物造型的填充娃娃给摆整齐了。这算是一场体面的丧礼：街边装饰着乳白色缎带、题诗、假玫瑰花和几束黄白雏菊、康乃馨与百合组成的花圈。阿琳走到T的家门口，在阶梯上站了会儿，又回到告别式的场地，然后再一次走回到T老家的阶梯。

“大家都说时间过得很快，对吧？”乔里若有所思地说。“但我赌告别式上的时间会过得非常慢。”

到了告别式当天的清晨，阿琳穿上了深色的牛仔裤，上身则是

Rocawear牌的衬衫外加蓝色的帽衫。走下楼梯的时候，她跟乔里遇到了要上楼的帕纳。

“我有话跟你讲，”他说。“是关于前天晚上的事情。”

阿琳开始快速搜寻起两天前的记忆。对了，前天晚上她打了

911，因为贾法瑞的哮喘犯了。

“我们这儿是别人眼中的妨害设施，”帕纳说。“所以不能让警察过来。”

“来的只有消防队和救护车而已，”阿琳解释。“光凭哮喘是叫不动警察的。”

只是阿琳打电话给

911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有邻居抱怨阿琳的朋友竟为了要大麻而去敲他的门（这名朋友是特丽莎。她那天在当乔里和贾法瑞的保姆）。还有就是贾法瑞有次被抓到从三楼的窗户丢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下来。“情况要是不能改善，你们就得搬家。”

走出房门、在前往新匹兹殡仪馆的路上，阿琳摇起了头。

“一会儿这里不对，一会儿那里又有问题，”她说。除了担心惹毛帕纳以外，阿琳的食物券也出了状况。变更住址该交的表格和资料她都交了，但审核过程似乎不太顺利。然后就是她得把东西从仓储那儿清出来，而且要快，否则月初一到，她就会为了钱左支右绌——如果钱拿去付仓储费，那就没钱缴房租了。T固然已经离世，而某种程度上，阿琳觉得P.A.也不在了。贫穷会逐渐累积，越来越看不到尽头。所谓贫穷，常常意味着祸不单行。种种不幸盘根错节，将人团团包围，身在其中的人只有竭力让自己不要发疯。偶尔会有间隙，让人可以喘口气，但总的来说，生活就像是一档闯关游戏，眼前摆设着一道道关卡。1现阶段阿琳只能庆幸自己还有家可以待、有地方可以睡。

阿琳在殡仪馆的门口犹豫不决。位于西开彼托路的匹兹殡仪馆建于

1930年代，是威斯康星北部的地标。这栋兰侬石（Lannonstone）建筑采用了时髦的法式折中主义风格，装饰有八角形的楼塔、纤细而雅致的窗户，入口处则有一顶深褐色的天棚，向外延伸至人行道，另外还有陡峭的屋檐线和居高临下的烟囱。乔里紧跟在母亲的身旁，两人一道走进去。灵堂内站满了人，三五成群的孩子们身穿个性的T恤，上面印的人脸若不是T、就是其他同样“英年早逝”的朋友。祖父母那一辈穿着乳白色或棕色的西装出席，头上还戴着搭配得宜的毡帽。T的亲兄弟大C坐在最前排，身穿亮眼的蓝色T恤，头上绑着同色系的头巾、脸上挂着一副太阳眼镜。叔叔林克现身时，耳朵上夹了根抽到一半的香烟，身材壮硕的他缓缓走在灵堂的通道上，他太太则把脸靠在他的背上啜泣。阿琳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她对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有自知之明。

T的遗体身穿黑色长袖T恤，头戴全新的奥克兰突袭者队球帽，看起来颇为安详；他差一点就满四十岁了。低头俯视T的，是打着圆鼓鼓温莎结领带的牧师。“怎么我每次来到这里，看到的都是跟我岁数差不多的人躺在棺材里，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们，”他边说边摇头。下一秒他开始爆发，尖锐的口吻中冒着看不见的火光。

“我们之间的爱到哪儿去了？我们对人的关怀到哪里去了？……除了自己，还有谁能帮助我们，我们能靠的只有自己！”

“继续讲！”

“说得对！”

“那是我的宝贝啊！”

仪式结束之后，阿琳在外头加入了叔叔林克和其他几个人的谈话。有人递了罐老英国牌麦芽酒（

OldeEnglishmaltliquor）给她，她在雪地上倒了琥珀色的一圈，算是敬T一杯。葬礼后的家宴办在第十三街跟维列特街口，威斯康星非裔美国女性中心（WisconsinAfricanAmericanWomen’sCenter）的地下室里，吃的是炸鸡配面包、青菜，还有起司通心粉。整顿饭吃下来，亲戚们对阿琳非常欢迎，又抱又亲。她有种被家人簇拥的感觉。这些人不会收留你，也不会借你暖气费，但他们懂得如何把一场葬礼办得热热闹闹的。

隔天，没有电话声响起，于是阿琳继续操持家务，希望把这里打理得更像一个家。她给孩子们注册了新学校，把东西从仓储领了出来，又在家中的墙壁上挂了相片。一个好心的邻居送了张沙发给她。先前，阿琳在第十三街的老公寓总是一团乱，因为扫也是白扫：窗户裂了、地毯破了、浴室中的零部件能坏的也都坏了。但帕纳的父亲把屋况维持得很好，只要阿琳也加把劲，这地方绝对有家的样子。阿琳确实也这么做了。她在洗碗槽的上方贴了张小字条给乔里：

“自己的碗自己洗，没洗的话咱们走着瞧。”而在料理台上她摆了个蜡烛给逆境中的守护神圣犹达。看到阿琳的公寓，人们常会说，“你的房子真美。”甚至有人想当她室友。对于这种要求，阿琳总会满脸傲娇地说一个“不”字。

乔里很努力地适应新学校。按道理说他应该是八年级的学生，但之前的课程落后太多，所以他只有七年级的程度，学习之路上难免磕磕碰碰。除此之外，

T的死也让他心神不宁。据说后来P.A.打电话给T的妈妈，用的是拉里家的电话，所以警方也把拉里找来问讯，之后又放了他回去。但乔里仍为此非常纠结。案发的那一夜，自己的爸爸为什么会跟P.A.“一起”？告别式后刚好过了两周，一名老师冲着乔里发飙，而乔里也不甘示弱地反击。气头上的他往老师的小腿踢下去，接着跑回家。接到老师报案的警察于是找上门来。

一听出了这种事情，帕纳就跟阿琳商量：如果她可以周日之前走人，那他会把租金和押金还给她。要是她赖着不走，那他不但会把钱扣下，还会申请驱逐她。所以说，小孩并不是对抗驱逐的免死金牌，有时候他们反倒是创造驱逐条件的

“平台”。2

阿琳接受了帕纳的条件，而帕纳也

“好心”地帮她搬了家。她把碗盘从干净的壁橱中抽出来，将墙壁上的装饰一一卸下。等阿琳把所有家当塞进垃圾袋和回收箱，帕纳就把东西搬上卡车。他会开车把它们送回仓储。

就这样，阿琳失去了她漂亮的房子。

3“我是不是被下了咒啊，怎么老是这么倒霉？”她纳闷。“明明我已经很努力了。或许好运就是跟我绝缘吧”。

阿琳打了电话给特丽莎，骗她说房东气炸了，因为他发现特丽莎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人可以让她合租。让阿琳被驱逐的致命一击固然是找上门来的警察，但在外头摸爬滚打这么多年，阿琳也学到了几招：求人帮忙的大绝招就是让对方感到内疚，让他们觉得非得帮忙不可，要不帮就是个没心没肺的王八蛋。

4“害我住不下去的是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至少要帮我一把吧”。

特丽莎对阿琳说：

“快过来吧。”

贾法瑞注意到，第十三街边在办一场新的告别式。

“又有人中枪了，”六岁的贾法瑞奶声奶气地说道。回到旧居，两个男生就冲去特丽莎的公寓找小不点，但小不点已经死了，它被一辆车子辗过。特丽莎亲口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乔里，乔里拼命忍住不哭。他一边绕着特丽莎的公寓走来走去，一边用袖子擦拭止不住的鼻涕。走着走着，他找到一个泡棉的假人人头，特丽莎的公寓四周尽是这些奇怪的东西。乔里跪在假人头的旁边，把脸翻成正面，紧握着拳头打他的脸。乔里一直打、一直打，还低声发出怒吼。一拳拳越来越快、越来越重，也越来越响，阿琳和特丽莎这才大声制止他。

特丽莎对自己耍的

“小把戏”直言不讳。纸包不住火，这种事不可能藏着掖着。男人会送上门来，然后特丽莎会带他们去她的“闺房”，并对阿琳说，“看看，我要给我们赚点香烟钱了。”等她再次出现的时候，手中就多了一张10美元或8美元。有一次乔里误打误撞地进了特丽莎的房间，看到一个男人和特丽莎躺在床上，男人的裤子摊在地上，特丽莎则糊了一脸的口红。房子挤了太多人的后果就是这样，个人空间荡然无存，小孩们也很快觉察到大人的勾当。

在特丽莎的新男朋友搬进来之前，她一直没有停止这门

“生意”，阿琳发觉这位“男朋友”甚至在背后鼓励特丽莎这么做。她还发现，特丽莎把房租从每个月60美元涨到150美元，应该也是她男朋友的意思。这个男人有一长串的绰号。特丽莎叫他桑尼，他三十岁左右，刚因为贩毒服完五年的有期徒刑。他身材瘦削，走起路来却健步如飞，还会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跟五个女人生了九名孩子，也会开黄腔说他带了根“锅铲”给特丽莎。桑尼顺走了特丽莎从嫖客们或社服机构那里攒到的钱。要是特丽莎在路上叫他，他会先当作没听到，然后再找时间凶她，“在外头不要叫我‘宝贝’。”委屈的特丽莎会穿着衣服蜷曲在被窝下，或坐在窗台上点一根香烟，层层升起的烟雾有如盛怒的鬼魂灵般生动，而它们仅有数秒存活的时间。

在阿琳搬进特丽莎家之后，桑尼的父母亲也带着他们的女儿住了进来。特丽莎的公寓是一居室，屋况原本就不佳。如今八人同处一个屋檐下，简直要把这地方弄垮。首先撑不住的是马桶，紧接着厨房碗槽也开始漏水；情况随后开始恶化，连地板也积起了水，乔里一踏进厨房就会兴起涟漪。他不得不把旧衣服铺在上面吸水。

“越看越像贫民窟，”阿琳说。“厨房乱七八糟、地板乱七八糟，浴室也是。”她开始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之后会是什么？未来是什么？不会比这更糟了吧。”

接着儿童保护服务局的社工找上门来，一开口就问，

“贝尔女士在吗？”这天来的不是平常跟阿琳接触的社工，而是一张完全陌生的面孔。这位社工小姐知道阿琳住在这里（这点连谢伦娜都不知道），还知道马桶和碗槽坏掉的事情。社工打开冰箱，皱起了脸。阿琳连忙解释是月底的关系，冰箱才会空空的。她不是没去补货，但怎么买也填不饱八个人的胃口。5

儿童保护服务局的人说她会再来看。阿琳为此焦虑到反胃，她怀疑是特丽莎去跟儿童保护服务局告状的。她得逃，得赶紧想法子。于是她打了电话给

J.P.，而身为亲戚的J.P.也没让她失望，立刻就去接她，还替她卷了一根大麻。抽大麻果然有用，于是他又卷了第二根给她。“J.P.总是为我着想，让我不会那么烦躁，”隔天阿琳是这么说的。

终于，密尔沃基的春天来了。融雪后留下的是湿答答的街道和街边被泡软的垃圾。整个贫民窟在那一天意识到出门不用再裹得严严实实的了。大家的反应有些过度：男孩子打起了赤膊、女孩子抹上了防晒油，在还说不上是热的天气里露腿。躺椅和笑声重新出现在了门廊上，孩子们还翻出了跳绳。

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阿琳和儿子们单独待在特丽莎的公寓里。她很珍惜这份平静与祥和。特丽莎跟桑尼还有桑尼的家人不知道去哪儿了，对此阿琳没有多想，大概是找亲朋好友串门去了。但

5月1日那天，搬家工人突袭了特丽莎的公寓。这些工人戴着手套，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到了现场，他们却狐疑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然不确定什么该包起来、什么又是该丢的垃圾。这些工人跟贝琳达签了约，贝琳达等等会开着全新的福特ExpeditionXLT来察看进度，那车还挂着由经销商申请来的临时车牌。已经被放出来的克里斯也到公寓来找特丽莎。贝琳达开始担心起她那些住在第十三街的业主，感觉这里已经不再安全。

阿琳盯着前窗。

“我真的受不了了，”她喃喃自语。这是她跟特丽莎同住一个半月的心得。

发辫垂在一边的贾法瑞放学回到家，见着工人正把床垫和梳妆台往外拖，衣服也被一团团地塞进黑色垃圾袋里。面对这样的光景，他倒没有什么反应，既没有哭，也没有问问题，也没有冲进去看自己的某样宝贝还在不在家里。他很平静地转过身，出了家门。

他们在阿琳的妹妹家待了一段时间，妹妹跟她收一个月

200美元，但阿琳和儿子都没有自己的房间。在这期间，阿琳失去了她放在仓储的所有东西：玻璃餐桌、在第十三街买的衣柜和梳妆台、空调主机。她有拿钱给大儿子博西缴仓储费，也不知道他是把钱给丢了还是偷了。阿琳的社福档案也被关闭了，主要是她太多次约见都没去。和之前一样，通知信函又寄到了她之前被驱逐的旧家地址。“补助会停掉是有原因的，”她说。阿琳最后在第十三街和克拉克街口找着了另外一间破旧公寓，就在麦斯特锁（MasterLock）公司的工厂旁边。“希望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她这么跟自己说。因为觉得稳定下来了，阿琳开始找工作。但有天去阿比汉堡面试完没多久，她和两个儿子就被抢劫了。两个男人闯进了她的公寓，用枪抵住乔里的脸。阿琳的社工告诉她这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于是阿琳只好又逃回某个收容所。房租不断上涨，阿琳好不容易找到的新公寓竟然要月租600美元，而她一个月收到的社福支票只有628美元。这样一来，她被断电是迟早的事。到了停电那天，乔里跑去跟拉里住了。贾法瑞则被儿童保护服务局安置在阿琳妹妹那里。

阿琳很是不知所措。

“我的心里乱成一团，”她说。“有时候我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发抖。我累了，但又睡不着。快要精神崩溃了。我的身体像是要关机一样。”

但阿琳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她向迈尔沃阿姨借了钱，恢复了家里的供电，于是两名孩子又回到了她身边。她另外在塔玛拉克街找了间公寓，距离会幕社区浸信会（

TabernacleCommunityBaptistChurch）不远。这间新公寓没有炉子也没有冰箱，但他们会用插电的电炖锅煮热狗，也会去圣本笃教会（St.Ben’s）的供餐处吃俄罗斯酸奶牛肉，那儿还有些酒鬼做他们的临时饭友。

有时候阿琳会跑去食物厨房。贾法瑞会问：

“妈，你可以帮我拿一些蛋糕吗？”

阿琳会笑着说，

“他们有的话，我一定帮你拿。”

另一边，乔里在思考自己的未来。他想要当个木工，因为他想帮阿琳盖间房子。

“别人都觉得我没有办法。但你们等着瞧吧，”他说。

1.若把城市里的穷人按“居无定所／生活尚且稳定”、“无可救药／还有得救”、“一副混街头的模样/打扮还算体面”一分为二，就会错以为他们暂时性的、常发生变动的生活状态是一贯如此。稳定/不稳定对穷人家庭而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时长时短的间歇状态。很多问题之间存在着某种连锁反应：亲人遭受杀害的伤痛会让人深陷抑郁，抑郁致使失业，失业引发驱逐，被驱逐就意味着变成无家可归的游民，而无家可归又会加深抑郁的症状……以此类推。为政者和他们的幕僚倾向用一发银色子弹（silverbullet，在哥特小说中，银色子弹是狼人的克星，一发即可毙命）解决问题。实际上，霰弹枪“一网打尽”的效果可能更好。关于连番厄运如何让低收入家庭“没有最惨，只有更惨”

2.在密尔沃基的社区，孩子越多，驱逐发生的频率就越高。排除贫穷家庭在社区所占的比例、种族的构成等变量后，儿童数量与驱逐频率的正比关系仍旧成立。2010年，在儿童占人口总数不到一成的社区里，每123个租房家庭中有1个家庭会被驱逐。但在儿童占四成或以上的社区中，每12个家庭就有1个会被驱逐。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区中儿童的所占比每增加1%，社区的驱逐率就会增加7%左右。这些估算根据2010年1月1日到12月31日间密尔沃基县法院的驱逐记录整理而成。用于评估“儿童占人口比率”与“驱逐案件数量”相关性的统计模型是零膨胀泊松回归（zero-inflatedPoissonregression）。

3.这种痛苦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在被驱逐的两年后，跟阿琳有相同遭遇的母亲还是要比同龄人更容易罹患抑郁。

4.另外一招是在出手前先调查对方有哪些“资源”。在穷困的社区里，面对上门求助的邻人，最好的拒绝方式是：“我无能为力。”但也有“高人”会让你没机会说出这句话。他们不会问，“能载我一程吗？”而会问，“你车里有油吗？”不会问：“能分点食物给我吗？”而会问：“你吃过了吗？”如果对方知道你车里有油、冰箱里又有吃的，你就很难再找理由赶人家走。穷人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出的这套生存之道，和政治圈或教育界花费几百万美元发现的募款秘诀并无二致。开口要东西是一门“艺术”。懂得如何求助——以及相应地，何时伸出援手或拒绝帮助——是在贫困中生存的丛林法则。

求社工帮忙也自有一套规则。不要客气，因为太客气会被当空气；但也不能太贪心、太积极、太

“剑走偏锋”，因为儿童保护服务局会上门来查你。我遇到过一位爱喝酒的女性，三十三岁，是两个女孩的妈妈。她说自己酗酒是因为小时候受过创伤。“我记得，连当时闻到的气味都记得，”她说。“你有看过咨询师吗？”我问。“没有，虽然我想，但他们问得太多、管得太多。曾有人莫名其妙地跑去加州的儿童局检举我，他们并没有抓到什么把柄，但被人这样侵门踏户……跟孩子说三道四，我还是很难受。”要是这位母亲将自己的遭遇和用酒精自我麻痹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告诉有关部门，她的孩子还能保住吗？她不知道答案，也不准备去弄明白。

5.我没有亲眼目睹这段互动，此处根据阿琳的转述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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