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姊妹七人中，相对而言，三弟是受苦受累最少的一个。按理他的身体要比我们好得多，不会患什么大病的。可事与愿违，五十出头后，他的病态便渐渐显露出来，先是心脏不适，家人和我都没太在意，就想好端端的一个人，大半辈子从未患过病，况且身体还算硬朗的他怎么就心脏不好了呢？所以也就没有上心督促他去医院仔细检查诊治。大约又过了几年，他去新疆在我表弟开的一个铜矿打工的时候，因搬运一件沉重的东西，想必是用力过猛，突感胸部不适。之后胃部胀痛，不想吃饭，就以胃病的由头到当地

一家县级医院去诊治。经检查，医生明确告诉他，不是胃病，是心脏有问题。而且这问题不是现在有的，而是先天性心脏病，具体讲是二尖瓣关闭不全。只是因干重体力活，才诱发和加重的。即使没有这个诱因，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逐步会发展成心力衰竭，进而危及生命。这个检查结果，不仅令三弟吃惊，而且就连我也感到十分意外。回想这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我们一家人从未发现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特别是在农村的时候，他从上学到“受苦”（劳动），以至后来举家迁到城里客居，四处奔走，喝酒干活从不受任何影响，更未发生不适和意外，怎么竟是个先天性心脏病患者呢？谢天谢地！感谢三弟那次新疆之行，感谢那次搬运重物，更感谢新疆那个县级医院医生的医术。就连三弟事后也曾几次对我说，新疆给他看病的那个县医院的医生水平真高，人家一问一看一检查，就断定他是心脏病。因为这与后来延安、西安几家大医院检查的结果是一样的！

看来新疆是不能呆了，而重体力活就更不可干了。然而性格倔强的三弟回到延安之后，仍不去医院检查。弟媳急了，打来电话诉苦。我赶到他家，好说歹说，硬领他到医院检查，结果与新疆检查的不谋而合。医生说：“心力衰竭，必须住院治疗。”于是就按医生的嘱咐，办了住院手续。经过一段治疗，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先天性心脏二尖瓣功能不全仍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医生说，要彻底消除隐患，必须手术，置换二尖瓣！医生还说，要置换，趁现在年龄还小，赶快置换，待年龄大了，就不好置换了。

三弟当下

岁，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我深知手术对他的重要性，一刻也不敢怠慢，便与侄儿祁超、祁昭（他的两个儿子）商量，去西安乃至北京，选择最好的医院手术根治。

不知怎的，我忽然同情和怜悯起三弟来了。

三弟比我小两岁，我属狗，他属鼠。虽然我是他的兄长，但由于年龄差距不是很大，基本上是一起玩耍、一块上学长大的。小时候，我贪玩，三弟一直陪伴我玩耍。我们感情很深，一起度过了苦难而欢乐的童年。读完小学后，我上了初中，从此我俩再不像从前那样形影不离了，更多的是聚少离多。尤其是我高考中榜、离家外出求学后，彼此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包括家中，有什么事，常常互以书信的方式交流。每次收到三弟寄来的信，我是多么地高兴呀！应当说，这段时间是我俩感情最好最深时期。

三弟虽然年轻时身体健康，不像我多灾多难，但也曾遭遇过一次险些酿成大的灾难事故。那时，农村还实行的是大集体，他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样子。一年冬天，村上集中男女老幼去积肥。那年月，每到冬春农闲时节，村上都要组织积肥。所谓积肥，一是把牲畜棚圈里的粪土挖出来，运到地里，堆成小丘，浇上水，用泥土裹了，待第二年春天开犁时，挖开粪堆就地施用。二是如果棚圈里的粪土不够用，就将场里的肥土和山坡上的壮土挖起来，同样运到地里，办法与粪土一样。运送的工具，往往采用筐子、毛口袋，靠背扛肩挑胳膊挽。有条件时，还可用架子车拉运。而三弟行将出事的正是因为这可恶的架子车。那天下午，运送完肥，在收工的路上，三弟好奇地拉着一辆架子车奔走在回村的黄土小路上。按理是不会出事的。可村里队长家比我和三弟大好几岁的二儿子，戏弄取乐，冷不防从架子车后面猛推一把，由于三弟毫无防备，再加正行驶在下坡地段，架子车突然失控，先是车辕将我三弟搞搞挑在半空，继而车子加快速度，失去方向，最后竟连人带车倾翻在路坡下。也许是老天护佑，眼看就要翻入沟渠，却不偏不倚，正好被崖畔上一棵高大的杏树拦住，这才避免了一切横祸。但三弟的上嘴唇却被豁开了一条大口子，鲜血如注。我和大哥很快将他救了上来，止了血，直到天黑后才领着他回了家！对此，一家人很是惊恐了一阵子。可那个姓高的家伙，早就逃之夭夭了。

母亲对三弟的学习十分重视，很是用了一番苦心的。但三弟却不像我那样有恒心，老是学不进去。为不使三弟初中毕业考不上高中，母亲就通过熟人，将三弟由家乡转送到横山县双城中学读书，直至上了高中。后来又央人转回当地的涧峪岔高中就读。临近高考时，母亲特意不让三弟干活，让他专心致志温习功课，参加应试。可据母亲后来对我讲，三弟并不上心，整日貌似学习，实则玩耍。高考自然名落孙山！

那时，我正在陕北安塞县砖窑湾镇的延安农校就读。暑假回家后，不甘心三弟就此失去学业的母亲，让我想想办法，让三弟继续能够补习，来年再应试一次。想到三弟还小，母亲又心急如焚，我就与所在砖窑湾镇的安塞县二中联系，将三弟顺利转入补习。也许三弟天生不是读书的料子，进到安塞县二中就读后，虽然下了不少功夫，吃了许多苦头，可学习成绩依然上不去。心性好强又死爱面子的我非常痛惜，有一次竟生气地朝他的脸上掴了两巴掌。三弟掉着眼泪，呆呆地立在那里，似乎也显得很委屈很无奈。看到眼前三弟可怜兮兮的样子，我便产生了怜悯之心，委实后悔不该那样对待他。

三弟二次高中毕业回村务农后，村里选他担任了村主任。一度时期母亲也很是支持，并教育他认真履职，为百姓多办一些实事和好事，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厚望。可三弟不珍惜这个岗位，也听不进去母亲的教导，工作更是没有多大起色。看到三弟终究不是块“做官”的料子，村人们也很是失望。后来，又是在母亲的撺掇下，三弟辞了村主任，改做了村民办教师。并在这个岗位上辗转了好几个村子，一干就是十余年。就在即将熬到快要转正的时候，三弟怎么也不愿当民教了，一心想跟我到延安打工谋生。经过我和母亲多次劝说，三弟就是不听。无奈，我只好同意了他的想法，将他领到延安，介绍给曹总的三建公司打工，之后举家迁来延安。应当说，曹总对三弟恩爱有加，寄予厚望，可三弟也不是经商的料子，连最基本的公司内部管理都胜任不了。不几年，自己提出不干了，流落民间……

经过侄儿祁超反复咨询、几经比对，并与我商量，权衡利弊，最后我们决定在位于西安的西交大附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置换心脏二尖瓣手术，需要开胸，实属是一个大手术，我心里难免有些紧张，胆小的三弟更为惊恐。那几天，我和四弟及侄儿、晚辈们，在附近酒店登记了住处，安营扎寨，轮流陪伴着住进医院、等待手术的三弟。三弟闷闷不乐，焦躁不安，不停地询问着同室同楼层已经做了同样手术的病友，探讨手术的经过和术后的感觉。毫无疑问，那自然是说法不一了。有的甚至将这一手术说的厉害加怕怕，更助长了三弟的恐惧心理。而我呢？虽然表面上镇静，还时不时地有说有笑，不停地给三弟打气，讲解病情及其手术，以此来安慰他，让他放下包袱，“既来之，则安之”，配合医生积极做好术前准备。可内心也是惶恐不安呵！尽管主治医生反复对我讲，这是他们常见常做的手术，在他们近十余年来所做的手术中还没有失败者。根据病人的年龄及体能，保证百分之九十九成功，不出偏差。可我还是捏着一把汗，万一百分之一出了问题怎么办？那莫不是等于百分之百了吗？

术前，主治医生又进一步征求我们的意见，置换瓣膜的材料是用人工的，还是机械的？我问人工的和机械的有什么区别，哪个好？哪个价格贵？医生说，人工的材料是牛皮的，质地好，价格贵，愈后效果好，不要长期服药，受用期在

年以上；机械的，质地比起人工的不怎么好，虽然受用期长，但需要终身服药，且噪音大，病人较难适应，价格便宜。说实在的，这次来西安给三弟看病，我们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只要能把三弟的病看好，钱是什么？即便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所以我对医生说，要换就换好的，钱不必考虑，一切听从你们的安排。医生就又说，年轻人应该是换机械的，这样使用的寿命更长些；像你弟弟五十七八、快上六十岁的人了，建议还是换成人工的。我征求侄儿祁超、祁强等人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换人工的好。我也倾向换人工的。可三弟又疑虑了。他说机械的耐用，使用的寿命长，而人工的使用年限仅仅才二十五年至三十年。这就意味着他从此只能活二十五到三十年。言下之意是要换机械的。这时，医生就又说了，人的寿命的长短是有许多器官的好坏决定的，不仅仅是心脏。在二三十年后，即便心脏不出问题，其它器官病变也能导致人的死亡。这下三弟没话可说了。

手术终于到了。那天早晨，三弟换了病人服，躺在手推车上，闭着眼，被两名全副武装的护工推走了。我想，此时的三弟一定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心里忐忑不安，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了！望着他苍白无奈的脸，我揪心般地痛，只能心中默默地向上苍祈祷着，企盼三弟及早手术，顺利归来。

在楼梯口，一家人焦急地整整等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一点多，三弟终于从手术室推回来了。此时的三弟依旧躺在手推床上，依旧紧闭着双眼，脸色苍白，吊着输液瓶，像熟睡似的（仍处于麻醉状态）。主刀医生说，手术做得很成功，心脏这下再也不会出问题了，好好静养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我们悬在半空的心这才放了下来。想必三弟终于完成了一项“神圣的使命”，躲过了一劫。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术真高！经过两个多周的精心护理，三弟伤口愈合良好，恢复较快，不几天就出院回家了。半年多后，身体强健，体重增加，面色红润，心情愉悦，完全成了一个健康之人。我高兴，侄儿高兴，全家人高兴！

可万万没有料到，三弟的体况好景不长，突然又“节外生枝”，再次住院，险些丢了性命。

一天午夜，三弟兴奋得不能安息，不断地在微信上与亲人们聊天，聊着聊着，身体突然失去平衡，侧倒在床下；继而呕吐，头上冒汗，不能言语；最后竟不省人事。弟媳情急之下，很快电话唤来我的侄儿和四弟，紧急拨打了

120

，将三弟就近送进延安东关博爱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脑出血。通过

扫描，出血量

毫升。便立即输液、止血、化瘀、舒络。为更好地得到治疗，次日又转入同样位于延安百米大道东头的延大附属二院（即心脑血管专科医院）。清晨，当侄儿祁超、侄婿薛小东来家告诉我这一不幸的消息后，还未起床的我，犹如晴天霹雳，脑子“嗡”地响了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事实！匆匆穿好衣服，顾不得吃饭，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时，三弟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紧闭着双眼，昏迷不醒；弟媳和侄儿们个个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而医生们则忙前跑后，正在全力抢救。我顿时傻了眼。是啊，对于脑出血这个病我是懂得的，也深知它的厉害程度。因为当年身体还很硬朗的八十一岁的我的父亲，就是因为脑出血（中风）不幸而亡的。同时，曾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也有突发这样的病，因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有的虽然抢救过来了，暂时保住了性命，但却成了半身不遂之人，说话口齿不清，走路东倒西歪，面部表情僵硬，嘴歪眼斜，至于一侧身子，更是软弱无力，失去知觉，渐渐萎缩；有的竟不能下地，常年卧床，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不仅自己活活遭罪，就连家人也不得安生，服侍劳累之苦，难以言表。更重要的是，我所认识的两个人，早在几年前就发生了脑出血，直到现在还未醒过来，成为典型的“植物人”。看似还活着，实则与死亡没什么两样。而三弟的脑出血严重吗？能否挺过来？我心急如焚，就问医生。医生说，先保守治疗，一边治疗，一边观察。如果情况好就不需要做脑部引流手术，靠自然吸收所出的血，以达到逐步康复的效果；如果情况不好，还得做手术。并一再告知我们家属，七天之内是危险期，只要度过了七天，头部不再出血，肺部也不感染，问题就不大了。

那些天，三弟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床上，昼夜二十四小时输液不断，鼻孔里插着氧气，呼吸、心跳全程监控，医生、护士不停巡视，侄儿等亲人们轮流服侍在身。我一天至少两次到病房探视，号脉、抠脚心、拉手、捏胳膊，看他是否有反应；对监护器上显示的呼吸、心跳次数和血压变化情况更是十分关注，一点也不敢马虎。就这样我仍不放心。只要不在他的身旁，就会不由自主地打电话给两个侄儿，询问病人情况。

不知怎的，从三弟开始做心脏手术起，特别是发生脑出血之后，我愈来愈对三弟愧疚同情起来。愧疚的是，我多年来因工作繁忙、心烦意乱，很少与三弟交流沟通，关心他的身体，过问他的生活，以至兄弟之间的情感渐渐疏远、淡化；同情的是，我们姊妹七人中其他都好好的，唯独三弟患了两场大病，险些丢了性命。目下，他还不到六十岁，就已被病魔击倒，这是我始料未及的。相比之下，我是姊妹当中见多识广、最有能耐之人，已经作古成神的父母把照顾一大家子人口平安的希望寄托于我，可我有时竟辜负了父母尤其是母亲的厚望，对相对较弱的三弟没有悉心关心和照顾。可时过境迁，现在说又有何用？只能以后去慢慢补偿了。

还好！不幸中的万幸，经过四十余天医院的精心治疗，三弟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脱回来！先是时昏时醒；之后变得完全清醒过来，并且能认清人和进食；再后，由口齿不清晰、不流利到基本慢慢会说话了，瘫痪的左侧也渐渐从脚至腿有了知觉；再后，在亲人们的帮扶下，他可以下床慢慢挪动脚步了。他的这一变化，令我是多么地欣喜和激动呀，我焦灼了一个多月的心这才又恢复了平静。

现在，三弟已出院回家休养。尽管左胳膊还不能动弹，走路还很不利洒，可身体却在一天天恢复。但愿三弟早日康复，再莫要“节外生枝”，一生平安幸福！

祁玉江，1958年生，陕西省子长县人。因长期在基层任职，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大众情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延安市委党校等院校客座教授。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获得者，公开出版个人作品集16部，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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