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住东溪千户侯，

家执村政万计谋。

刘唐传递窃财事，

吴用多谋设钓钩。

事漏弃家投水泊，

情急杀戮秀才头。

曾头空遗大王梦，

水泊常存荒冢丘。

曾文远

晁盖，是《水浒》中极要紧的人物，金圣叹称他为“提纳挈领之人”，虽不中，亦不远矣。晁盖，是《水浒》中极悲情的人物，前有洪太尉开碣放魔，后有晁保正托塔驱鬼，他只是个“为他人作嫁衣”的筚路蓝缕者。观乎晁盖一世所为，既慨其事，又悲其人。胆力过人者，谓之雄；聪明秀出者，谓之英：晁盖确系人雄，但绝非英杰也。天王豪气干云，初时众豪拥戴，上下一体，号令一出，莫敢不从，何等风光！尔后碌碌无为，昏招迭出，兄弟离心，不免身死，何等悲凄！晁盖之死，看似为中箭而亡的偶然，其实是大势已去的必然。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不为仁者滞，不为不肖易。在大势之前，逆之者必亡，顺之者方昌。梁山水泊，是江湖草莽的啸聚之地，更是绿林派系的角逐之所。梁山水泊的大势，就是集团的跨越性发展和优势派系的竞争性胜出。在乱世的土匪窝中，情义的坚守绝计敌不过生存的渴望和权力的追逐。忠孝仁义和礼义廉耻往往是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的遮羞布；一把撕去，露出的多是赤裸裸的阴谋和残杀。无数好汉烧寨毁栅，尽起钱粮，落草梁山，与其说是“久慕公明哥哥大名”，不如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找个更好的安身立命之所罢了。既然投奔入伙，那么站好队、跟对人，选择好能最大限度保障自己利益的带头大哥，这是至关紧要的。绿林草莽们虽几乎目不识丁，但大多历经残酷的斗争，饱受鲜血的考验，他们的乱世生存能力极强，往往会本能地作出明智的抉择。好汉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发现，晁盖哥哥太过至诚、太过仁义，只能当人生的兄长和朋友，但绝不是事业的带头大哥；他们更需要的是既有战略眼光（格局和胸怀）又有战术素养（权谋和机变）的乱世英雄。宋江哥哥身具极高的政治智慧，有着较为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纲领，同时又深谙厚黑之道，熟稔乱世法则；只有“胸中有丘壑，眼里存山河”的宋江哥哥，才更有可能带着大家走向美好的明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晁盖的起势因于情义，晁盖的败势也缘于情义。无情义，不起势，这是乱世豪杰拉帮结伙的必要条件，晁盖和宋江莫不如此。“熙宁初，王安石变募兵而行保甲”（《宋史·卷一九二》），晁盖即济州郓城东溪村都保正是也，“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赍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独霸在那村坊，江湖都闻他名字”（第十三回）。《水浒》中，晁盖和柴进的出场介绍几乎相同，都给人以仗义疏财和济贫扶危的江湖大豪印象（宋江亦不遑多让）。晁、柴二人均是当地大户，颇有财资，惜客好义；相较之下，晁盖更具霸气，更有大哥风范。江湖好汉称柴进为“大官人”，称晁盖为“哥哥”，孰亲孰疏，一目了然。直接称兄者，往往是客套之辞，其实未必是兄；亲言哥哥者，必定是肺腑之语，实际皆是为尊，如智多星称赤发鬼为“刘兄”，称晁盖为“保正哥哥”。又如，林冲初上梁上时，朱贵称其为“兄长”；火并王伦之后，杜迁、宋万、朱贵等则称其为“哥哥”。晁盖豪气干云，极具个人魅力，亦有不少好汉为之倾心。如雷横以莫须有的罪名捉贼，卖晁盖情面放了刘唐后，晁盖直接“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士兵”，又如与阮氏三兄弟会面数日，就“取出三十两花银送与”，此皆足见其豪气、阔气和侠气，这也是刘唐和阮氏三兄弟一直是晁盖死忠的缘由。晁盖疏财惜情，既见于东溪保正时，也显于梁山之主时。如晁盖初掌水寨，“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啰”，更是明确梁山泊集团首先要办的大事：一是报恩，“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以答谢宋江和朱仝；二是救人，“白胜陷在济州大牢里，我们必须要去救他出来”（第十九回）。晁盖的公心和侠心赢得了众好汉的欢心，使得梁山泊迅速好生兴旺。随着梁山泊势力的增长，头领成分也日渐复杂化，兄长关爱式的管理模式越来越不具有乱世适应性，晁盖集团也就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重情惜义的晁盖，在治世，是道德的楷模，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在乱世，则不免是东郭式的迂腐者，成为易被人利用的木偶。晁盖心存仁义，不杀无辜。王伦在时，劫掠过往客商是“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财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第十回）。晁盖则吩咐众人“只可善取金帛财物，切不可伤害客商性命”（第十九回），并提出“我等自今以后，不可伤害于人”的要求。再如晁盖江州救宋江时，向李逵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诸头领入伙，晁盖总是顾念其家属，搬取其父母上山，在他看来，“这件是人伦中大事。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倒教家中老父吃苦？”（第四十一回）宋江为断上山头领念想，绝不会如此温情脉脉。如宋江为逼迫霹雳火落伍，用计叫人假扮秦明，“穿了衣甲头盔，骑著那马，横著狼牙棒，直奔青州城下，点拨红头子杀人……去打了城子，坏了百姓人家房屋，杀害良民，倒结果了（秦明）一家老小，闪得（秦明）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第三十三回）同时又将花荣之妹赔给秦明为妻，这手段忒过毒辣。又如吴用等人“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分付如此”，“礼请（朱仝）上山，同聚大义。因见（朱仝）推阻不从，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朱仝）归路”（第五十回），足可见宋江之阴狠。

晁盖待人至诚，防范心较弱，这在他未上梁山时就已见端倪。晁盖在东溪村时，对往来投奔者，“不论好歹”，不辨善恶，均予以收留，毫无原则性。如“有一个闲汉叫做白日鼠白胜，也曾来投奔我，我曾赍助他盘缠”，此为之后白胜招供埋下隐患。又如刘唐在庄中告知生辰纲这等大事，曾言“这里别无外人，方可倾心吐胆对哥哥说”，晁盖竟说“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而吴用同样在庄中计定黄泥岗后，仍言“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只可你知我知”（第十五回）。更如围堵后门者为雷横，则“怕雷横执迷，不会做人情”，故识人未必之明（第十七回），此见晁盖行事不周，非吴用和朱仝谨慎，恐危险即至矣。

晁盖非常讲究情义，十分信任宋江。晁盖以赤诚之心待宋江，宋江抓住了晁盖这一性格软肋，着力打造自己的集团，拉拢晁盖集团的核心成员（如吴用）。此消彼长，宋江完成了对梁山泊的实质性夺权，以至于“梁山泊近来如此兴旺，四海皆闻，（世人皆道），尽出宋江之赐”（第三十一回，燕顺语）。“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此与其说是宋江奸诈，不如说是晁盖无能所致。宋江江州获救正式入伙梁山之后，直接向晁盖集团发起挑战，毋宁说是一种试探，言道：“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头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第四十回）。“梁山泊一行旧头领”是晁盖集团成员，只有九人，“新到头头”就是宋江集团成员，就有二十七人。形势如此明朗，晁盖竟然无动于衷，显然是政治白痴一枚，晁盖欣然同意宋江的提议，不仅壮了宋江集团的声威，更是寒了自己弟兄的心。之后宋江多次发起类似的试探和挑战，如攻祝家庄、打高唐州、讨青州城、伐华州城，等等，晁盖均是毫无戒心、无半点防范，将兵马全付教于宋江。长此以往，晁盖大权旁落，众头领必然是只遵宋江，不奉晁盖。晁盖在权力上不但不思进取，更昏招迭出，主动将投托入伙者送入宋江怀抱。如杨雄和石秀上山，诉说时迁身陷祝家庄，请求发兵搭救时，晁盖直接反应就是“大怒，喝叫：‘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理由是“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第四十六回）反观宋江则是积极抚谕二人，两相比较，宋江则不难收杨雄和石秀之心。

晁盖政治上的碌碌无为，使得集团核心成员心灰意冷，逐渐远去。其中，元老级的吴用便是其中代表。晁盖勇则勇矣，但智识明显不足，吴用投向宋江，晁盖就如瞎了两眼、聋了双耳，在政治斗争中只有等死。晁盖也说自己“是个不读书史的人，甚是粗卤”。如他携吴用等人初入梁山泊时，王伦“虚作应答”，他便“心中欢喜”，并对吴用等六人说道：“我们造下这等弥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是这王头领如此错爱。我等皆已失所，此恩不可忘报！”（第十八回），足见晁盖察言观色能力之差。又如晁盖听闻宋江即赴刑场后，“便要起请众头领，点了人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足见其毫无战术素养，吴用则非常清晰，“江州离此间路远，军马去时，诚恐因而惹祸。‘打草惊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件事，不可力敌，只可智取。”（第三十八回）归根到底，晁盖自成为山寨之主后，梁山水泊看似好生兴旺，这本质上仍是绿林草莽的粗放性发展模式，晁盖带给众好汉的将是永远的土匪贼寇印记；晁盖安于现状，小富即安，流寇思维严重，完全没有更进一步的政治理念和纲领，浑浑噩噩度日，怎料时不我待，错过转型升级，梁山泊的危机就会不期而至。

郭奉孝曾如是评价孙伯符：“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乃匹夫之勇耳，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晁盖远不是缩小版的孙策，充其量只是加强版的刘琦，但“轻而无备,性急少谋”也颇合晁盖的性格特征，这也成为他曾头市中箭的直接原因。晁盖亲冒矢石的战斗风格，由来已久。如劫夺生辰纲事发，官兵到东溪村缉捕时，晁盖就“叫公孙胜引了庄客先走，他独自押著后”，官军杀到石碣村时，“晁盖便起身叫道‘这厮们赶来，我等休走！’……我们看些头势，随后便到！”（第十七回）之后亲赴江州沙场救宋江等，莫不如此。曾头市中，晁盖被两个身份不明的僧人所诱骗前去攻杀，林冲劝阻时，晁盖竟言：“我不自去，谁肯向前？”（第五十九回）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晁盖总是自处危地，不惜身家性命，自然难逃冷箭。

《国语》有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诚哉斯言！晁盖在梁山泊起势后的诸般行事，幼稚之至，荒唐之极！晁盖的存在，非但不再能壮大山寨，反而会削弱和阻碍梁山泊的发展。此时的晁盖沦为和之前被火并的王伦同样的境地，但晁盖自己仍然没有太多的明悟。乱世的生存之道，一定是理性高于情感，这使得梁山泊众头领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选择：杀死晁盖！一旦宋江集团认为自己气候已足，晁盖的死期也就到了。晁盖将下山时，“忽起一阵狂风，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众人见了，尽皆失色”，但惟有吴用一人心中不忍，不愿看到天王曾头市就死的下场，前去劝阻，可“吴用一个那里别拗得住，晁盖引兵渡水去了”（第五十九回）。或云：晁盖死于宋江之手，“盖宋江弑晁盖之一笔为决不可宥也”。以我观之，此何其苛也。晁盖之死，不仅是宋江之谋，更是众头领之谋，更是乱世梁山泊大势之谋。

和王伦一样，晁盖之死，不过是乱世匹夫怀璧的必然结局。晁盖亲自率兵去打曾头市，也许是他最后的幡然醒悟。晁盖希冀以一场大胜挽回众好汉对自己的归心，但这场战役不是垓下之战，赢了就能破除席卷江山的大势。即使晁盖打赢了这一场战争，也不足以扭转其在梁山泊权力斗争的败势；可惜的是，哪怕这种些微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了。

晁盖之死，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气运之数，在乎天时，在乎地利，更在乎人和。晁盖碌碌无为、昏聩行事，以至众叛亲离，气数已尽。晁盖之死，大势所然。此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辛丑年清明，

撰于北京大兴。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