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内阁长夜

那卷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曾经三次出现在李东阳的眼前。第一次是在

15世纪60年代初，那应当是天顺年间（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个皇帝任期）的事，那时李东阳还不到二十岁，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是大明王朝里难得的少年才俊。李东阳目睹这卷北宋绘画名作时的具体场景已不可复原，我们可以大致想象，一个十几岁的白衣少年，面对这繁复而浩大的《清明上河图》卷时所流露出的惊奇与激动的眼神。大概就在他看到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之后不久，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李东阳在十八岁上考中进士，庶吉士毕业后，进入翰林院，成为这个王朝最年轻的编修之一。

李东阳第二次见到《清明上河图》卷，是在弘治四年（公元

1491年）的秋天。那时它的藏家是大理寺卿朱文徵，就在朱文徵的家里，李东阳平生第二次看到了这幅图卷。三十年后重见，这幅绘画长卷依然完好如故，李东阳感慨之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之叹惋不能已”，在画后题了一首诗，诗很长，最后四句是这样写的：

丰亨豫大纷此徒，

当时谁进《流民图》？

乾坤俯仰意不极，

世事荣枯无代无。

“丰亨豫大”，是北宋权臣蔡京提出的一个政治口号，就是大造帝国的形象工程，极力宣扬帝国的昌盛繁荣，实际上是为帝王宋徽宗的奢华生活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看见并且享受到这种“繁荣”的，只有宋徽宗一个人，广大民众则饥号连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终于，他的帝国尘烟四起，而这个“繁荣”的北宋王朝，也消失在天下造反、金人入侵的尘烟中。

因此，张择端的这卷繁复而浩大的《清明上河图》，给后人带来无限的伤感。李东阳几乎屏住了呼吸，细细地展读画卷，他看到图卷上最早的题跋来自金代，其中，张公药在题诗中，说它

“唤回一饷繁华梦，箫鼓楼台若个边”。郦权在题诗中写：“车毂人肩困击磨，珠帘十里沸笙歌。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改朝换代之后，北宋亡国带来的巨大伤痛，依然盘桓在人们的心头，无法消除。

李东阳敏锐地察觉到《清明上河图》的劝谏色彩，在他看来，身为北宋国家画院专职画家的张择端，不甘于这个华丽王朝日渐沦落的现实，以绘画的方式为皇帝提出谏言。表面上，他画的是

“百货千商集成蚁，花棚柳市围春风”（李东阳题诗）的繁盛景象，实际上，他画的百姓的苦难，是一幅生活版的《流民图》（北宋郑侠绘）。于是，李东阳在题诗中直截了当地点破了这画的主题——这表面的“繁华”不过是一幅幻景，张择端真正想表达的，是重重叠叠的社会危机，是帝国百姓的困窘与沧桑。

那时的李东阳，担任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是皇帝朱祐樘和太子朱厚照的老师，李东阳在以此提醒皇帝，世事荣枯，没有哪个朝代躲得过去，因此要励精图治，不可有一丝的懈怠。

明武宗正德十年（公元

1515年），在自己的怀麓堂西轩，李东阳展读《清明上河图》卷。此时，《清明上河图》已经成为他的个人藏品，所以，这卷来自北宋的绘画名作，他不知看了多少遍，每看一遍，都等于目睹了一遍帝国往事、世事浮沉。就在这天，他按捺不住，又写下一长跋，至今裱在《清明上河图》的卷后。他在长跋中感叹：“虽一物而时代之兴革，家业之聚散关焉。不亦可慨也哉，噫！不亦可鉴也哉。”

墨迹未干，他轻轻钤上两方收藏小印，今天仍隐匿在《清明上河图》上密密麻麻的印章中。

一方是

“怀麓堂印”，另一方是“大学士章”。

弘治元年（公元

1488年），弘治时代第一任内阁由刘吉、徐溥、刘健组成，心狠手辣又八面玲珑的刘吉成为内阁首辅。

四年后（弘治五年，公元

1492年），刘吉在一场政治风浪中呛了水，被赶出朝廷，礼部尚书丘濬火线入阁，与徐溥、刘健成为同事。丘濬是典型的君子，人品、学问、能力俱佳，像刘吉这样的两面三刀的佞臣已被排除出内阁队伍，大明内阁进入“君子时代”。

过了三年（弘治八年，公元

1495年），丘濬因积劳成疾而离世，神童出身的礼部尚书李东阳和美男子谢迁入阁，与徐溥、刘健组成大明王朝最强内阁。

又过了三年（弘治十一年，公元

1498年），在徐溥的一再请求下，弘治皇帝准许徐溥正式退休，这时的内阁剩下三名骨干：刘健、谢迁、李东阳。

内阁的历史，要追溯到朱元璋时代。明朝建立后，也曾实行过丞相制，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曾先后担任丞相之职。洪武十三年（公元

1380年），风起于青

之末，胡惟庸案发，成为大明王朝建立后一桩牵连极广的大冤案，开始了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步伐，杀李善长，杀汪广洋，杀胡惟庸，杀常遇春，杀沐英，杀来杀去，杀人就成了习惯，不杀就食不甘味，寝不能安。杀人方法虽各有千秋，结果却殊途同归，总之大明王朝的开国元勋们都到九泉之下集合去了。

三百多年后，清代史学家赵翼写《廿二史札记》，列出了朱元璋长长的杀人名单，写罢投笔，浑身感到一股凛冽的凉气。

朱元璋不仅杀人，而且杀死了宰相制度，中国历代延续的丞相制度自此终结。朱元璋不放心别人，亲自掌管起六部百司的事务，等于自任宰相。加强中央集权，固然让放心，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工作范围没有了边界，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反而损害了他的权力，让他在鸡毛蒜皮的事务中彻底迷失。明朝皇帝最怕大权旁落，但是皇帝大权旁落最厉害的朝代，正是明朝。

废除丞相制后，朱元璋曾在八天之内处理国事四百多件，平均每天批阅奏章两百多件，这简直是要了朱元璋的老命，无奈之下，设置殿阁大学作为侍从顾问，帮助他分担处理政务。这些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事，大事仍由明太祖亲自决断。

明成祖在位时，选拔翰林院官员作为殿阁大学士入值文渊阁，开始参与机要事务的决策，

“内阁”于是出现。慢慢地，内阁就变得重要起来，大学士有了替皇帝起草批答大臣奏章的票拟权，主持阁务的首辅更是监管六部、权压众臣。张居正任首辅时，大权尽归内阁，六部几乎沦为内阁的下属机构。

今天，在紫禁城内，还保留着明清两代的内阁办公的院落，只是我没有查到它究竟是在哪一年出现在这里的。它就在文华殿的正南。文华殿的大门（文华门）向南，内阁的正门则向西（面对午门方向），或许是大学士们从午门入宫后，进入内阁方便吧。进内阁正门，是一座四合院儿。正房是内阁大堂，也叫大学士堂、大学士直舍。这紫禁城

“内”的“阁”，听上去气派，实际上不过是三间黄瓦大屋，简单低调，光线不佳，大学士们（包括李东阳）埋首于文牍奏章，即使白天，也要秉烛。政务繁忙时，更是昼夜不分，比如每逢科举殿试结束，评卷大臣们都要在内阁连夜加班，封闭阅卷，在如此紧迫的空间里，度过漫漫长夜。

内阁大堂正中挂着一块匾，上书：

“调和元气”，这匾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笔，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因此，人们把大学士称为“中堂”。少年时看电影《甲午风云》，电影里清代官员把李鸿章称“李中堂”，一直不知“中堂”何意，到了内阁大堂，看到真正的“中堂”，方知这原本是一种代称。建筑空间，也因此被赋予了权力的属性。

内阁大堂南边是满本房和汉本房，与内阁大堂有垂花门相隔；西厢是蒙古堂，东厢是汉票签房和相关机要房，主要有侍读拟写草签处、中书缮写真签处、收储本章档案处，等等。内阁大堂往东，是内阁大库，一座两层库房，砖木结构，外包砖石，库顶覆以黄瓦，为砖城式建筑，是内阁收贮文书、档案的库房，明代建，建造年代同样无考。前面说过，大库建立以前，那里曾是明代文渊阁的位置。

这座内阁办公的小院目前尚未开放，但它紧依紫禁城的东南城墙，站在城墙上，从午门向东华门走，刚好可以俯视整个院落。院落里绿草如茵，古木森然。我曾看见几株柿子树，在秋天日渐凋零的树丛中格外显眼，似乎期许着内阁的一切事务皆能

“事事（柿柿）如意”。

明清两代的许多内阁辅臣，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工作条件固然艰苦，但偶有闲暇，阁臣们也会饮茶作诗、对弈闲谈，把肃穆的大堂变作怡情养性之所。明宣宗朱瞻基曾经偶然造访这里，正逢辅臣们在下棋，便问：

“怎么听不到落子的声音？”臣答：“棋子是用纸做的。”宣宗笑道：“怎么这么简陋啊？”第二天赐给内阁大臣们一副象牙棋。据说宣宗曾在大堂的中间位置坐过，七十多年后，到了弘治年间，他坐过的位置，大臣们仍不敢坐。

雪后脊兽

李少白

弘治时代转眼就过去了，朱祐樘驾崩时，给儿子朱厚照留下的遗产是三个人，他们是刘健、谢迁、李东阳。

这也是弘治皇帝一生积累的最重要的政治资产。

时人语之：

“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1]

可惜新继位的明武宗正德对这份遗产不大感冒，倒对他豹房

“八虎”情有独钟，须臾不愿意离开。

“八虎”其实是一个由宦官组成的政治集团。说到宦官，人们通常没有好感。他们遭受阉割，不长胡须，嗓音尖厉，不男不女。宦官制度是帝制的伴生物，有皇帝，就必定会有宦官，否则，宫殿内的一切事务都无法运作。因此，在帝制时代，宦官只是一种职业，是宫殿的附属物。历史上也有好的宦官，上一章提到的张敏、怀恩就是如此。但后人记住的，更多的是那些不好的宦官，他们两面三刀，凶狠狡猾，陷害忠良，威福凌人，人类几乎所有的恶都集中在他们身上，宦官，几乎背负了宫廷制度的一切罪恶。

但这所有的罪恶，首犯应当是皇帝，因为只有皇帝宠信，宦官才能横行一时。宦官需要皇帝，皇帝更需要宦官，因为宦官自他们降生的一刹，他们就与宦官打交道了。宦官侍奉他们吃，侍奉他们睡，他们成长的全过程都有宦官陪伴，而内阁里的那些文官，皇子到了上学的时候才能接触，因此，与文官比起来，宦官自然更加亲近。对宦官的声音、举止、动作乃至气息，他们都是熟悉的，更不用说宦官行事乖巧，会逗皇帝玩儿，不像那些文官阁员们书生气十足，一天到晚给皇帝提意见，一如这正德朝的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正德登基不久就上疏批评他

“奢靡玩戏，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杀生害物，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不祥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仿佛他们天生就与皇帝过不去，唯有宦官，意味着绝对的服从与忠诚。

前面已经说过，自从朱元璋废了丞相制度，朝廷的政务就把皇帝的日子湮没了。皇帝忙不过来，就要找人代替，他所找的人，一定是自己最信任的人。皇帝信任谁呢？自己的爹、自己的妈、自己的亲生兄弟，皇帝都是不信任的，不仅不相信，有的甚至是竞争对手，因此弑父杀母、屠兄害弟的戏份，在故宫的历史上都一出一出地演过了。皇帝最信任的人，只有宦官。因此，尽管朱元璋早就立下规矩，命人在宫门口立下一块铁牌，上书：

“内臣（指宦官）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2]，仍阻不住宦官地位的一再提升。明成祖设东厂，成化皇帝设西厂，大权都落到宦官手里，不知不觉间，宦官开始染指帝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司法等各个领域，以至于许多朝臣（如焦芳），见刘瑾都自称“门下”。许多官员一见到锦衣卫的飞鱼服、绣春刀[3]，就会产生生理反应，浑身发麻，满头冒汗。《明史》上说：“缇骑四出，海内不安。”[4]

《杏园雅集图》卷（局部），明，谢环

镇江博物馆

该图描绘正统二年（公元

1437年）阁臣“三杨”（杨荣、杨士齐、杨溥）等的聚会场面。在长卷中央的这一局部中，端坐者为杨荣、杨士齐及少詹事王直。

对于正德皇帝而言，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唯有刘瑾。朱厚照当太子时就是刘瑾侍奉，因此刘瑾深得朱厚照欢心。朱厚照登基后，自然赋予刘瑾大权。刘瑾的权力有多大呢？在

“事业”的巅峰期，他不仅总领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四大特务机构，对满朝文武有了生杀大权，而且代皇帝拟旨，直接决定朝廷事务。这种不经过宰辅机构直接下达的旨意，被称为“中旨”，是违反祖制的。所谓“中旨”，实际上已成“刘旨”，刘瑾已成皇帝，成为王朝事业的最高决策者，而这个决策者，大字都不识几筐（朱元璋规定“内臣不得识字”），只能在自己的宅里豢养几名文士，替刘瑾，也替皇帝拟旨。不仅内阁的权力被抽空，连皇帝的权力也被掏空了。刘瑾的府第，成为真正的“内阁”，而紫禁城里的内阁，则成了摆设。内阁辅臣们，终于可以安心下棋了。

原本，宦官不得习字、干政，明宣宗时，为了牵制内阁的权力，开始让司礼监的宦官习字，逐渐开始干政，并且掌握了

“票拟”，就是代皇帝批答臣僚章奏，再呈皇帝裁决的权力，形成了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辅政。官宦与宦官，犹如一架天平的两翼，尽管处于支点上的皇帝起着平衡的作用，但只有在少数时期（如弘治时期），文官集团与宦官集团形成了难得的团结局面（这离不开怀恩的努力），在大多时段里，双方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权力竞赛，而且，是恶性的竞争。由于宦官近水楼台，容易受皇帝宠信，并且掌握了东厂、西厂、锦衣卫这些特务机构，可以不经司法程序抓捕大臣，不经审判处决大臣，加上司礼监宦官“批红”，甚至代皇帝拟“中旨”的权力，权力的天平常常倾向宦官，使宦官终于成为明代政治的肿瘤。

但权力似糖，有诱惑性，更有腐蚀性，权力越大，危险也就越大，无论胡惟庸、张居正这些文臣，还是刘瑾、魏忠贤这些宦官，下场都惨不忍睹，罪名五花八门，比如

“谋逆”，真正的原因，其实是权力太大，让皇帝害怕。清朝对宦官权力进行限制，反而使宦官得以幸免，在历史舞台上“全身”而退，年羹尧、和珅这些权倾一时的大臣则分别被雍正、嘉庆赐死，原因不言而喻。

权力需要制约，良性的制约不仅有利于社稷，其实也有利于从政者自身，只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人的本性，纵然有那么多的覆车之戒，但是当一个人（无论他是文官还是宦官）面对权力的蛊惑，他绝对不会罢手，就像一个在赌局中杀红了眼的赌客，直至折戟沉沙，血本无归，才悔之晚矣。

内阁安静了，乾清宫安静了，所谓的

“皇上”，实际上成了乾清宫那把龙椅的代称，它的主人，则去向不明。此时的帝都，最忙碌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豹房，另一个就是刘瑾的家。皇帝在豹房忙玩乐，刘瑾在家里替他打理“江山”，以皇帝的名义号令天下，增减赋税，调拨兵马。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说：“大权一归于瑾，天下不复知有朝廷矣。”[5]

但大臣们并不安心，相反，他们的心随着刘瑾的得势而愈发忧心。反对刘瑾的下场是什么，他们都十分清楚。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的监狱里，各种酷刑正对他们拭目以待。那些酷刑，极具创造性，几乎把人类的想象力开发到了极致。比如在西厂，有一种刑罚叫

“弹琵琶”，名字有一点风花雪月，其实极为凶残。所谓“琵琶”，是指“琵琶骨”，也就是锁骨（也有人认为琵琶骨指的是肩胛骨）。每当转移重要的犯人时，一条长长的锁链就会穿过锁骨，让犯人无法逃脱。把犯人上身脱光，他上身的骨骼，也正如一只琵琶——琵琶的弦轴，对应的就是琵琶骨，再往下每一节都对应着肋骨。行刑时把受刑者的手脚捆住，用这一把锋利的刀在锁骨和肋骨之间来回弹拨。我想，行刑人的姿态是优雅、从容的，表情是气定神闲的，有如佳人弹奏琵琶，但伴随他手指舞动的，不是美妙的乐声，而是犯人的哀号。《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载：“其最酷者曰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如雨下，死而复生，如是者二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6]

如此淫威，阻不住大臣们上疏的步伐。与其仰天长叹，不如拼死一搏。有明一代，文弱书生的身上，血性未泯。所谓

“文死谏，武死战”，放之明朝，是最准确的形容，因为自汉晋以来，士大夫凭借他们对知识与思想的占有与阐释权，形成了对皇权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在宋朝，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了不杀文臣的规矩，使得言论环境更加宽松，甚至形成了“君臣共治天下”的局面。然而，到了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就对文臣采取了高压政策，死于政治清洗的文官不计其数，使得文官的言论空间受到极大压制，当官也成了一种高危职业，进谏皇帝，真的要把脑袋掖在裤裆里。

然而，有意思的是，来自皇权的压制越大，文官们的反弹就越大。赵广超先生说：明代的阁臣，对于皇帝（其实是任性地下放权力的皇帝），总有一种顽强的对立，每至

“帝勉从之”方休。[7]他们的“自信”，来自他们内心的正义感，就是儒家的治国安天下的理想。不像清代文臣，一律成了唯唯诺诺的“奴才”，这也是明代政治的亮点之一。

于是，有明一代，廷杖，就成为皇帝和大臣们对话的一种方式。廷杖，就是打屁股，地点有时在紫禁城内，但一般在午门外。我们常听戏文里说：推出午门斩首，其实在历史上，午门并没有用来斩首，如此神圣的位置，是不会被当作屠宰场的。但是，午门之外，的确举行过廷杖。廷杖比斩首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还没有斩首痛快。廷杖是一种很残酷的刑罚，刑杖一般是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还要包上铁皮，铁皮上还有倒钩，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钩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手下不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也会被撕成一片乱麻。据说行刑的宦官受过专门的训练，就是用衣服包着一堆砖头，放在地上接受廷杖，行刑人要练到隔着衣服把砖头打得粉碎，上面的衣服却丝毫不损。

朝廷不少官员因廷杖而毙命，即便不死，十之八九也会落下终身残疾。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没有达到过这个数字，因为打到七八十下，人就已经断气了，廷杖一百，基本上是无法打破的纪录。不知那时京城，是否有医治廷杖伤病的专科医院。假如有，一定生意兴隆。

廷杖开始还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后来发展到打死人，成为一种杀人手段。明太祖时代就有廷杖，明成祖朱棣废除了廷杖，但朱棣死后十几年，明英宗就恢复了。被廷杖的官员，一般是一两个人，但在正德年间，在刘瑾的领导组织下，创造过一百零七人同时受杖的纪录，而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打破，嘉靖皇帝同时廷杖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十六人当场死亡。一百三十四人，一百三十四个屁股，排在皇极殿下，两百六十八根棍子同时起落，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永远被记录在紫禁城的史册上。

廷杖的厉害，在于它不仅要命，还要脸，因为身为朝廷命臣，被当众脱裤子，是何等的有损颜面。当然，剥夺大臣们的尊严，是显示皇威的一种手段。一个统治者的威严，从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侵犯和剥夺他人的尊严实现的。廷杖，以剥夺他人尊严的方式，来强调和捍卫了皇家的尊严。

但大明王朝从来不缺有骨气的大臣。皇帝任性，大臣们更任性。廷杖这一刑罚，不仅没有让大臣们俯首帖耳，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让他们前仆后继，主动申请廷杖。面对廷杖，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荣耀，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皇帝要打大臣屁股，他们干脆齐刷刷地露出屁股，让皇帝打个够。屁股与刑杖，彼此是那么配合默契，那么相得益彰，那么彼此成就，那么相映生辉。可以说，文官们白生生的屁股，就是为凶残的刑杖而生的。在文官们心里，他们的屁股代表着他们的忠诚，代表着他们的名节，代表着他们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志。在明朝，甚至有很多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对派，皇帝不论说什么，他们都投反对票，以便用皮肉之苦换来冒死直谏的好名声，在今天看来，不免教条主义，但在他们眼中，这是他们超凡入圣的通天梯。在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君臣之间基本上成了施虐狂与受虐狂的绝配。皇帝越是凶狠，文官们越是起劲。

宫殿一角

李少白

宫殿一角

李少白

刑杖握在宦官的手里，如疾风暴雨，落在他们的屁股上，执行着皇帝

——或者说盗取了皇帝名义的宦官——的旨意，文官们手无缚鸡之力，从来没有掌握过棍棒。他们所做的，只能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挡着汹涌的暴力，但他们从脑袋到屁股都不准备认输。

他们的被动挨打，反而透露出他们在态度上的优越感。

他们看上去是屈辱的，但他们的屈辱里藏着不可侵犯的庄严。

不能说中国士人都是软骨头，假若我们能够回到

15世纪，在北京紫禁城内外，我们可以见到一群硬骨头的读书人，为捍卫他们心中的“真理”，心甘情愿地被打成肉饼。即使你说他们是在表演，是赚取同情分，他们的勇气也是不能否认的，不然你来试试看？在很多人眼里，明朝是一个阴暗、变态的王朝，但话得两面说，没有黑暗，哪衬得出光明？这群近乎执拗的文臣名士，就是明代里最明亮的部分。近读龚曙光先生著作，读到一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现抄录如下：

“没有一部历史不遭遇黑暗，只要面对黑暗时有守护灵魂之光的知识分子，这部历史便会有光明的续章！”[8]

正德元年（公元

1506年）六月，奉天殿鸱吻被雷电击毁，李东阳、刘健、谢迁认为皇帝与“八虎”荒淫无度，惹心天怒，联合上疏，请求皇帝惩处“八虎”。疏中说：

政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则牢不可破。臣等叨居重地，徒拥虚御。或旨从中出，略不与闻；或众所拟议，竟行改易。若以臣言为是，则宜俯赐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责。而往往留中不发，视之若无。臣等因循玩愒，窃禄苟容，既负先帝，又负陛下。

[9]

这份言语真切的奏疏，静静地躺在如山的奏疏中，有如石沉大海。

户部尚书韩文，每逢退朝，向部下谈及朝廷，都会黯然落泪。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阳说：

“先生是朝廷大臣，与朝廷休戚相关，光哭有什么用呢？”

韩文说：

“那怎么办呢？”

李梦阳说，要在这个时候，率诸大臣阁老死争，一定要把刘瑾拉下马。

韩文说：

“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报国。”[10]

于是，明朝中期最伟大的散文家李梦阳又写了一篇奏疏。此疏字字见血，把矛头勇敢地直指

“八虎”。

奏疏全文如下：

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国疑之秋，仰观乾象，俯察物议，至于中夜起叹，临食而泣者屡矣。臣等伏思，与其退而泣叹，不若昧死进言，此臣之志，亦臣之职也。伏睹近岁以来，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高凤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兔，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导万乘之尊与人交易，狎昵猥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圣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花，考厥占候，咸非吉祥。缘此辈细人，唯知蛊惑君上以行私，而不知皇天眷命，祖宗大业，皆在陛下一身。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陛下。先帝临崩顾命之语，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为长夜之游，恣无厌之欲，以累圣德乎！前古阉宦误国，汉十常侍，唐甘露之变，是其明验。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将永成等缚送法司，以消祸萌。

[11]

李东阳连同刘健、谢迁，以及六部九卿，一一在上面签名。

一切都不动声色，却暗藏杀机。

李梦阳大手笔，区区三百字，回顾了汉代十常侍乱政、唐代甘露之变以来宦官乱政的血腥历史，足以让缺心眼儿皇帝朱厚照吓出一身白毛汗。

《明史纪事本末》写：

“疏入，上惊泣不食”[12]。

害怕，哭泣，连饭都咽不下去了。

无知者朱厚照，终于尝到了畏惧的滋味。

紫禁城的夜色中，内阁的灯通夜亮着。三位顾命大臣全部值守在内阁，焦急地等待。

终于，宦官王岳派人送来一封密信。

刘健展信，眉头骤然舒展。

上面写着两个字：

“已定。”

刘健大叫：

“好事！”

成功临近，李东阳在默然思索。

谢迁摇头：

“皇上与‘八虎’情分极深，如有一天想起他们，必然会召回他们。我们不能高兴得太早了。”

刘健听后点头，又铺展纸张，写一上疏，历数

“八虎”罪恶，要求皇帝将他们全部处决。

不久，他们就收到皇帝许可的回复。

即使在最黑的夜晚，这一消息也立刻照亮了内阁大堂，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他们的心里都在想着一件事：

他们终于熬出头了。

只要过了这个夜晚，大事即可成矣。

犹如一场足球比赛，对于领先的一方来说，时间成为一个累赘。他们希望时间快一点过，早一点把多余的时间耗掉，把胜利收入囊中。正德元年十月的那个夜晚，李东阳、刘健、谢迁的心情正是如此。

对他们而言，那是世界上最长的夜晚，他们坐在内阁大堂里枯等天亮，希望在天亮时听到皇帝处决

“八虎”的诏书。他们已经穷尽了所有的努力，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等待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此时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墨菲定律（也叫墨菲效应），这一定律（效应）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二、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

三、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

四、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

果然，阁僚们高兴得太早了。茫茫夜色，看上去波澜不惊，实际上有无数未知的事物在蠢蠢欲动。至少，在这个夜晚，皇帝没有睡，顾命大臣没有睡，刘瑾或许睡了，或许没睡，但即使睡了，在做着美梦，他的梦也被人吵醒。就在这天夜晚，有一道人影暗中奔向刘府，把三位顾命大臣与六部九卿联合处置刘瑾的奏章报告给刘瑾，这个人，是在那份奏折上签过名字的吏部尚书焦芳。

那时，刘瑾的全身一定会被一股巨大的恐惧穿透，他没有想到，他苦心侍奉的皇帝，居然会如此冷酷无情。他忘记自己是如何的冷酷，而如此的冷酷，同样可以施加在他的身上。我猜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摸摸脖子，好确认自己的脑袋还在。现在还在，不知还能在多久，他要趁脑袋还在，进行绝地反击。此刻，他人生所有的机会，只存在于天亮前的若干个时辰。

他决定去见皇帝。见到皇帝，他的撒手锏只有一样，那就是哭。他和另外

“七虎”，趴在皇帝面前，尽情地号啕。他们哭得不管不顾，哭得涕泪俱下，哭得惊天地泣鬼神，过了今夜，他们连哭的机会都没有了。

没想到皇帝也哭了，他们从自己的哭声里找到了皇帝的哭声。那哭声幽咽如琴，颤动似弦，比他们的哭声优雅，却具有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足以力压群哭。可怜的刘瑾，终于引起了他无尽的恻隐之心。他回想起了与这群宦官游龙戏凤、招猫斗狗的快乐时光，回想起他们对自己的俯首帖耳、一片忠心，突然后怕，自己险些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哭声继续着，但在心里，刘瑾开始笑了。

反击的时候到了。在这样致命的场合，说话的艺术绝对重要。刘瑾没有把矛头指向文官们，因为他们此时正处在上风，他要避其锋芒。因此，他把矛头指向与内阁合作的宦官王岳，说王岳才是幕后主使，要通过文官们的笔打垮他，把对皇帝好的人全部铲除，好控制朝廷。刘瑾语言的力道掌握得很精准，一句话就戳到了正德皇帝的心窝子里。他一下子

“明白”过来，原来自己上了群臣的当。幸亏，他给了刘瑾一个辩白的机会，不然，他就把如此忠心耿耿的人“误杀”了。

历史的剧情，在那一刻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反转。史书的记载是：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即王岳、李荣、范亨、徐智、宁瑾等宦官）。

他不是朝令夕改，他是夕令夕改。

那个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亮早朝，阁僚们得到的完全是相反的结果。皇帝宣布了对

“八虎”的任命——任命刘瑾为司礼监提督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八虎”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文臣们搞不懂眼前发生了什么，呆若木鸡，手脚冰凉，三月里的春风呼呼吹着，差点把他们像树叶落花一样吹起来，他们再也无力把握自己的方向。

刘健生气了，谢迁生气了，他们决定辞官，皇帝准了。朝局不好玩，他们决定金盆洗手，八抬大轿也不能把他们抬回来了，至于他们后来又回到朝廷，回到他们熟悉的内阁大堂，那是正德归天以后的事了。

只有李东阳留在朝廷，从此被正人君子们诟病，说他贪恋权位，不能与刘健、谢迁共进退。其实李东阳与刘健、谢迁上疏一起乞求退休，皇帝只批准刘、谢二人离职，却独留李东阳。此后李东阳一再上疏请辞，都被皇帝驳回，可见朱厚照对自己的这位老师还是充满了信任和依恋。

与刘健、谢迁饯别时，李东阳潸然泪下。刘健冷眼看他，说：你哭什么呢？如果当日你态度坚决一点，今天不同我俩一样回老家了吗？

[13]

“学生”罗玘（实际是李东阳担任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写了一封公开信与他断绝师生关系。手握那封信，李东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对天发出一声长叹。

身为四朝臣子，他恐怕早就分不清皇帝于他哪些是国事哪些是家事了。所以，别人可以退，可以隐，可以独善其身，但对他来说，

“大奸未除，弊政未革则不敢言退”，因此宁可“怀忧抱惭，含垢纳污”，留在朝廷上继续战斗。

许多官员不甘心痛失好局，他们煽动李东阳团结大家上疏，把刘健、谢迁留下来。李东阳决定忍，他知道，此时的刘瑾，羽翼已丰，实力强大，绝不是硬拼的时候。他告诉官员们一个道理：你们不是在救人，而是在害人。刘瑾对刘健、谢迁恨之入骨，你们现在要救他们，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先不说诸位的命，刘健、谢迁命不久矣。

李东阳没有说错，刘健回乡后，刘瑾决定把他逮捕入狱，李东阳出面阻拦，才改为撤职除名。就在这一年十二月，大雪凝寒时节，一匹快马飞奔到刘健的故乡河南洛阳，带来了一道圣旨，剥夺刘健的诰命，追还所赐玉带服物。他从前在内阁的同事谢迁，以及尚书马文升、刘大夏、韩文、许进等人受到同样处罚。被同时剥夺诰命的，多达六百七十五人。

听到圣旨时，刘健正与人对弈。接过圣旨，他把目光继续投向棋盘。寂静的空气中，他落子的声音清脆而有力。

李东阳走在一条幽暗的、不确定的道路上，这同样需要勇气。与走比起来，留无疑更加困难。与正德相伴，与刘瑾为伍，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谁能保证，他不会成为下一个胡惟庸？中国士大夫，喜欢洁身自好，一旦对客观环境看不上眼，就会拂袖而去。这样做，正好把政治空间留给了奸佞小人，正像刘健、谢迁离去，让内阁与司礼监的双轨骤然失去了平衡，归根结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天启时期的东林党人有同样的毛病，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因此说，阉党专权，有一半的功勋，需要记在这些文臣的账上。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叫《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作者是我尊敬的一名青年学者。文章针对当时语境，其中提到知识分子的现实磨合问题，有一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种道德谴责可以看作是他们所受压抑的发泄借口，是他们在不良处境中的一种自我心理防护。不过，知识分子毕竟是一个具有良好理解力、适应力和反省力的群体，他们的失态是暂时的，不久之后他们就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恰当的姿态：去接受那些必须接受的，去改善那些可以改善的。”[14]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东阳决定留在朝廷，不是苟且偷安，而是忍辱负重，甚至可能是一种最好的现实策略。他不是与虎谋皮，而是与

“八虎”谋皮。他不仅要把宦官对朝廷的影响尽可能降到最低，让朝政能够正常地运转，同时寻找着机会反戈一击。这是一场漫长的、一时看不到胜利希望的战斗，但李东阳没有放弃。他就像一个狙击手，躲在丛林里，以目光锁定自己的猎物，观察着它的一举一动，表面上他什么都没有干，实际上他是等待机会，在最合适的时候发出致命一击。因此，等待本身，就是战斗。

《明史》对他，有公允的评价：

刘健、谢迁、刘大夏、杨一清及平江伯陈熊辈，几得危祸，皆赖东阳而解。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

[15]

刘瑾独揽大权后，果然变得愈发嚣张。正德三年（公元

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那天，早朝散去，值班御史突然在御道上发现一份奏疏，指控刘瑾四十三款大罪，诸如导引皇帝嬉游、欺罔、僭越、贪婪、滥杀等，仔细查看，没有发现署名。奏疏被送到皇帝那里，正德看后，微微一笑，把刘瑾叫来，把这份控告他的奏疏交给他，说：你处理吧。于是，发生了宫廷政治史上至为荒诞的一幕。

刘瑾气急败坏，下令百官在奉天门前下跪，于是，那些头戴乌纱、身着各种颜色的花锦朝服的官员们在广场上跪成一片，好像空旷的奉天门广场上突然长出了许多色彩奇异的植物。谁说紫禁城的外朝没有植物？此时的奉天门广场，就变成一座五光十色的大花园。但大臣们一点儿不觉得好玩，他们的膝盖被坚硬的砖地磨破，他们腿上的血停止了流动，他们的腰要断了，但他们一律不能动，只能忍耐，在静默中，祈祷时间快一点流过。一个时辰（两个小时）过去了，各衙门正副长官以上的官员才被允许离开紫禁城，其他官员仍要继续长跪。又一个时辰过去了，六月的北京，骄阳似火，广场上的砖地被晒得仿佛烙铁，长跪与毒晒，让一些官员昏厥过去，还有一些年老的官员，大小便失禁，庄严的广场上飘浮着一股不庄严的恶臭。但刘瑾一直铁青着脸，不发一言。时间接近中午，内旨才传出，将百官拿送锦衣卫处置。

将朝廷官员集体下狱，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一次，连锦衣卫都有点招架不住了，他们的牢房出现了紧缺，因为那不是文武百官，而是三百名官员，大部分是文官。这长长的囚徒队伍在大街上出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的景观。市民们纷纷围观，当然不少对他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以至于京城的贩夫走卒、老少妇孺纷纷向这囚徒的队伍聚集，给他们送水送食。情况愈演愈烈，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罢市，人民群众以这样的方式，向刘瑾集团发出无声的抗议。

当天晚上，李东阳给武宗写下一份条陈，让没深没浅的朱厚照知晓这一处罚的厉害：

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阴谋，诸臣在朝，仓促拜起，岂能知之！况今天时炎热，狱气薰蒸，数日之间，人将不自保矣。

刘瑾看到条陈，也倒吸一口凉气。把所有朝臣都弄死，把朝廷弄成无人区，恐怕也不是办法，于是下令，将朝臣们从锦衣卫监狱里放出来。此时，已有刑部主事何钺等三人被折磨至死，致伤致病的官员，多达数十名。

刘瑾的白色恐怖，让朝廷骤然安静下来。就在这时，一个小官上了一道疏，故意去摸刘瑾这只

“大老虎”的屁股，这个小官，就是兵部武选司主事王阳明。在这道奏疏里，王阳明先把正德皇帝吹捧一番，说君仁，臣才直。上有正德这样英明的皇帝，下才有这些敢于直谏的朝廷官员。对于官员们的批评，皇帝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皇帝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收拾一番，对于大臣们来说，不过是吃了点苦，但对于皇帝来说，却损失了好名声，堵塞了言路。

有人问王阳明，大家都在弹劾刘瑾时，他默不作声；现在大家都沉默了，他却跳出来，这是什么道理？

王阳明回答：当时有那么多的官员挺身而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现在朝廷上鸦雀无声，必须有一个声音来呼唤他们的良知，这个责任，非我莫属。

上完这道疏，王阳明心情大好，跑到友人湛若水创办的书院里讲他的身心之学。没过多久，他接到了一份圣旨，圣旨上说，把他廷杖四十，下锦衣卫狱。

王阳明的屁股就这样被打开了花，投进了锦衣卫诏狱。在这暗无天日的监狱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艰辛的冬天。春天到来的时候，他奇迹般地被放出来，发配到遥远的贵州龙场，在驿站当站长。

那时的贵州，天遥地远，瘴疠弥漫，用湛若水的话说，那不是人类居住的地方，驿站站长，更是一个连品级都没有的小官。但对于刚从锦衣卫诏狱里出来的王阳明来说，那里已经美如天堂。感谢锦衣卫，让王阳明的内心获得了一种坚韧的力量；感谢刘瑾，将他发配龙场，才有了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

“龙场悟道”，阳明心学，才在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里，横空出世。

刘瑾做梦也不会想到，给自己致命一击的，竟然是

“八虎”中的“二把手”——张永。

“八虎”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张永和刘瑾的矛盾就不小。张永在皇帝面前告刘瑾的状，刘瑾知道后，把张永发往南京，还下令在禁门上贴下告示一张，不许张永进入内廷，实际上要把张永和皇帝隔绝起来，让他无法再告状。没想到张永也不是好惹的，他直闯宫门，跑到皇帝面前痛斥刘瑾。皇帝要二人对质，没想到二人越说越激动，居然动起手来。张永孔武有力，善于骑射，把刘瑾打得满地找牙。谷大用等一群宦官跑来拉架，才把二人分开。

两个人就这样结下了死仇。后来（正德五年，公元

1510年），安化王朱寘

起兵造反，张永和御史杨一清被派去平叛。后来，叛乱被平定了，张永和杨一清商定了收拾刘瑾的大计。后来，张永准备到紫禁城献俘。后来，刘瑾准备在张永献俘时杀掉张永。后来，张永抢先入京，并利用献俘的机会，向皇帝朱厚照进呈了一道奏疏，揭发刘瑾的十七条大罪。

朱厚照酒意正酣，把奏疏搁到一边，摆手说先喝酒，先不说这些。

张永说，要是离开陛下一步，臣就死定了。

朱厚照说：刘瑾想干什么？

张永说：取天下。

那时朱厚照有点喝大了，说：那就让他取呗。

张永说：那您干什么呢？

朱厚照突然一抖，是啊，他取了天下，我干什么呢？

一瞬间，他感到毛骨悚然，于是下了一道命令：即刻抓捕刘瑾。

刘瑾看见那几名彪形大汉闯进来，还没来得及挣扎就被摁到了地上，只留下一阵含混不清的叫声，在宫殿冰冷的地面上徘徊。这一夜，刘瑾被临时关押在东华门外的菜厂，再无翻身的机会。天亮时，朱厚照把奏疏转给内阁，李东阳看了这道奏疏，一定会感到这是人生最快意之事。刘瑾已成落水狗，此时唯一的任务就是痛打。处理刘瑾的公文进展神速，很快，刘瑾被降为奉御，准备发配到凤阳守陵。

但张永并不放心，刘瑾势大，他担心刘瑾还会咸鱼翻身，于是建议朱厚照亲自到刘瑾宅邸查看。朱厚照一去就傻了眼

——从刘瑾的私宅里，不仅搜出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其他宝贝不计其数，而且搜出一枚伪玺，五百牙牌，一只他经常使用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尖刀，还有很多衣甲弓弩。

有了伪玺，他就可以篡位；有了五百牙牌，他的人就可自由出入宫廷；有了藏刀的扇子，他可以随时行刺皇帝；至于那些衣甲弓弩是干什么的，就不用多说了吧。朱厚照看到这些，一定会感觉到一股凛冽的寒风吹过他的后脑勺，他感到一阵恐惧，那个他无比熟悉的刘瑾突然间变得无比陌生，半天，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瑾果反！”

刘瑾还没有反，但他已经具备了反的条件。在皇帝的眼里，这就是反。

依据《大明律》，刘瑾应该被剐三千六百刀，但天饶一刀，地饶一刀，皇上饶一刀，他实际上挨了三千五百九十七刀。他那不可一世的身体，化成了三千多块肉片，扔进一只大筐里，像一堆沾满鲜血的猩红猪肉。肉片从空中飞过，洒下的血滴晶莹透亮。凌迟总共进行了三天，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技术，因为刽子手要保证犯人活够三天，死亡不能直接来到他的身上，必须经历了一个曲曲折折的过程之后，他才被允许死去。这一始于辽代的酷刑，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已成为一项精致的手艺，仅刀具就达一百多种。受刑人的呼吸，必须在第三千五百九十七刀降临之后准确地停止。据说在进行到一半时，刘瑾饿了，刽子手还喂他喝了一碗粥，好让他攒足体力，用他残缺不全的躯体继续迎接刀刃。

那切割下来的三千多块刘瑾肉一点也没有浪费，它们全被市民们买走，煮着吃了。许多人没等肉熟，就把它们吞了下去。这就是所谓的生吞活剥吧，只不过得先活剥，然后才能生吞。我想，那天一定有不少人为此拉肚子。

刘瑾死后，他的亲信十五人被斩于市，男人籍没为奴，女子被送进浣衣局。清算工作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才宣告结束。

然而，李东阳的噩梦并没有结束。死的是刘瑾，宦官仍然活着。在内廷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不男不女的奇特嗓音。

张永取代了刘瑾，内阁与司礼监的对峙仍然没有结束，

“八虎”中有“七虎”尚存，皇帝对他们的宠信一如既往，一切都是换汤不换药。

兵部员外郎宿进上疏，要求皇帝查处内侍中的刘瑾余党，矛头是冲着

“七虎”去的。没想到他的上疏触怒了朱厚照，要严惩宿进。刘瑾已被处死，查处内侍余党有何不可？在皇帝看来，这是挑战他对宦官的信任，因此说，这不是针对刘瑾，而是针对他。《明代宫廷政治史》说：“刘瑾被诛，固然可以将一些罪责推给他。但要全盘否定以前的措置，实际上是正德帝自我否定，这是专制君主不能容忍的。”“君主身边的亲信不能够少，他还需要亲信为自己办事；君主的颜面不能够丢，不能够因此就否定即位以来的举措。”[16]

宿进的脑袋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这时，还是李东阳出场了。他与另外两名内阁大学士杨廷和、梁储面见皇帝，趁着朱厚照喝得有些微醺，进言道：

“后生狂妄，且日暮，非见君之时，但宜奏请宽处之。”不久，内旨传出，命人把宿进像拎小鸡一样拎到午门外，廷杖五十，发遣为民。

李东阳就这样，在狭小的政治空间里小心周旋。他做的可能不够多，但他已经做到了最多。在皇权体制下，一个有良知的士人，或许也只能做这么多。

不难想象李东阳内心的痛苦，他活过的每一天都在挣扎中度过，都经历着凌迟般的痛苦。他经常会感到一种撕裂感，感到无能为力，找不到自己。他写诗，作画，就是要从中找回那个他能够接受的自我。在诗里，他会变作豫让，

“报君仇，为君死，斩仇之衣仇魄褫，臣身则亡心已矣”[17]，或者化身为乐毅：“当时誓死却齐封，更忍还兵向燕土”[18]。他多希望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国为君，潇洒而决然地死去。

有时，他会展开那卷《清明上河图》，目光扫过四百前年的重重危机。弘治十二年（公元

1499年），曾经的内阁首辅徐溥生命到了最后时刻，他让自己的孙子从故乡宜兴出发，带上他收藏的《清明上河图》卷，千里迢迢奔赴京城，将这卷旷世名画赠送给李东阳，其中的含义，不言而喻。李东阳展开徐溥的信，看到上面的六个字，眼泪立刻扑簌而出，滴落在信笺上。

那六个字是：

吾之志，交汝也。

那一刻他才明白，老首辅交给他的，不是所谓的名画，而是无尽的叮咛与嘱托。

在紫禁城东南角那个不起眼的院落里，在内阁大堂幽暗的青灯下，李东阳一直工作到六十六岁，在正德七年（公元

1512年），皇帝终于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赐敕褒誉李东阳，下令有司时加存问，给李东阳月食八石待遇，恩荫其侄李兆延为中书舍人。十二月三十日，李东阳上疏谢恩。

四年后，李东阳在北京寓所安详辞世，终年七十岁。

辞世前一年，李东阳回顾自己的一生，内心生起一股沉痛的伤感，挥笔写下一首诗：

解组归来已白头，

几从天路想神游。

端阳过眼仍三日，

旧事伤心更百忧。

寝庙衣裳云气冷，

泰陵松柏雨声秋。

乾坤俯仰余生在，

隐几无言只泪流。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李东阳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李东阳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3]由于影视作品的渲染，绣春刀被误认为锦衣卫特有的武器。实际上除了锦衣卫外，留守卫、旗手卫等亲军都可以佩带绣春刀。绣春刀至今尚无实物证据，只能从明朝绘画中得知它的形制。它是一般的雁翎刀形制，刀身舒展有弧度，血槽整齐有力，刃口锋利，造型优美。

[4]〔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9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5]〔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第18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6]〔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三，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7]赵广超：《紫禁城100》，第1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8]龚曙光：《满世界》，第2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

[9]〔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0]〔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第二册，第6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原文是：“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0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4]李书磊：《当前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分析》，见《杂览主义》，第15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1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3208—32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6]赵中男等著：《明代宫廷政治史》，下册，第620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7]〔明〕李东阳：《国士行》，见《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18]〔明〕李东阳：《昌国君》，见《李东阳集》，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七章

乾清疑云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年），五十八岁的万历皇帝感到自己的身体江河日下。四月里，他对大学士方从哲说：

“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1]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把英国公张惟贤、方从哲和各部尚书召到乾清宫弘德殿，下了一道谕旨：

“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我曾在故宫文物医院看见万历的琴匣，那一天，同事屈峰带我去看古物修复，漆器组的闵俊嵘戴着雪白的手套，把那只琴匣抱给我看。年深日久，木质的琴匣已呈棕黑色，有些地方磨出了包浆，在修复车间里发着黝黑的光。仔细看，可以看到上面的款识。

那是我距离万历最近的一次，尽管在我和他中间横亘着四个世纪，但那一刻，我们却处在同一空间中，相距不到二十厘米。尽管那只是一只琴匣，原来的古琴已去向不明（现在放的是明代的

“太古遗音”），但万历是用过它的，它的上面应该残留着万历的指纹。在我的想象中，万历的手指是苍白而纤细的，开阖琴匣的动作优雅而小心。我想他拨奏出的琴声应该曼妙无比，带着乾清宫里丹药的香气。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万历不再弹琴了。他开始考虑后事了。在弘德殿，万历还向方从哲口述了一道遗嘱，只是这道遗嘱没有公布。在这道遗嘱中，他封郑贵妃为皇后。万历的后妃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郑贵妃。万历在世时，未能封她为后，他希望自己能在身后对她做出补偿。

就在那一天，万历皇帝在乾清宫溘然长逝。他到死也不会想到，正是他最宠爱的贵妃，日后向他的继任者、大明王朝的第十四位皇帝朱常洛，发出了致命的一击。

万历皇帝十九岁那年，有一次去慈宁宫为母亲请安，洗手时，刚巧王氏为他

“捧匜”，就是端水盆。那一年，万历皇帝用余光瞥见王氏眉目可人，心有所触，就宠幸了一把，没想到一箭中的，第二年竟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朱常洛。

按说朱常洛的诞生，生逢其时，因为此前，万历皇帝践祚十载，大婚三年，皇宫佳丽如云，自己行云播雨，辛苦耕耘，竟然未添一丁，只有一个女儿出生。王氏一生就是儿子，可谓一鸣惊人、冠绝六宫，连坤宁宫里的皇后都哑口无言。

恭妃为万历生下了皇长子，但万历对她一点也不

“恭”。当时，万历心里地位最重的妃子是郑妃。史书记载，郑妃不只有闭月羞花之貌，但更重要的，是她笃爱读书，是一个“知识女性”，而万历自己，也在过十八岁以后，对各种叛逆式的胡闹突然没了兴趣，开始认真读书了。根据《酌中志》的记载，万历命大学士将本朝祖宗的“实录”为他抄写一套副本，又命宦官在北京城内搜集各种新刊印的书籍供他阅读，连诗歌、论议、医药、剧本、小说都不放过。[2]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于二人的浓情蜜意有传神描述，现抄录如下：

淑嫔郑氏和万历具有共同的读书兴趣，同时又能给万历以无微不至的照顾。这种精神上的一致，使这个年轻女人成了皇帝身边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她是在最适当的时机来到了他的生活里，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缺陷。凭着机智和聪明，她很快就理解了命运为她所作的安排，因而抓住现实，发挥了最大的能动性，从而达到自己预期的目的。她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

“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据宦官们私下谈论，皇上和娘娘曾经俪影双双，在西内的寺院拜谒神佛，有时还一起作佛前的祈祷。她对万历优柔寡断的性格感到不快，并且敢于用一种撒娇讥讽的态度对他说：“陛下，您真是一位老太太！”[3]

相比之下，王氏则受到冷遇。虽然第二年，她在太后的力主下被

“提升”为恭妃，却只被打发到偏僻的景阳宫，好像在这世上，并无她母子存在。

四年后，郑妃生下一名皇子，名朱常洵，万历皇帝把她升为皇贵妃，而生下皇长子的王氏，地位反在郑氏之下。

万历再度想起朱常洛，是因为郑贵妃告状，说朱常洛行为不检，与宫女有染，早已不是处子之身。攻击朱常洛的品德，潜台词是不要立他为太子，而是要立朱常洵

——实际上，朱常洵也是万历最喜爱的儿子。万历一怒之下，派人来查，王恭妃恸哭着说：“我十三年之同起卧，不敢顷刻离者，正为今日，今果然矣。”实际上她早就料到有人会诟病她儿子的人品，于是在儿子长大成人的十三年中，她一直与儿子睡在一间屋中，严防死守，以保儿子躲过所有的明枪暗箭。这一防范举措，果真派上了用场。

万历没有调查出任何结果，知道自己中了郑贵妃的圈套，从此对郑贵妃不再宠信，也终于在大臣们的一再苦求之下，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

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后，移居慈庆宫，母子从此分离，不再相见。王恭妃见不到儿子，抑郁成疾，竟至失明，她眼前的最后一个亮点消失了，她的世界，终于变成一片无法穿透的黑暗。

她孤寂地生活了十年，在万历三十九年（公元

1611年）重病而终。临死前，太子朱常洛被准许前去探望。朱常洛心急火燎地赶到景阳宫，却发现宫门紧锁，无法入内，情急之下，他找来大斧，劈开宫门，才闯入宫内。王恭妃听见儿子来了，用那双枯瘦的手摸索着儿子的衣裳，泣不成声地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完，就咽了气。[4]

王恭妃死后，没有资格葬入定陵，于是被择地安葬在天寿山陵区，

“膳田未给，香火无供”，成为“孤魂野鬼”，生前受到冷遇，死后依旧凄凉，直到朱常洛之子朱由校即位，才给自己的祖母王氏上了“孝靖温懿敬让贞慈参天胤圣皇太后”的谥号，把她迁葬在定陵中，与她的丈夫万历皇帝合葬。

1956年，考古人员进入定陵，打开了“孝靖皇后”的棺椁，在棺椁旁边，发现十几箱随葬品，打开尘封已久的箱子，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金器、玉带、凤冠、册宝等物，奢华富丽的随葬品，与皇后棺椁的简陋寒酸形成鲜明的反差，显然是在朱由校为她迁墓之后才放进去的。这些宝物中，有一件点翠嵌珠石金龙凤冠，上面有三条金龙、两只翠凤，为三龙两凤冠，依照明朝典制，只有皇后级别的凤冠才能使用金龙。凤冠上还镶了许多珠宝，有五十九颗红宝石、三十三颗蓝宝石，两颗淡黄色刚玉，并串缀着三千四百二十六颗珍珠。这件奢华的凤冠，后来入藏故宫博物院。一生屈辱的王氏，终于在死后，享受到皇后的尊荣。

朱常洛的一生，就是以这样忧伤的前奏开始的，也注定将如此悲情的戏份，延续下去。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

1615年）五月初四，发生了“明宫三案”里的第一案——“梃击案”，时间是这一天的傍晚时分，地点是门禁森严的东华门。一个名叫张差的流民，竟然如入无人之境，手持枣木棍入宫，向慈庆宫（今南三所以南的位置）的方向直奔，宫深似海，一介流民，竟好似熟门熟路。过第一道门时，只有两名宦官把守，一名六十多岁，一名七十多岁，根本不是张差的对手，他轻松将二人打倒，过第二道门，竟寂然无人，他便直奔第二道门，他的前方，就没有防线了。他一往无前，一步一个台阶，轻松蹿上慈庆宫正殿，这里面住着太子朱常洛，他的攻击目标，不言而喻。

但张差扑空了，当时，朱常洛刚好不在慈庆宫。迎接他的，是太子的内侍韩本用，还有七八个闻声奔来的宦官。一番厮打之后，张差在殿檐之下被制服，交东华门的守卫指挥使朱雄收监。几番曲折的审讯之后，张差终于供出，是马三舅、李外父把他引荐给一个不知名姓的宦官，他跟着这名宦官到了北京，指使他打入宫，若打死小爷（指皇太子），吃也有，穿也有。还说刘成会领他进去，

“你打了，我救得你。”刘成是郑贵妃翊坤宫的有权太监，梃击一案，必与郑贵妃脱不开干系。

此时的郑贵妃，已被推到悬崖边上，纵然万千宠爱于一身，但蓄意谋杀皇太子，也是罪不容赦。郑贵妃感到背后一阵阵冷风刮过，让她浑身瑟瑟发抖。没有人能救她，她只能自救，自救的方法，也只能是哭。女人没有别的武器，女人的武器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因为女人的泪水，最能让人动恻隐之心，更何况是令万历皇帝意乱神迷的郑贵妃呢？郑贵妃当着万历的面，给皇太子朱常洛跪下，太子亦跪，二人相对而泣，让坐在一旁的万历皇帝也泪如泉涌。

郑贵妃这一哭，哭出了安定团结的新局面。五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来到慈宁宫，在朱常洛母亲灵前召见六部五府大小九卿。那一天，他一袭白袍，头戴白冠，立于左檐前石栏中；朱常洛头戴翼善冠，一身青袍，侍立在万历右侧；朱由校、朱由检等皇孙、皇孙女四人一字站在左边阶下。万历拉着朱常洛的手，对大臣们说：

“自圣母升遐，朕心哀痛无已。每遇岁时及祖宗忌日，必躬祀几筵。张差闯入慈庆宫，持梃伤人，震惊皇太子，朕心恐惧不安。朕思皇太子素称仁孝，今年已三十四岁，惊皇太子，朕岂有不爱之理？且诸皇孙尤朕所深喜，为何外廷纷纷疑我有他意……你们都看见否？如此儿子，谓我不加爱护，譬如尔等有子如此长成，能不爱惜乎？”

于是，万历下令，

“只将风癫张差，连同太监庞保、刘成三人决了，其余不许波及。”

朱常洛也说：

“只决了三人便罢。”

于是，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盲流张差，至于

“风癫”，不过是古往今来掩盖案件真相的一个通用的借口而已。

而真正的责任者郑贵妃，则安然无事。

朱常洛不会想到，他的宽容，让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万历皇帝去世十天之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

1620年）八月初一，三十九岁的朱常洛终于继位，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年号，准备在登基第二年使用：泰昌。

朱常洛终于从慈庆宫住进了乾清宫。乾清宫是明代帝王的寝宫，也是紫禁城后廷最重要的建筑

——这一点已经从它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覆琉璃黄瓦的外观中得到了体现。殿前月台周以白石栏杆，左右设铜鹤、铜龟各一，还有日晷、嘉量各一，鎏金香炉四座，正中出丹陛台，连甬路与乾清门相接。到清朝前期，这里还是皇帝的寝宫，到雍正时代才将皇帝寝宫移到养心殿，一直到清朝灭亡。

从保和殿后左门看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

李少白

乾清门前的天街

李少白

乾清宫

李少白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乾清宫内景

李少白

几十年的太子生涯，让朱常洛感到无比憋屈，所以一旦当了皇帝，当了人世间至高无上的主，他立刻开始放飞自我，

“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5]

虽然郑贵妃与朱常洛已经一哭泯恩仇，但她心里仍不放心，毕竟，朱常洛已当了皇帝，随时可以对她

“反攻倒算”。为了保全自己，她决定先下手为强。

对付男人的办法，除了哭，还有色。对付皇帝，更是如此。普天之下，皆为王土。普天下的女人，也都是王的女人。因此，给皇帝进献美女，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仅不会引起任何猜疑，而且更能体现进献者对皇帝的忠心耿耿。

只是郑贵妃献上的美女，有些不同寻常。史书上用

“女乐”一词来描述她们。上一章说，“女乐”就是官妓，她们不仅长相出众，而且媚术妖娆，床上功夫绝佳，让泰昌皇帝朱常洛欲死欲仙。

于是，乾清宫的历史上，发生了至为荒淫的一幕：

“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6]

明史研究者李洁非先生说：

“‘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员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7]

问题是，这样的力气活，并非只有一次，而是每天都要加夜班。或许，朱常洛被禁锢得太久了，一旦放纵，就没有止境。他抱着娱乐至死的决心，迎接着女乐们每晚的挑战，终于，他到了

“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8]的田地。

朱常洛登基刚刚半个月，他就趴在床上，沉疴不起。

八月十四，郑贵妃命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给皇帝进了一服药，名叫

“通利药”。其实这通利药没有什么特别，不过是泻药而已。此时朱常洛已“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9]，服用泻药，还不如直接给他一刀。果然，服药之后，朱常洛一连泻了三四十次，泻到了站不起来的地步，证明这通利药货真价实，不是假药。

支撑了半个月，龙体未见好转，

“明宫三案”中的第二案“红丸案”，就在此时发生。

那一天是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声称有仙丹进呈，朱常洛听后，心中立刻有了捞到救命稻草的感觉，说：

“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大学士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力排众议，宣李可灼，将那枚红色仙丹（红丸）以人乳调和，吞了下去。初始，感觉清爽舒畅，精神好了许多，也有食欲了。朱常洛觉得不过瘾，在申末时分（傍晚五点）又服用一枚，感觉安适如前。大臣们也被这神奇的红丸振奋，说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次日（九月初一）五鼓方响，紫禁城还沉睡未醒，诸臣就突然被宣入宫。

得到的消息让他们大吃一惊：卯刻时分，皇帝已撒手人寰。

此时，距离朱常洛登基，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万历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泰昌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历史学家分析，红丸，就是红铅丸，而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云：

“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宋明代表性的春药，就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会含着一定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10]

服过了大泻之药，再服这种火力强劲之药，两度相反的药力，把朱常洛彻底击垮。

客观地讲，床上的无限风光，只是朱常洛的业余生活，不能掩盖他在政治上的作为。比如：在父皇咽气的当天，朱常洛就下令取缔了饱受诟病的矿监税使；万历年被烧毁的三大殿一片荒芜景象，朱常洛也下令重建皇极门和皇极殿；被万历皇帝贬谪的官员也被他重新起用。

“一月之间，善政种种”[11]，史称：“光宗新政”。只是这些新政，就像他的性快感一样，持续时间太短，不到一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朱常洛越是有为，郑贵妃越是心虚，担心他有朝一日报复自己。她策划梃击案未能得逞，于是改变策略，先用美女淘空他的身体，再用通利药让他身体虚脱，最后以两粒红丸一击致命。

这样的

“三部曲”，滴水不漏，步步惊心，终于杀人于无形。

朱常洛的命运，则为

“乐极生悲”一词，做出了最生动的注解。

朱由校也是一个苦孩子，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被李选侍抚养成人。有一种说法是：朱由校的生母王氏是被李选侍虐待至死的，朱由校后来在上谕中也曾声讨她

“恃宠屡行气殴圣母，以致（王氏）怀愤在心，成疾崩逝”[12]。

但父亲朱常洛对李选侍却别有深情，曾提出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被大臣找理由挡了。明代妃嫔分成如下等级：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选侍、才人、淑女，选侍是明代妃嫔的等级之一。从选侍升为皇贵妃，

“进步”了四级，只居于皇后之下了。

朱常洛死前一天，在乾清宫的病榻上辗转弥留，方从哲说，把册立皇太子的时期提前，就可以举行册封皇贵妃的典礼了。然而对于这样的

“晋升”，李选侍并不满意。她手牵朱由校，穿过幔帐，突然出现在朱常洛榻前。朱由校说：“要封皇后！”朱常洛听了，脸上骤然变色，未发一言。

李选侍要价太高，朱常洛死时，却连贵妃也没封上。但此时她的手里仍然有牌可打，她的牌就是朱由校。手里掌握着朱由校，她就可以垂帘听政。

九月初一五鼓，天还未亮，群臣被召入宫。到乾清宫外，才知道泰昌皇帝已然去世。朱常洛死了，李选侍把朱由校当作一棵救命稻草，死死攥在手里，赖在乾清宫不走。大臣们突然意识到当下的危险，

“明宫三案”中的第三案“移宫案”，发生了。

“梃击案”“红丸案”是针对朱常洛的谋杀案，“三案”中，唯有“移宫案”具有相对正面的意义，就是把李选侍哄出乾清宫，让朱常洛的儿子朱由校摆脱她的控制。

乾清宫门口，太监们以刀棍相拦，不让大臣们进去。大臣们一时不知所措，兵科给事中杨涟呵斥道：

“皇帝召我等，今晏驾，嗣皇幼，汝等阻门不许入临，意欲何为？”他的气势，一下子把太监们镇住了，大眼瞪小眼，一步步向后退。大臣们一拥而入，在皇帝棺椁前哭了一番，就开始四处寻找朱由校。

前面说过，乾清宫是皇帝的正寝，明朝十六帝，自朱棣以后，有十三帝睡在这里，死在这里，唯有末代皇帝崇祯，把自己吊死在煤山（今景山）上，没有寿终正寝。

乾清宫其实是一座迷宫，它面阔九间，进深五间，两层复式结构，分成许多隔间，有二十七张床，皇帝每晚会选择一张床睡觉，很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但在皇帝看来，这是关系到自身生命安危的大事，开不得玩笑。皇帝睡在哪张床上，连最贴身的太监也不知道。甚至，梦醒时分，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睡在哪里。

此时，李选侍就充分利用乾清宫的迷幻布局，与大臣们玩藏猫猫。大学士刘一燝呼喊：

“谁敢匿新天子者！”李选侍才牵着朱由校的手，怯生生地出来。

王安闯过去，把朱由校抱起来就跑，一跑出宫门，大臣们立刻跪倒一片，山呼万岁，等于确立了朱由校的皇帝身份。刘一燝捧着他的左手、英国公张惟贤捧着他的右手，把他扶上龙辇，撒腿就跑。李选侍见状忙喊：

“哥儿却还！”叫她的心腹太监李进忠率人去追。一场奔跑比赛在宫廷里举行。他们跑的距离并不近，从乾清宫一路跑到文华殿，把朱由校安顿在殿中，然后匍匐在地，行嵩呼叩头之礼。

登基大典在九月初六举行。朱由校由此成为明熹宗，年号：天启。

万历、泰昌皇帝去世的第二年（公元

1621年），就成了天启元年。

准备在朱常洛继位第二年使用的泰昌元年纪年，就这样被他的儿子朱由校占用了。泰昌元年，只好被挤到公元

1620年八月初一到年底，所以这一年八月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是泰昌元年。

铁打的宫殿流水的皇帝，紫禁城迎来送往，不到一年里，已经先后住过三个皇帝（万历、泰昌、天启）。

天启登基后，吏部尚书周嘉谟、御史左光斗等上疏，要求李选侍移宫，就是移出乾清宫。李选侍又赖了三天。初五，新皇帝降旨：

“先帝选侍李氏等，着于仁寿殿居住，即日搬移。”李选侍从此离开乾清宫，搬进哕鸾宫（今乐寿堂位置）。

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乾清宫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奉天殿（太和殿）固然重要，是王朝举行各种大典的场所，是王朝政治的重要舞台，但那些都只是显露在外的部分，一切都看上去光明正大，因此乾清宫的

“正大光明”匾，挂在奉天殿（太和殿）内才对。而后廷——尤其是作为皇帝寝宫的乾清宫，则是海平面下的世界，所有不“正大”、不“光明”的事件都在那里发生。那里怪石峥嵘、水流湍急，却真正地决定着王朝的命运。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二十一日深夜，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切配合，将一条黄花绳套在了正在熟睡的嘉靖皇帝的脖子上。只因一个偶然——这些女孩子们由于过于紧张，手忙脚乱之际将绳子打成一个死结，无法勒紧皇帝的咽喉——嘉靖皇帝逃过一劫，在劫难逃的，变成了那些宫女。那些如花的女子，先被凌迟，后被肢解，最后割下头颅。史书记载：“行刑之时，大雾弥漫，昼夜不解者凡三四日。”这是发生在乾清宫的最大案件，作案目的居然是杀死皇帝，至于作案动机——一群年轻柔弱的宫女，因何怀着必死的决心，谋杀皇帝嘉靖，则已成永久的秘密。我想，这一既不“正大”也不“光明”的谋杀案发生在悬挂着“正大光明”匾的乾清宫，根本原因是嘉靖后期的变态与黑暗，看不出丝毫的“正大光明”。所以在后宫，有宫女杀他；在前朝，有海瑞骂他。最终还是在恐惧死亡的阴影中、在他自制的“长生不老药”——“红铅丸”带来的心理幻觉中，死掉了。

红丸案、移宫案，都发生在乾清宫。双方的胜败，都只在毫厘之间，但这里的毫厘之误，到奉天殿（太和殿）就会变成千里之别。假如朱常洛像后来的朱由检那样，对他人进献的绝世艳姝毫不动心，他或许就会赢得时间将他的新政持续下去；假如王安、杨涟没有在第一时间抢走朱由校，那么朱由校就会成为李选侍的

“儿皇帝”，朝廷就会落入李选侍的掌控之中。因此，乾清宫绝对不只是一个只供皇帝睡觉的地方，那里是紫禁城的真正核心。

“明宫三案”中，郑贵妃、李选侍都以主角的身份出现。她们都不是皇后，却以各自的身份干预了历史，以至于我们今天谈论明史，就不能不提到“明宫三案”。她们是皇帝的无数妻妾之一，《皇明祖训》规定，“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13]。内廷之外的事务，连皇后都不能过问，更不用说其他妃嫔了。但历朝历代，“枕头风”都是有威力的，而郑贵妃，不只利用“枕头风”，连杀手都用上了，为了自身的荣宠，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明代“宫斗”，也在她的手上被推到了极致，连皇帝都没有放过。但归根结底，她们仍是皇权政治的牺牲品，因为这一夫多妻的制度，本身就是摧残人性的，是皇权政治的一部分。这制度，使得粉黛如云的后宫，沦为人间最残忍的沙场，无数妇女儿童被裹挟其中，有的甚至尸骨无存。而《闺范》《女鉴》这类的“女德”教育，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罢了。“明宫三案”，不过是这非人性的制度上开出一朵“恶之花”而已。后廷的凶残暴戾，也不过是对前廷的凶残暴戾的翻版而已。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来自女人的报复，终会让这种为皇帝设置的制度伤及皇帝自身。

李选侍后来活得很长，一直活到清康熙十三年（公元

1674年），享年八十岁左右。

郑贵妃也得了好死

——她在朱常洛命丧红丸的十二年后，即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在寝宫里平静死去。

没得好死的，是她的心肝宝贝

——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死去九年后，朱常洵在洛阳被李自成起义军活捉，刮干净身上的毛，拔掉了所有的指甲，又用药水灌肠排去粪便，里里外外收拾干净，和几头鹿一起下了油锅，被起义军炸着吃了，称：“福禄（鹿）肉”。

朱由校天启登基那年已经十六岁。但由于父亲朱常洛一直不受祖父万历皇帝的重视（万历皇帝最喜爱的儿子正是那个后来被下油锅的朱常洵），朱由校的上学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这使他到了十六岁，文化水平还比不上一个八岁小孩。这心智未开的少年，此际虽当上皇帝，却依旧贪玩无比。据说，在乾清宫的丹陛下曾有一个石洞，人称

“老虎洞”（具体位置难考），洞中砌石为壁，洞的尽头，是后宫中的街道，实在是别有“洞”天。这“老虎洞”，原本是为皇帝的侍从来往方便，被朱由校发现，就成了他藏身的最佳地点。每逢月明之夜，朱由校都会和太监们一起玩“藏猫猫”，每玩“藏猫猫”，他必会藏进“老虎洞”。只是他的袖子里总是藏着鲜花和香料，香气在夜晚的空气中游弋，泄露了他的藏身之处。

但朱由校并非一无是处，据说他做木匠活儿的水平，达到了

“斧锯凿削，引绳度木，运斤成风”的程度，以至于“虽巧匠不能及”[14]也。他能做大工程，也能做小物件，“手造漆器、研床、梳匣之属，或设以五彩，工巧妙绝，出人意表。”[15]《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他设计过一种机动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创机、启闭灌输。或涌泻如喷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机于下，借水力冲拥圆木球如核桃大者。于水涌之大小，盘旋宛转。随高随下、久而不坠。”[16]我看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是个什么玩意，但总归是一个很复杂的水力机械设备。我想他并非白痴，甚至可称“天才”。

原本，朱常洛即位后，朝廷中东林党的元气得到了恢复，朱由校即位后，这一势头得到延续，朝廷中出现了清明的政治气象，

“中外忻忻望治”[17]，人们似乎看到了大明王朝复兴的希望，就像当年的“弘治中兴”一样。但这样的历史机遇，转眼就消逝了，原因是朱由校虽有“歪才”，但政治智商让人不敢恭维。当年他从李选侍的手里死里逃生，而事件平息后，李选侍就像当年的郑贵妃一样，非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被移到哕鸾宫奉养，而李选侍最忠实的走狗——太监李进忠，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处罚，相反巴结上朱由校的乳母客氏，“成长”为朱由校的心腹太监，改名：魏忠贤。

朱由校即位刚过半月，就将魏忠贤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除了握有批红的权力外，还兼任提督东厂，可谓位高权重。魏忠贤专门挑朱由校忙木匠活儿的时候去汇报工作，朱由校头也不抬，回答他：

“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这一招似乎是从他的老前辈刘瑾那学来的，因为刘瑾就是通过豹房里的各种淫奇事物“拴”住朱厚照的，但刘瑾也不是原创，这样的“工作思路”，至少要追溯到他们的“祖师爷”仇士良那里。仇士良是唐代大宦官，在宪宗、文宗时专权二十余年，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而且保证恩宠不衰，到年老退休时，对诸宦官讲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

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暗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18]

大致意思是，不要让天子闲着，若他有闲，就会读书，召见儒臣，又会采纳谏言，深谋远虑，减少业余爱好，压缩出行巡幸，我们的恩宠就会受到影响，权力也会变小了。因此，为大家考虑，最好的办法是用积攒下来的财物购置鹰马，以各种娱乐蛊惑皇帝之心，用极其奢靡的生活方式取悦皇帝，让他不知道休息。这样一来，皇帝就不再关心什么治国之术，懒得管理朝廷的事务，我们就可以大权在握，无往而不胜了。

仇士良的

“经验之谈”，不仅为他当世的宦官们指明了方向，而且“惠及”后世宦官，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果然，遵循着仇士良教诲，魏忠贤迅速达到了“万机在我”的境界，此后一手遮天，血洗东林党，“团结”了许多巴结他的官员，“共塑”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阉党”的形成，标志着文人道德理想主义的沦陷，大明王朝陷入了至暗时刻。

在朱由校当政后受到处罚的，却是在

“移宫案”中立了大功的大臣们，其中，大学士杨涟被下了镇抚司诏狱，锦衣卫的酷刑他全部体验了一遍，后来在提审时，他已站不起、坐不直，魏忠贤的亲信许显纯于是让打手给杨涟戴上桎梏，拖到堂中，躺在地上受审。

杨涟在狱中写下《绝笔》，陈述

“移宫案”的真相，痛斥魏忠贤。魏忠贤得知后气得七窍生烟，令许显纯立即杀掉杨涟。七月庚申夜里，杨涟在狱中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仍未身亡。天启五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625年8月28日），许显纯以一根大铁钉穿入杨涟头部，长钉沾血带肉，外加部分脑浆，从杨涟脑部的另一端穿出，杨涟终于咽了气，时年五十四岁。

临刑前，杨涟曾写下血书一封，藏在枕头里，死后随尸体一起抬出，他的家人，才读到上书的文字。血书上写：

仁义一生，死于诏狱，难言不得死所。何憾于天，何怨于人？唯我身副宪臣，曾受顾命，孔子云：托孤寄命，临大节而不可夺。持此一念，终可见先帝于在天，对二祖十宗于皇天后土，天下万世矣！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

我们今天读到此信，依然不能不钦佩杨涟对于正义的坚持，即使在那样黑暗的年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牢里，他的胸中依然深藏着忠贞和大义。他才是真正的

“忠贤”，而自命“忠贤”者，不过是兽类而已。

“移宫案”的另一名功臣——宦官王安，被降职担任南海子净军，魏忠贤命令刘朝任南海子提督，授命他杀死王安。刘朝上任后下令不准给王安送食物，王安只好从篱笆底下刨萝卜吃。刘朝见王安没有被饿死，就失去了耐心，索性直接把他杀死。杀死王安的方法，史料记载不一，有的说王安被勒死，有的说被纵狗活活咬死。

朱由校的时代，就是一个至愚至昧、黑白颠倒的时代。

有人说：

“史学家常言，明之败亡始于正德、嘉靖，显于万历，实质上，绝少不了光宗、熹宗强大而光荣的继承和推动。”[19]

我们纵有生花之笔，也很难为这样一个时代涂脂抹粉。朱由校时代之昏蒙凶残，放之明朝，乃至放之整个中国历史，几乎可以称为常态。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几百年，而盛世中，依然不乏血腥的虐杀。这一点，本书第二章关于朱棣的部分已经写到。难怪在鲁迅先生笔下，中国封建社会被总结为两个字：

“吃人”。对于杨涟这些满载儒家治国理想的士大夫，当权者对付他们的手段很简单，就是把他们的脊梁打断，叫他们知道疼，叫他们永远站不起来，或者不敢站起来，朝廷就一劳永逸了。明代东西厂、锦衣卫，就是这血色朝廷千锤百炼的得心应手的杀人机器。对诏狱的血腥残酷，明代官员瞿式耜曾有一段最准确的描述：“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20]。一个囚犯，若从阴森可怖的诏狱里被改送到三法司（比如刑部）的大牢，简直就是从地狱到了天堂。

面对如此的暴戾，

“正常人”都会选择躲避、沉默，因为求生避祸是人性的本能，但也有“不正常的人”，杨涟和他的“同党”左光斗、魏大中、高攀龙、周宗建等就是“不正常的人”，因为他们比“正常人”有胆魄、有意志、有担当，甘愿去以卵击石，以血肉之躯，去挑战刀刃的锋利，桐城派著名散文家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记录左光斗被打后的惨状：“左公被炮烙……倚墙席地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21]杨涟的尸体被发现时，人们发现他“尸供蝇蛆，身被重伤，仅以血溅旧衣，裹置棺内”[22]。他们身体上的脊梁会被打断，血肉会被切割，精神却无法摧毁。他们已经站到了悬崖边上，他们已退无可退。他们让人们在黑暗的世纪里看到一点光亮，那光亮纵然微弱，却同样有洞穿黑暗的力量。

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大绝望者，在谈到脊梁时都承认，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3]明朝是清朝的敌人，“明”这个字，在清代都是一个敏感字，连吟诵清风明月，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清朝人为明朝写史，忠臣依旧是忠臣，佞臣依旧是佞臣。所以当清朝人写《明史》，面对像杨涟这些忠直之士，仍然肃然起敬，而马士英、阮大铖这些投降大清的人却一律被打入“奸臣”之列。这是因为朝代虽改，但人们心头的价值观不改。人的心头有正义，他们的价值就终将被彰显。杨涟的价值不在于愚忠个把皇帝，而在于让人在黑暗中看到了正义和希望。有他们在，黑暗就算不上是黑暗。

这样一个明熹宗，偏偏得了一个好皇后，就是张皇后。她是太康伯张国纪之女，知书识礼，颇有贵族风范。一天，朱由校走进坤宁宫，见皇后正在读书，皇帝问是什么书，皇后答：

“《赵高传》。”皇后不能干政，但阉祸横行的时日，皇后当着皇帝的面读《赵高传》，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了。朱由校的反应只有一声“嘿然”，相当于今天的“呵呵”，算是回应，也不算回应。

秦朝灭亡，赵高脱不开干系。而魏忠贤，也把明朝祸害到灭亡的边缘了。只不过朱由校死得早，二十三岁就把自己作践死了，所以把亡国的

“历史机遇”，留给了小他五岁的弟弟朱由检。但假如没有张皇后，明朝灭亡得更早。因为朱由校弥留之际，魏忠贤谎称妃子有孕，准备将自己的侄子魏良卿的儿子领入宫中继承皇位，再由魏忠贤摄政，这样，大明的江山就结结实实地落到了他魏家人的手里。这一计划纵然“完美”，却需要与一个重量级人物合作，这个人，就是张皇后。唯有得到她的首肯，这一行动才算“合法”，然而，面对魏忠贤的威逼，张皇后断然拒绝，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从命亦死，不从命亦死，等死耳。不从命而死，可以见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那一年，张皇后应该只有二十出头。一个小女子，后宫中没有团队，朝廷中没有同党，甚至连皇帝的支持都没有，仅凭一己之力，阻挡着魏忠贤夺权的步伐。

几天后，在张皇后的坚持下，信王朱由检应召入宫，承继大统，年号：崇祯。

崇祯是怀揣麦饼进入乾清宫的，因为张皇后已经提醒他：

“勿食宫中食。”宫里宫外，到处是魏忠贤的人，崇祯就像围棋里的一粒白子，落入黑子的围困中，凶多吉少。用文秉《烈皇小识》中的话说，“以孑身出入于刀锋剑芒之中”[24]。

入住乾清宫的第一夜，崇祯没敢入睡，漫漫长夜，成了对他的煎熬。他坐在黑暗中，时刻抵抗着困意的来袭，同时还要注意黑暗中的任何一丝变化，有风吹过，有烛火晃动，他都不会放过。有太监携剑而过，他心头一惊，把太监叫到跟前，让他把剑送给自己，答应多给赏钱，才把他放走。

魏忠贤给他送来四名美女，这一招显然是从郑贵妃那学来的。但它只在朱常洛的身上生效，到了朱由检的身上就失了灵，因为朱由检对女色没兴趣，朱由检的严防死守，与朱常洛的纵情声色形成了莫大的反差。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时至今日，我们仍要疑问：同为朱常洛之子，这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魏忠贤不相信有皇帝不爱女色的，他又祭出新的一招，使用

“高科技”手段。他让乾清宫的小太监手持一支香，躲在复壁内，让缭绕的香气挑动崇祯的神经。那不是一般的香，而是加入了春药的香，名叫：“迷魂香”。即使像崇祯这样意志坚定的人，也难免闻香心动。崇祯感觉到了这香气非同一般，就让太监寻找那香气的来源，找来找去，才看见复壁内幽火闪烁，找到那名持香的小太监。一问，这一切果然出自魏忠贤的“设计”。崇祯不由发出一声长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假若，崇祯如其父一样，中了魏忠贤的邪招，在乾清宫与美女们上演车轮大战，那么，后面就会有通利药、红仙丹紧跟而上，他在劫难逃。

《易经》上说：

“潜龙勿用”[25]，意思是时机不利的时候，龙要潜伏在水里，不宜有所作为。崇祯此时能做的，就是稳住魏忠贤，以待时机。对于魏忠贤所有要做的事，崇祯都说好。对于满朝文武颂扬魏忠贤的奏疏，崇祯“且阅且笑”。宫殿似乎还是从前的宫殿，朝廷似乎还是从前的朝廷，这让魏忠贤放了心，以为这世界上没人敢动自己的汗毛。然而，就在这份寂然无声中，朝廷的局势已经悄然改变——在崇祯的暗中鼓励下，弹劾阉党贤的奏疏越来越多，甚至有人给他列出了十项“滔天大罪”。面对日益“恶劣”的舆论环境，魏忠贤决定以退为进，向崇祯辞职，想拿皇帝一把。没想到崇祯说，好吧，那你就辞职吧。魏忠贤顿时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

终于，崇祯登基两个多月后，宣布了对

“逆恶魏忠贤”及其死党崔呈秀的处理决定：“本当寸殛，念梓宫在殡，姑置凤阳。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滥冒宗戚，俱烟瘴永戍。”[26]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被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财产全部没收，家人也一律发配到鸟不拉屎的瘴疠之地。

魏忠贤出发时，还不忘从前的排场。在一千名卫兵的护卫下，四十多辆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出了京城，似乎这不是贬官发配，而是出游巡察。崇祯闻听，拍案而起，下了一道谕旨，命锦衣卫旗校即刻将魏忠贤缉拿回京。

夜色中的乾清宫

李少白

魏忠贤走到阜城

[27]南关，孤零零地在一所小旅舍里过夜。是夜，隔壁房间里传出《挂枝儿》小曲，曲中唱道：“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那曲，仿佛是专门唱给魏忠贤的。魏忠贤知道，大势已去矣，不仅去了他身体的势，而且去了他政治的势。他是一个从没感觉过恐惧的人，他“去势”入宫，他陷害忠良，乃至他计划由侄子魏良卿的儿子继承皇位，他都没有感到过恐惧，但此时，领到圣旨的一刹，一阵巨大的恐惧必当袭遍他的全身。这或许是他此生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感到恐惧。他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把一根绳子甩到房梁上，然后，上吊死了。

崇祯皇帝乘胜前进，

“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大明王朝似乎已“拨乱反正”。

故宫博物院至今藏有崇祯皇帝的一幅行书横额，上写：

“松风水月”。运笔如行云流水，潇洒轻快。

魏忠贤死那一年，距离崇祯皇帝在乾清宫昭仁殿挥剑刺死六岁的昭仁公主，奔上景山投缳而死，还剩下整整十七遍的春秋。

[1]《明神宗实录》，卷五九三。

[2]参见〔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第1—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3]［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参见〔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3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5]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339—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6]〔清〕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万历起至天启四年止，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

[7]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8]《明光宗实录》，卷六。

[9]《明光宗实录》，卷七。

[10]李洁非：《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第3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11]〔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九，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12]《明熹宗实录》，卷一。

[13]〔明〕朱元璋撰：《皇明祖训》，第179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14]〔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5]转引自赵中男等：《明代宫廷政治史》，下册，第915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6]〔清〕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十，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17]〔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420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8]〔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第5874—58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9]安意如：《再见故宫》，第22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0]〔明〕瞿式耜：《陈政事急着疏》，见《瞿式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1]〔清〕方苞：《左忠毅公逸事》，见《清文》，第13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2]〔明〕朱长祚：《玉镜新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23]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4]〔清〕文秉：《烈皇小识（外一种）》，《序》，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5]《图解周易》，第11页，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版。

[26]〔清〕邓凯等：《崇祯长编（外十种）》，卷三，天启七年十一月丁卯，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7]今河北省阜城县。

第八章

倾城之恋

一部描述二十世纪中国乡村家族史的长篇小说开头是这样写的：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1]小说里的白嘉轩，在前后六个女人的死讯里，困兽犹斗地迎娶了第七个新娘。这第七个女人，后来还是在一场惊天动地的瘟疫里死去。

这样的事情在紫禁城里也发生过，只不过紫禁城里的故事，不像小说那样极端。小说是虚构的，可以让作家任性，现实则不是虚构的，而是真实地作用于血肉之躯。在紫禁城里，有一位皇帝，一生先后失去了三位挚爱的皇后，之后，终生没再册封皇后。这位皇帝，就是康熙大帝。

康熙大帝是清朝的第三位皇帝（前两位是皇太极、顺治），也是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八岁登基，六十九岁去世，总共在位六十一年。康熙大帝一生，平三藩，统台湾，逐沙俄，征漠北，下令编《全唐诗》，编《康熙字典》，编《古今图书集成》，开创

“康乾盛世”，这些在书里写过，电视剧里演过，读者观众大都熟悉。但相比他的文治武功，康熙的感情生活却是一片坎坷，这些，书里电视剧里说得不多。

《康熙帝常服像》屏（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

康熙皇帝即位的第四年（公元

1665年）七月，在孝庄太皇太后的主持下，刚刚十二岁的康熙就与“辅政四大臣”之一索额图的孙女赫舍里氏在坤宁宫举行了大婚，十三岁的赫舍里氏就这样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后（即孝诚仁皇后）。

赫舍里氏从此成为一个称职的皇后，康熙后来在谕旨中这样评价她：

“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为敬勤，节俭居身，宽仁逮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2]从故宫博物院藏《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画像》里，我们可以看到赫舍里氏年轻端庄的模样。

九年后（公元

1674年）五月初三日，坤宁宫内外一片忙碌，准备迎接新皇子的降临。念喜歌的两位接生嬷嬷早已在一旁静候，首领太监也已将掩埋胎盘的“喜坑”挖好，寓意皇后快生贵子的筷子和红绸、金银八宝等物都已在喜坑内置放妥当，只等小皇子呱呱落地。上午巳时，产房传喜讯，小皇子终于隆重面世。康熙皇帝看见健康的皇子，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此前，他已有五位皇子夭折，其中包括赫舍里氏所生的承祜，唯有胤禔成为幸存者。康熙当即给襁褓中的婴儿取一个乳名：保成（即皇次子胤礽）。

孩子是

“保成”了，但赫舍里氏因为失血过多，陷入昏迷，几个时辰不见转机，御医使尽浑身解数，依然无法挽救皇后的生命。当天下午申时，赫舍里氏在坤宁宫里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的手渐渐松开，再也触摸不到她的亲人。

由喜转悲的巨大转折几乎将康熙击垮。他在极度的悲伤里抱起自己的孩子，感到眼前一片空茫。他辍朝五日，如此多的日子里不上朝，对康熙还是第一次。

康熙曾被称为

“少年天子”，十六岁拿下飞扬跋扈的辅政大臣鳌拜，十八岁发起了扫平“三藩之乱”的战争，但此刻，他却突然变得无比脆弱。二十多天里，他一直在赫舍里氏的梓宫前痛哭不已，悲痛几乎让他窒息。

后来，赫舍里氏的灵柩被送到巩华城。巩华城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明永乐十九年（公元

1421年），紫禁城建成之后，明成祖朱棣在这里建起一座行宫，作为皇帝巡狩和后代子孙谒陵停留之处，朱棣五次亲征蒙古，都从这里经过。这处行宫后来被大水冲毁了，嘉靖时重建，赐名“巩华城”。

她离康熙的距离远了，但再远的路，也挡不住康熙来看望她。接下来的几个月，康熙经常在晨光中离开紫禁城，向巩华城的方向奔去。似乎赫舍里氏在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家。赫舍里氏已然不在紫禁城，紫禁城似乎也变得空洞了，不再具有

“家”的意义。他会在赫舍里氏的灵柩前独坐到晚上，风从蒙古高原吹下来，打在他的脸上，他一点知觉也没有。他的心里只有赫舍里氏，他觉得赫舍里氏并没有死，而是像从前一样，倒在他的臂弯里睡着了。他在等着他醒来，等多久他都愿意。直到他腿坐麻了，泪流干了，才在随从的反复催促下，心情黯然地返回紫禁城。

康熙十六年（公元

1677年）八月，康熙曾经的妃子、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被册封为皇后（即孝昭仁皇后）。但不出半年，康熙大帝的第二位皇后就病死在坤宁宫。年事已高的孝庄太皇太后心疼自己的孙子，来到乾清门外，要进到坤宁宫，哭临钮祜禄氏，康熙慌忙赶到乾清门外，苦心相劝，才终于把太皇太后劝回慈宁宫。

接下来的第三位皇后更是不幸。她是侍卫内大臣佟国维的女儿、顺治皇帝的皇后佟佳氏（孝康章皇后）的亲侄女，名字也叫佟佳氏。钮祜禄氏被册封为皇后那年，佟佳氏被册封为贵妃。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1689年）被册封为皇后。那时，佟佳氏已病入膏肓，行将不起。就在册封当天下午，佟佳氏撒手人寰。

坤宁宫已经空寂了多年，终于没能等来康熙的第三位皇后（孝懿仁皇后）。

坤宁宫在乾清宫的正北，中轴线上，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年）紫禁城建成时就有了，后多次被焚毁，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仿沈阳故宫清宁宫重建，嘉庆年又被烧，又重建。康熙、同治、光绪、溥仪，都在这里大婚。

《周易》说：

“乾，天也，故称为父；坤，地也，故称为母。”[3]乾代表着天，它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坤代表着地，它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后。八卦中，乾卦为天，象征自强不息，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用《象传》中的话说，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为地，万物滋生，厚德载物。所以有学者说：“乾清宫与坤宁宫两座宫殿一前一后的布局，就好像是一对夫妇站在那默默地进行对话一样，所以乾清宫与坤宁宫传达出来的是夫妇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4]

而乾清宫、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则取八卦中的泰卦，泰卦之象是乾卦在下，坤卦在上。乾在下，是因为天向上升，坤在上，是因为地向下沉，因此，只有乾下坤上，刚下柔上，二者才能交融合一。否卦则正好相反，是乾在上，坤在下，天向上升，地向下沉，二者永远不能交汇。只有阴阳相合，天地交泰，才能万事通泰，安康和谐，生生不息，国祚永久；阴阳不合，万物就会阻滞不通，世道就会衰落破败，满目疮痍。于是从泰卦中，派生出许多吉祥的词汇，比如：安泰、康泰、富泰、通泰、否极泰来

交泰殿一角

李少白

坤宁宫内祭灶处

夜晚的坤宁宫

李少白

对康熙而言，否虽极，而泰未来。同样的悲痛，康熙不到四十岁的生命里已经经历过三次。与爱妻离别，似乎已成他逃不出的宿命。他在悲伤中写下几行诗句：

月掩椒宫叹别离，

伤怀始觉夜虫悲。

泪添雨点千行下，

情别秋光百虑随。

雁断衡阳声已绝，

鱼沉沧海信难期。

繁忧莫解衷肠梦，

惆怅销魂忆昔时。

从某种意义上说，康熙时代的坤宁宫史，就是一部生死离别史。康熙住在昭仁殿里，举手投足，都可望见坤宁宫，那座壮美的皇后之宫，已经成为他情感的祭坛。

事不过三，康熙从此没有再立皇后。熟悉历史的人知道，康熙还有第四位皇后，即孝恭仁皇后，名乌雅氏。她是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的生母，但她的皇后名分，是在她死后追封的。

康熙的三位皇后先后离世了，或许在此时，关于康熙命硬的说法就在世间悄然流传。但悲痛过后，人们在早朝上见到的，依旧是那个果敢强悍的皇帝。他的心底还是有柔情的，只不过他把更多的柔情，给了自己的长辈

——那些居住在紫禁城西北一隅的太皇太后、皇太后们。康熙从小就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他当了皇帝，孝养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已不仅是个人美德，也是一个皇帝必须担起来的责任。

孝庄太皇太后是大清王朝第一位皇帝皇太极的皇妃、第二位皇帝顺治的生母，也是大清王朝的奠基者之一。康熙奉养孝庄太皇太后，每天早晚，他都要两次亲临慈宁宫，向太皇太后请安，数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太皇太后的慈祥与睿智，为他注入了无尽的信心和力量。因此，每天早晚前往慈宁宫请安，对于康熙都是一次愉快的行程。他用

“晨昏敬睹慈颜像，不尽欢欣踊跃回”来描述自己的心情。而来自孙儿的孝顺，也让无夫无子的孝庄太皇太后，在生命的残年感受到天伦之乐。

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年）二月，孝庄太皇太后前往赤城温泉，康熙照往例，亲自跟随她出行，以便途中照料。有一次他们翻山途中，突然遇雨，康熙立刻下马，扶着太皇太后的御辇，以防止滑跌。太皇太后让他上马，康熙坚决不从，直到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坦途，他才放心地骑回到马上。这次出行刚刚几天，内务府送来消息，皇后赫舍里氏所生长子承祜病亡，虚龄只有四岁。康熙心中的震惊与悲痛不言而喻，但他唯恐老人家伤心，故意隐瞒了这个消息，在第二天辰时（早上七至九点）前往祖母行宫问安时，依然谈笑如常。从行宫出来，康熙立刻把送信人打发回宫，以免走漏消息，影响太皇太后的心情。又把礼部大臣叫到无人处，面谕丧事，说着说着，竟忍不住在大臣面前痛哭失声。

对于父皇顺治的皇后，也就是自己的皇太后，康熙也敬心侍奉。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顺治驾崩时只有二十岁。二十岁的芳华，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就住进慈宁宫（后移居宁寿宫）

[5]，成了无夫夫子的“孤寡老人”。

我在《故宫的隐秘角落》里写：她没有生子育女，是顺治不给她机会。她既做不成贤妻，又做不成良母。所幸，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枯守中，康熙把她当作亲生母亲看待。根据《国朝宫史》的记载，每逢皇帝万寿（生日）、元旦、冬至三大节，皇帝都亲率王公、文武群臣诣慈宁宫行礼，皇后也率六宫、公主、福晋、命妇诣慈宁宫行礼如仪。每逢外出巡幸狩猎，康熙收获猎物水果土产，都想着给太后带回一份，还教诲自己的儿子胤礽（当时是皇太子），每年都要亲自向皇太后进献礼物。最值得一记的，是康熙五十六年（公元

1717年）十二月，孝惠太后病重，而康熙大帝，也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同样缠绵病榻，头晕脚肿，但他一听到太后病重，就挣扎着爬起来，用手巾缠着脚，颤颤巍巍地坐到软舆上，行至太后床前，缓缓跪下，握着太后苍白的手，说：“母后，臣在此。”太后努力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突然的光亮让她感到一阵眩晕，她用手遮住光线，朦朦胧胧地看见了面色苍白的康熙，已经无力说话，只能用她瘦削的手把康熙的手攥住。为了尽孝，病重的康熙还是坚持在宁寿宫西边的苍震门内搭设帏幄，自己住在里面，以便日夜照料孝惠太后。三天后，太后就在这座宫殿里咽了气，结束了她凄清的人生。

或许，这份母子亲情，是对她人生缺憾的一种补偿，是除了花园里的那一缕春色之外，她在这寂寞深宫里能够得到的有限的温暖。

[6]

对于康熙，又何尝不是如此？

前面说过，紫禁城分成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紫禁城的前面（南面）是皇帝上朝的大殿，后面（北面）是皇帝、后妃们居住的后宫。所以，紫禁城的外朝（前朝）建筑，大多以

“殿”相称，内廷（后宫）建筑，基本上以“宫”相称。“宫”与“殿”，始终有着各自独立的意思。《说文解字注》说，“汉时殿屋四向流水”，“无室谓之殿矣”，意思是说殿顶有四个坡面，下雨时可以让水向四面流下，而且殿的内部不分割房间，开敞而阔大，很适合公开活动。关于“宫”，《尔雅》说，“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宫”与“室”是一个意思，就是平民百姓住的房子吧，不像“殿”那样宏大，那样讲究。

“宫”和“殿”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前的那条长街，又叫横街或者天街。街的南面是外朝区域，在那里，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和东西两侧的文华殿、武英殿构成王朝最重要的礼仪性建筑，国家大事、朝贺庆典都在那里举行。街的北面就是内廷（后宫）区域，那里是皇帝的家，皇帝的寝宫（乾清宫），处于皇后寝宫（坤宁宫）和东西六宫的包围之中，是脂粉聚集之地。

在周朝以前，天子之妻皆称为

“妃”，周朝开始则称为“后”，因为皇帝的正室妻子，叫老婆、媳妇、婆姨都不合适。皇后，其实就是站在皇帝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老百姓眼中的“内当家”“贤内助”，按《周礼》的说法，叫“帅六宫之人”[7]，也就是说，皇后站在皇帝的后边，皇帝君临天下，皇后统摄后宫，如天地交融，如日月相映，因此，在以“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主体的超大院落中，东门叫日精门，西门叫月华门，与乾清宫与坤宁宫，组成日、月、乾、坤。这种“贤内助”，不只是生活上帮助，还有政治上辅助。但这种政治辅助的尺度很难拿捏，既不能置朝政于不顾，又不能干预朝政，否则就成了“后宫干政”。

上一章说过，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堪称

“模范皇后”。在她的坚持下，信王朱由检应召入宫，承继大统，年号：崇祯。

崇祯皇帝册封张皇后为懿安皇后，搬出了坤宁宫，住进东华门内的慈庆宫（今南三所前身）。崇祯的皇后周皇后，成为坤宁宫的新主人。

慈庆宫里的懿安皇后和坤宁宫里的周皇后其实年龄相仿，她们原本可以成为姐妹，但她们分别是两朝皇帝的皇后，这严格地区分了她们的辈分，使她们俨然成为两

“代”人。

所幸，崇祯夫妇对她尊敬有加，崇祯皇帝经常到慈庆宫向懿安皇后请安，由于是叔嫂关系，两人之间行礼、对话时隔着一道帘子以避嫌，这种遵循礼法的举止得到广泛称赞。十月初六，是懿安皇后生日，崇祯皇帝也每年都要诏许京城命妇入慈庆宫朝贺。

崇祯扫灭了阉党，魏忠贤不得好死，在发配凤阳的穷途末路中用一根绳子吊死了自己，朝廷的空气，一时干净了许多。懿安皇后的日子，也终于安静下来，不再似从前那样步步惊心。

周皇后喜欢茉莉花，她居住在坤宁宫的那段时间，坤宁宫前后盆栽了六十多株茉莉，让整个坤宁宫的庭院芬芳自溢。最美的花，衬托着一个女人最好的年华，只是这如诗如画的景象，遮不住帝国的满目疮痍。

宫墙之外，早已是烽烟四起。张皇后搬出坤宁宫十七年后，一支来自黄土高原的起义军杀入北京。大军冲进紫禁城时，年轻的将领李岩最想保护的，就是张皇后。他们在宫中找来找去，终于在仁寿宫找到懿安皇后（张皇后）

[8]，李岩早已下令大军保护好她，他自己还到宫中拜见，命宫女将她扶到座上，他自己跪在地上，行九叩之礼。

就在当天晚上，懿安皇后悬梁自尽。

古人言：红颜祸水。这句话，对应着乾清宫在前、坤宁宫在后的男尊女卑。但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作祟的，大多是乾清宫里的男人，女人大都是被男人（魏忠贤之流，以及纵容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裹挟着进入了历史，纵然与魏忠贤同流合污的客氏（崇祯年被打入浣衣院），也不过是

“从犯”而已。更何况像懿安皇后这样“性严正”[9]（有正义感）的女人，王朝的悲剧，谁又忍心让她承担？

乾坤乾坤，王朝末路中，谁人能够扭转乾坤？

“明宫三案”是皇权体制下开出的“恶之花”，但在后廷的历史上，帝后之间琴瑟和谐依然不乏其例。紫禁城若评选“模范夫妻”，乾隆皇帝和他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孝贤纯皇后）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在富察氏的身上，乾隆见证了最好的自己。富察氏嫁给乾隆时只有十六岁，乾隆也只有十七岁，那几乎是王朝历史上最完美的婚姻，门当户对，郎才女德。那时的乾隆还是皇子，准确地讲，他还不是乾隆，而是弘历，但他是雍正四个皇子中（雍正共有十个儿子，其中六个夭折）最闪亮的一位，十二岁时就出落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的翩翩美少年，被祖父康熙一眼看中，从此祖孙形影相随，

“夙兴夜寐，日觐天颜”[10]；而富察氏，亦是出身不俗，因为清代后宫，从选秀女开始就严把出身关，“富察氏家族从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国到世宗朝（雍正）名臣辈出，屡建功勋。曾祖父、祖父不提，她的伯父马齐和马武，皆是一时的要臣，她的父亲是察哈尔总管、一等承恩公大学士李荣保，她的弟弟是保和殿大学士傅恒”[11]，可以说是世代簪缨之家，而富察氏自己，不只容貌出众（她的美貌端庄，至今停留在清代西洋画家郎世宁所绘的油画像上），更是品行无双。《清史稿》记载她“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12]，身为皇子的福晋，后来统御六宫的皇后，她居然不戴珍珠翡翠，只配带一点花花草草作为装饰，甚至平时连妆都不化，每日素面朝天。但这丝毫不能减损她的美，因为她的美不是包装出来的。她就是一朵解语花，懂乾隆的心，能化解乾隆内心的烦忧。[13]张宏杰说：“乾隆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男人，他所期待的，绝不仅仅是一位听话的、顺从的女人，他需要的，也是一位和他一样，多侧面的立体的有深度的女人。可以这么说，富察氏就是这样的女人。”[14]

婚姻像一面镜子，看到的是对方，折射的是自己。富察氏这面镜子里映出的弘历，也定然是优雅、从容、举重若轻，以至于康熙临终前还念念不忘：

“胤禛第二子（弘历）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15]。“英雄气象”，当是一种恰当的美誉，年轻的弘历，担得起来。

终于，父亲雍正把弘历的名字写进传位诏书，命人放在乾清宫

“正大光明”匾的后面。当雍正在圆明园倏然病危，人们在他身边找出诏书的副本，宣布弘历为下一任皇帝，乾隆正式成为乾隆，富察氏也“升级”为皇后，他们的婚姻，又持续了十三年。

从《心写治平图》卷（又称《乾隆及后妃图卷》）上，我们可以看见乾隆和孝贤皇后年轻时的样子。此卷原藏在圆明园，现存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院，图卷上画有乾隆和他的十二名后妃，其中乾隆与孝贤的画像，是郎世宁在乾隆元年（公元

1736年）所绘[16]，那一年，乾隆二十六岁，孝贤二十五岁，风华正茂，未来可期。

乾隆与富察氏，从十六七岁至三十七八岁，他们一同走过青葱的青春岁月，一同走向中年的静水流深。乾隆评价富察氏：

“二十二年来，孝奉圣母，事朕尽礼，待下极仁，此宫中府中所尽知者”[17]。

乾隆十年（公元

1745年），皇贵妃高佳氏去世，乾隆皇帝为她拟定了一个谥号：“慧贤”。富察氏在旁看后，对乾隆说：“吾他日期以‘孝贤’，可乎？”[18]

孝贤孝贤，既孝且贤。富察氏把乾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电视剧中甄嬛的原型）当作自己的母亲精心照料，婆婆病时，她衣不解带地跟前伺候。出身高门显宦的闺秀尚能如此，让老太后意外而感动。对后宫，她也颇有宽大仁慈的风范，虽多次经历过丧子（女）之痛，但对永琰（后来的嘉庆皇帝）的生母魏佳氏，她依然精心照顾，将皇子永琰视如己出。

有一次，乾隆身上长了疖肿，御医说：

“须调养百日，元气才可恢复”，富察氏耽心宫女们换药时手重，坚持自己每天为皇帝换药，为此，她每晚住在养心殿的外面，直到乾隆疖肿痊愈，才返回长春宫。

与此同时，乾隆的帝国，在历经祖父、父亲两代帝王的艰难爬坡，到

18世纪中叶，已经抵达一个不错的光景。那时候，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发生，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正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人口总数达一亿四千万（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国土面积达1380万平方公里（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GDP总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但这只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回光返照，恰似《红楼梦》所说，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而“将来衰时的世业”[19]，正发生在富察氏辞世之后——在乾隆的后半生，帝国的命运终于急转直下，被英国人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并最终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淖中任人宰割。乾隆一生中最耀眼的时代，同时也是大清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两个好时代，都有富察氏的在场。也许，这并不是偶然。一个女人或许不能影响历史，但一个皇后无疑会影响一个皇帝。这让我想起一句笑谈：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

真所谓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一切的美好，都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戛然而止。十年前（公元1738年），他们九岁的儿子永琏去世，死因竟是“偶感风寒”。一年前（公元1747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永琮又因染天花而夭折。两个儿子的去世，给富察氏致命的打击，就在这一年，富察氏随丈夫东巡途中，在自德州返回北京的舟中，溘然离世。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康熙大帝的皇子与皇后的接连死亡。其实在那个年代，小儿得天花的概率很高，且无有效的防治手段，因而小儿患天花的死亡率极高。当年海兰珠（宸妃）为皇太极生下皇子，董鄂妃为顺治帝生下皇子，都先后在襁褓中离开人世，孩子没有

“保成”，母亲也随之而去。爱新觉罗家族的悲剧，也就不可遏止地一再重演。死亡犹如一个咒语，死死扼住这个家族命运的喉咙。

这一点，连乾隆都想不通。他不敢怨天，只能找主观原因，于是在谕旨中说：

……复念朕即位以来，敬天勤民，心殷继述，未敢稍有得罪天地祖宗，而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岂心有所不愿，亦遭遇使然耳。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

《乾隆帝写字像》轴（局部），清，佚名

北京故宫博物院

《心写治平图》卷，清，郎世宁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大概意思如下：朕即位以来，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敢对天地祖宗稍有得罪，但皇子一再夭折，寻其原因，是因为本朝自顺治皇帝至朕这里，都不是嫡系太子承继大统

[20]。不是心里面不愿意，而是现实际遇导致的。这种情况竟然成了家法，可能是朕太贪心了，想要做先人没有做的事，获得先人没有获得的福分，这实在是朕之过！

即使乾隆为皇子之死找出了原因，但丧妻、丧子之痛，在他心中终生未泯。皇后去世那天，乾隆安排完后事，一夜未眠。孤灯下，他写下《戊辰大行皇后挽诗》，诗中有句：

恩情廿二载，

内治十三年。

忽作春风梦，

偏于旅岸边。

圣慈深忆孝，

宫壸尽钦贤。

忍诵关雎什，

朱琴已断弦。

自那一天开始，乾隆就陷入无尽的悲痛中难以自拔。

琴弦已断，他再也不敢去吟诵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组成的中轴线两侧，排列着西六宫和东六宫。西六宫与东六宫也都各有一条南北轴线，轴线的两侧，各南北纵向排列三座宫殿，刚好排成一个坤卦的卦象。西六宫的那条轴线叫西二长街，东六宫的那条轴线叫东二长街。

西二长街东侧自南向北分别是永寿宫、翊坤宫、储秀宫，西二长街西侧自南向北分别是启祥宫（太极殿）、长春宫和咸福宫。

东二长街东侧自南向北分别是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东二长街西侧自南向北分别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

西二长街的北门叫百子门，南门叫螽斯门。螽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蝈蝈，能产子，《诗经》唱道：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百子、螽斯，其实都是乞望家族多子多福，世代绵延。

百子门正对的，就是重华门。入重华门，就是崇敬殿、重华宫、翠云馆组成的三进院落。那是乾隆登基前的

“潜邸”，是他与富察氏留下共同记忆的地方，如今，已成乾隆皇帝的伤心之地。

富察氏去世后，乾隆决计把重华宫打造成一座

“记忆宫殿”。他令人将这里按照从前自己与皇后富察氏一起居住的房间原貌进行布置，周围摆着他登基前用过的各种生活物品，还有祖父、父亲两代老皇帝赏赐的各种贵重的纪念品。他幻想时间可以永远停止在那个美好的时代，让他的记忆以物化的形式永垂不朽。

重华宫内，至今陈放着一对大柜，那是雍正五年（公元

1727年），弘历和富察氏结婚时的妆奁，乾隆把当年祖父康熙、父亲雍正皇帝、母亲钮祜禄氏赐赠之物，还有自己做皇子时常用的衣物，都存放在柜子里。甚至重华宫本身，都被他当作一件旧物保存下来，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和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两次颁谕，告诫子孙不得改变重华宫内外规制，使他“几暇优游、年节行庆，传之奕祀”[21]，说要永远保留这处“故居”，供他凭吊瞻仰。

除了重华宫，富察氏当皇后时居住过的长春宫也被打造成

“记忆宫殿”。自雍正以后，清朝皇帝都没有以乾清宫作为正寝，而是以乾清宫以西的养心殿作为寝宫，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康熙皇帝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大婚后住在坤宁宫，也是在坤宁宫里撒手人寰，自雍正时代以后，清朝的皇后，也都没有再以坤宁宫为寝宫，而是选择东西六宫中的某一宫居住。乾隆登基以后，乾隆住养心殿，皇后富察氏则住在西六宫中的长春宫。

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长春宫的一切摆设也都

“原状陈列”，不得改动半分。每逢皇后忌日，乾隆都会走进长春宫，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瞻望皇后的遗物，那份失神与不舍，与当年康熙在巩华城枯坐时如出一辙。

“恋物癖患者”乾隆，连富察氏随他东巡时坐过的船都执意保留。那条船体积庞大，怎可运入京城？这难坏了办事的大臣，但皇帝的旨意，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还是礼部尚书海望想出一辙，命人沿途设木轨，木轨上铺满菜叶，作为润滑剂，由几千人连拉带拽，连推带踹，终于把这艘大船拉入城中。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

1784年）元旦，天色未明，乾隆从梦里醒来，望着窗外的月色，心中想念已去世三十六年的孝贤皇后，悲中从来，写下一首诗，诗旁自注：“孝贤皇后与予齐年，亦当古稀有四，视玄孙矣。”意思是说，孝贤皇后与我是同龄人，假如活到今日，也已经七十四岁，可以见到玄孙了。

写罢投笔，乾隆已老泪横流。

谁都不曾料到，富察氏之死，竟成为乾隆一生性格的拐点。富察氏死后，那个宽厚仁慈的乾隆消失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喜怒无常、风流放纵的乾隆。富察氏在时，纵然后宫佳丽美艳如花，他的心中也只有皇后一人，如今富察氏死了，天下所有女人加在一起都比不上她一个人。她死后的虚空，只能以天下女人去补。富察氏去世后，乾隆皇帝突然纳了许多妃子，到他去世时，他的后妃总数多达四十位（其中有二十名妃和十六名嫔），仅次于康熙皇帝的五十五位，屈居亚军。但富察氏已逝，再多的女子，也填补不了他内心的空虚。

后宫内景

李少白

后宫内景

李少白

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年），也就是孝贤皇后去世两年后，乌拉那拉氏被立为皇后（原为皇贵妃），十六年后，乌拉那拉氏在深宫里寂然死去，同样是英年早逝。从此，乾隆再也没有册立过皇后。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纯皇后（魏佳氏），是魏佳氏去世后、其子永琰（后来的嘉庆皇帝）立为太子时追封的。

有一种说法是，乌拉那拉氏死前一年曾随乾隆南巡，船到杭州，乾隆深夜登岸，让乌拉那拉氏很不高兴，情绪突然失控，与乾隆皇帝发生了言语冲突，当众剪断头发，哭泣着说，自己这样活着，还不如出家当尼姑。乾隆认为她疯了，就下令她先行回京，并废掉了她的皇后身份，致使她在冷宫中死去。

但这些细节，后人都是从《野叟秘记》这类书中觅得的，这些野史小说，以吸引眼球为目的，既远离事件现场，又不符合历史逻辑。查乾隆三十年（公元

1765年）档案，发现那一次南行，闰二月初七到杭州，第二天阅兵，第三天到观潮楼检阅福建水师，根本没有“深夜微服登岸游”的记载，从礼制上说，乾隆微服登岸，寻花问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皇帝不论在行营还是行宫，禁卫之严比宫廷更甚，乾隆根本不可能孤身或在少数随从陪同下擅自行动。

至于乌拉那拉氏断发事件，史料倒是可以找到只言片语。比如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8年）九月，乾隆在谕旨中说，“皇后自获过愆，朕仍优容如故，乃至自行剪发，则国俗最忌者。”[22]坐实了“自行剪发”这一事实。有人会说，即使剪发，又能怎样？这种疑问，源于对满族的传统习惯不了解。在满人心里，父母去世时，儿女才以削发表示哀悼，也有丈夫死后，寡妇通过削发表明誓不改嫁的。乌拉那拉氏的婆婆、丈夫都健在，她竟当众剪发，表明她已恩断情绝，向崇庆皇太后和乾隆母子发出致命的诅咒。

至于乌拉那拉氏为什么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我们从这件谕旨上看不到。一个适合的解释，是乌拉那拉氏虽为皇后，但她得不到皇帝的爱和温暖。一方面，皇帝的心里只有死去的富察氏，连看见南飞的大雁，心里都会念及富察氏，对乌拉那拉氏却颇为冷漠，有时整天不说一句话。孝贤皇后去世三周年，新皇后刚刚册立，乾隆不顾新皇后的感受，写下

“岂必新琴终不及，究输旧剑久相投”的诗句，明白说出新皇后不如旧皇后，让乌拉那拉氏情何以堪！以至于乌拉那拉氏无论怎样努力，都比不上那个已逝之人。

在乾隆心中，她甚至不如后宫里的嫔妃。因为她是皇后，对皇后，就要有对皇后的要求。皇后的尊位，对她而言，已成最冷酷的陷阱。

她隐忍着，但隐忍的尽头，就是暴怒。有当代医学专家说，她患上了抑郁症。如作家安意如所说：多年的积郁，加上一些偶然事件的不断刺激，足以令乌拉那拉氏不顾一切爆发。

[23]

乌拉那拉氏死时，乾隆正在木兰围场围猎，闻知乌拉那拉氏死讯，竟不为所动，只命乌拉那拉氏的儿子、皇十二子永璂回宫奔丧，丧葬仪式也下降一级，用皇贵妃等级，她的画像，乾隆也下令毁掉。

这毁掉的画像，在《心写治平图》卷上还留着残迹。《心写治平图》卷，画面从右向左，前四人依次是乾隆皇帝、孝贤皇后、慧贤皇贵妃和魏佳氏（即嘉庆生母、后来的孝仪皇后），却独不见乾隆皇帝的第二位皇后乌拉那拉氏的面容。这幅长卷始绘于乾隆元年（公元

1736年），最终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前后跨越四十年，贯穿了乌拉那拉氏起伏跌宕的一生。这幅画乾隆一生只看过三次，即绘制完成之时、七十岁时和他退位之际。可见乾隆对这幅画的珍视。但这样一幅乾隆珍视的画卷中却没有出现继后乌拉那拉氏，实在是不合情理。看画卷上的裱作痕迹，专家发现在后妃的第二、三人（慧贤皇贵妃和魏佳氏）之间，有明显的裁切痕迹，并据此推断，那被剪掉的画像，很可能就是乌拉那拉氏。

无独有偶，在描绘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初九（公元

1760年10月17日）乾隆皇帝木兰秋狝的大型纪实性绘画《宴塞四事图》中，人们也发现了部分妃嫔面容有改动痕迹，甚至某妃嫔脸上出现了两对眉毛，明显为改动过人物，据此推测，那被涂改掉的，正是当时的皇后乌拉那拉氏的面貌。[24]

清朝帝后，一律绘有用于供奉的正装朝服坐像，但迄今为止，继后乌拉那拉氏的正装朝服坐像，一张也不曾发现。

一代皇后乌拉那拉氏，就这样在岁月中隐身，后人永远无法看见她的面容。

当年乌拉那拉氏断发后乘舟返京，她内心的凄凉与绝望，又有谁能体会？

孝贤皇后曾经居住过的长春宫里，乾隆皇帝御书的

“敬修内则”匾仍挂在前殿。每逢过节，长春宫的西壁都会挂出《太姒诲子》宫训图，描绘周武王的母亲太姒教诲武王的情景。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了《太姒诲子赞》，由大臣梁诗正抄录，悬挂于长春宫的东壁。

乾隆年间，乾隆帝命画师以中国古代后妃美德为范，绘制《宫训图》十二幅，每幅图配赞四言十二句，每年腊月二十六日，在东、西六宫张挂春联、门神的同时，《宫训图》也被张挂起来，正殿西墙挂《宫训图》，东墙挂《宫训诗》，以诫后妃永远效法。

这十二幅《宫训图》分别是：

《婕妤当熊图》，挂在咸福宫，御笔匾为：内职钦奉（勇敢）；

《西陵教蚕图》，挂在储秀宫，御笔匾为：茂修内治（创新）；

《太姒诲子图》，挂在长春宫，御笔匾为：敬修内则（教子）；

《昭容评诗图》，挂在翊坤宫，御笔匾为：懿恭婉顺（读书）；

《姜后脱簪图》，挂在启祥宫，御笔匾为：勤襄内政（相夫）；

《班姬辞辇图》，挂在永寿宫，御笔匾为：令仪淑德（知礼）；

《许后奉案图》，挂在钟粹宫，御笔匾为：淑顺温和（尊老）；

《马后练衣图》，挂在景阳宫，御笔匾为：柔嘉肃静（节俭）；

《徐妃直谏图》，挂在承乾宫，御笔匾为：德成柔顺（忠直）；

《樊姬谏猎图》，挂在永和宫，御笔匾为：仪昭淑慎（劝谏）；

《燕姞梦兰图》，挂在景仁宫，御笔匾为：赞德宫闱（愿景）；

《曹后重农图》，挂在延禧宫，御笔匾为：慎赞徽音（勤劳）。

“宫里过大年”之时，妃子们都会在各自的宫殿里与古代贤妃相遇，接受来自宫廷的政治品德和业务素质教育。乾隆是完美主义者，于人、于事务求完美，对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晚年自称“十全老人”，表明自己已经功德圆满。十全十美，这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在现实世界里，哪里有什么十全十美？

“十全老人”乾隆，至少在一个方面是残缺不全的——在情感上，他不能算是一个成功者。他成功过，他和孝贤皇后共同生活的二十二年，让他抵达了幸福生活顶峰，孝贤皇后死后，又让他从顶峰跌落到谷底，他的情感生活，高开低走，纵然有再多的妃子，纵然这些妃子都被教育成德才兼备模范标兵，他的情感世界仍然一片狼藉，他曾经的成功，恰恰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乾隆的心中不能容错，更不能去纠错，只能用华美的幻象自欺欺人，这，或许就是乾隆最大的错。乾隆中期以后，在华美的表象之下，他的王朝正在迅速地溃烂，与他情感世界的荒芜完全成正比。

后宫里美眷如花，掩不住乾隆内心的凄清。自打孝贤皇后去世，他就养成了独眠的习惯。即使有妃子会陪伴他过夜，但那妃子被裹在被子里抱走以后，留给他的，仍然是无边的寂寞。乾隆就躺在这样的寂寞里，心情黯然地老去。

储秀宫

李少白

凝祥门外

李少白

钟粹宫

李少白

永和宫

李少白

永和宫

李少白

[1]陈忠实：《白鹿原》，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2]《九朝东华录》，康熙十三年。

[3]《周易》，第3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4]王子林：《紫禁城风水》，第14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5]“章皇太后，顺治帝后也。先居慈宁宫，后居宁寿宫”，参见章乃炜等编：《清宫述闻》，下册，第721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09年版。

[6]祝勇：《故宫的隐秘角落》，第78—79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7]《周礼·天宫内宰》。

[8]懿安皇后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离开慈庆宫，迁往仁寿宫（清代宁寿宫的前身），慈庆宫改名端本宫，作为朱慈烺（周皇后所生）的太子宫。

[9]〔清〕张廷玉等撰：《明史》，第233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0]《御制避暑山庄记·恩堂记》。

[11]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4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2]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册，第89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3]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50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14]张宏杰：《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第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15]《李朝实录·景宗实录》，卷十，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戊辰条。

[16]其余妃子画像为郎世宁和他的弟子们后补，以及郎世宁去世后由其他宫廷画家续画完成，创作前后跨度达到三十七年。

[17]《清高宗实录》，卷三一○。

[18]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三十册，第89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

[19]〔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上册，第1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

清世祖顺治皇帝先后有两位皇后，都出自蒙古贵族博尔济吉特家族，第一位皇后后废为静妃，第二位皇后孝惠章皇后没有生子，顺治的皇位继承人玄烨（即康熙皇帝）是顺治皇帝的妃子佟佳氏所生，佟佳氏二十四岁去世，康熙即位后上徽号慈和皇太后，雍正、乾隆朝加谥，为

“孝康慈和庄懿恭惠温穆端靖崇天育圣章皇后”，即孝康章皇后。

清圣祖康熙皇帝的首位皇后赫舍里氏所生长子承祜四岁夭折，皇二子胤礽（原名保成）两度被立为太子，又两度被废，后来承继大统的皇四子胤禛（即雍正皇帝）是德嫔（乌雅氏，后晋为德妃）所生，并非康熙的三位皇后所生。雍正继位后上徽号仁寿皇太后，未经举行册尊典礼乌雅氏即去世，上谥号，乾隆、嘉庆朝加谥，为

“孝恭宣惠温肃定裕慈纯钦穆赞天承圣仁皇后”，即孝恭仁皇后。

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孝贤纯皇后富察氏生二子二女，仅存一女，即固伦和敬公主；第二位皇后纳喇皇后乌雅纳喇氏生下二子（皇十二子永璂和皇十三子永璟），但继承皇位的皇十五子颙琰同样不是皇后所生，而是乾隆皇帝的令贵妃魏佳氏所生，魏佳氏去世、颙琰即位（即嘉庆皇帝）后上谥号，又加谥号，道光朝再加谥，为

“孝仪恭顺康裕慈仁端恪敏哲翼天毓圣纯皇后”，即孝仪纯皇后。

实际上，清初没有沿用嫡长子继承制，尤其自雍正以后，改为

“秘密建储制”。详见拙著《故宫的隐秘角落》一书中《寿安宫：天堂的拐弯》一文。

[21]转引自佟悦、吕霁虹：《清宫皇子》，第5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7年版。

[22]《清高宗实录》，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九月。

[23]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7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24]参见王志伟：《谁识当年真面貌——藏于清宫纪实绘画中的秘密》，见程子衿主编：《天子的写真》，第120—134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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