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授课老师作品欣赏

授课主题：谈谈日常化的文学虚构

授课时间：2021.06.13（晚八点）

授课方式：视频号非公开直播

提示：有偿授课，非诚勿扰（参与咨询微信：pdcqiu）

陈再见，男，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已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等刊发表作品多篇，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刊选载

；出版有长篇小说《六歌》，小说集《一只鸟仔独支脚》《喜欢抹脸的人》《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保护色》；荣获《小说选刊》

2015

年度新人奖

。现居深圳。

陈再见

我们必须翻过一座矮山，才能到达碣石湾，那儿盛产鹌鹑蛋大小的青橄榄。在此之前，车子已经在大片的盐埕和塭塘之间穿行多时了，路途陌生，我得时刻担心会把车开进风险未知的沟渠里，到处还都长满了一人多高的芒花草。

大姨子坐在后座，像是自言自语，她说以前和阿喜来过一次，开摩托车，可以直接绕着山路过去，“阿喜那么高大，车手（车技）很好的。”大姨子一路上总不忘夸奖她的丈夫，高大和强壮是她频繁使用的词汇。我负责倾听就行了，这时候，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挺木讷的，尤其是要安慰一个几近绝望的人。

车停在山脚下，幸好有一户养鸡的人家，似乎曾经还经营过农家乐，地方这么僻荒，估计一年也没几个食客。我把车停在他家宽敞的院子里，并说下山后要来买两只鸡回去。鸡场的主人笑呵呵的，说碣石湾的青橄榄熟透后皮头会泛起一层红褐色，煲鸡汤最好了。敢情他们之间还是配套的产业——不过这次我们不是来买橄榄的，而是要到对面山腰上寻找一个叫月眉庵的小庵堂，听说那儿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僮身。老僮身除了会上乩招阴，还懂天机秘方，几味草药就能祛除凡人身上的顽疾，甚至恶物——恶物是我们这儿人的说法，直接点说，就是绝症。

大姨子打电话给我时，我还没睡醒，昨夜喝了不少酒，吃牛肉火锅，一文友自费出了一本书，请我写序，书折腾了两年终于印出来了，便请我吃了一顿。我本来胃就不好，反流性胃食管炎，时不时犯病，酒一喝，早上起来又感觉烧心，嗓子眼堵得厉害，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大姨子的电话让我有些紧张，两个月前，我的同门阿喜查出绝症，具体是身体哪个器官出了问题，外人其实也不太清楚，大姨子一家讳莫如深，一人患癌全家羞耻，听说在村子里都抬不起头了。作为同门亲戚，我能帮的也不多，除了给点钱，就是定期在县城的医药公司买些人血白蛋白捎回去，听在人民医院上班的同学说，打点那玩意能减轻绝症患者的痛苦。

电话里，大姨子情绪激动，似乎又找到了医治丈夫的办法——近两个月来，她疯了一样寻找各种民间偏方，其中包括重修祖坟，为新建的门楼更改分金，给阿喜灌各种莫名其妙的汤药，有一回不知是从哪听来的，竟用她平时卤肉腌菜的粗盐搓得阿喜满身血红，叫苦不堪……我们担心病人就算不死，也会被大姨子折腾掉半条人命。说实话，我都有点怕听到她的电话，在某个传闻执行之前，她还老喜欢征求我的意见，有一次问我小麦草熬汤效果如何，不知哪有得买。我不知道她从哪听来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秘方，好几次，我都想劝她：算啦别费劲啰，广州肿瘤医院的专家都放弃了，一把粗盐、一小撮小麦草就能起死回生？就算月眉庵里的老僮身真的医治过不少疑难杂症，那她也不能神到能治好绝症啊——不过我还是忍住了，这时候泼人家冷水挺不合适，也不忍心。我说好吧，我这就开车回去。我能做的也就是跑跑腿了。

山道还算平坦，摩托车开过去，完全没问题。我能想象阿喜开摩托车带大姨子过山时的神情，他一直是很自信的人，自信到都有点自负了。怎么说呢，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并不算太好，微信都加了五六年了，却从没有私聊过，每年见面的次数也不多，这几年，他甚至连过年初二都没往岳母家来聚餐了，说他是老女婿了，孝敬长辈的事情就留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去表现吧。这话听着就让人不爽。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同门之间，能说就多说几句，不能说，那也无所谓。

“旧年的事了，那阵时他人还好好的，干完活回来是喊过腰疼，腰骨酸软算什么病嘛。”大姨子边走边说，她至少瘦了一圈，没走几步就气喘了，“那次我们下山后，鸡场老板也叫他带只鸡返去煲汤，阿喜就说啊，橄榄煲鸡，哪是能赢过煲乌龟呐？”

“乌龟是他钓鱼钓的？”我知道阿喜平时喜欢钓鱼。

“就是啊，说起这事我就心肝痛，没工做时他就爱去水库钓鱼，唔知怎呢，就钓了只乌龟返来，有五六斤重哪，准备用青橄榄煲汤，还打电话叫了工友来厝内打边炉。我内心是不舒服啊，平时拜神拜佛，知道乌龟不能随意吃——没办法，死鬼拖着，晚上一吃，第二日就出事了，胃痛得开不了工。”

“也不能这么说，他工友吃了不也没事嘛。”我说。

“共用天各人命啊。”大姨子的眼里泛着泪，“是我命水孬，讲句见笑的话，我现在么是咬着铁钉在做人呐。”

我就不知道安慰什么话好了，只好埋着头继续赶路，希望能在越过山头后，一眼就望见月眉庵。山是不大，不过庵堂也小，它要是掩藏在茂盛的树木里，一时也不好找。

过了山，海湾就在眼前了，站在山头往下看，碣石林场的橄榄树呈环抱形状，郁郁葱葱，远处则是人工种植的桉树林，齐整划一，像是刚修剪过的鬓角；更远处是凹字型的海湾冲刷出来的洁白沙滩，大地天然的项链，海面上堆积着云层，阳光穿过稀薄处，把浅海的渔船映照得像是画册里的景象。

这地方我第一次来，没想到，在碣石湾的山上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

我摸出手机，偷偷拍了几张照，发上一个小微信群里。这些年，我在县城结交了好几个闲人，他们要么写诗，要么画画，支撑他们写诗画画的则是各自都有一个闲职，其中有人还在地震局任职，我们搞不清楚他每天上班做什么，或者说，能做什么——我们这儿台风每年都有好几个，地震还从没听说过。不过一到节假日，要做什么就很明确了，我们事先约好，轮流开车，去法留山看云，去浅澳看落日，去陆河看梅花……还特意带上精巧的茶具，在山顶水边，品茶论道，指点江山。周边的好地方几乎都去遍了，眼下正苦于没有好去处。显然，我又发现了一个好地方，我想他们肯定也会喜欢。

三年前吧，我回县城买房，开始了频繁的双城生活。我在深圳有一份几乎不用坐班的工作，加上出过几本书，有些虚名，朋友们对我还挺稀罕。不过，自从回了县城，多数时候耽于玩乐，我就再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了，那种因才华的有限而生出的恼怒情绪，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我。我可怜的自信和虚荣，最终却只能靠帮小城的文友写写序言、评论什么的来获取。好多事情本来就不是我应该干的——就像此刻，我还得陪着大姨子，在这荒僻的山头寻找一座小庵堂。

“你知道路怎么走吗？”我问大姨子。

大姨子摇头，她脸色煞白，此刻她心里想的肯定和我不一样，美景对她而言，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虽然一年前，她随丈夫来时，可能也发出过由衷的赞叹。

我们沿着山道下山，下山的道路是要崎岖一些，还好，除了偶尔横塞而过的藤蔓，路途没有被更庞大的物体滞断，沿途的野生兰花开得正艳。我估摸庵堂应该就在山腰的位置，而且凭借浅薄的风水经验，推测庵门还得坐北朝南，面向海湾，否则还真浪费了这一带的好风光。我的猜想大致没错，因为这向海的一面，目之所及，尽是老旧的坟墓，大白天看起来，倒不至于骇人——坟墓跟人一样，越老越祥和。

大姨子突然在其中一座坟头坐了下来，“歇一会吧。”她说，“我睇见了，在那呢。”她抬手朝东南方向指去，很紧张的样子，能看出来不全是出于劳累，而是即将面对老僮身，丈夫的病情好像还是未知的状态，就像几个月前他们在广州的大医院，经过一系列仪器的检查，正等着医生的诊断结果。

在一棵繁茂的榕树边上，果真隐约能见庵堂暗绿色的琉璃瓦。

“哦，唔对，我行不动呐。”大姨子浑身都在颤抖，“早啊时就该来了，听人家唝，好多医生没办法的病，都让她给医好了。”此刻她身体的异常反应，像是在验证传言非虚，类似某种匪夷所思的感应。

大姨子弄得我也开始紧张起来，并一路把她搀扶到了月眉庵，她像条鲶鱼一样瘫倒在地，趴在庵前，咔咔咔就是三个响头。我想扶起她，她突然像变了个人，把我伸过去的手臂拨开，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念叨着什么，匍匐着爬进了庵堂——门槛是刷过红漆的木条，有些高，硬生生爬过去后，肯定会在身体留下了充血的划痕，况且过了门槛还有一处天井，上下都是石条台阶。说实话，我有些懵掉了，愣在原地不知道该干什么。隔了一会，有个斋姑走出来，问我是一起的吗，我忙说是，这才开始反应过来，跟了进去。

从外观上看，月眉庵确实不大，边上的大榕几乎就把它给遮住了，不过进到里面，感觉又宽敞了不少，除了供奉老爷的庵堂，两边还有厢房和食堂，有两三个斋姑，年龄不一，装饰倒还一致，都束发长衫，慈眉善目。庵堂的一角，一张老旧的藤椅上，坐着一个老人，她应该就是传说中那个双目失明的老僮身了，屋里光线很暗，香烛的烟雾又弄得我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如果不是天窗上的玻璃有一束微光照下来，我大概会把她误以为是不会动弹的老爷像。大姨子却像是之前就来过，已经拜跪在老僮身跟前，又是磕头又是哭喊的，求老僮身救救她丈夫一命。

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虽然之前也多次听说过僮身，作为神鬼与凡人交流的肉体媒介，僮身在我们这儿一直是神秘的存在。我父亲去世后，家人就去找过僮身，招我父亲回来说话，据说特别灵异，“父亲”开口第一句就是，老五怎么没来？我说你们是不是一坐下来就开始自报身份了，我的家人说没有，他们一句话也没说，那是僮身上乩后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反正我也不在现场，可信度一直是打了折扣。

一个年纪大点的斋姑为我端来一杯凉茶，并示意我在一边的凳子上坐下。我小声问，老人家是不是看不见？斋姑点点头，并把食指竖在嘴上——她郑重其事的样子，让我有些尴尬，为了缓解气氛，我迅速又加上一句，“这块风景还真雅。”说完又意识到不对，还是把老僮身看不见东西这事给冒犯了。幸好斋姑没听出来，她忙别的去了。

这时，老僮身开始询问大姨子所求何事，她的声音很细，时不时被斋姑搬动物件或添油打扫的声响打断。大姨子只顾着哭，我担心她再哭下去，可能会晕厥，她浑身抖得更厉害了，像是在抽搐——不知道的还以为上乩的是她呢。

老僮身开始哼哼摇头，嘴里不知嚼着什么，像是一颗青橄榄，她的指头规律地敲响手边的桌面……也就是说，老爷已经住进她的身体里了。

“病人来了吗？”老僮身突然大声问道，变了腔调，也变了个人似的。

几个忙着的斋姑突然停下手里的活计，纷纷把目光看向一边拘谨的我。我连忙站起来，屁股下的凳子险些被推倒，我说：“病人没来。”

“那来的是谁？”老僮身又问。

我说：“我们是同门。”

老僮身“哦”了一声，垂下头，进入冥想。

我重新坐回凳子，斋姑给的茶很苦，不是铁观音，也不是大红袍，应该是那种自制的土茶，还加了苦丁。我的胃还在隐隐作痛，嗓子眼堵得快喘不过气了。我有点呆不下去了，想出去吸口新鲜空气，再继续呆下去，我也会错以为得病的人是我。

我急忙起身，像出逃一样溜过身后的拱形门，那儿是条露天的走道，边上的厢房应该就是斋姑们休息和用餐的地方。走道里弥漫着一股炸紫菜的味道，很熟悉，对我而言炸紫菜就是庵堂的味道——小时候曾随母亲到庵堂打下手，当然那是比月眉庵要敞亮得多的地方，那时一有什么重大节日，周边村里闲下来的嫲人都会去庵堂帮忙，添柴煮饭，抹洗灯盏，折叠银锭，然后一起用膳，吃斋食。最吸引我的就是斋姑亲手煎炸的那一小碟炸紫菜，蘸豆汁（豉油）吃，至今仍觉得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下粥小菜。

我继续顺着狭窄的走道走出去，边上种满了九层塔，墙角有一口阳井，井壁长有青苔和蕨类植物，不过很浅，伸手就能舀起水来。天有些冷，我还是蹲下舀了一瓢井水，洗了把脸，水很清凉，是山泉水的味道。走道尽头，一扇木门虚掩着，轻轻推开，人就走出来了，拿眼一看，发现我来到了庵堂的后院，这儿其实是一片依着山势开荒的菜园子，种着几种长势不是很好的蔬菜。也难怪，如果不是雨季，肯定缺水浇菜。站在后院，越过庵堂的屋脊，还能看见天井里袅袅升起的烟雾。我索性再爬高一些，爬上一颗巨大的石头，石头缝里长满了野藤，还有一棵野生的油柑树，果子已经掉干净了。我坐在石头上，长长舒了口气，即便嗓子难受，还是拿出烟抽了起来。

我又拍了几张照，发到群里，群里已经堆了好几条未读的信息，都是语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文字都懒得打了，直接发语音。我从最上面那条开始听，大伙说的无非是这地方真美，在哪呢，下次一起去玩。我新发上去的照片看起来更美，一半是山下的树木和海湾，一半是庵堂的琉璃屋顶，构图不错，有种意致疏远的宏大感，而实际上，眼前的景象比照片要逊色一些。这点我们其实都很清楚，之前到过的那么多地方，实地景象肯定都没有朋友圈发的图片好看，何况还有意挑最好看的图片往上传。

时间还早，要是再晚一点，太阳快落下去那会，海湾染上晚霞的颜色，拍出来的照片肯定更好看。但我等不到那时候，以大姨子的急性子，她抓好药，还得赶回去，先煎一帖给阿喜服下，似乎老僮身真的能抓出神药来，当天就能见效果。来月眉庵之前，大姨子给我看过阿喜的照片，人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却还是一副爽朗的笑容，坐在他家新建的楼房里，泡工夫茶喝。他其实一直不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家人骗他说是肾炎，恰好他全身时不时水肿，症状和肾炎差不多，他很轻易就信了。既然只是炎症，那么就死不了人，所以他一直抱有希望，当然这希望的背后是否有刻意演绎的成分，就不得而知了。

我第一次去他新家看他时，刚好是十一国庆节，电视上正在直播庄严的阅兵仪式。阿喜以前参过军，晚上还一直保持看新闻联播的习惯，心里装的都是国家大事，中美贸易战，巴以冲突，台海问题……他很庆幸是个中国人，生活在中国，全世界都生灵涂炭，只有咱们中国国泰民安，夜不闭户——他说起这些时语气坚定，容不得别人反驳，像是在回应我在朋友圈里转发的文章，他不便在我的朋友圈下评论，也从未点过赞。他的意思我很明白，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隔阂。

那次我却安静地陪他看完阅兵直播，听他点评各种方队和新型武器，他真的了如指掌，也可能是瞎说，反正我也不懂。直播结束后，大概是看我表现不错，没有质疑他的意思，便很热情的要留我一起吃饭，请我喝他珍藏多年的好酒。他趁机责怪我，说他入新厝那天我没有回来喝喜酒，他说他真的很生气，一个人名声再大也不能忘了亲戚呐。我点头赔礼，说应该生气，是我不对。他家的楼房是去年刚建好的，在省道边上，有三层，里外都贴了瓷砖，挺排场的，乔迁之喜请亲朋喝酒时，我刚好在深圳有一场讲座——文学大讲堂——我那天讲的课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癫痫症，结合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将癫痫症和陀翁的写作风格挂钩，自认还颇有几分新意。讲完后，听众在底下响了很久的掌声。经阿喜那么一提醒，我倒是想起来了，按照桑塔格的说法，作家最喜欢把疾病隐喻化了，在肺结核还是绝症的年代，结核病患者就被作家美化成柔弱娇美的形象，像林黛玉，不吐个血还真不好意思说她就是林黛玉。癌症时代的到来，绝症逐步成了“羞耻”和“恐惧”的代名词，没有了任何美感可言——是的，如果阿喜得知他患的是癌症，那他跟我说话的语气都会不一样。而我作为知情者，却只能眼看一个行将死去的人兴致勃勃地看阅兵，不能告知他真相，甚至还得配合大姨子事先交代好的，劝他积极治疗，安心养病，肾炎这种病，西医没什么效果，得居家喝中药。我更不能跟他讲什么疾病的隐喻，是的，我可以对一帮健康的人讲疾病和隐喻，对一个绝症患者，最好还是沉默。

那餐饭阿喜吃得很开心，我跟他做了多年同门，很少见他对我那么客气过，他甚至开始展望未来，说如果病好了，第一件事就是帮岳母修老厝。岳母的老厝被台风刮出了裂缝，我们几个同门是一直想集资帮忙修一修的，但其实大家都各怀心思，商量好几年了，也没修成。那次阿喜拍了桌面，说一定得办，钱大家平分，他还出活。阿喜本身就是干油漆的，刷墙那块他包了，一分工钱也不算。他借着酒劲问我，你同不同意？我当然说同意了，然后劝他少喝点。我看见大姨子躲在门外，已经在偷偷抹眼泪了。

国庆之后，我又回去看了阿喜两次，不过他都躲在房里睡觉，不想见人。我猜他已经开始消瘦下去了，凭他一直以来对自己形象的看重，和自傲的心理，他肯定是不愿意被人看到那副狼狈的样子的。大姨子说，他谁都不见了，工友来了也不见，他开始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可也没有跟家人确认的意思，似乎还希望继续被瞒着，不愿被人为的宣判“死刑”。

想到这，我确实挺难受的，和大姨子一样，也希望有奇迹发生。我掐了烟，爬下山石，时间差不多了，想进去庵堂看看。刚才引我进门的斋姑正在庵前扫榕树的落叶，我问她，好了吗？她抬起头，被我吓一跳，像是从来就没见过我。确实，我有些冒昧。我忙说不好意思，并解释说庵堂里的嫲人是我的大姨子，我是陪她一块来的。斋姑说，你怎么跑后院去了？我只能说我迷路了。斋姑又说，你进去吧，应该差不多了。我跨过高高的门槛，进去时，发现大姨子已经站在一边，老僮身还坐在原位，口中念念有词，看样子在念经，庵堂烟雾缭绕，像是火灾现场，炉上又插了一把新香，那些燃完的香支层层叠叠，堆砌成塔形，已经码得香炉都快支撑不下了。我走过去，拍了一下大姨子的肩膀，她似乎还在发呆，头发凌乱，身上的衣服也都沾满了灰尘。

“还真的是那只乌龟啊，刚老僮身上乩，它还打现身喊了冤。”大姨子惊恐地看着我，嘴唇不停地抖动，“幸好老爷保庇，逢凶化吉，帮忙化解了。”

大姨子向我摊开右手，她手里正抓着一把香灰，像是刚从地上抓起来的尘土。我还没看清楚，她又迅速把手掌合上了，攥紧了拳头。

“就这些？”我问。

“还有呢。”大姨子的眼里顿时满是希望的光。

这时，一个斋姑从厢房走出来，正是我刚才溜出去的那条走道，她手里提着一大串用红簪绳系起来的黄色药包。我忙过去接，斋姑朝我伸起一根手指，我以为是一百块钱，给钱时，斋姑小声说，还要给九张，并示意我把钱都投进神案上的功德箱里。我轻声问，怎么这么贵？斋姑嘘了一声，朝老僮身那看了一眼，她说，老爷会不高兴的，这可是救命的药。我还真有些紧张，怕老僮身突然改变主意，不给我们药了。我只好移步，把钱都塞进那个残旧的红箱子里，纸币落下的声响，能听出里头还挺满的。

走出庵堂时，我心里其实很清楚，肯定上当受骗了。

大姨子却换了个人似的，心情大好，她手里依然抓着那把香灰。我问她拿回去怎么用，她说，混着草药一起煎熬，寅时服下，阿喜属狗，虎狗正好三合，否则就没效果。

往回走时，大姨子脚步轻快，不需要我搀扶了。这样也好，我还想早点回去呢，小群里聊开了，大伙约了晚上一起吃饭，商议下周末是不是要来碣石湾青榄煮茶。来时的山道似乎也缩短了不少，没一会，我们就翻过山头，开始往下走了，几个弯道后，就能看见鸡场和我那辆停在院子里的雪佛莱了。

鸡场的主人见到我们下山，动作极其敏捷的，一手抓了一只鸡提到我眼前，“不用秤了，一百块钱。”是有点小贵，不过跟月眉庵的药材比起来，已经很便宜了。我也蛮爽快的，接过鸡，给了钱，连同七帖草药一起扔进后尾箱。“你们去月眉庵啦？”鸡场主人笑着问。我点点头。“不少钱吧？”他又问，表情里带着明知故问的狡黠。我不想再说下去，感觉有点辱没智商。大姨子手脚却挺快，她先钻进了车子里。

车开走时，我还能从后视镜看见鸡场主人在目送着我们。不过很快就看不见了，土路扬起的灰尘很厚，我的油门也踩得有点急，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些小慌，连续几个拐弯之后，车子终于上了主道。说是主道，只是看起来更像一条路，很狭窄，要是前方有车子来，就得刹下车，让一边轮子碾上虚实不明的草壆子，再小心翼翼地避过去。幸好这条路一般不会有车子进来，以防万一，我得快点离开，等上了大道才安心。小道两边都是半废弃状态的鱼塭，要是不小心一头扎了下去，扎进长满芒花草的沟渠，那可就麻烦了，起吊机估计都没法往这边来。

近几个月老天大旱，塭塘都干得差不多了，目之所及，潮湿的淤泥居多，有些地方还长起了牛筋草，要是再旱下去，塭塘也快变成荒草地了。塭壆上一间间的草寮倒还在，通常草寮边上还得种上几丛芭蕉，据说是为了防蛇蝎。芭蕉都蔫乎乎的，塭下泊着的小木筏看样子也长时间没动过了，竖在泥淖里的竹篙一根根指向天空倒有一种老旧的颓败感……正是我那些搞画画的朋友们所喜欢的场景，如果不是因为开车，我应该拍张照片给他们看看。

大姨子却很反常，一句话也没说。我时不时从车内后视镜看她，见她端坐中间，双手捧着香灰，车子摇晃时，就任由身体晃动，只求手里的香灰不撒出来。我说，要不你找下看有没有袋子。她也懒得找，直接说，不用，老僮身让我亲自捧回家。我想，在大姨子看来，那几帖中草药什么的，她并不看重，倒是这一捧从老爷炉前请下来的香灰，才是救命的神药。她原本来就是精明人，阿喜没病之前，她每天要卤几十斤的卤肉和肥大肠，然而在周边村子叫卖一空，有时丈夫都没她赚得多。那些草药包我在路上就偷偷看过，不过是些四叶莲、蛇舌草、金银花之类的普通草药，山上就长了有，清热解毒倒还可以——我父亲去世之前也算半个民间草药师，少时经常看他把从野地挖回来的草药曝晒在门楼口，他医别的病不行，肾炎还是医好过好几位的。

那棵木麻黄树像是突然出现在了我们跟前——我记得来时，路两边除了芒花草，并没有什么木麻黄树，而且那棵树高得有些出奇，地上满满都是树芼，像是铺了一层地摊。当然，问题不是出在这里，问题是，芒花草那一串串粉里透紫的花穗，擎在空中，遮天蔽日，风一起，摇晃的花穗像是能把阳光吸附过来，又像镜子一般，把西斜的光透着缝隙反射到了我的挡风玻璃上——其实也就是一晃动的瞬间，我是不该打那该死的方向盘，根本没有多少空间能让我打方向盘，打方向盘还好，我更不应该把油门当刹车踩——可见把油门当刹车踩还真不是女司机的专利。几乎就一眨眼的工夫，车子像头发疯的牛，向前骑了上去。轮子底下的树芼本来就打滑，刚好也助了一把力，于是车子凌空飞起，撞上了木麻黄树，幸好是撞上木麻黄树，或者说那棵树足够粗壮，车子一下顿住了，像是一个人被抓住领子提上半空，停了下来，晃晃悠悠。

我惊呆了，开车十几年，还真没发生过这么大的事故。方向盘的安全气囊已经弹出来了，像是一堆白色泡沫，把我整个身子都罩住了。我定了几秒，想动下身子，回头看大姨子，发现她躺在后座前的空隙处，头上正在冒血，看样子是撞到座位的硬物了。她嘴里哼哼哈哈的，处于半昏迷状态。

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我尝试伸手去摸手机，发现手机又掉了，估计在脚踏处，凹陷的车头刚好将我卡死，根本就够不着。更为棘手的是，只要我一动身体，架在路面和树干上的车子就会跟着晃动，并发出叽叽呀呀的让人绝望的声响。我探头看了看底下，估摸有五米的深度，除了芒花草，沟渠里还有各种灌木和枯枝，摔下去肯定没救。就算有救，车子深陷在草木里，就等于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别说这里人烟罕至，就算有人路过，也不会去探寻五米以下的沟渠还藏着什么，也许要等到我们的尸体都发臭了才有可能被发现了……人在恐惧和慌乱时其实还蛮清醒，我朝大姨子喊，不要动，不要动，再动我们就掉下去了。可是，还没等我喊完，大姨子却倏地坐了起来，她的双手依然捧着香灰，所以身体一失衡，就又倒了下去。这一倒，车子终于招架不住了，咔嚓一声，翻了个身子，直直地砸了下去，立马就被草木吞没了。

最后，我只听到一群水鸟从我们身边扑凌凌的惊慌失措地飞走，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已经是一个礼拜后的事情了。我躺在县人民医院的ICU病房里，浑身插满了管子、缠满了绷带，妻子就守在我身边，见我醒来，激动得哭了。妻子说，一根枯枝刺穿了我的腹腔，巧妙地避开了主要器官，却偏偏刺中了胰腺，幸好医院里有我的同学，担起责任第一时间动手术抢救，如果转移去广州，长途奔赴，估计小命早就没了。昏迷了一个礼拜，我的脑袋像是主机重启，有些事情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很快，我想起那一群惊飞的水鸟。我问，是怎么发现我们的？妻子说，是附近鸡场的老板，他看见你们的车子拐弯不见了，又长时间没有在道路的另一端出现，感觉不对劲，就跑过去查看，才匆忙报的警。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想那一百块钱没白花，关键时刻救了小命。

我的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一动还会痛，妻子叫我躺好，她去叫我的同学过来。我说没事，对了你姐呢，你姐怎么样啦？妻子说，她没事，只是皮外伤，出事后，还只顾抓着手里的香灰。妻子这么说，有点生她姐的气，难怪，毕竟我是因她而出的事。接着，妻子又说了谁谁谁来看过我，谁谁谁没来，你当初还帮他写过评论呢，你出事了竟然假装不知道。我说算啦，我那篇评论很隐讳地评论了他几句，他也假装没看出来，其实还是看出来了，心里不爽呐。妻子说，真小气。我说是的，患难见真情嘛。说着搂了一下妻子的腰，她的腰竟然细了不少。

度过危险期后，我从重症病房转移到了普通病房。这期间，我听妻子说，她姐又开始到处寻找神医了，去陆河，去揭阳，早上出发，深夜才回来，每次都能带回好多奇奇怪怪的药物，内服外敷，阿喜也很听话，像小孩子一样，乖乖地，照大姨子说的做。妻子说，其实我姐也知道姐夫的病是治不好的。我问，那她怎么还那样？你有机会应该劝劝她，你作为妹妹，方便说话，就让你姐夫体面地过几天日子，有尊严地走吧。妻子说，我早就说过她了，可她不听啊，她说，是知道迟早有一天会死，可这不还没死么，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就等着他死吧。

一个月后，我出院了，就在我出院的第二天，妻子接到告知，她姐夫也就是我的同门阿喜去世了。半夜，大姨子搀他去上厕所，突然头一歪，就没再醒过来。一家人把他偷偷抬进村里的老厝，骗村里人说还有一丝气息，没死透呢——因为按村里的风俗，人在外面死了，哪怕只是在离村一路之隔的省道边上，那也是不能进村里来操办葬礼的。

然而那段时间，新冠肺炎闹得很凶，好多地方都封村堵路。我想阿喜虽然回了老厝，因为疫情，恐怕还是办不成葬礼了。妻子担心我的身体，又不让我上去帮忙。不过几天后，接到丧葬理事会的来电，说阿喜的葬礼定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特殊时期，一切从简，只收赙金，没有宴席接待。这当然可以理解，作为同门，再怎么样我也得上去送一程。

葬礼当天，我开车回去，高速封了，只好走国道，到内湖再转省道，几十公里的路途，车辆稀少，不见一个行人，还被人拦下测了五六次体温，看车窗外的人都全身防护，像是电影里的场景，风声鹤唳，仿佛世界末日就要到来了。赶到时，时间已经不早，看样子都快出殡了，现场除了死者的近亲，几乎不见任何外人，虽然事先预想过，还是觉得很意外。即便是送葬的亲人，个个也都戴着口罩，连师公也一样，所以通过劣质喇叭唱出来的师公歌瓮声瓮气的，像是被人按在水里歌唱，自然是跳着唱几句应付了事。

那是我见过的最寒碜的葬礼了，大姨子说的没错，阿喜这辈子“高尚好汉”，交友甚广，最后却落了个如此的下场——即便是这样，那也是大姨子在村干部家里拍了桌子争取来的，她说，阿喜的葬礼非办不可，除非把她枪毙了。村干部当然不敢硬来，不过怕担责，还是向镇上汇报了情况，所以快出殡时，哗啦啦来了不少警车，喝喝斥斥，拆了丧棚，疏散了人群，接着又来抬走阿喜的棺材，他们以为棺材有多沉，一时劲用大了，竟还把棺材掀翻在地。棺材最后被扔上殡仪馆的面包车，直接拉去了火葬场。

眼看事情闹大了，亲人怕惹官非，就都散开了，师公的唱词戛然而止，扔了话筒，落荒而逃。大姨子几乎哭死过去，她趴在地上，像是那天趴在月眉庵前，双手一直保持着掬捧的姿势，仿佛那天从庵里捧出来的一把香灰还在手上，实际她的双手明明已经空荡荡了。

我不敢久留，看不得那样的场面，再说身体也开始感觉不舒服，便提前开车回家，一路上又被拦下五六次，最后一次体温有点高，还差点被强制送往隔离点，幸好再测时，争气的体温稍稍降了下来。

后来，我才听说，阿喜得的是胰腺癌——得知这个病时，我吓一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带了伤疤的腹部。我特意上百度查了一下，发现胰腺作为一个人体器官，窝在几个大器官的后面，实在有些不起眼，像个遭人遗弃的长条布袋，一不小心，就忘了它的存在。

我的医生同学却告诫我说，我的胰腺受过损伤，切除了一部分，以后必须定期复查，得时刻盯住它，否则很容易出问题。我明白医生的意思，也就是说，从今往后，我的胰腺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滴滴答答地躲在我的腹腔深处，随时可能会引爆，让我粉身碎骨。

2020年8月20日，深夜，初稿

2020年8月28日，早上，定稿

本期编辑：小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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