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一到十月就进入冬天了。那时的雪真大啊，一场连着一场。天是白的，地是白的，树和人被这一上一下两片白给衬的，都成了黑的了。男人们采伐，女人也不能闲着，除了带孩子做饭，还得上山拉烧柴。碰到樟子松身上有明子疙瘩的，我们就锯下来，把它劈成片，用来引火。我们还把明子疙瘩放到大铁锅里，填上水，熬油。熬出的油像琥珀似的，可以用来点灯。这样的灯油散发的烟有股浓浓的松香气，好闻极了。我就是在熬松油的时候要临产的。那是一九五七年的四月，要是在南方，麦苗都青了，可小岔河还在下大雪，黑龙江也封冻着呢。当地虽然有个卫生所，但唯一的医生只能治个头痛脑热、处置点儿小的外伤什么的。碰到大毛病，就傻眼了，到时就得套上爬犁，用担架把重病号送到开库康。

那时的女人最怕生孩子难产了。在那种地方，人说扔就扔了。按理说我生过仨孩子了，不该怕了，可是胎儿太大了，疼得我满炕打滚，就是生不下来。幸亏那是傍黑的时候，男人们从山里回来了。卫生所的医生看我那样子，害怕了，她让老潘赶快想办法送我出山。如果去开库康，快马也得三个钟头，何况我上不了马。这时崔大林说，要不就送江对岸吧，苏联那里的医院好。

那个年月，住在黑龙江界河沿岸的村落，比如洛古河、马伦、鸥浦，如果碰到了来不及去大医院救治的重病人，便就近送到苏联去了，比如加林达、乌苏蒙。虽说过界是不允许的，苏联那边有岗哨，但他们看见抬来的是病人的话，就会让我们入境。老潘是个党员，又是经营所的领导，按理说不管我和孩子是死是活，该把我往开库康送，免生麻烦。但老潘就是老潘，他一点儿也没犹豫，立马吩咐人套马爬犁，准备担架，领上崔大林，把我用两床棉被包裹上，去了苏联。那个小村当地人叫它“列巴村”，列巴就是“面包”的意思。苏联人喜欢吃列巴，夏季时能从江边闻到对岸烤面包的香味。那时黑龙江还封冻着，省却了渡船的麻烦。我们一越边界，苏联岗哨的两个士兵就端着枪跑来了，没谁会说俄语，老潘指着马爬犁上的我，拍了一下我的大肚子，然后摇摇头，苏联士兵便明白这是遇到难产的病人了，点了点头。其中的一个带路把我们送到了医院。那家医院虽小，但设施全。接诊的是个年岁很大的男医生，胡子都白了。他看了看我的情况后，先是给我打了一针，然后给我做了剖腹手术，取出了个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他快十斤重了，怪不得我生不下来呢。老潘一看母子平安，一个劲儿地给那个医生作揖。由于出来匆忙，我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带，老潘有块手表，他从腕上撸下来，送给医生，人家笑笑把表又套回他手腕上了。老潘满身翻，翻出半包烟和两块钱。钱是人民币，给他也不能使，老潘就把烟递给医生。医生指了指我，摆摆手，示意在病人面前不能抽烟。由于开了刀，当天不能返回，我们在那儿住了两天。苏联医生招待我们吃喝，还帮我们喂马。医院的女护士给我带来了鸡蛋和面包，还送给孩子一套棉衣裳，蓝地红花，怪好看的。临走的时候，我很舍不得，我亲了女护士，也亲了给我做手术的男医生。岗哨的士兵拿出一页我们谁都看不懂的纸，让老潘在上面签了字，按了手印。

回到小岔河林场后，老潘就去了开库康，辞他的所长去了。他说自己无组织无纪律，为了让老婆平安生产，越了边界，不配做所长了。但组织上只给他一个口头警告，没处分他。他从开库康欢天喜地地回来了，买了二斤喜糖，给小岔河的每户人家都分发了几颗。这孩子是在苏联生的，我们给他起的大名是“苏生”，小名呢，就叫蚂蚁。老潘说不是因为猪油中的蚂蚁滋养，他的精血不会那么旺，致使我怀的胎儿壮得生不下来。

苏生是几个孩子中长得最漂亮的了。宽额和浓眉随老潘，高鼻梁和上翘的唇角随我。眼睛呢，既不随我，也不随老潘，不大不小，黑亮极了，老潘说随蚂蚁，他非说蚂蚁的眼睛亮。小岔河的人都喜欢他，说他生就一副富贵相。人们很少叫他的大名，都爱叫他的小名。

蚂蚁四岁时，崔大林结婚了。小岔河来了个皮肤白净的女教师，叫程英，扬州人。也许是江南的水土好吧，她长得才俊呢，杨柳细腰，俏眉俏眼的，两条大辫子乌黑油亮的，在肩后一荡一荡的，荡得男人们心都慌了。有三个人追求她，一个是开库康小学的老师，一个是小岔河林场的技术员，还有就是崔大林了。最后她还是嫁给了崔大林，人家说程英是看上了崔大林家祖传的一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

在当地，结婚前夜有“压床”的习俗。所谓“压床”，就是找一个童子，陪新郎倌睡上一夜。据说这样婚床才是干净的。崔大林和程英都喜欢蚂蚁，就让他去压床。一般四岁的孩子，离不开父母的怀儿，可我们跟蚂蚁说，让他跟崔叔叔睡一夜的时候，他高高兴兴地答应了。崔大林抱他走的时候，蚂蚁还问，我是睡崔叔叔呢，还是睡程阿姨?把我和老潘笑得哇，说，你要是睡了程阿姨，崔叔叔就该打你的屁股了!

蚂蚁没压好床，崔大林说，这孩子突然肚子疼，哼唷了一宿。到了天明，这才消停了。老潘去接蚂蚁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好了，他还拿着赏给他的两块压床钱，跟老潘说他能给家里挣钱花了。

崔大林的婚礼才热闹呢，小岔河林场的人都到场了。那是一个夏天的礼拜天，我们在屋外搭起帐篷，支上锅灶，女人们七碟八碗地做菜，男人们喝酒，孩子们咂着喜糖做游戏，一直闹腾到晚上。年轻的小伙子又去闹洞房，把新郎新娘折腾到了天明。

我们在婚礼上见到了新娘子手上戴的戒指。金戒指上果然镶着颗菱形的绿宝石，那宝石看一眼就让人忘不了，是那种没有一点儿杂质的透亮的绿，醉人的绿!我们这些女人拉着程英的手，个个看得“啧啧”叫，羡慕得不得了。有人说它值一栋好房子，有人说它值一车皮红松，有人说它值五匹好马，还有人说它值一千丈布。只要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好东西，都被打上比方了。从那以后，我们见到的程英就是手指上戴着绿宝石戒指的样子。她握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学生们都说那字被映得一闪一闪的。冬天时，她戒指上的那点儿绿看了让人动心，好像她的指尖上藏着春天。

孩子们在小岔河一天天长大了，林场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小岔河学校又增加了一名男教师，是个单身，人家都说崔大林很不高兴他和程英一起工作。

说来也怪，程英结婚好几年了，一直没有怀上孩子。她的身体看上去挺好，不像是不能生养的，有人就嘀咕崔大林有毛病。有一年春节，他们俩回程英的娘家探亲，回来时带来了大包小包的中药。从那以后，崔大林家就老是飘出汤药味。我们猜那是治疗不孕症的药。至于是谁吃，我们猜不出来，也不便问。

山中的日子说慢很慢，说快也很快。好像是一忽的工夫，我的鬓角就白了，老潘的力气也不如从前了。尽管生了蚂蚁后我又怀上了两回，但没一个能站住脚。头一个三个月时就流产了，第二个倒是生下来了，是个女孩，才四斤多，我没奶水，只得喂她羊奶。她弱得三天两头就病，三岁时，一场高烧要了她的命。从那后，我就跟老潘说，咱也是奔五十的人了，有四个孩子了，再不要了。老潘说，不生也够本了，咱最后那一笔多带劲儿啊!那一笔当然指的是他心爱的蚂蚁。

“文革”前，老大参加工作了，在小岔河林场当木材检尺员。老二喜欢上学，我们就让他在开库康上中学。老姑娘在小岔河上小学，她一拿课本就迷糊，脑瓜不灵便，程英说别的孩子记一个生字三五分钟就够了，她呢，一天也学不会一个字，都五年级了，没有一篇课文能读连贯。不过她手工活儿巧，会钩窗帘，织毛衣，还能裁剪衣裳，我想女孩子会这些就不愁嫁人了。最让人省心的是蚂蚁，他功课好，又勤快，还仁义。学校冬天得生炉子，他那个教室的炉子，都是他烧的。每天天还没亮，他就去烧炉子了。等到上课时，教室就暖和了。

“文革”开始了，中苏关系也紧张了。因为我在苏联的列巴村生的蚂蚁，旧账新算，非说老潘是苏修特务，说老潘当年签的字是卖国的证明。他的经营所所长给撤了，人被揪斗到开库康，在船站打杂。崔大林也跟着倒霉了，被发配到开库康粮库看场。后来是老潘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是当年是他主张送老婆去苏联的，而且字也是他签的，跟崔大林没丝毫关系，让他还是留在小岔河，说是崔大林在开库康，跟老婆分居，耽误下种。人家都知道崔大林没有孩子的事情，就把他放回小岔河了。不过他不能坐办公室了，跟工人一样上山伐木了。

可是崔大林回到小岔河没多久，程英就死了。

程英命的，是那只绿宝石金戒指。

自打程英结婚后，那戒指就没离过手。她教书时戴着，挑水时戴着，到江边洗衣服时还戴着。也许是一直没有孩子的缘故，程英后来脸色不如从前了，人也瘦了。有一天，程英去江边洗衣服，回来后发现戒指丢了。人一瘦，手指自然也跟着瘦了，再加上肥皂沫的使坏，戒指一定是秃噜到江中了。小岔河的人都帮着程英去找戒指，人们在程英洗衣服的那一段江面撒开了人，浅水处用笊篱捞，深水处由水性好的潜进去搜寻，折腾了两天，也没找着。

程英没了戒指后，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看人时眼神发飘，你在路上碰见她，跟她打招呼，她就像没听见似的。她给学生上课，也是讲着讲着就卡了壳。她原来是个利索人，衣服从没褶子，裤线总是压得笔直的，辫子编得很匀称。可从戒指丢了后，她等于失去了护身符，衣衫不整，头发蓬乱，牙齿缝塞着菜叶也不知剔出来。从她的表现看，人们暗地都说，当年她嫁给崔大林，确实图的是财，而不是人。

有天晚上，程英没有回来。崔大林把小岔河找遍了，也不见人。四天后，在黑龙江下游一个叫“烂鱼坑”的地方发现了她。尸首荡在岸边的柳树丛里，已经腐烂了。人们都说，程英要么是去江中找戒指时让急流卷走了，要么就是自杀。没了心爱的东西，她就活不起了。

我想起蚂蚁当年去崔大林那儿压床时害肚子疼的事情，看来童子是有灵光的，他们的婚床没给那对新人带来好运。

崔大林从此后腰就弯了，整天耷拉着脑袋，跟谁也不说话了。不到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儿了。他家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汤药味飘出来了。

崔大林没了老婆，再加上他因为老潘受了牵连，我很过意不去。蚂蚁在家时，我常打发他去帮崔大林干点儿活儿，劈个柴啦，扫个院啦，挑个水啦。有时候做了好吃的，就送给他一碗。小岔河的人也可怜他，常有人往他家送菜和干粮。

蚂蚁那时已经大了，他知道爸爸因为他而遭殃了，很不开心。他开始逃学，也不给学校生炉子了。有的时候，他一个人扛着红缨枪，步行几十里，去开库康看他爸爸。说是谁若敢在他爸身上动武，他就用刺刀挑了他!他十四岁时就有一米七了，体重一百多斤，胡子也长了出来，像个大小伙子了。开库康的人没有不知道蚂蚁的，他去到那里，总是雄赳赳的模样。就连批斗老潘的人都说，你这辈子值了，有这么个好儿子!

蚂蚁不上学后，冬天就上山伐木；夏天呢，他跟着人去黑龙江上放排，把木材从水上由小岔河运送到黑河的码头。每放一次排，总要十天八天的时间。放排是个危险的活儿，蚂蚁一跟着上排，我就睡不着觉，想着黑龙江上有许多急流险滩，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好?所以蚂蚁放排时，我总要请把头喝一次酒，托付他照应好蚂蚁。木排上的把头又称“看水的”，掌管棹，棹相当于船桨，起舵的作用。放排是否平安，取决于掌棹人的手艺。看水的把头都喜欢蚂蚁，说是他一上了排，一路风平浪静。他是福星。一般的木排有一百多米长，三十多米宽，排上能装二百多立方米的木材。一个排上放排的人总要有七八人，排上有锅灶和窝棚，可以在上面做饭和睡觉。把头说，蚂蚁最喜欢站在排上往江里撒尿，说是畅快。赶上月亮好的夜晚，他们在排上喝酒，蚂蚁就说快板书。他说书的内容是自编的，全是英雄美人的故事，放排的人都爱听。

一九七四年吧，蚂蚁虚岁十八了。好多人都给他介绍对象，可蚂蚁说大丈夫四海为家，娶了女人累赘。这年夏天，他又去放排了。这次放排改变了蚂蚁的命运。

从小岔河往黑河去的水路上，要经过一个叫金山的地方。金山的对岸，是苏联的一个小镇。一般来说，放排是昼行夜宿的，就是说每天晚上要找一个地方“停排”，第二天早晨再“开排”。金山那段水路石砬子多，赶上那天风大，看水的把头在停排时掌握不住棹了，木排打着旋儿，顺着风势，一直往苏联那边飘，一忽的工夫，就撞到人家的岸上了。那时苏联在黑龙江上增加了防御，常有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巡逻艇在江上窜来窜去。木排一靠那岸，江兔子就追过来了，苏联士兵端着枪下来，哇啦哇啦地冲放排的人叫嚷。语言不通，把头就指着天，意思是说老天爷把我们吹来的，我们并没想越界。蚂蚁鼓着腮帮子，呜呜呜地学大风叫，把苏联士兵都逗笑了。那时正是傍晚，小镇的人家都在忙活晚饭，烤列巴的香味飘了过来。把头说，岸边有几个织鱼网的姑娘，其中一个姑娘穿着蓝色布拉吉，金黄色的头发，梳着一条独辫，水汪汪的大眼睛，白净的皮肤，鹅蛋形脸，嘴唇像是刚吃完红豆，又丰满又鲜艳。她不看别人，专盯着蚂蚁。把头知道苏联人喜欢喝酒，就把木排上的几瓶烧酒拿来，送给他们。他们呢，吩咐岸边的姑娘进镇子拿来了酸黄瓜和列巴。苏联士兵和放排的人围坐在岸边，一起吃喝。那个姑娘呢，就站在蚂蚁身后，一会儿帮他掰面包，一会儿帮他添酒。蚂蚁也喜欢她，看她一眼脸就红一阵。吃喝完了，天黑了，风住了，月亮升起来了，把头预备把木排摆回金山岸边了。那个姑娘看蚂蚁上了排，眼泪汪汪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木勺，送给他。木勺的把儿是金色的，勺面呢，是金色的地儿，上面描画着两片红叶，六颗红豆。蚂蚁接了木勺后，把它插在心窝那儿。

这次放排回来后，蚂蚁就不是从前的蚂蚁了。他常常一个人拿着木勺，坐在院子里发呆。他每天要去一次江边，名义是捕鱼呀、洗澡呀、刷鞋呀，其实大家都明白他是为了看看对岸。

有一天，蚂蚁用网挂上来一条足有十多斤重的红肚皮的细鳞鱼。那鱼被提回家时，还摇头摆尾着。我想做个酱汁鱼，装上一罐，去开库康看看老潘。刮完鱼鳞，用刀剖膛时，我发现这鱼的鱼肚异常地大。大鱼的鱼肚是不可多得的美味，我划开鱼肚，一缕绿光射了出来，那里面竟然包裹着一只戒指!取出后一看，竟然是程英丢失的那一只，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怕是自己眼花了，喊来蚂蚁，他看了一眼就说，是程老师戴的戒指啊!我们把它放在水盆中，用肥皂洗了又洗，将附着在上面的鱼油和江草洗掉，它鲜亮得就像一个要出嫁的姑娘，看一眼就让人怦怦心跳。我想这条鱼要是早打上来就好了，那样程英就不会死了。这也说明，戒指确实是在她洗衣裳时滑落到江水中的。我和蚂蚁赶紧用块手绢包了戒指去崔大林家，想把它还了。谁知崔大林见了戒指后看了一眼就哭了，说，这是命啊，命啊，我不能要这戒指了。我以为他想起程英伤心，就说，你现在看着难受，就把它锁在柜子里。你下半辈子又不能一个人这么过下去，碰到合适的还得找一个，晚上吹灯后好有个说话的人。崔大林抓着我的手，哭得像个泪人，说，潘大嫂，这戒指命该是你的，我说什么也不能要。它要是再回到我家，我非死了不可!我说，这东西这么金贵，不是我的，我不能要。崔大林竟然给我跪下了，求我救救他，留下戒指。我见他那样，就说，那就给蚂蚁吧，鱼是他打上来的，等于他捡着的，这戒指留着他将来娶媳妇用。蚂蚁将崔大林从地上拉起来，干脆地说，我喜欢它，我要!就把戒指取过来，揣在兜里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崔大林心中的秘密，只当他没了旧人，怕见旧物了。

我把那条细鳞鱼用油煎透，放了一碗黄酱，慢火煨了三个钟头，鱼骨都酥了，盛了满满一罐，搭了一辆拖拉机，去开库康了。那时从小岔河到开库康已经修了简易公路，走起来方便多了，两个钟头就到了。船站的人对老潘很好，并不让他干重活儿，我去了，还让他休息一天，陪我逛逛供销社。我跟老潘说了戒指藏在鱼肚中的事情，老潘说，听上去像是神话，只有蚂蚁才能把吞了绿宝石戒指的鱼打上来啊!

我怎么能够想到，等我从开库康返回小岔河时，蚂蚁走了。他留下了三封信，一封是给开库康的组织的，说是他爸爸因为他生在苏联而成了苏修特务，现在他离开中国了，跟家里永久断了联系，应该把他爸爸放回小岔河了。一封是给他哥哥姐姐的，说是他不孝，请他们好好待父母，为我们养老送终。还有一封是写给我和老潘的，说是他此去，永不回来了，请我们不要难过，要保重身体。在我们那封信的下面，他还画了一个磕头的男孩，说是每年除夕，只要他活着，不管在哪里，他都会冲着小岔河的方向，给我们磕头拜年的。

蚂蚁带走了那只戒指和那把描画着红豆的木勺。我明白，他这是游到对岸去了。老潘是条硬汉，我从没见过他掉泪，但蚂蚁的走，让他痛不欲生，以后只要谁一提起这个话题，他就掉泪。我也是心如刀绞，但为了老潘，只得挺住，我劝他，在哪里生的孩子，最后还得把他还到哪里，这是命啊。

我们没敢把信的内容透露出去，只是说蚂蚁失踪了，不知去哪里了。不然，老潘等于有了一个叛国投敌的儿子，罪更大了。那些日子我们整天提心吊胆的，怕蚂蚁突然被遣返回来。没有遣返的消息时，我们又担心他偷渡时淹死了，所以一听说黑龙江的哪个江段发现了尸首时，我们就打哆嗦，直到确认那人不是蚂蚁时，才会舒口气。到了冬天封江时，我们的心渐渐安定下来，想着蚂蚁一定是平安过去了，跟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

“文革”结束了，老潘回到小岔河。那时经营所已经扩展成林场，上头派来了一个场长，让老潘做副场长，他谢绝了。他说自己快六十的人了，又得了风湿病，没能力做事情了。我明白，蚂蚁的离去，等于把他油灯中的灯芯抽去了，他的心里没有多少亮儿了。

一九八九年，老潘死了。他活了七十岁，也算喜丧了。离世前，他对我说，真是馋你当年来小岔河时带来的猪油啊。我知道他是想蚂蚁了，就拿来蚂蚁留给我们的那封信。他眼睛盯着那个磕头的男孩，笑了笑，撒手去了。

在老潘的葬礼上，崔大林把折磨了他半生的秘密告诉了我。他说那个戒指确实是我的，当年他从开库康接我来小岔河的路上，猪油坛子碎了，他在帮我往碗里划拉猪油时，发现了一只绿宝石戒指。他一时贪财，把它窃为己有。开始时他不敢把它拿出来，以为那是我藏到里面的，后来套问过我几次，知道那坛猪油是用房子换来的，戒指的事我一无所知，他就敢拿出来了。程英能跟他，确实是因为这只戒指。他其实心里清楚，程英更喜欢那个追求她的技术员。婚后，他一看到这只戒指，腿就发软，做不成男人该做的事。他央求过程英，不让她戴那玩意儿，可她不答应，他们为此没少吵嘴。我问崔大林，你为什么要等到老潘死了才告诉我?他说，老潘是条汉子，他要是知道了，他看我的眼神就能把我给杀了啊。

我这才明白，当年霍大眼为什么嘱咐我不要让别人吃那坛猪油，看来他要送我那只戒指，他暗中是喜欢我的。老潘的弟弟刚好从河源老家赶来奔丧，我就向他打听霍大眼的情况。他说，霍大眼得了脑溢血，死了六七年了!他活着时，一见老潘的弟弟，就向他打听，你哥哥嫂子来信了吗，他们在那里过得好吗?老潘的弟弟说，有一回他告诉霍大眼，说我生了一个儿子，叫蚂蚁，霍大眼说了句，比叫臭虫好啊，气呼呼地走了。霍大眼的老婆是个泼妇，两口子别扭了一生。霍大眼病危时，他老婆正在鞋店试一双黑皮鞋。别人唤她快回家，她不急不慌地对店主说，给我换双红鞋吧，他死了，我得避邪，省得老王八蛋的鬼魂回来缠我。

咳，可惜我知道这戒指的来历晚了一步。要是老潘在，我可以跟他显摆显摆：瞧瞧啊，也有别的男人喜欢我啊。不过以老潘的脾性，他听了后肯定会哈哈大笑着说，一个眼睛长得跟牛眼似的屠夫喜欢你，有什么臭美的?

老潘死后的第二年，崔大林也死了。我仍然活着，儿孙满堂。我这一生，最忘不了的，就是从河源来小岔河那一路的风雨。我的命运，与那坛猪油是分不开的。夏日的傍晚，我常常会走到黑龙江畔，看看界江。在两岸间扇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鸟儿，叫声是那么地好听。有一种鸟会发出“苏生——苏生——”的叫声，那时我便会抬起头来。我眼花了，看不清鸟儿的影子，但鸟儿身后的天空，我还看得挺分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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