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开始亮却还未亮透，只见曾大帅的差弁就奔着李鸿章营房的方向而去。

要说起那武弁的差事，倒也并非太平军杀来的火急，而是请这位彼时尚为曾大帅幕僚的李先生，赶紧到大帅帐中去！

何事？——“大帅请您去吃早饭！”

彼时彼刻，为湘军营务而赶稿一宿，尚在天地混沌中的李少荃陡然惊醒，他在被人造大喇叭轰震后的第一反应，是懊恼又不无策略地回复：吾头痛，请代我向大帅请辞吧。

不多时，第二位差弁又来向业已再次躺下的李鸿章催报。催报何事？——“大帅请您去吃早饭！”

短短几时间，接下来的差弁一次比一次急，一次比一次来的频率快！他们都有着共同的差使。

何事？——“大帅请您去吃早饭……”

若说这世界上有什么药石，可以让人在最短时间内快速苏醒，恐怕还真抵不过这上司一罗又一罗的“急急风”。李鸿章原本还以为若无其事，但他的心脏却随着这络绎不绝的差使，越跳越快。

到最后，曾大帅又派了人来。但定睛一看，来人已经不是差弁，而是大营中的“巡捕”！巡捕以他的职业病口吻厉声呵斥道：“必待幕僚到齐后乃食。”换言之，李鸿章你要是不去，今天的早饭就吃不起来！

曾大帅这是要干什么？！李鸿章心里十八桶的开水七上八下，衣服鞋帽也不知道如何穿戴，踉跄着边整理边狂奔，只知道见到了曾大帅才可能心安。

等李鸿章到了大帐之中，果然他是最后一个，大家早已正襟危坐！他赶紧盯着唯一空缺的座位立马窜入！

停顿了几个刹那，当曾大帅提起了筷子，众位幕僚这才跟随着模仿同样的动作。一次军营中的吃早饭活动又开始了。

只是，这次吃早饭，和往常总有些特别。往常大家不说话，也感觉不咋地。可这次却因为寂静，却让人深深感到了一种不可形容的严肃甚至可怖。何况，我国古人喝汤吃粥，更不兴弄出些许声响，这更加加重了幕僚们战战兢兢的内心沉重，尤其是安徽人李鸿章。

艰难的早饭终于在无声无息中吃完了。这时，曾国藩放下手中的筷子，双眼直对着李鸿章，正色说到：

“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曾国藩刚一说完，起身就走。跟着其他幕僚也随同四散。只有李鸿章一人惊慌失措，若有所失地悚然而立。

这真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吃早饭”活动。近代史中的点滴故事，给我们今天的组织建设带来了许多启发。

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力的战斗团队，要打胜仗，要击败凶恶的敌人，除了决策正确并具备实力以外，最大的关键莫过于队伍的纪律性。没有这个集体主义的关键要素，即便再有谋略，再有实力，也只能是一推即倒，一打即散。而一支队伍的纪律性，又是以这支队伍领导层的纪律性为为前提和保证的。我们不说队伍需要凝聚力，是因为纪律性正是凝聚力的根本基础和具体表现。

然而，队伍的纪律性，并不是凭空就能具备的。它需要队伍的主要领导者付出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看到，曾国藩在这一方面显然是润物细无声的高手。

首先，曾国藩善于创造“形式”。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有意味的形式，通过人特别是集体的共同实践，可以达到教育人的目的。也许，一开始大多数人都没有把大帅提倡的“吃早饭”当一回事，但大家都聚集在一起时，就无形中感到了一种形式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并非通过说教来让人牢记要怎么做，而是通过眼中看到的坐于中心位置的大帅（首长）、左右谦恭拥戴的同僚（战友），暗示出一种“我是集体一员”的自觉认识。由于这种暗示每天进行，更由于这种暗示实际出于自我因环境影响的认知，就自然接通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实践路径。曾国藩的幕僚们因一起吃早饭而受到了纪律性的教育。

其次，曾国藩坚决执行“形式”。形式需要不折不扣地坚持才能像香精一样稀释出香气。如果说，团队中，有哪个人胆敢游离于这个形式之外，在其他所有人看来，得出的唯一逻辑判断，只能是他对形式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感，同样也是一种暗示，如果不加以根本扭转，就会像被毛毛虫叮咬过的苹果，今天还是个小口子，明天就是个大洞眼。这对那个不践行形式的个人不利，对整个队伍、整个组织更是大大的离心力，藐视主帅的权威还在其次。所以，曾国藩教育的绝不仅仅是李鸿章，更是他手下的全体幕僚——吃早饭的形式，不可稍有更改，一个人也不行！于是乎，李鸿章便成为了曾国潘以雷霆形式强调常态形式的反面教材。

第三，也是最重要者，曾国藩创造和执行形式的背后有着强大“主义”的支撑。在形式富有教育人的意味之前，首先这种形式，是以某一个被认为是崇高的价值理念为逻辑起点的。晚清时期，以八旗、绿营为代表的大清“中央军”早已腐败到不堪再用的地步。在清廷不得已的允许下，曾国藩自告奋勇创建以“团练”为名的湘军，当然直接的理由是为了挽回满清王朝大厦将倾的颓势，但其根本的精神动力，则是他作为中国士大夫和理学大家，不忍见从小即是自身初心家园的传统文化，就此毁于农民起义的兵燹大火之中，就此败于靠剪切黏贴拼凑起来的西方文化面孔之下。

历史记载，湘军很大一部分将领，竟然几全系儒生。由曾国藩发表的《讨粤檄文》则说的更为明白：“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所以，曾国藩大力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与此同时，湘军既然是湘军，他的每一营内便都是同乡人，合起来即是湖南人，他们呼朋引伴，以哥弟表亲舅叔父子为同一战斗团队者，更是比比皆是。这样一来，一支地方军队，竟陡然出现了一种以“家”为精神维系纽带的强大力量。而这又何尝不是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运用和发挥儒学经世思想的绝好土壤呢？！

可见，以维系名教为“主义”的湘军，可以做到“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无休”，并最终扑灭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绝不是没有组织力上的深刻道理的。更进一步讲，“主义”贯穿着湘军建用始终，也贯穿着曾国藩一生的经世理想，当然也是曾国藩创造形式、执行形式、维护形式的根本意味源泉

——主义赋予了形式以强大生命力！

——曾国藩对李鸿章说的那个“诚”字，就是点睛之笔！

应然，吃早饭的旧事，对李鸿章可谓是刻骨铭心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则生动描述了由李鸿章记录的“吃早饭”之后的“形式”：

“在营中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一同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惹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

曾国藩以他的“主义”，大行好才爱士之能事。而集结于他麾下的人才中，经他发现、培养、推荐，许多都脱颖而出。据说，有总督五人、巡抚六人，大小得官者不下百人，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沈葆桢、郭嵩焘、薛福成等则更是近代中国力挽狂澜的风云人物。

优秀的组织培养了优秀的人才。一个再有才华的人，没有组织的培养，只怕避免不了一事无成。当然，作为个体的人都是趋向于个人自由的，身入组织，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锻造、淬火、打磨。不能适应组织，恐怕只能是次品。李鸿章一定痛改前非，坚持去吃了早饭……

最后，还是让我们再来看看，被众幕僚围将起来的大帅曾国藩吧。当整个大帐充满着属下忍耐不住的笑声时，曾国藩却一脸严肃地端坐，悠然自得地捋着胡须。会不会，正是在这个场景之下，这个由他一手创造的形式之下，曾国藩正在用他那其貌不扬但却异常逼仄深邃的双眸，观察着他的属下当下的精神状态，同时也在透过他属下的眼睛，来分寸着即将到来的点将布局，乃至于他们的远大前程呢……

推荐书目：《曾国藩传》，作者：萧一山，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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