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徽州师专（现黄山学院）王德中老师的博客，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端午过后，我回到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屯溪小住。一周来，都被滂沱大雨封堵在屋。大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又无网可上，无书可读，闲来无事，就想到了“打好徽州牌”这样一个问题。于是，从自己头脑里搜寻信息，敲下这些文字。为了振兴徽州，不揣浅陋，以一家之言面世。请大家批评指正。

问题的缘起

“打徽州牌”这种提法，是不是跟“打黄山牌”有点不对劲？坦率地说，“打徽州牌”问题，其实在我脑子里已经存活了很久。

1984年，是我在徽州师专（黄山学院的前身）工作的第6个年头。这一年，是哲学家戴震诞辰260周年。我从学校宣传部一个干事那里得知，戴震有个第13世孙，是香港一家银行的总经理，并有若干戴氏后裔活跃海内外。我据此建议学校举行一个中等规模的戴震诞辰260周年纪念会。为了扩大这个纪念会的影响，我提出了这样的设想：邀请本地有关领导和一些文化界人士参加纪念会；组织10个人在会上发言，每个人从不同角度讲上十来分钟，10个人的发言加起来就是100分钟。我估计这样做的影响和效果肯定比由一个人作纪念性专题报告大得多、好得多。当年的学校宣传部程嘉兴部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主持召开了一个小型筹备会。我在会上发言，表达了我对举行戴震纪念会的基本想法和筹备成立戴震研究会等后续工作的设想。会议选举产生了纪念会筹备组，由宣传部长任组长，由我任副组长并具体负责筹备工作。这个纪念会，除了10个专家学者作了发言之外，还让我宣读了有我起草的筹备成立戴震研究会倡议书。会后，10个人的发言集中刊发在《徽州师专报》（《黄山学院报》的前身）上。纪念会的圆满成功，使徽州师专这所新办高等专科学校，第一次在本地区产生了学术影响，也揭开了本地区开展徽州文化研究的序幕。

在戴震诞辰260周年纪念会取得圆满成功的前提下，1986年4月，我在太平中学带学生实习期间，致信学校第一把手，建议《徽州师专学报》（《黄山学院学报》的前身）同时开辟“戴震研究”、“胡适研究”、“陶行知研究”等徽州文化研究专栏。第一把手未曾给我复信，但事实上采纳我的部分建议，让学报相继开辟了“戴震研究”、“陶行知研究”两个专栏，两个专栏隔期登场。

由于包括我在内的若干人等的力促，戴震研究会于1986年4月成立。而后在戴氏后裔的支持下，开始了《戴震全集》（1）的点校和出版，奠定了徽州师专在学术研究方面在高教领域内的最初影响。

在戴震研究初获成果的基础上，我又提议组建徽州文化研究所。由校长叶光立任所长的徽州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正式举起了“打徽州牌”的旗帜。

当年，我一心想打徽州牌，是为了徽州师专的未来发展。今天我主张“打好徽州牌”，心里想着的是怎么才能更好地振兴徽州。

问题的细想

近二三十年来，在徽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无论城乡都有不少人在致力于“打黄山牌，做徽文章”，目的是发展旅游经济。如今，旅游，在全世界都正在由山水游向文化游发展。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极佳的文化旅游资源。打徽州牌，不但不会妨碍发展旅游经济，而且有利于旅游经济的繁荣。

不过，打徽州牌没有打黄山那么容易。在我看来，“打黄山牌”并不难，游圣徐霞客早在几百年前，就为它写好了绝妙无比的广告词：“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也！”美妙绝伦的黄山风光，在旅游成为世人休闲度假首选的今天，大凡有游兴的天下人，都会知道黄山，都会慕名来游黄山，有条件的会来黄山一游再游三游（据说有人已八游、九游了），暂时没有条件的也会创造条件到黄山一饱眼福。这如同台湾的阿里山和日月潭，不经些许推介，都是有意去台湾旅游的大陆游客的首选。这些年来，黄山游客与年俱增，与大张旗鼓地打黄山牌当然有一定关系，但根本的还是全世界前所未有地大兴旅游之所致。

相比而言，“徽州牌”倒是需要花大气力下大功夫才能有所奏效。为什么呢？我这个虽不生在徽州但却长在徽州、虽在徽州工作了数十年但退休后却定居他乡之人，愿对此略表一二。

第一、徽州文化需要读懂。

徽州，先前是个单纯的地域名称，如同黄山是一座山的名称一样。自徽商经济繁荣发达之后，世代的徽州人在徽商经济的基础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品类集群——徽州文化。随着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在徽州地域内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徽州这个地域概念就具有了文化的内涵，“徽州”成了“徽州文化”的同义语。如同“打黄山牌”就是“打黄山风光牌”一样，“打徽州牌”就是“打徽州文化牌”。

然而，文化不同于山川。山川的风光是显在的，只要观赏者身临其境，就能一览无余饱享眼福；非文字表述的文化现象，其意蕴是潜在的，需要兴趣者去用心品读。“读者”只有在着意比较中进行开掘体味，才能有所收获并产生感化心灵的效应。徽州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外地旅游者不了解、更不理解，这些年来，外地游客绝大多数都是冲着黄山来的对徽州文化感兴趣的旅客少得可怜，就连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的齐云山问津者也很寥寥；本地居民则习以为常，并不用心感悟它的深刻意蕴、体认它的永恒价值，因而对它漠不关心，更不能自觉珍惜和保护。徽州文化品类很多徽州文化需要耐心品读，只有基本读懂它，才能一点一点地读懂它，才能倍加珍惜它。

比如，值得传承的徽州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细小品种——徽州粽子。徽州城乡居民大多喜欢吃粽子，但几乎没有人从文化的角度对其作过品味。我这次乘K8518列车回屯溪，在车上听了一对年轻夫妻的对话，使我第一次体味到了徽州粽子特有的文化韵味。这对年轻夫妻，丈夫是江苏张家港人，妻子是岩寺丰乐人。他俩的对话是这样的——夫说：“你要不要吃粽子？”“你妈包的粽子不好吃。”妻子说。“粽子还不一样？”“当然不一样！我们徽州的粽子好吃。”“怎么不一样？”“我们徽州的粽子，形状长长的，像牛头。用来捆扎粽子的，不是细绳子，细绳子捆不紧，而是棕树的叶子，可以把粽子捆扎得很紧。粽子捆扎得紧，吃起来就很有嚼劲。不信的话，这一次就叫我妈包给你吃吃看。”听了生长在丰乐的这个女青年的话，我感到很真切。我小时候吃绩溪的粽子，成家后吃过休宁的粽子，屯溪的粽子吃过很多年，徽州各地的粽子比起嘉兴粽子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捆扎得很紧。有些年，我自己也包粽子，也都特别注意是否捆扎得紧。有嚼劲，吃了就耐饥，适合徽州农民干重活和徽州商人行远路的需要，这就是徽州粽子的特色文化品味。这种特色文化品味，不是在比较中品读是发现不了的。徽州人如果通过品读了解了徽州粽子具有这样一种特色，就会加以传承并推广，在广阔的舞台上与嘉兴粽子竞香赛味。

又比如，最集中体现着徽派建筑文化特色的广普建筑——徽州民宅。尽管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它的本质特色尚未真正揭示。典型的徽州民宅，除了砖木结构、粉墙黛瓦之外，在构建上还有四个显著特点，即墙体无窗或少窗、天井、明堂、马头墙。外部形态上的这四个特点，体现着“以人为本，利于安康”的文化内涵。为何墙体无窗或少窗呢？那是因为徽州的村落大多为群山环抱，在贫富悬殊的封建时代难免有盗贼出没，村民在建构住宅上，自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墙体无窗或少窗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防盗贼求安全。事实上，这样的房屋，只要大门紧闭就可高枕无忧。墙体无窗或少窗也有负效应，那就是通风和采光成了问题。于是，就有了天井的构造。天井除了具有通风和采光的功能之外，家人还可以通过天井观察天象感知气象。天井也有负效应，那就是雨雪经天井落入屋内水漫堂前。于是明堂应运而生。聚集雨水确保堂前干爽是明堂的主要功能。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设置马头墙？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其作用在于“防火”。这种说法虽然否定的必要，但我觉得其基本功能还是装饰。因为有了天井，房屋正面上方就不够美观，在其两端加上马头墙，就给房屋的整体增添了活气和美感。上面所述，如果成立的话，那么这四个特点就是源于“以人为本，利于安康”的系统构想。徽州人假如通过品读，真正认识了徽州民宅的本质优长，就会采取有效措施尽心尽力加以保护现存徽派民宅，尽量延长其使用寿命和观赏寿命；全徽州受保护的徽派民宅，就不只“千幢”而是数以万计；未来的“农家乐”房舍建设，采用钢筋混凝土建成徽派民宅的样式，一定深受有兴到农家乐休闲度假的各方宾客的欢迎；城市高层建设在设计理念上，也会正确吸收徽派民宅构建方面重通风重采光等等长处，而不至于醉心般地生搬硬套“马头墙”。

上述两例，一大一小，共同说明了徽州文化需要“读”。只有“读懂”，才能在深刻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珍惜它的永恒价值。这是我主张打徽州牌的第一个理由。打徽州牌，就是打造读徽州文化的社会风气，就是要开掘徽州文化的永恒价值。我想，假如不打徽州牌，徽州文化的价值就会被掩盖、被淹没，因而会导致徽州文化形态的最终消失。在徽州这片土地上，徽州粽子也在被嘉兴粽子所取代，徽州民宅正在被不伦不类的“小洋楼”所取代，就是很好的明证。

第二，徽州文化值得弘扬。

我之所以主张打徽州牌，还因为在我看来，徽州文化值得弘扬。

首先，在徽州文化的许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中，都体现着徽商精神。徽商精神有多种表现，其中有开拓进取、诚实守信、亦商亦儒、热心公益、扶贫济困、敬老育幼、叶落归根等等。这些精神都十分可贵，很值得当代徽州人乃至全体中华儿女发扬光大。我仅拿“叶落归根”这一点来加以说明。当年徽州商人闯天下，大多有叶落归根的念想，因此，他们不仅在家乡置业，而且看重与家乡父老的情谊，重视家乡的公益事业和村落美化。那时候，凡有富商的徽州村落，都有秀美的村容、繁荣的文化。绩溪的伏岭就是一个典型。假如，我国当代那些发财致富了的、功成名就了的人，也有叶落归根的念想和实践，那么我国城乡各项事业就必定会更加日新月异。可是，叶落归根精神已经基本丧失，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富人（包括各类“明星”在内）移居海外和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定居海外不说，就是我们徽州那些富裕起来了的村民，也都纷纷到城市置业定居，不少村落正在日渐衰败。这不反证了弘扬徽商叶落归根精神的当代意义吗？

其次，在徽州文化的许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形态中，都体现着公益精神。体现着公益精神的文化现象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仅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古道茶亭。

在未有公路以前，徽州人出行，除了临近大江大河的可以走水路以外，无论远近都得靠两条腿走陆路。由于村与村之间都难免有山岭阻隔，走一二十里路就会翻上几道岭，而且上下五六里德高岭很常见。徽商由陆路出远门更是要翻越很多高岭，徽杭古道上就是一道高岭连着一道高岭。为了尽可能方便出行，那年月，无论是徽商还是乡民都非常重视道桥建设，徽商出钱乡民出力，建起了一条条通往远方的道路，架起了一座座经久不塌的桥梁，现在还相当可行的徽杭古道可以作证。有一条由绩溪胡家村为起点长达一二十里尚有一段未能竣工的乡间道路，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至今历历在目。这条路全由清一色的条石铺成，正路面达两米宽，所有桥梁都很考究。这条路是民国末年修建的，主持修建的是胡家村的一位盲人。他每年来往于上海、杭州、武汉等城市，向在这些城市经商致富了的徽州商人募集修路资金。我青少年时代曾在这条石板路上走过许多个来回。

我曾经走过很多乡间道路，并且走过由安徽绩溪去浙江淳安的路。走这些道路，留在我头脑里永不消失的，是沿途一个个路亭特别是其中的茶亭。

路亭，一般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座，亭内有石凳或木凳，至少可以同时坐下五六人，有的可以坐上十来人。路亭的作用主要是让行人遮风避雨歇歇脚。我小时候留下的印象是，路亭茶亭大多很干净，凳子没有人随意踩踏，四壁没有乱涂乱画的迹象，稍有破损就会得到及时修复。

茶亭都设在高岭的顶端。设置茶亭的岭头，一般都有一户人家居住。这户人家每天烧茶水供给过往行人，茶水装在像现在的保温桶一般大小的有盖木桶里，舀水的器具是用竹子做的，无论什么人喝这茶水都不收一分钱。登上岭头，汗流浃背，口干舌燥，歇下脚来，喝碗清茶，那滋味那感觉，今天的人们也能想象得出。这户人家住在荒山野岭，可以在附近山场种粮种菜，邻近村庄每年也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生计是没有问题。但是，单家独户住在远离村庄的高岭上，夜晚连串门的可能都没有，单就这一点，今天的人们就会因寂寞难耐而不甘在茶亭服务。不是吗？一些高速公路收费站尽管有几十个员工在一起，而且可以三天两头往城市跑，一些年轻人也不安心工作，上岗不久就辞职而去的大有人在。在荒山野岭耐住寂寞给路人烧茶供水，没有一点服务公益的精神行吗

对照当今高速公路服务区包括纯净水在内的各类商品的高价位，对照公路乱设收费站以及有些路桥超期收费等现象，想想徽州历史上的公益性古道茶亭，我们对徽州文化蕴含的公益精神难道不会别有一番感受吗？

其二是民间演艺。

民间演艺是非物质的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演艺的形式多样，单是舞龙，就有舞火龙、舞板龙、舞草龙等之分，演艺开展时间各地不尽相同，但比较集中于正月。绩溪伏岭的“打舞徊”（唱徽剧），每年从正月初一起一直演到正月十八，方圆数十里的乡民络绎不绝前去观看。民间演艺大大丰富和活跃了乡民的文化生活，促进和加强了村与村之间乡民的交往，也扩大了青年男女（通过媒人）选择配偶的空间。开展活动的费用则大多是本地外出经商致富了的徽州商人捐助的，所有观众无论是本村本乡的还是外村外乡的，一律免费观赏。相比而言，那时候的乡民，除了看不到20世纪末叶才兴起的电视之外，实际的文化娱乐生活比起当下来，还要丰富得多、健康得多。

现在，虽然各种大型演艺活动层出不穷，但与广大乡民没有关系，就是普通市民也没有可能走进演出现场，因为票价实在是普通市民无力承受的。演出票价之所以高得惊人，是因为这类演出主要服务于两类人的致富。一类人是参加演出的明星。明星搞一场个人演唱会收入要以千万计不说，单是应邀唱一首歌的出场费，也数以10万计，而且还是“税后”。还有一类人是演出的赞助商，他们获得的是高效能的广告效应。这类演出的问题还不在于高票价，最为要害的是看似由赞助商和当地权力机构提供的每场数以亿计的演出费用，最终都要转嫁到没有资格观看演出的普通百姓头上（赞助商的赞助费都要打入商品的生产成本，权力机构提供的费用无疑来源于税收）。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演出内容大多很低俗，除了卿卿唧唧死去活来，就是天马行空云里雾外，而内中极少有既能愉悦人的性情又能引人健康向上的。

想想当下的各种文艺演出现象，我们难道不该为当年活跃在徽州各地的民间演艺拍手称快、鼓掌叫好吗？我们难道会不认为徽州各地公益性的民间演艺值得大力弘扬吗？

第三，徽州文化意义深远。

徽州文化的内容大多比较健康，有相当一个部分意义深远，值得永远传承和发扬。特别是具有育人功能的部分。

深蕴着人文精神的徽州文化，潜移默化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人的灵魂，使徽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有才人出”。戴震、胡适、陶行知这些大师级人物，在中华大地上、在世界舞台上建功名立伟业，都得力于徽州文化的滋养，都以徽州文化为其第一层根基。只要略加浏览《戴震全集》、《陶行知全集》和胡适浩如烟海的著述，就不难作出这个判断。

徽州文化中具有育人功能的文化品类，除了书院文化、科技文化、宗族文化、住宅装饰文化等等之外，还有不少品类。下面略陈两类。

其一是水口文化。古徽州的村落，大多数都有水口，特别是几面环山的村落更是毫无例外的有个水口。水口位于水流出村的地方，一般都有很好的山形地势。它的基本构成大体是水流两侧是青山，水流之上是拱桥，拱桥内侧是参天古树，拱桥附近有寺庙或庵堂。整个水口形成一种神圣而肃穆的氛围。这种氛围体现着公共利益的不可侵犯性。水口在历史上，其青山和古树，向来没有一个村民动其一枝一叶，其拱桥和庙堂，向来没有一个村民侵犯其一砖一石。无论是和尚寺还是尼姑庵都向村民传输佛教的劝善理念。水口文化的全局体现着一种向善精神，这种精神感化着世世代代乡民，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和优化。

其二是契约文化。古徽州非常重视契约作用，现存的大量徽州文书足以证明。契约文书只是契约的一种形式。从徽州人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现象看来，契约还有不用文书而用实物表达的形式。例如，在春笋旺长时令，竹园主人每天都赶早进园察查“笋情”，只要发现一只新笋露头，哪怕只露出丁点黄尖，就在其旁插上一根小竹枝的类标志物，表示这只笋子是不可挖的。非竹园主人虽以挖笋为目的走进竹园，凡是插有标志物的笋子都会丝毫无犯，哪怕是空手而归。再例如，为了封山育林，山主就用在树枝上系稻草的方法表明封山的范围。乡民看见这种封山标志，就不会进入所封范围，连一根灌木都不会从中砍取。系稻草封山育林、插竹枝禁挖春笋，都是乡民的契约形式。这种约定俗成的契约形式，乡民遵守不误。如此严格遵守约定俗成形式的契约，充分说明了当年徽州乡民十分理解他人利益的不可侵犯因而具有信守不二的守约精神。这种守约精神，教化着世世代代乡民，同样使其心灵得到净化和优化。

徽州文化中的水口文化和契约文化，分别蕴含着的向善精神和守约精神，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越发显出它的可贵价值和永恒意义。徽州文化具有如此可贵的价值和某些方面的永恒意义，我们难道不该打好徽州牌吗？

问题的答案

前文表述了打徽州牌的理由，不知道关心徽州未来的人们是不是也有某些方面的同感？不过，我感到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打徽州牌，而主要在于怎么样打徽州牌。下面就来谈谈我在这方面的几点想法。

第一，打徽州牌，需复徽州名。

徽州作为包括婺源、绩溪在内的这片山水人文的总称，已经延续了八九百年。若干年前，有人为了达到说不明道不清的目的，不经徽州人民的同意就将其抛弃，代替它的是黄山这座早已闻名遐迩的山的名字。由于地名与山名的一体化，使徽州这个响当当的饱蕴着全徽州人民感情的名字，变成了原属歙县的一个区岩寺这个地方的名字。这似乎并没有让徽州这个名称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但原属歙县的一个区这么一小片地方，怎么担当得起弘扬丰富多彩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的重任？更何况岩寺本身就承载着很多特有的文化内容，如岩寺妙会等等，用徽州这个名称取代了岩寺，岩寺自身的文化就容易被掩盖。徽州这个地名的变相消失，造成的后果是生活在徽州这片土地的人们越来越严重地淡化了徽州文化意识，由此带来的是一个个徽州文化样本形态的消失或发生根本性变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虽然许国牌坊还巍然屹立在城中，但不少历史文化形态都没有了踪迹，整个城区更是缺少了历史韵味。屯溪黎阳古街以至整个黎阳古镇的全面覆没，是物质形态的徽州文化样本消失的典型表现，比它更早消失的或正在消失及准备让其消失的还有不少徽州古村落。随着古村古镇的一个个消失，全徽州村落的水口几乎消失殆尽。至于非物质性的徽州文化形态很多都发生了变异，变得完全失去了原汁原味。比如，徽州传统小吃“生煎饺”，本是一种人人爱吃的美食，原来屯溪富春园的生煎饺，皮薄、馅多、灌汤，可谓是徽州生煎饺的标本。现在屯溪也有生煎饺，但完全变了味，不但皮厚、无汤，而且馅少得可怜，几乎吃不出什么味道。徽州文化品种无论是消失还是变异，都与徽州这个神圣的地名的消失而导致徽州文化意识的淡化不无联系。因此，要打好徽州牌，就必须回复徽州名，让黄山这个名称回归山名去。

第二，打徽州牌，须广造舆论。

打黄山牌，已经打了数十年，其实就是通过种种方式方法造舆论，大造黄山风光“甲天下”的舆论。为打黄山牌而造舆论的种种方式方法中，包括改地名（把徽州地区改为黄山市、把太平县改为黄山区等）、打广告（“黄山欢迎您！）、推介会（不仅在国内举办推介会，而且在海外举办推介会）等等，至于市级媒体更是每天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黄山。通过造舆论的方法打黄山牌的结果，是把徽州文化淹没了，假如不是有个世遗项目西递宏村，徽州文化就很难为外界所知了

或许有人会说，在打黄山牌这些年里，不是一直在“做徽文章”吗？是的！但是，有的人把“做徽文章”仅仅理解为“在书斋里翻故纸堆写学术论文”，结果是虽然一直有人在做“徽文章”，戴震有人研究，胡适有人研究，陶行知有人研究，，还有人在研究朱熹、研究王茂荫、研究徽州祠堂、研究旌德江村和婺源江村、整理出版徽州文书……，却始终形成不了大气候、大气势，与打黄山牌相比，都属于小动作，而且都是从属于打黄山牌的，是为宣传黄山服务的。尤其是有些所谓研究，纯属无效劳动。比如，关于万安罗盘，自从陈政先生发表《万安罗盘》（2）以来，已经发表了很多相似的文章，而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还是黄山市方志办陈政先生的原创文章，其余的文章都是从这篇文章衍化来的。令人不无遗憾的是，竟有著名的“徽学专家”把陈先生的这篇原创文章加以改头换面后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在某高校的学报上。像这样的剽窃性的“研究”和重复性的“舆论”工作，只会给徽州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帮倒忙。直到目前为止，一如既往脚踏实地宣传徽州文化的，只有“故园徽州”的一批热衷徽州文化的学者。不无遗憾的是，“故园徽州”的受众非常有限，不易造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

为了保护和弘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徽州文化中的精华，也必须通过种种方式方法造舆论，像台湾大打饮食文化牌那样。大打徽州牌。我们从电子媒体上发现，虽然阿里山、日月潭是台湾最著名的风景区，但台湾并不热衷于打阿里山牌、日月潭牌，却不遗余力地打夜市牌、美食牌等饮食文化牌。什么“宁夏夜市”、“千岁宴”、“麻辣锅面”等等广告，都在大陆媒体上广为发布。台湾美食能保持传统而百年不衰，是与大打美食牌不无关系的。台湾人打美食牌的做法和效果，不正说明打徽州文化牌的重要吗？

徽州文化，品类很多，既有城镇规划、村落布局，又有商贸习俗、宗法制度、佃仆制度、教育制度；既有新安理学、新安文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又有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又有徽州节庆、徽州方言、徽州美食等等。假如我们还不大造徽州文化的舆论打好徽州牌，很多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徽州文化品种就会消失，或者其形态发生变异，变得不伦不类。许多传统的徽州美食早已发生了变异，变得与传统的品质毫不相干，而不像台湾的美食那样维持百年不走样。

打徽州牌，须造大舆论。要做广告宣传，要把“欢迎鉴赏徽州文化”和“欢迎游览黄山风光”并列起来宣传，要把类似的表述作为广告语发表在大众传媒上，使之家喻户晓传扬天下。通过广造舆论，使徽州及徽州文化这类概念在徽州生活的人感到亲切而热爱，使生产经营徽州文化产品的人感到严肃而不可辱，确保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徽州文化产品保持本来的品味。

第三，打徽州牌，关键在实践。

打徽州牌，跟打黄山牌不太一样。打黄山牌只需把功夫用在造舆论上。打徽州牌，单单造些舆论并不一定能够达到保护和弘扬徽州文化的效果。打好徽州牌，关键在实践。实践的途径有多条，我仅就其中的三条谈点想法。

其一是深入探析徽州文化。凭我的直觉感到，徽州文化还有若干未知数，包括品类上的未知数和品质上的未知数尤其是品质上的未知数还相当多。我们要通过脚踏实地的调查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变未知为有知，变假知为真知。为了实现这两变，调查必须深入基层，访问老人，掌握最原始的资料；研究务必从事实出发，确保研究成果原创性，而不是从他人的研究成果中索取材料陷进人云亦云的怪圈；对每一种徽州文化品种的研究，都要准确把握它的机制、原理、工艺、特点、优长、规格等等，并用简明的文字表述清楚，以便于这种文化品种的传承。要把这两变落到实处，无疑是一种艰难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新的发现；没有实践，就只能人云亦云。

其二是切实保护徽州文化。虽然徽州文化遗产保护试验区已经成立，但保护工作前景路漫漫。且不说这个保护试验区是跨市跨省的，难以做到统一指挥、统一步调、统一行动，单是在保护名录未能全面制定之前，如何防止徽州文化遗存遭受损害就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怎样切实保护徽州文化？摆在徽州人民面前的这个严肃问题亟待解决。然而，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才能求得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有效办法。

其三是落实传承徽州文化。自从徽商退出历史舞台，失去经济基础的徽州文化历经风风雨雨，其赖以存在的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被迫逐步式微，有些已经消失，有的濒临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徽州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不失时机地搞好传承，尤其是新安医药中的祖传秘方、食品生产中的传统配方、三雕工艺中的传统技法等方面的传承。过去，这些方面的传承都在家庭内部进行。现在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子孙后代受教育机会的增多和就业空间的扩大等原因，家庭内部进行传承的可能性在大大缩小，能否传承已经成为社会问题。由于经营理念的逐渐多元化，改窜秘方、胡乱配方、简化工艺等等现象司空见惯，真正意义的传承难免遭受来自多方的干扰。因此，落实传承已经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假如对落实传承掉以轻心，一些传统徽州文化品类都会失传。就拿饮食文化而言，当下徽州各地餐馆里的传统徽菜，有相当一部分已经“不传统”，像臭鳜鱼、臭豆腐、毛豆腐、红烧肉、一品锅、（绩溪）炒米粉等等，都很少吃到传统的质地、口感、味道。至于一般的传统小吃，如盘缠粿（徽商出远门带在路上吃的用面粉做的拓粿）、清明粿、烤烧饼、千层饼、顶市酥、麻玉条、豆腐干等等，都难以吃到正宗传统的了。

第四，打徽州牌，下好一盘棋。

打徽州牌，涉及社会很多领域、关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具有综合性、立体性、群众性的持久行动，它不是单枪匹马可以有所作为的。在物价同行公议暗流涌动的背景下，大凡坚守和保持传统的，往往遭打压受排挤。因此，打徽州牌，必定是一种ZF行为。假如把打徽州牌比作下棋，那么棋手的主体就是本地的各级ZF。为了下好打徽州牌这盘棋，ZF的相关部门，要胸怀全局、顾全大局、把握整局，以远见卓识的智慧、大公无私的精神、一管到底的态度，抓技能培训、抓质量管理、抓保护措施、抓协调行动。我想，各级ZF能以高度的责任感来下打徽州牌这盘棋，就完全有可能下出一盘精彩的好棋。

请允许我用下面四句话来结束全篇：徽州地灵又人优，山川文化冠神州。齐心打好徽州牌，徽州永远是徽州。

（2011年6月15—20日）

（1）主编叶光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出版第一册，全书共6册。

（2）陈政，《徽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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