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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数据显示,中国单身男女人数已近2亿。媒体称,中国第四次单身潮到来。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婚姻自由的今天,找到一个伴侣,却成了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

今天推荐《纽约客》前驻华记者欧逸文的文章,一个老外如何看待中国式婚恋。

《傲慢与偏见》剧照。

文|欧逸文译|evelynlv777

龙年来到的几天前,世纪佳缘召集了公司的新员工来到位于北京的总部办公室,接受新人入职培训。在春节假日中,中国的单身男女都要回老家走亲访友,可是他们却被亲戚朋友搞的焦头烂额,他们老是问,对象有没有了?对象的条件是怎样的?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压力是难以忍受的。

节日过后,世纪佳缘的新会员注册量会激增,就像新年过后,美国的健身房里人满为患一样。

世纪佳缘网站的创立者与首席执行官龚海燕细细打量着这些新员工,现在开始,你们就开始了“幸福的事业”。说这话的时候,她并没有笑。龚海燕今年36岁,她在说到“幸福的事业”时,着重于强调“性价比”与“信息不对称性”。9年前,龚海燕为了寻找丈夫,在寝室里想到了要成立一个交友网站的想法,后来她的网站在中国在线交友行业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并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世纪佳缘网站的宣传口号是“严肃婚恋网站。”

穿着职业装的龚海燕戴着眼镜,没有化妆,梳着一条马尾,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阿迪达斯运动衣,左袖有点皱皱的。她的公司有将近500个员工。她对新员工们说,你们的用户/客户其实与你们自己有很多共同点:

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

孤身在大城市奋斗,因为三座大山,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没有时间,没有金钱,没有关系。

六年前我与龚海燕第一次见面,那时她刚刚拿到新闻学的硕士学位,进入婚恋产业。她与我认识的其他中国网络企业家不一样。首先就是中国科技行业的顶层一向是被男性主宰的。她不像其他发现中国网络行业契机的成功者那样,会讲流利的英语。她甚至没有计算机方面的学位。她从小在农村长大,在很多观众前,她的声音甚至有些颤抖。她的身高只有5.3英尺,肩膀纤弱,当她谈到自己的公司时,我感觉到她在说她自己。她曾与我说,“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老外,可以在酒吧里或是旅行的时候,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些朋友。我们的网站不是给人们解闷的,在我们这里注册的会员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那就是结婚。”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中,跟人们关系最亲密的莫过于人们可以自己选择伴侣了。很多年来,村里的红娘,年轻人的父母,工厂厂长,共产党干部们负责给男女青年们配对,而在此过程中,新娘与新郎自己却像是局外人。从1919年开始,谈恋爱也与政治扯上了关系,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学生们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科学理论,以“自由恋爱”的名义,结束包办婚姻。

他们走上街头,举行很多次游行示威。李海燕是斯坦福大学文学系的教授,她在《心灵的革命——1900-1950中国恋爱的发展史》一书中写道,“自由恋爱”是个人自主的代名词。

毛泽东把包办婚姻与娶小老婆都列为不合法之事,并给予妇女离婚的权利,不过毛泽东并没有给个人愿望留下余地,他说,不以婚姻为目的的恋爱就是“耍流氓”,在他的体系下,男女之情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当地的政府干部负责给每户家庭发放避孕套。

1950年时国家禁止事先安排好的婚姻,可是20年后,当人类学家阎云翔搬去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庄居住时,他发现那里的妇女还是没法自己选择丈夫,结婚当日她们离开自己家的时候,脸上还挂着泪水。长辈们还是继续充当替子女安排婚姻的角色,直到80年代早期,全国掀起了改革开放浪潮后,这种包办婚姻的现象才有所改变。妇女们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终身伴侣。有一次,一位新娘告诉严,她在婚礼上太幸福了,因为可以与自己喜欢的人结婚了,她太兴奋了以至哭不出来,只好在手帕上涂了些红辣椒,这样她离开自己家,用手帕擦眼睛时就能流出泪水了,这是婚礼上的客人所期盼看到的泪水,这种伤心的泪水将令她父母很有面子。

可是虽然现在婚姻自由了,可是人们却不知道该怎么享用它。

在中国,酒吧与教堂都是不常见的,也没有男女一起玩的垒球运动,因此男女能够认识的社交场合都是临时组织而成的。大的工厂会为整天在生产线上工作的工人们组织“交友俱乐部”,北京电台103.9兆赫的交通之声在每个周日都有半小时,专门留给出租车司机,让他们在电台中自我介绍,寻找另一半。可是这些措施让现实存在的障碍更加突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爱情,选择和金钱这之间的冲突,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新问题。

世界上很多地区的结婚率都在下降,美国成人的结婚率是51%,为历史以来最低。在中国,虽然离婚率在逐年上升,由于其深厚的家庭文化背景及对后代的观念,有98%的女性最终都结婚了,这个比例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中国没有反对歧视的民权组织,法律也没有反对歧视的规定,因此中国仍然是一个对同性恋极不宽容的国度。

突然之间人们得到如此之多的选择,以至于中国媒体经常把龚海燕称为“中国第一红娘”,尽管她的事业从实质上说是对做媒概念的一种否定。尽管公司的名字是“世纪佳缘”,龚海燕对自己的信念毫不隐晦——“所谓命中注定的爱情已经过时了。”她告诉新员工们,“中国人还是有命中注定这样的观念,他们往往说,‘对发生的事情,我都能接受。’可是你们知道吗,他们不必再这样!他们可以“跟着感觉走”。

而我们能给予别人的,正是“自由选择”的爱情。

新员工入职培训结束后,龚海燕坐电梯回到自己位于10楼的办公室,作为一天工作的结束,她习惯于以情感专家“小龙女”的身份,回答一些中国所特有的问题。她看着不同的问题,来信的有的是心灰意冷的光棍汉,有的是对子女婚姻处处插手的父母还有焦虑的新娘,他们都是曾经或现在的世纪佳缘的会员。龚海燕最近出版了一本书,《爱得好,伤不了》,她在书中阐明的观点与建议似乎与中国古代虔诚的爱情观念背道而驰。她对一位妻子说,如果你的婆婆只是把你当成一个生育机器,而你的丈夫也对此无动于衷,那么“你就鼓起勇气,离开那样的家庭。”还有一对新婚夫妇,家境很富裕,那个丈夫在外面拈花惹草,她对妻子的举动大加赞扬——不做哭哭啼啼,软弱可怜的人。

而是让丈夫签下一份协议,如果再有不忠的行为,他必须放弃他的所有财产,在她看来,追寻爱情最需要的是刚毅的精神。总之,龚海燕认为追求爱情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写道,“天上不会自己掉下馅饼来的。”

从小到大,龚海燕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很有魅力。(“我还没有听人说他们喜欢过我。”)她的童年是在湖南一个名为挖断岗的小山村里度过的,湖南也是毛泽东的家乡。龚海燕父母的婚姻就是由别人介绍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她的父母都是“富裕的农民”,属于“黑五类”之一,所以他们两个被配对在一起。龚海燕16岁的时候,由于她学习成绩很好,所以她进入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这是个转折点。

几天后,她坐的拖拉机翻到了田埂里,她的右腿严重受伤,脸也撞伤了。当她髋部带着夹板出院时候,对于一个不能走路的人来说,农村里的学校实在并不适合。学校建议她退学。然而龚海燕的母亲搬到了她的学习宿舍里,背着她去上课。我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个譬喻。直到我见到了龚海燕的母亲江女士(音)后,我才相信。江说,“有一栋楼特别高,实验室就在那里。龚海燕上课的教室在4楼。”可是龚海燕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她说,“上学是她唯一的出路。我们不想让她与我们一样做农民。”

车祸的医疗费用令龚海燕的父母负债累累,这折磨着龚海燕。她说,“出车祸让我们家都乱套了。”那时候是1994年,中国农民开始去大城市打工的热潮在那时刚刚掀起。龚海燕辍学来到珠海打工,做了一名装配电视机的工人。她在厂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后来被任命为报纸编辑,不过她为自己的前景深深担忧。老板们喜欢让女工做那些细碎的活,所以除了保安,装卸工,厨师,工厂里几乎都是女性。龚海燕说,“要是我想成家,安定下来,这些人就是我的选择。。”在工厂做了2年后,龚海燕又重新回到学校读高中。

她告诉我,“几乎村里所有的人都反对我那样做。他们说,‘你已经21岁了,赶紧找个人嫁了。’”不过她的父母支持她的想法,而她最终考上了人们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几年后,当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时,她意识的她的爱情生活简直太糟糕了。她说,“在这个城市,我一个人都不认识。我的父母只有小学文化。我肯定不喜欢他们帮我介绍的人。虽然“恋爱与婚姻自由”已被写入法律条文,我们事实上并没有选择的自由。

龚海燕花了500元(当时大约相当于60美金)成为当时一家较早的交友网站的会员,她挑出了12位男士的资料,跟他们联系,可是都没有下文。她于是投诉。至今她还记得那家交友网站对她说的话,“看下你自己吧,你那么丑,怎么能配的上那些优秀的男人呢?怪不得没人理你。”她通过其他途径找到了一位单身汉,发现他并没有在网站上注册。会员的照片,个人资料,联系方式全都是从其它网站上找来拼凑而成的。中国人生产了假的POLO衬衫,现在又开始做虚假的交友网站。龚海燕说,我并不想做老板,我只是很气愤,我想为所有与我情况差不多的人建一个网站。”

她用Frontpage网页设计软件做了一个简单的设计,为了售卖广告,她请弟弟龚海冰帮忙,他是给人家做油漆工的,相对比较空闲,而且高中辍学后上过电脑培训班。他大笑着与我说,“说真的,我当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不过如果能拥有好几台电脑,那我还是很高兴的。(他现在是上海世纪佳缘的负责人。)她先动员身边的朋友在网上注册,慢慢的别的顾客也来了,不过就当她快没有资金时,一位名为虞福平的软件工程师投资了15,000美金,后来他通过世纪佳缘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龚海燕用这笔资金扩张自己的网站,而且发现还有很多有待发掘的需求。因为扫描仪并不普及,有些客人只好通过邮寄的方式把照片寄给她,每天在世纪佳缘网站注册的人数以每天将近2000人的速度增加。2006年我与龚海燕见面的时候,网站已经拥有了100万名注册会员。第二年,风险资本开始投入世纪佳缘网站。2008年,龚海燕开始尝试收费,每发送或接受一次信息需付2元(大约30美分),至2011年,世纪佳缘的注册会员达到了5600万,并且成为中国按在线时长和独立访客数量计算排名第一的在线约会网站。去年五月,龚海燕来到纽约,见证公司上市。

世纪佳缘网站为人们牵线搭桥的成功率是多少很难估计。美国的一些学者对于对于科技是否能否有可能接近传统求爱方式的种种不可捉摸的因素。世纪佳缘并没有过多地强调神秘的算法,而是把重点放在鼓励用户自由地选择,结果却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成功。

唐晶是北京一位33岁的会计,去年春天时,她在世纪佳缘网站收到一位男士的信息,从外在条件来看,她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去考虑他。她笑着说,“他外貌普通,不高,钱也不多。”他的名字是高粱(音),在德国学习摄影。他偶然看见了唐金的个人资料,并被她的外表所吸引,而且她远离父母,一个人在北京;她列出的薪水会吓跑大多数男人。高说,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我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关系。”

所以想与她交往,我觉得很有趣。”他们两个已经相处了14个月了。唐告诉我,“他有没有钱,现在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最要紧的是,我觉得他很聪明,金子总有一天会闪光的。”

美国与中国的网上约会网站有着最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观念上的不同:在美国,约会网站可以为人们找到更多潜在的伴侣;而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网上约会网站承诺可以帮人们找到适合你的人。世纪佳缘的产品负责人卢涛与我说,“我曾经亲眼看到过有一个23岁的女孩在北京搜寻约会对象,我们有40万个男性用户,而在通过血型,身高,属相等等条件进行搜索之后,到最后只剩下83个人。”(一位中国银行家与我说,他利用世纪佳缘网站,通过身高这个简单的条件进行搜索,就能得到许多时尚模特的资料。)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也在世纪佳缘网站注册会员,注册过程中,我回答了35道多项选择题,有身高,体重,收入及其它一些相关信息,然后,我得按照中国人的审美标准来描述自己的脸型;选择的时候,椭圆形的脸是“鸭蛋脸”,小而下巴尖的脸是“瓜子脸”,有时我在想,爱国的人是否应该选择“国字脸”,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脸型的下巴较宽,与汉字“国”字的形状很像。我选择的是“三角脸”。根据网站上的问题,在当今的中国,为了追求爱情,男人会被要求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自己。

其中有一个问题,提供了这样一系列“世纪佳缘标签”可供选择。

1.孝顺男

2.酷男

3.责任心

4.经济适用男

5.憨直

6.感性男

7.事业男

8.睿智

9.猥琐男

10.幽默男

11.爱旅行

12.宅男

13.体贴

14.有魄力

15.仗义

16.经理人

17.帅哥

18.稳重

人们也可以把那些看上去可疑的人过滤掉。龚海燕发现有欺骗交友这种行为后,中国的造假行为甚为泛滥。世纪佳缘采取了一些措施,让会员能够证实自己的身份,比如工资单据,身份证明,离婚证明,房产证。你提供的证明越多,你名字边上的星星颗数就越多。世纪佳缘还有专门的团队,巡查造假和可疑的行为。比如有人多次修改自己的名字与年龄这种行为。

邵通(音)曾在世纪佳缘工作过,他说,“要去看细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固定习惯,如果有虚假的信息,总会被发现的。”邵在2010年时离开世纪佳缘,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女子道德传授学校,它的宣传标语是:“只结一次婚,只与合适的人结婚。”她充分利用世纪佳缘与其他网站的资源,上课时她对学员提出的建议有:对站在靓车旁边拍照的男人要小心(越是富有的人,越不会在个人信息里面露富),第一次约会地点,应该让他迁就你(如果第一次约会他就让你跑大半个城市,那他也有可能提出两个人AA付账。)。观察四个“重要的配饰”,也就是手表,手机,钱包和鞋子。买单时后注意他是否保留发票(如果他尊重你,就不该用公家出钱的商务宴请来对付你。)

邵告诉我,她知道如何把握自己对另一半的期望值是非常重要的。她说,“如果他的收入是你的十倍,那就足够了。”

“十倍?”

“是的,十倍就够了,不能再多了。如果你的年收入是2万元,配偶的年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就够了。如果你想找一个百万富翁,那还是不要白日做梦了。”对于龚海燕来说,事实证明,她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些江湖骗子。

去年夏天,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法院判决一个男人2年半的徒刑,因为他通过世纪佳缘网站认识了一名女性,然后诈骗了她的钱财(世纪佳缘否认与此事有关)。该新闻报道之后,世纪佳缘的股票应声下跌了将近40%。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批评。

去年八月,《京华时报》把矛头指向了世纪佳缘所称的““VIP高端猎婚服务”,专业红娘只为最富有的会员服务,其中大多数是男性,红娘会把他们和那些最受欢迎的女孩子牵线到一起。这些顾客被称为钻石王老五,他们约会六次就需要付最高达5万美金的费用,报纸声称这是个天文数字,这种类型的交友方式变相成为高科技的“三陪服务”。龚海燕回应该事件时,援引了“供需原理”。她告诉我,“钻石王老五们要找漂亮的女孩子,而有些漂亮的女生要找的就是这种类型的男人。双方正好合拍。

由于这些负面报道,世纪佳缘的竞争对手得到可乘之机;现在中国有50多家交友网站,他们利用世纪佳缘遇到的麻烦,纷纷标榜自己更加保守,这个以承诺“自由选择”而建立声明的网站,正在由于失控而受到惩罚。龚海燕成立世纪佳缘的时候,中国还没有网上交友网站,现在这一行业的产值已经超过10亿元。现在公司需要的是经验丰富的人。3月,由于收入额与股价大幅下跌,世纪佳缘聘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技术管理人才,吴琳光为联席首席执行官。

斯坦福大学的李海燕教授说,直到20世纪,爱情故事才在中国开始流行,而在此之前,欧洲的小说家们已经开创了“梦蝶式的浪漫爱情”时代,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泪水涟涟”。中国的爱情故事似乎很少有美好的结局。欧洲的男女主人公偶尔还能找到他们的幸福,中国的男女爱人却不得不屈服于他们不能控制的力量:父母的干涉,病痛,不通畅的交流。读者们往往能猜到爱情故事的结局注定将会怎样:悲剧式的爱情,饱经苦难的爱情,悲伤的爱情,错误的爱情,忠贞的爱情。第六类,欢乐的爱情,似乎不像前面的几类那样成功.(90年代中期,研究学者FredRothbaum与BillyYuk-PiuTsang分析了80首中国与美国流行歌曲的歌词,发现中国歌曲更多的是传达一种“负面的思想”与“痛苦的状态”,就是一种认为如果爱情没有得到命运的祝福,那么也就失去了成功的指望)

如今,有些人在拼命弥补自己之前失去的时间。位于武汉的研究生林瑜(音),在网上的交友启事中这样写她对另一位的期望要求:没结过婚,硕士以上学历,非武汉本地人,非农村户口,不是独生子女,不吸烟,不酗酒,不赌博,身高1米72以上,需交往1年才能结婚,爱好运动,父母非离异,年收入5万以上,年龄26-32岁之间,每周必须有4天在家吃晚饭,以前至少交往过2个女友,但不能多于4个,非处女座,非摩羯座。

在中国,结婚与金钱往往非常明显地关联在一起,而西方国家并不是这样。不过,当大多数人都很贫穷的时候,财务问题相对简单。新娘的父母会出一些嫁妆,新郎的父母则负责大部分开销,这在中国被称为“生女儿赚钱”。

在毛泽东年代,结婚时候交换的礼物是谷物等粮食,80年代时,结婚时候需要“三转一响”,即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

有时候则是“30只脚”: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这种风俗习惯延续了下来,结婚人们会送现金,其中大多都会由新婚夫妇收下。)

给予结婚传统最大的冲击是人们本来都想不到的东西:1997年,政府放开房地产市场,人们可以自由买卖房子。以前在中国没有“抵押”这个专有名词,可是当房子变成财产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以前年轻夫妻婚后往往搬去男方父母家同住,可是如今不到一半的人会长久地与父母住在一起,经济学家魏尚静(音)与张晓波(音)发现,有儿子的父母几乎尽力为后代准备更大更贵的房子,以此希望找到好老婆。2003与2011年这段时间内,北京,上海,还有其它一些大城市的房价涨了800%。根据新华社(国家新闻发布中心)去年报道的一个调查表明,虽然世纪佳缘的男性会员中只有10%有自己的房子,有将近70%的女性说她们不会嫁给一个没房子的男人。东京索非亚大学的社会学家JamesFarrer研究中国人找对象的习惯,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婚姻市场的泡沫”。在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无房,无车,没有存款的男人被称为“三无男人”。如果这种类型的男人结婚了,那么他就是“裸婚”,随着现在这种情况的男人越来越多,他们染上一层“波西米亚式”的味道,虽然那些称呼方式带有“无所顾忌”的意味。去年就播出了名为《裸婚》的电视剧,说的是一个条件很好的年轻女孩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一个工薪阶层,并搬到他家去住。这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电视剧,电视的结局是两人离婚了。

独生子女政策令竞争更加激烈。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超声波技术已经很先进了,如果发现怀的是女孩,夫妻就会把那个胎儿打掉,希望下次生个男孩。因此到2020年时,中国将有2400万适婚男青年找不到老婆,这在中国称作:光棍。即使这样,女孩子结婚的压力也非常大,如果30岁还未嫁出去,在中国被称为“剩女”。如今中国的大学生中,女孩子的人数占了将近一半,这比以前的数字都要大,不过龚海燕说,有些女孩通常把自己说的比较平庸,这样不会吓着男孩子。

她说,“中国的婚姻市场上,挣扎着三类人,男人,女人,女研究生。”

2003年,在龚海燕海燕成立世纪佳缘不久,她注意到一则信息:“寻找妻子,身高1.62米,相貌中上,研究生学历。”发这则信息的是一位研究果蝇的博士后。他喜欢想些新奇的点子,他上传了一张搞笑的照片,是他在实验室的椅子前,展示他的三头肌。龚海燕说,他的条件不错。然后她看了他的择偶要求,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不过她还是决定回复他的信息。龚海燕回复说,“你的交友宣言写得不好。即使有符合条件的女孩子,她们看到你写的东西,会觉得你是很挑剔的人。那位男士的名字是郭建増(音),他为此觉得很尴尬。他说,“我以前没写过类似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写。”龚海燕自告奋勇为他修改措辞。之后,龚海燕说,“这样一来,我想这世界上至少有4位女子能符合他的条件,其中一个包括我。”

他33岁,很害羞。他们见面的时候,手机里只存了8个人的电话号码。龚海燕做了网上智商测试,也请郭做了一次。结过郭以高她5分获胜。他非常关心他的父亲,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深深地感动了龚海燕。郭送给龚海燕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副眼镜,因为她原来那副坏了。他们第二次约会时,他就向龚海燕求婚了。她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去民政局登记结婚,办结婚证花了9元。整个过程只花了10分钟。他没有买结婚戒指,而是送了她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宁可送我一个西瓜,也不愿买束花。”她告诉我说。我们坐在出租车里攀谈,路上正堵。这一天正是情人节,也是中国商家最繁忙的一个节日。但在龚的家里,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氛围。“他觉得这不是给结了婚的人过的。而是给年轻的恋人准备的。”

作为一个在“爱的事业”里忙碌的人,龚与浪漫似乎有缘无分。她骄傲地谈起自己“只有干货”的情感生活,但时不时也会有些小小的抱怨。(“十年了,我连一片花瓣也没有看到过。”)她觉得在中国婚姻和物质过于紧密的联系让人失望,但是她更愿意去强调这个事实,那就是她正在给人们带来更多的选择。

我们驶下高速,驶向她住的郊区时太阳正落山。“爱的事业”给她带来了财富,公司上市的时候,她手里的股票价值7700万美元。我们驶过宠物美容所,来到别墅区,绿荫掩映的门口让人想起新泽西,而不是湖南。她的房子外面用灰泥装饰,两岁的女儿穿着睡衣出来迎接她。龚的丈夫把我们领到餐桌前面,她的父母和爷爷奶奶都跟他们住在一起。这一家四代同堂的女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龚的奶奶已经94岁,她出生前不久,中国才刚刚废除裹脚的陋习。

一家人多年以来一直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不停地搬家。六个人挤在两间卧室里。直到后来龚买了房子。他们还不适应富有的生活。搬进新家9个月后,家还是空的,除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之外并无长物。这感觉就好像是一家人把自己的所有从湖南农村打包搬到了一位首席执行官在北京的别墅里。

公司上市后,龚海燕的丈夫就辞职专门料理家事。

龚海燕的事业通过描绘出一幅爱情和满足的图景而得到活力,但只有那些拥有财富和美貌的人才会得到眷顾,也加剧了人们对可能成为剩女的恐慌之感。

不过龚海燕一直认为,她的努力就是要给与她自己差不多情况的女孩子更多的选择,而以前她们是没有这种选择的。我们吃晚饭时,龚海燕说,“女孩子往往会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你只要符合我最基本的要求,我就嫁给你。不过不能再少了。这样我的日子就可以过的很舒服了,而且是很独立的生活。我是有点挑剔,如果你有什么地方让我觉得不满,那么,你就没戏了。”

每周1-2次,龚海燕的公司都会组织单身派对,1月初的一个工作日,我与其他300名穿戴整洁,衣着讲究的男女一起有次序地排队进入北京的一家舞厅。每人都拿到了装有电池的灯,是撅起的嘴唇的形状,人们把它别在衣服上。一个主持人走到台上,请大家引起注意。他说,“请把手置于心脏部位,然后跟着我说:‘我发誓,今天我来到这里,是怀着一颗诚实与真诚的心,寻找我的伴侣。”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来到这里,绝对没有欺骗之心,邪恶之念。”

12个女孩来到台上开始互动游戏,她们每人都拿着一根红色权杖,顶部是一个心形的灯:如果灯亮,表明有兴趣;灯不亮,则相反。在她们面前一字排开的是一群有才华的人,有工程师,研究生,银行职员,年龄在20岁末,30岁初。为了找到伴侣,男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舞台,回答她们的问题.但是在人们的交流当中,我常常感觉到某种期望值的落差。一个穿着毛衣的胸肌很发达的银行职员吸引了很多女孩子,不过当他说一周有六天半需要在办公室工作时,女孩子们就不说话了。下一位是穿着呢套装的物理学教授,他说他的人生目标是“不奢望取得伟大的成就,只希望没有自己后悔的事情。”没有合适的女孩子。最后一位是干练的刑事案件律师,他是标准的驴友,他的表现都不错,可是后来他强调自己非常看重“顺从”这个美德。灯纷纷灭掉了,他独自一人走下舞台。

再过几天就到新年了,它(对单身男女来说)就像一个大限。有着一种很和善的国字脸的王晶波(音),今年30岁,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家人团聚而坐立不安。他与我一起坐在靠墙的位置,他说,“他们让我觉得压力很大。这就是我今晚来这里的原因。”大学毕业后,王晶波从事餐巾纸的出口销售业务,这项工作让他的英词汇量丰富了不少,当他的约会很不尽人意时,他就说被“退回来”了,他说,“实话与你说,昨天我就被一个女孩退回来了,因为她说我不够高。”这样的单身交友活动让他农村的亲戚感到不可理解。他告诉我,“我姐姐不同意我来北京的。她说,‘你在那里是找不到对象的。’”那么王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姐姐所接受的教育与所生活的环境与我的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们的想法也不同。”他的姐姐只念完高二,仍然生活在他家乡的小村庄里,她平时在店里做汽水与方便面的批发生意。她20岁时,与亲戚介绍的一个邻村的男人结婚了。山东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王来到北京工作。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在北京呆了5年了,而且他正在从“工人阶层”往上走。虽然他还买不起iPhone,但他买得起斯蒂夫·乔布斯的传记,他从中引经据典就好像那是一部《圣经》。王给自己定下一个任务:在找到女朋友前,必须每周一次参加单身派对。我问他,是否他也认为男人必须在婚前就要拥有一套房子,一辆车?他说,“是的,因为房子与车子是文明的象征。一个女人在嫁给男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嫁给了他的房子与车子。我现在还是租房子住,所以我觉得压力很大。”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不过,我有潜力,我大概还需要5年的时间就能买房子与车子了。”

我再次与王见面是在几个月后,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在咖啡厅里聊天。他与他的朋友曾庆飞(音),一个做水产生意的朋友,对周遭的一切充满好奇,反应极快。过马路的时候,他飞出去的样子就像条米诺鱼。

王带着他在单身派对上四处看看。当我问王过年回家时,父母亲戚有什么反应,他说,“10年来,我每年都回家,我很想念他们,不能不回去,可是这次,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说我有要紧的工作要做,不能回去了。我还没找到女朋友,我觉得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

不过,王现在有些好消息可以与我分享,尽管到底是不是好消息,还难以判断。他遇见了一个女孩。他竖起四个指头,说,“我们已经约会4次了”。那个女孩名叫孟欣(音),是一个会计,谁也没有把谁“退回来”。三年中他共参加了100多次世纪佳缘的单身派对,最后他就是这样的一次活动里终于遇见了她,一直护送她到地铁站。最后他们发现,他们住的地方只隔了几个小区。在一个有着2千万人口的城市里,这也许算得上是缘分。

END

剥洋葱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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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2012年5月14日《纽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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