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农业在中国的推广不仅面临价格高、认证贵、信任难等挑战，背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关于农业

生态理念的深层次转变，更待破题。

有机产业

仅释放了

12%

左右的产能。

如何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构建起信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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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财经》记者邹碧颖

编辑|王延春

玉米，5元一根。木耳菜，15元一捆。五花肉，65元一斤。

8月22日上午10点，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上地五彩城广场开始营业，农户在摊位上吆喝自家农产品，称不打农药、不施用化肥。

绿叶菜上可见虫眼，韭菜香气浓郁，猪瘦肉间杂着雪花般的沉积脂肪，不少农产品价格比市场均价高一至两倍，仍然售卖火爆。

“只有不吃化肥农药的农产品，才有真正的农产品本身的香味”。市集的一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说。

“沃翠源”的农场在河北保定有100多亩地，摊主陈子彧告诉《财经》记者，他们根据作物和季节不同，使用大蒜汁、韭菜汁、辣椒水、烟叶水等替代农药，预防害虫。“有机的就是常吃它对身体好。”陈子彧举例说，农户在种西瓜时，会在根部放上两片药，一片防蝗虫，一片防病害，但西瓜在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吸收药物成分，对人体健康造成慢性伤害。

而有机农产品倾注了农民更多的心血。“不像现在大面积的农田，普遍的化学生物，没有感情。”几乎每天早晨，陈子彧都要去地里转一转，看看作物生长情况，是否可能产生病虫害，“就跟伺候月子差不多”。

食品安全问题曾不止一次搅动过社会的敏感神经。

据了解，中国的化肥、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一，2019年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农药利用率分别为39.2%、39.8%，与发达国家50%至60%的利用率存在一定差距。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向《财经》记者介绍，以往的无公害农业仅指禁止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绿色农业是减农药、减化肥，而有机农业则要禁止使用人工合成的一切化肥与农药。

2005年4月，中国发布了首份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将有机产品界定为“一种真正天然、无污染、优质、安全、营养的健康食品”。而今，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有机农业耕种国，国内的有机食品消费市场每年以25%的速度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机生活正成为一种主流的健康生活方式。有专家预测，有机食品是食品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健康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的上升，有机农业或成生态农业和农业污染治理的突破口。

然而，有机农业在中国还存在推广瓶颈。《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估算，2018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额约631.47亿元。对比2019年中国农产品1.86万亿元的销售总额，有机产品的消费仍局限于少数群体。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有机农业在中国的推广不仅面临价格高、认证贵、信任难等挑战，背后生产者和消费者关于农业生态理念的深层次转变，更待破题。

价格贵五倍，有机生产者仍称赚钱难

8月8日，位于黑龙江省北安市的红星农场刚刚下过一场雨，雨中的黑土湿滑如油，金色的麦浪在风雨中沉寂，原定的小麦收割进程也中断了。作为北大荒农垦集团旗下专门生产有机粮食的农场，红星农场从2003年起将开发较晚、无污染的黑土地用于有机种植，如今有机作物面积达4万亩、年总产能2.4万吨，被认定为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

此处土地完整、平坦，近半年时间被冰雪所覆盖，农场采用进口机械种植小麦、大豆、白菜、玉米等有机作物，期间不使用农药与化肥，兼用物理方式除虫。加工出有机面粉、有机挂面、有机黄豆酱、有机酸菜、有机杂粮等50多种产品被贴上“亲民食品”商标，运往全国各地的沃尔玛、山姆、物美、盒马鲜生等大型商超，其中部分产品也出口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

红星农场依托黑龙江农垦北大荒集团的集团化管理，引入耕作机器人等现代化机械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管理，近年来在发展有机食品产业方面进行了探索。

前不久，红星农场与薇娅团队进行了三次带货直播，累计销售有机饺子粉10万袋。今年上半年，亲民食品实现营业收入4500万元，同比增长44%。然而，红星农场董事长姜耀辉却对《财经》记者表示，他们已经坚守有机农业种植加工17年，前15年一直亏损，近两年才刚有微利。2019年亲民食品一年营收7300万元，虽不算特别理想，但仍然坚守有机农业的实践。

“产品从出厂到一级经销商、二经销商，这几个环节价格可能相对已经够高了，但是最终没有让消费者享受实利，而且我们工厂也没有获得太多。”姜耀辉介绍，出于土地轮作的要求，当地必须种植大豆。大豆按照有机操作标准规范管理，每斤成本比普通大豆高出6毛钱，而农场缺乏大豆深加工条件，如果直接卖初级农产品，可能需要低于成本价进行销售，一吨亏1200元钱，一万吨就得亏1200万元。下一步如何切入大豆深加工，正是他们思考的重点。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显示，2018年，中国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有机植物面积为410.8万公顷，新疆、黑龙江、内蒙古、辽宁、贵州分别名列前五。有机动物产品的总产量为279.68万吨，有机水产品的总产量为55.95万吨。但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

目前中国有机产品的销量仅为产量的一半。杜相革指出，国内有机产品有价无市、有机生产无法当有机卖，已成普遍现象。

按理，有机产品的定价高出普通农产品不少，生产者为何仍称赚钱难？《财经》记者在红星农场了解到，有机饺子粉三斤售价42元，市场上某知名品牌的饺子粉六斤售价45.5元，贵一倍；有机酸菜一斤装15元，淘宝上某销量过万的酸菜五斤才12.8元，贵五倍。辽宁一家民营酸菜厂的老总就曾问红星农场北京公司总经理李栋说，“我们的酸菜5元一包，你们得挣多少钱？”

然而，有机产品的内部成本十分高昂。李栋以红星农场的有机酸菜生产链条为例介绍：

规模化的有机白菜种植基地、300人的人工除草团队、每年缴纳有机产品认证费用、2007年投资7000万元建造的酸菜厂、为实现有机加工而投入的技术研发，以及有机酸菜产品才盈利两三年的现实……

实际上，少有企业能够像这家国企一样承担如此高额的长期投入。

虽然投入了更多资金与劳力，有机粮食的单位产量反而更低。李栋介绍，当地采取高度机械化作业管理与农业科学技术应用，但与使用化肥和农药的农田相比，红星农场各类有机作物的产量还是折半。杜相革认为，有机农产品的商品转化率低，市场购买力不足，生产成本只能转嫁到少量可出售的商品上，由此推动形成了市场高价。“比如有机苹果，可以卖20块钱一斤，但是能有多大比例能达到这样的品质？”

此外，在被第三方机构认证为有机产品前，农场需要渡过转换期，期间须完全按照有机标准进行管理，杜绝化肥与农药，但还不能采用“有机”“organic”等字样进行宣传。

在中国，植物的转换期一般为2至3年，畜禽产品的转换期根据生命周期确定，如乳牛的转换期一般为6个月。

这段时间，农产品难卖有机价，对后期价格也起到一定抬升作用。

如果对比国外，中国有机产品的价格是否偏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乔玉辉观察，

在国外，有机食品的价格比普通食品价格一般高20%至30%，贵一倍已经较高，而中国有机粮食贵1至2倍、有机蔬菜贵3至10倍，差距明显更大。

但是，与学生们就北京周边有机产品价格做过调研后，乔玉辉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机产品的售价并不算高。“有机农业少用农药、保护了环境，维持了生物多样性，避免了后期环境治理成本，产生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乔玉辉向《财经》记者表示，国内普通农产品的定价未考虑环境的成本和收益，相较国外更为低廉，二者价差由此变大。

市场尚未充分释放，消费者信任从何而来？

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与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今年2月联合发布的《2020年世界有机农业概况与趋势预测》显示，2018年全球有机农地面积超过7150万公顷（包括处于转换期的土地），澳大利亚的有机农地面积最多，为3570万公顷，其次是阿根廷、中国。2018年全球有机农业农用占常规农业用地的平均数值为1.4%，而中国2017年占比为2.2%，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对应的是，2018年全球有机食品和饮料的销售额超过950亿欧元，需求仍然集中在美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士、瑞典等欧美国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与有机产业发展（2019）》指出，2017年中国有机产品销售比例为45%。亚洲有机国际联盟主席周泽江曾介绍，截至2017年底，中国有机食品人均消费43元。可见，中国的有机消费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石嫣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2012年创办了分享收获农场，目前在北京有300多亩有机基地，定期向1000多户家庭配送有机的菜蛋肉。据她观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等收入人群、特别是孩子在0至18岁年龄段的家庭是中国有机产品的主力消费群体。而比起价格，生产者是否值得信任，是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主要因素。

北京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罗发洪曾表示，中国有机产业仅释放了12%左右的产能，深层原因是生产过程不透明、上下游信任关系打通难。如何才能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构建起信任链接？《财经》记者了解到，

目前在中国，对有机产品品质的确认，主要依靠国家认监委批准的有机认证机构进行第三方认证。而且，从严格意义而言，根据中国现行法规，只有通过此种方式进行认证的农产品才能被称作“有机产品”。

据了解，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制度建立于2005年。2004年以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认监委对标国外的有机认证标准，陆续制定发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国家标准和《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对有机产品的生产、加工、标志和销售以及管理体系做出了具体要求。2011年至2014年，中国先后修订了上述文件，并发布了《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的有机产品认证与监管体系堪称“史上最严”。

诸如2011年修订的《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其他各项标准，对生产有机产品的土壤、水质、空气做出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

有机农田需要和周边农田有相当程度的隔离，避免被飘散过来的农药所污染；土壤需要通过加入有机质、动物粪便等恢复其肥力，通过对植物进行轮作而非长期耕种单一作物，以保持其肥力的均衡。

此外，第三方认证机构须对产品所有生产季（茬）进行现场检查。

国家认监委今年7月发布的信息显示，截至2011年12月，中国有机认证共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等在内的23家认证机构。截至2018年底，中国境内共有12226家生产企业获得了中国标准的有机产品认证证书18955张。所有获得第三方认证的有机产品都拥有一一对应的17位“有机码”，可在国家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进行查询。

然而，第三方认证更适合规模化的农场与企业。认证机构依据品种数量与产地面积进行认证收费，一些小规模、个体化的农户被挡在了“有机”门外。中绿华夏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100亩小麦的有机认证收费2万元，首次认证通过后，还需每年一认证、一收费。2018年，有机乳品公司中国圣牧曾宣布减少部分有机认证的方式，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对于小型农户而言，支付上万、甚至十多万元的认证费用，往往更加难以承担。

在此背景下，PGS参与式保障体系在中国零星出现。这一模式由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根据拉丁美洲和欧美的有机实践提出并推广，在印度、巴西等国已被国家有机标准采纳，北京农夫市集自2010年设立至今一直采用。石嫣介绍，PGS体系重在实地调查，考察者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包括农资库、大棚、地块、有机肥等情况，都要详细观察和询问，考察中农友也可以相互学习。

目前，PGS体系主要由民间小规模操作。石嫣介绍，

国内一些农场不仅自产自销有机产品，也有代销有机产品的需求。

2017年注册成立的中国社会生态农场联盟，以16个地区性的合作社为基点，联合国内一些有机农场，初步搭建起PGS体系。地区合作社组织5人以上的团队前往农场考察有机生产，经由联盟平台将有机产品推荐至全国。

“PGS体系也是依据有机国标，但一部分可能会简化，一部分可能会增加。”石嫣举例说，PGS体系考察靠谱的人和环境等。合作社前往农场认证时，会详细询问农场主的经历、从事有机农业的原因，要求农场主录制一段保证词，也会将抽查样品送至专业机构检测。PGS体系因本地化参与考察可不限次数，消费者也可参与，这与第三方认证可形成互补。

不过，农业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无论哪种认证方式，要实现24小时监测实属困难。姜耀辉指出，有农场投机取巧，仅在农产品采收前7天或15天不打农药，实则是“结果有机”。含农药残留的豆粕等饲料流入养殖场后，导致肉类污染，最后可能出现各方推卸责任的局面。“我们要理解消费者到底想要什么，他并不一定非得要一个有机的标签。”石嫣认为，

生产者不必把“有机”概念拔得过高，消费者更注重是安全与信任，有机生产关键是要说到做到，尽可能完全透明生产过程。

对于确保消费信任，姜耀辉、李栋等也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当明确监管职责、避免“九龙治水”，食品监管、农业农村、环境生态、海关等部门应形成有效配合的有机监管机制，采取信息化手段建立农场的有机档案，掌握肥料、农药使用的计量与种类等情况，确保有据可查。

从“中华农耕”传回国内，有机农业能否成为主流？

“有机是按照人规定的标准去生产，还得是认证的，而认证本身是个生意。”张志敏是北京农夫集市的农户，从国际贸易转型务农已经23年。她创办的天福园在北京郊区有150亩地，如今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可观，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态系统。在她看来，“有机”只是这个时代显得“先进一点”的词语，自己做的不是有机农业，而是“中华农耕”。

实际上，有机农业的起源的确可以追溯至1909年的中国。彼时，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富兰克林·金游历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将对东亚三国农耕体系的考察，写成《四千年农夫》一书。书中认为，相较美国使用大量化学肥料、不到百年便穷尽地力，东亚农业食物取之于土，泄物（有机肥）还之于土，用养结合、精耕细作，形成了有机循环，使得地力常新。

“有机农业”的概念形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实践起步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工业快速发展造成严重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更加受到重视，日本守护大地协会以“一根萝卜的革命”掀起有机农业推广高潮，伴随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成立，有机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的有机农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以出口为目标，将符合国外标准的有机大豆、茶叶、葵花籽、芸豆等出口至日本、欧盟及北美，直到2000年后，国内有机产品市场才开始启动。

如何理解当下的有机农业？与中国传统的农业有何不同？

多位专家认为，有机农业是一种商品化的农业。杜相革指出，种子与病虫害防治措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中国农民用自留种播种，产量低下，而今的杂交种可以带来更高产量。此外，过去对病虫害听天由命，现在可使用天敌等生物农药，尽量减轻农业生产的损失。

石嫣认为，有机农业和以化肥、农药支撑的常规农业，在“西红柿什么时候打叉”等管理细节上也并无不同，差异主要在“世界观”层面。好比中医与西医之分，有机农业将植物、动物、土壤、环境视作一个整体，将植物生病与环境要素连接起来，将昆虫数量与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而不是通过喷农药快速解决植物的病害。

“有机农业可以损失掉10%的产量，让虫子去吃，我得到90%，但是这个体系可以持续几千年甚至更长时间，但如果把这些虫子杀死了，把虫子该吃的那10%也全部夺取了，最后整个生物链条断了，这个体系可能只能持续100年。”

在石嫣看来，发展本地化的有机农场，理想的目标就是实现“生产者维护消费者的生命，消费者保障生产者的生活”。

目前，有机农业被中国农民与消费者接受的程度仍然有待提升。在石嫣看来，有机农业与其依靠监管，不如强调前端生产。有机农业的科普和推广目前主要依赖于第三方认证机构，而认证机构靠收认证费生存，可能会告知有机农业走捷径的方法，因而应当由某个国家有关部门牵头承担起有机农业的科普教育和推广工作，让更多从业者首先学习什么是有机农业。

杜相革提到，农民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希望向土地索取产能，通过化肥、农药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诸如在北京，政府拿出财政资金补贴工厂培育瓢虫、赤眼蜂等天敌在农村灭害虫，但由于不如打农药来得迅速，很少有人能够坚持用下去。类似的还有土壤改良，如同中医调养一样见效慢，“你土不好，怎么能长出好庄稼，种出好品质来？”

但农业本身不挣钱，使用化肥农药颇属无奈。乔玉辉指出，发展有机农业，传统农民在技能、思维、销售渠道等方面很难融入。特别是农村年轻劳动力大多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农民平均年龄55岁，“让他们怎么转变？”

而若要靠消费拉动有机农业发展，“都说有机好，那你为啥不吃”却始终是萦绕在姜耀辉心中的疑惑。

一方面，有机产品种类十分有限。

杜相革介绍，大多数有机生产农户不具备深加工的能力，造成产品种类单一。石嫣表示，有机产品提倡按照季节时令吃本地蔬菜，农场提供的食物品种可能较少，配送时间有局限，同时还可能存在虫眼等问题，诸多因素都会促使消费者退出农场的有机产品订购。

另一方面，国内大型有机产品专业化超市、市场平台的数量仍然不足。

乔玉辉指出，美国大型连锁超市WholeFoods销售的产品超过90%是有机产品，瑞士的Migros、Coop等零售商销售的产品百分之二三十为有机产品。中国近年来有机产品售卖的线上平台快速发展，但线下的专业化市场渠道仍然有待加强。

更大的挑战来自粮食安全。华盛顿州立大学作物与土壤科学系教授约翰P.雷金纳德2016年发表在《NaturePlants》上的一篇文章指出，有机农业的产量平均值比常规农业低8%至25%。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布茨曾表示，“谁提议发展有机农业，就叫他先决定下哪5000万美国人要挨饿”，这种观点也发映了人们对有机农业的一种担忧。

不过，瑞士有机研究所研究员AdrianMuller发表的《有机农业可持续养活世界的发展战略》一文指出，中等气候影响下，减少50%的食物浪费以及50%的竞争食物的饲料，全球可以实现60%耕地的有机生产。此外，有机农业可以增加豆类作物弥补动物蛋白供应的减少，使人类膳食结构处于合理的状态。

201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举办的第二届生态大会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大量研究显示有机农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规模化推广。在未来，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趋势将如何？

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有机农业虽然难以成为主流的农业模式，但有机农业的价值将更多体现为对整个农业体系的绿色发展起到引领带动作用，通过资源投入、水土光热配比、农业管理等改进提升农业发展质量。

石嫣建议，

要进行食物生产的真实成本测算，比如农业面源污染的后端治理投入应算入食物生产的成本中，进而测算如何补贴有机农业，大规模推广有机农业。

杜相革具体认为，粮棉油等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品种应以常规农业为主，水果、蔬菜、茶叶、中药材等经济作物可因地制宜、多发展有机农业。现在中国有机农业的面积包括野生采集在内共4500万亩左右，今后可适当扩展至1亿亩。

多位专家提到，可参照日韩、德国的做法，通过补贴的方式优先向学校学生供给有机产品，在振兴国民体质的同时，为中国有机消费市场寻得一个突破口。同时，未来还要逐步建立有机食品全产业链与供应链，以及完备的产品追溯体系，建立起基于生态的消费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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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思言siyan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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