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龙友生于晚清，前半生走的是仕途之路。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已42岁，故其中、晚年处于民国时代。耄耋之年赶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又生活了12年。他1928年正式悬壶行医于京城，那是一个对中医发展最不利的时期，国民党政府歧视、压制中医，甚至欲取缔中医;另外西学东渐，西方医学强烈影响、冲击着中医学，那时在西化思潮汹涌的历史背景下，有些近代名人大家也否定中医、批判中医，“骂中医”甚至成了西化知识分子的日常活动之一。那个时代很多人对中医是不信任的。萧龙友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其同道坚持办学校培养中医人才，为民众疗疾，并取得了极好的疗效，让事实证明传统中医对人民健康起着重大作用。他同时也接受西医先进合理的医学内容，旨在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目的只有一个，即传播和弘扬中医学术，让中华民族自己创造出来的国粹传承不息。

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精术弘道

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器，成道之根基;道，形器之司南。萧龙友博采众长，始于器而弘于道。行医实践中，萧龙友重医术，也重医理。战乱之年有些医者迫于生计，仅识汤头不谙医道即从医业，鉴于人命之尊，萧龙友作《医范十条》针砭其弊。其一曰:“以学稽古，以オ御今，医者之务也。不明乎此，何以见长沙之所述耶?苟徇俗之所习，囿己之所见，不遵古法，此谓不学无术。不学则失师，无术则非技，以之治病，岂非盲于心者哉!何能稽古?何能御今?吾见其误人而已矣，奚可哉?”还说“夫医者意也，意生于心，必心正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能辨证，而后能处方。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也。今之医能不自欺者有几人哉，自不能信而欲信于人，难矣!徒以糊口而已，诚意云乎哉。”萧龙友还曾于肝病论序中论及道与术的关系:“不观玉函经之言乎，医者意也，既曰意则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矣，况医之原出于至道，而谓手术能尽道之蕴奥者有是理乎，虽然手术亦不可不明也，设遇病有不能攻、不能达、不能药者，仍非用湔割之术，无以济其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未可执一以求耳”。

萧龙友重视中医理论，主张医术医道并重，精术弘道。在所著《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曾论及医道与医术:“中国之医，有道有术。黄帝歧伯之问答，合道与术并论者也。其书有内经、外经之别(外经名见汉书

艺文志)，《内经》多论道之言，为气化之学所从由，《外经》言术之用，为解剖之学所由明(说见水乐大典外字术字编下)，故汉以前之医大都皆能由术入道，即庄子所谓技而近乎道者也，如扁鹊、仓公、华佗传中所称治病之法本乎此。魏晋以后，外经失传，而所传之内经又多参杂秦、汉人论说，黄歧之真学不明，学医者无所适从，乃群尊仲景为医圣，奉其伤寒、金匮之书为不二法门，专以伊尹汤液之法治病，而所谓剖解之术，几无人能道。宋以后医家虽名为笃守内经，其实皆以五行生克附会穿凿，空而不实，精而不当，遂成今日之医，而于古人之所谓医道、医术相悖不可以道里计。”强调了理与术不可偏废，道与器不可偏逞。

萧龙友认为，医，贵在“活”，对道之感悟尤重。感悟，源之广博学识，源之医学实践。中医最忌“呆”。道术分家，只能流于医匠。萧龙友对“医者，意也”的解释其一是“大学所谓诚其意者，勿自欺也，即学医之要诀”，即医贵于“诚”;其二是“非徒恃机械之法所能行者”，即医贵在“活”。他在学术上主张“以学稽古，以オ御今”，体现了古为今用的思辨意图，又说:“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先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于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只有诚其意，困于学，才能精其术。这与《千金方》“大医精诚”的要旨相吻，并突出“诚”字，精辟之极。

重视治病求本，用药力求精准

萧龙友重视治病求本之念，他的脉案上常有“法当从本治”及“仍当从本治”记载。他还认为医药不能相分，医药并用，知医明药，方为良医。治小儿疾患秘方“蒿虫散”即萧龙友古方今用之显耀例证。1956年上海《新中医药杂志》6月号封底曾影刊先生致钱今阳先生函所提出的小儿科验方“蒿虫散”，他在为钱今阳先生《中国儿科学》作序时谈此方最为详细:“医乳孩之病，仅以一方普治之，无不奏效，从未出错，其方即所谓蒿虫散是也。方载《本草纲目》虫部之青蒿蛙虫下。其词曰：一捧朱砂一捧雪，其功全在青蒿节(虫生在蒿之节);纵教死去也还魂，妙用不离亲娘血(即乳汁也)。旧法系用青蒿虫7条、朱砂、轻粉各1分同研成末，用末擦在乳头上，与儿服。如婴儿初吃乳时，即与之服，将来出痘麻也稀少，或可以不出，而胎毒自解，真是儿科圣药。即不吃乳之儿有医病，亦可用少许冲白糖水服，胜服一切儿科药也。此萧龙友数十年之秘方

特为抄出

拟请附于大著《中国儿科学》之后。”《纲目》青蒿蠹虫项下:“[集解]时珍曰:此青蒿节间虫也，状如小蚕，久亦成蛾。[气味]缺;[主治]急慢惊风。用虫捣和朱砂贡粉各五分(1.5克)，丸粟粒大，一岁一丸。乳汁服。”原方仅蒿虫、朱砂、轻粉三味药，因轻粉微猛有毒，蕭龙友于原方略行加减:活蒿虫7条，明片砂1分，轻粉5厘，朱砂粉5厘。上四味共重约二分五厘为一料。经年主治小儿急慢惊风、风疹、湿疹春秋温病、消化不良等疾患，屡验不已。如在小儿初病、体温稍高时即予服，还可起到预防惊风抽搐作用。萧龙友运用蒿虫散不在于治惊风，而用于防水痘、麻疹。他家里数十口人，从未患天花，出水痘、麻疹亦轻，与用蒿虫散不无关系。萧龙友临床也注意小方小药之运用，如夏季令人常服六一散加鲜藿香叶泡水代茶饮，预防并治疗中暑。馒头炒黑、米饭炒煎汤服之治疗停食腹痛、消化不良。萧龙友研制的小验方“佛金散”(炒鸡内金、佛手片等量共研细末，每于饭后服一小匙)治疗胃脘痛颇有良效，至今仍被其嫡孙女萧承悰教授屡用于调治月经病兼肝胃不和诸症中，验效频频。萧龙友治喘秘方“金瓜膏”，制作简易，曾流传于民间，病家服用，效验神奇。他用药不拘于剂型，不限于单一煎剂。除内服汤药以外，外用的膏药、药露等也较常用。如外伤瘀血，常用七厘散，用黄酒服用加外敷患处。夏天家中备有银花露、生地露、玄参露等清热解暑。针对小儿慢性腹泻，则用暖脐膏贴脐部

萧龙友治病不求文案浮华，如其做人朴实厚道，但求于人有益。他不弃土法土方，甚至食疗之方也常用于临床，如桑寄生煮鸡蛋用以安胎，贝母蒸梨用以治疗咳嗽，蒸山药及蒸胡萝卜健牌补血治疗产后伤血，芡实米、苡仁米煮粥用以补脾止泻，母鸡去膛中杂物洗净，纳入当归、川芎、黄芪蒸用以催生及产后补益气血。萧龙友辨治风寒感冒时喜用苏叶、葱白、豆豉(葱，山东者佳;豆豉，四川者佳)之类。他在北京的家中经常备有炒黄黑的煳米或炒煳的馒头，用水煮之喝汤吃煳米，治疗小儿伤食。成人腹胀，则取砂仁一粒，以针穿其孔中，在火上烧焦，取下砂仁，捻碎嚼服，很有疗效。如果疰夏时节食欲不佳，用荷叶粥(鲜荷叶去梗，洗净，待米烧半熟，即置荷叶于其上，再煮，熟后粥色青绿清香)宽中解暑，食欲渐增。萧龙友说:“盖荷之为物，色青中空，象乎震卦风木，在人为足少阳胆同手少阳三焦，为生化万物之根蒂，因此物以成其化，胃气何由不升乎。”萧龙友对小儿脾虚疳积，食少、消瘦、易汗出，亦常用苡仁、山药、大枣煮大米粥治之。对老年人则常用莲子、芡实煮粥，以固其肾气。他说药补不如食补，寓药于食，可谓善补。萧龙友用药精良，处方多十味上下，很少超过二十味。而且他非常重视炮制，在其处方中常见有酒炒元胡索、醋香附、盐吴萸、盐泽泻、盐杜仲、盐炒元参心、盐炒槟榔、土炒杭芍、土炒白术、泔浸于潜术、麩炒枳实、土炒何首乌、连水炒川朴等，均按药物归经炮制，可见其用药之讲究、用心。萧龙友用药还注重道地药材。如秦艽，尽用陕西、甘肃等地之材，处方标名西秦艽;防风处方西防风，指产自山西等地;滑石属山东产的为好色青白，称桂府滑石;石决明有七孔、九孔之分，他在处方中也加以注明。他对药物采摘时间也很注意，如桑叶下霜后较肥厚，故处方时常用霜桑叶;对入药部分，也分得仔细，如薄荷梗不如叶发散力强，却具有理气通络的作用，用时也加以说明。萧龙友还擅长应用鲜药，根据不同季节、不同证候常在处方中投入生梨皮、鲜荷叶、鲜荷梗，其他如鲜藿香、鲜佩兰、鲜薄荷、鲜芦根、鲜茅根、鲜藕节、鲜生地、鮮石解、生荸荠等，取其有生之气。

萧龙友遣方用药很严谨，屡屡劝诫后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用药如用刑，一有所误，人命系焉”，要深知药性，如果对药物的性味、功用不熟悉就不要用。对于古人以咀嚼代切药之法，萧龙友提倡“临症则自为咀配合，故万无一失”。对一般感冒咳嗽属风火者，他从不应用酸性的五味子之类，恐其敛邪，他说古方小青龙治咳嗽，五味与姜并用，一散一收，互相配合，不适于风火咳嗽，因五味子性酸收敛，有敛邪之弊。萧龙友用人参非常慎重。他处方的第一味常用沙参，依证选用南沙参(又称空沙参)或北沙参，有时南北沙参同用，这也是受到徐灵胎的影响。徐灵胎在《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说:“沙参味微寒，主血积(肺气上逆之血)，惊气(心火犯肺)，除寒热(肺气失调之寒热)，补中(肺主气，肺气和则气充而三焦实也)，益肺气(色白体轻，故入肺也)，久服利人(肺气清和之效)。”又说:“肺主气，故肺气之药气胜者为多。但气胜之品必偏于燥。而能滋肺者，又膩滞而不清虚。惟沙参为肺气分中理血之药，色白体轻，疏通而不燥，润泽而不滞。血阻于肺者，非此不能清也。”他推崇山东名医黄元御在《玉揪药解》中论沙参:“补肺中清气，退头上郁火，而无寒中败土之弊，但性情轻缓，宜多用有效。山东辽东者佳，坚脆洁白，迥异他产。”南沙参肥大而松，特别是浙江一带所产之南沙参。山东沙参，全省各地均产，胶东的最好，与其土质有关系的。萧龙友在沙参用量上，一般是用四钱，有时用至八钱。他认为南沙参祛痰作用较强，北沙参养阴作用较明显。

尊重中医同道，从不排斥西医

萧龙友从医不泥古，不菲今。主张消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已之短。他在医范十条中曾论及今与古的辦证关系:“以今眼视古术，犹登塔楼而望泰岱，其高难跻;以古眼视今术，犹对明镜而察妍媸，其蔽立见，故泥于古不可言医，于今亦不可言医，必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虽非困于学、竭术者不能至斯境也，彼夸寸长、術小慧而扬扬得意者知所反已”。他说:“有谓我之医学近黄坤载一派，其实我毫无所谓派，不过与傅青主、陈修园、徐灵胎诸人略为心折而已。”他在《中医学院成立感言》一文中也说:“已往中医传授，门户之见较重，且多固步自封，所以近百年来进步较缓，现在中医学院的教学，必须打破门户之见，急起直追，赶上世界先进医学的水平，加强理论实践相联系，进一步发扬中医学，以供世界同用，而成为世界的新医

萧龙友的观点体现在他的行动当中，他虽德高望重，医术高明，但虚心诚恳，尊重同道。他与孔伯华先生最为志同道合，二老推心置腹，经常交流学术思想，尽管他们临床上各有特点，但从不自以为是，常常一起合诊，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萧龙友博采众医之长，家人生病也不包揽。其夫人患病，常请徐右丞中医师诊治，徐先生年长萧龙友几岁，腿部有疾，行走不使，每次来诊，萧龙友均令家人用木椅将其抬至屋中，亲自接待。孙女萧承棕曾患肺炎，萧龙友让家人请来善治时令病的坐堂中医王仲华医师诊治。每次王大夫来诊时，萧龙友总是与他谦诚交流，并对其治疗方子以充分肯定。萧龙友对蒲辅周先生也很赞赏，萧承棕姐的风湿性心脏病及头痛病即在蒲老的治疗后得到好转。北京已故毫发金针专家孙祥龄，乃经萧龙友推举而名。在平常交谈中，他发现孙先生医理高明，颇为信赖，故出诊需用针者时，均请孙先生陪同前往，推荐病人，传授脉学，孙先生能成为针灸师，且临床注重诊脉，脉理颇精，这与萧龙友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有一次，家住天津的许宝骙的家眷产后虛弱，请天津名医张介眉、苏州籍名医徐绍裘都来看过，均未见效，经别人推荐，从北京请来萧龙友先生出诊。过去名医看病，如果已经其他医生看过，便要把过去的处方看一看，以便参考。萧龙友先生诊过脉，看了张介眉的方子，便在方子上批道:“介眉，吾师也。”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同道的尊重及他为人谦虚的美德。

萧龙友不仅尊重中医同道，也不排斥西医。萧龙友从年轻时代就读西医书籍，面对西医的兴起，萧龙友并没有排斥，他始终对中医有信心。他认为中医西医二者皆是科学，相信中西医可以取长补短，同为治病救人之道。他既反对中西医互相攻击，亦反对中医妄自菲薄。对于侄子萧珙学习西医以及后来参加西学中班，萧龙友很是赞赏。在家中用药治病，萧龙友从不拘泥中医中药。他曾用中药治愈萧珙的慢性菌痢，而后来蕭珙患白喉，经中药治疗未见好转，改用抗白喉血清治愈，蕭龙友也很高兴。萧龙友曾有个儿媳死于难产，而新法接生则大大降低了生产时的危险，他亦表示赞同。他在《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中说:“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可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在所著《七律》中有“医判中西徒有名，天公都是为民生”的诗句。他强调:“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囿，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他提倡中医同道要互相会诊同治。

他所撰《整理中国医学意见书》中云:“今者西学东渐，趋重科学，其术虽未必尽合乎道，而器具之完备，药物之精良，手术之灵巧，实有足称者。今欲提倡国医，如仅从物质文明与之争衡，势必不能相敌。而所谓中医之精粹能亘数千年而不败者，其故安在?必当就古书中过细搜讨，求其实际，列为科学，而后可以自存…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愚，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已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至于治病之法中西医虽不同，其愈病则一。”又说:“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医学关国家兴废存亡，非同小可，吾敢断言，纯用西法，未必能保种强国。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充分说明中西医结合是他的理想。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医备受歧视，中医大夫无资格进出医院当时北京德国医院(现北京医院前身)的德国大夫狄博尔因闻萧龙友大名，屡次约他会诊，所会诊者多患疑难棘手之病，如子宫瘤大脑炎、黑热病等，常常被萧龙友单用中医药治愈，使德国医生大为惊叹，并从此允许萧龙友进出德国医院，病人也可尽择其诊治。萧龙友声望由此与日俱增。萧龙友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当时中医师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也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疾病的先河。

作者：萧承悰，萧龙友嫡孙，女，1940年生，国家级名老中医，在妇科方面有独特的学术观念和治疗方法，其研创的院内制剂“肌瘤内消丸”和“安宫止血丸”在东直门医院和东方医院应用多年，受到患者的欢迎。本文节选自她主编的《一代儒医萧龙友》，有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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