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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与蚯蚓
裴指海
《长江文艺》2015年第6期责编:鄢莉
三个月前日军秋季扫荡突围中,部队医院遭破坏,伤兵、院长被杀,医护人员悉数被抓。可是三个月后,女兵、团政委的爱人李菊红却又独自找回了团驻地。据她供说,是被一个日本兵放回来的。可是,日本兵“不是人,是畜生”,怎么可能放掉她?她的身份于是不得不蒙上极大嫌疑……事情真相究竟怎样?
到了青龙山根据地,军分区保卫部干事王玉德先去见了那个叫李菊红的女兵。她被关押在一间民房里,房子破破烂烂,屋顶上的茅草被风吹雨打得看不出茅草的样子,有些地方已经沤烂,阳光肆无忌惮地照进屋里,地上有一摊雨水。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潮湿、污浊气味,还有牛粪猪屎的痕迹,墙角扔着一条断成两截的牛缰绳。王玉德抬头看了看破烂的屋顶,又看了看那条缰绳,皱了皱眉头,如果这个叫李菊红的女兵把身上的衣服撕成布条,再接上牛缰绳搭在屋梁上,她可以攀上去,从屋顶上翻出去逃跑,或者上吊自杀。无论哪一种,后果都很不好。他想回头瞪一眼跟在他身边的独立团保卫股长,但想了想还是忍住了,不管怎么说,自己毕竟是奉命来协助调查的,事情出在人家的团里,怎么收押、看管李菊红,还是人家做主。
等他仔细地打量李菊红时,他发现自己的顾虑多余了。这是一个瘦弱的女兵,细胳膊细腿,肤色白皙,脸色蜡黄,她坐在墙角的稻草堆上,双手抱着膝盖,低着头一声不吭。她显然知道房间来了人,但却没有抬起头的打算。她的身边胡乱堆着一床露出肮脏棉絮的被褥,看得出来,被褥也是潮湿的。王玉德终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保卫股长,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只是一个嫌疑人,在事情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以前,还是应该把她当作同志的,怎么能这样对待她呢?保卫股长上前一步,站在她面前,厉声地吼了一声:“李菊红,赶紧给我站起来,首长亲自来审问你了,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
女兵抬起头,看了看保卫股长,又看了看王玉德,她的目光并不是王玉德熟悉的惊恐与不安,而是茫然,好像一切和她没有关系,她只是贸然撞进来的一个局外人。她低下头,把手从膝盖上拿开,撑着地,慢慢地站起来,垂手低眉地站着。她身子并不虚弱,但动作却有点呆滞。王玉德有点担心,事情发生十多天了,可以想象,团里肯定已经审问她无数次了。他很清楚这帮土老帽的能耐,其实也就是没有什么能耐,他们只会拍桌子,甚至动粗用刑。王玉德飞快地把她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她穿的军装虽然破旧,但还算整齐,身上也没有伤痕。看来,她并没有被虐打。也是,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政委的爱人,即使犯了罪,也要给政委留个面子。
保卫股长似乎看透了王玉德的心思,把脸凑过来,低声说:“我们审过几次,首长放心,我们是本着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原则办案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啥道理都给她讲了,她就是不说,翻来覆去地讲是日本兵把她放出来的。妈的,脑袋比石头还硬。”保卫股长本来想让自己变得文雅一些,但最后还是忍不住爆了一个粗口。
王玉德并没有计较,他看着她,紧张地思索着从哪里下手,如何让她说实话。
整个案子并不复杂。在三个月前日军秋季扫荡中,部队突围,医院却没能跳出日军的包围圈。也是,只有一个排掩护医院,那个排的战士倒是英勇,拼死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但也仅仅是迟滞了日军一个多小时而已,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日军还是追上了只有伤兵与医护人员的医院。情况很糟糕,伤兵几乎全部被日军杀害,三十多名医护人员,除了有三四个幸存下来,其余全部被日军搜出抓走了,包括院长周爱延。周爱延是军分区司令员的爱人。当然也包括眼前这个叫李菊红的女兵。
所有被日军抓走的医护人员都被关押在日军驻守的县城。院长周爱延在半个月前被杀害,头被日军割下挂在县城的城头上。他们想以此刺激军分区司令员,让他主动出击进攻县城。司令员带领的部队神出鬼没,这次又顺利地躲过了他们的重兵扫荡,他们快被他折磨疯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李菊红突然出现在了独立团的驻地。王玉德已经听保卫股长给他讲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个午后,独立团隐藏在一个山谷里,最远处沟口边隐蔽在草丛中的哨兵看到远方一个小小的人影慢慢地过来了。日军正在到处寻找独立团,部队刚刚转移过来,还没顾得喘口气,怎么就被人发现了?哨兵躲在草丛中,努力瞪大眼睛看着这个小小人影的背后,阳光白花花的,除此之外,并无他人。哨兵悄悄地松口气,把子弹推上膛,瞄准了这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小小的人影越来越大,最先看清的是来人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哨兵心想,也许是个掉队的吧。来人在离哨兵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疑惑地左右张望。哨兵瞪大了眼睛,来人是个女人。她的衣服破烂,还有点点滴滴凝结成紫色的血污。她的脸色苍黄如土,瘦得颧骨明显地凸出来了。哨兵站起来,拿枪逼着她,大声地喝问:“口令。”她撇了撇嘴,嘴唇干裂,好像要哭了:“我不知道,我是医院的……”哨兵吃了一惊,他早就知道医院被日军全歼的消息,院长头颅挂在县城的事情,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根据地。他还写过血书请战,愿意参加攻打县城的敢死队。他的鼻子一阵发酸,忙收起步枪,上前扶住了她。她两只手抓住他的肩膀,整个人软了下去。她是被哨兵背回来的,又被泼了几碗从深井中打出来的凉水才醒过来。
最初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她能死里逃生,是不幸中的万幸。所有的人都想,她肯定是在日军扫荡中躲在山洞或者是在老乡的掩护下才活下来的。他们给她端来洗脸水,换下肮脏发臭的军装,还从并不多的粮食中破例舀了半碗大米,熬了一锅米粥。稠稠的米粥刚盛到碗里,冒着热气,她就抱起来咕咚咕咚地喝,烫着她了,她也只是抬起头,吸溜了两声,又狠狠地埋下头去。五十多岁的炊事班长老王心疼地掉了泪水,喃喃地说,吃吧吃吧,看把孩子饿得。
当李菊红捧起第二碗米粥时,政委来了。所有的人都绽开一脸笑容看着政委,她是他的爱人,他们刚刚结婚还不到四个月,蜜月还没过完就遇到了日军扫荡,活活地把他们分开几个月。现在好了,她活着回来了。谢天谢地,老天保佑。
政委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欢欣,他皱着眉头问她:“你是怎么回来的?”
她看着他,眼睛里闪着光,溅着火苗,她撇了撇嘴,泪水滑出眼眶,晶莹剔透,她喃喃地说:“他们把我放了……”
政委问:“他们是谁?”
她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说:“他们是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把我放了……”
所有的人都愣在那里,她被俘过?日本鬼子把她放了?日本鬼子就这样把她放了?他们再看她时,目光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连自己都没意识到,他们的脚步往后退了两步,离她远了些。
政委跨上一步,猛地夺下她的碗,重重地放在桌子上,砰的一声,白生生的稠稠的米粥溅出来,淌了一片。老王慌慌地扶着碗,不满地嘟哝了一句:“粮食啊,这是粮食啊。”
政委朝她吼道:“你还有脸吃饭?周院长被日本鬼子砍了脑袋,他们为什么却把你放了?你是王母娘娘还是天上的仙女?”
他的声音扭曲、尖利,所有人都闻到了一股呛鼻的火药味,像是炮弹刚刚爆炸,火辣辣的弹片从耳边划过。
她呆呆地看着他,嘴巴张了张,还想说什么,政委已经扭过头去,冲着跟在身后的保卫股长和保卫干事喝道:“把她关起来。”
保卫股长跨上一步,拽住她的一只胳膊,保卫干事扭着她的另一只胳膊,两人架起她往屋外走去。她“妈呀”惊叫一声,脸上的肌肉抽搐,泪水泉涌。路过门槛时,她还差点被绊倒了。
保卫股长对王玉德说:“我承认我那时是用了点力气,一想到她有可能投降了日本鬼子,我就生气。但我再用劲,她毕竟是个女人,我还是手下留情的,只用了四五成的力气而已,她却疼得连鼻涕眼泪都出来了,还妈呀妈呀地叫。你说说,连这点疼都受不了,她能受得了鬼子的酷刑吗?我觉得她投降的可能性非常大。政委最了解她,她一回来,政委就觉得不对劲。你看看,他什么人都不带,偏偏叫上我和保卫干事,说明他早就有预感嘛。
一开始,王玉德觉得,这个女人确实可疑。
在日军扫荡结束后,他曾奉司令员之命化装到县城打听过,日军并不知道周爱延是院长,也不知道她是司令员的爱人。但没过多久,周爱延的身份就暴露了。被俘的医护人员里绝对出了叛徒。而现在,这个女人却毫发未损地回来了,并且还是被日军放回来的。
王玉德在心里冷笑了,如果说,她真的是叛徒,就这样把她放回来了,日本鬼子未免也太愚蠢了。但如果她不是叛徒,日本鬼子怎么可能又会放了她呢?
尽管已经见过李菊红,看过无数次的审讯笔录,王玉德决定还是再会会李菊红,让她重新讲述一遍日军把她放回来的经过。如果她是编造的,必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地方露出破绽。他穷追猛打,不断盘问,新问题一个接一个,她来不及组织,慌乱之中必会出现自相矛盾的地方。王玉德审讯过很多犯人,没有一个人能招架住,再美的故事也会很快千疮百孔。
让他失望的是,李菊红重新讲述的,和保卫股长所作的审讯笔录一模一样,天衣无缝,连风能吹过的缝隙都没有。
李菊红说,当日军出现时,周爱延院长果断命令部队分散突围,能跑出几个是几个。周爱延带着她和另外一个刚当兵不到一个月的护士英子躲在山洞里。这个山洞还算隐蔽,洞口灌木丛生,站在洞口往里面看,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到。她们偎依在一起,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每个人的手心里都是汗。外面不时传来奔跑声、零星的枪声,她们连口气都不敢出。她们望着洞外依稀的亮光,盼着天赶紧黑下来,天黑下来,她们就有可能趁机逃出去。时间却过得那么慢,一分钟比一年的时光还要长。两个日本兵发现了山洞,他们吆喝着,慢慢地逼近洞口。她们在黑暗中惊恐地看着院长,院长把手从她们手中抽出,低低地说:“你们呆在这里别动,我冲出去把他们引开。”周爱延猛地站起来,冲向洞口。三个人中,只有她一个人有支手枪,她一边往外冲着,一边打着枪。她冲出了山洞,更多的日本鬼子从山洞前跑过去,大呼小叫地追赶着她。
半夜时分,整个山区安静下来,只有不知名的虫子喁喁细语,间或一只夜莺从空中飞过,翅膀拍打着空气,发出细微的唧唧声。李菊红爬到洞口,向四周瞭望,明亮的星空下,大地安详,万物已沉沉睡去。她带着英子,在星星的指引下,小心翼翼地向西边转移。她记得院长说过,部队要在青龙山西边的王老庄集结。
她们还是没能逃出敌人的包围圈,当黎明到来的时候,她们赶到了王老庄,却发现整个村庄都是日本鬼子。等她们想回头逃走时,日本鬼子发现了她们。
李菊红说,她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日本鬼子问她什么,她都说不知道。她的确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部队要在王老庄集结,但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王老庄,她唯一知道的机密事情也毫无机密可言了。她还说,她没有告诉敌人周爱延是院长,更没有告诉他们周爱延是军分区司令员的爱人。她根本就不知道周爱延也已经被俘了,她是回来后才知道周院长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她怎么可能会出卖她呢?哪怕她曾经恨过她,但她也决不会主动出卖同志。
王玉德说,你最后是怎么逃出来的?
李菊红的脸上浮现出可疑的红晕,似乎有些羞涩,但那些红色很快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困惑的土黄色,她看了看他,摇了摇头,眼睛里一片迷茫。她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日本兵就那么把我放了。
根据李菊红的讲述,十多天前的一个早上,一个日本兵突然进来,把她带出牢房,押到了县城东边的一个小树林里,树林深处的落叶上有点点滴滴的血迹,手掌大小的叶子是枯黄色,干涸的血迹是紫色,像叶子上的花朵,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美。看来,这里是敌人枪杀抗日志士的刑场了。李菊红并不害怕,已经过去两个多月,她对自己的命运早就想过很多次了,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日军糟蹋,或者让她充当慰安妇。如果是这样的话,她会在它们发生之前,咬舌自尽或者一头撞死在墙上。相比这些,死倒是最轻松的。她甚至回头对那个日本兵笑了一下,觉得自己这样死去,真是捡了个天大的便宜,子弹呼啸,脑袋开花,生死瞬间,甚至连疼痛都来不及感觉。日本兵的眼角边沾着肮脏的眼屎,目光游离不定,脸上带着来路不明的疲累、厌倦神情。他看到她对他笑,好像有点害羞,躲过她的目光,把脸扭向一边。她觉得奇怪,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日本兵,枪拿在他手里,像多出来的一根树枝。阳光透过树林的缝隙钻进来,在他步枪刺刀上舞蹈。那是一支令人厌恶的三八大盖,拿在八路军手里,是凶猛无比的杀敌武器,抓在日本兵的手里,就是一条毒蛇,而冰冷的刺刀是蛇的芯子,发出咝咝的声音。她并不害怕。看着这个长着一副忧伤面庞的日本兵,她甚至有点可怜他,他远离家乡,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死去,也许尸骨就在异国的土地上腐败,成为一个令人憎恶的无家可归的游魂。而她,至少是死在了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那也等于是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
她再次冲他笑了笑,很想让他看到她的骄傲,但他仍旧没有看她,只是把步枪收了回来,取下刺刀,把步枪背在身上,手里攥着刺刀走近她。她想让自己更加骄傲一些,但心脏却令人难堪地跳得更快了,她甚至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这让她恼怒,忍不住狠狠地瞪着这个日本兵。八路军缺少枪弹,不得不节省子弹,你们这些魔鬼既然跑到中国来打仗,难道还在乎那一颗子弹吗?日本兵并没有像她想象中的那样勒住她的脖子,然后用刺刀一抹,把她丢在地上,而是用刺刀割开了紧紧捆绑她的麻绳。她的身子剧烈地颤抖起来,感觉到他的手也是颤抖的,本是锋利的刺刀,却抖索了半天才割开了麻绳。她感到一阵轻松,下意识地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腕,上面是被绳子勒出的紫色印痕。她茫然地看着这个日本兵,完全不知道他接下来要干什么。日本兵终于看她了,但也是蜻蜓点水一般迅即低下眼睑,用生硬的中国话低低地说:“你走吧。”她没有听错,他确实是这样说的。她迟疑地往前面走了两步,犹豫不决地回过头来,日本兵取下步枪,笨拙地上着刺刀。她的心又一下子揪紧了,他要在我身后来上一枪吗?她奔跑起来,多么希望自己跑得快些再快些,跑得比子弹还要快。这个可恶的日本兵,他肯定是故意放了她,然后再从背后向她射击。他是在戏弄她,他只是不想向一个静止的目标射击,而是想射击一个运动中的目标。她知道这些令人憎恶的士兵经常会把俘虏放掉,然后像打猎一样射击取乐。但是,但是自己仍然要试一试,万一这个士兵的枪法不准,自己真的能逃走呢?
她奔跑着,风在耳朵边呼呼地响着,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花香。这是冬天,哪里有什么花香?这是幻觉。她突然觉得生命多么宝贵,我不能死,我不能死啊。多么希望枪声能迟一会儿再响,让她再跑远一些,跑得远了,子弹击中她时,自然也少了许多力度,如果击中的不是要害,她还是有可能逃脱的。枪声还是响了,就像在耳边炸响的一样,她甚至闻到了火药灼烧的味道。她停下脚步,击中哪里了?她等着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突然冰凉,发出鲜血迸溅的声音,但是没有。她迟疑地回过头去,那个日本兵的步枪对着天空,枪口上冒着袅袅的白色烟雾。他朝她挥了挥手,然后转过身子,慢慢地往回走。他的背向下塌着,像一条狗。她完全搞不明白这个日本兵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神经病?他蠢笨如猪?她咬着牙,埋头奔跑着,就像一个梦,她始终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
她回到了青龙山根据地的王老庄,她向见到的每一个老乡打听八路军的踪迹,没日没夜地在山区奔波,十多天后,她终于找到了他们……
李菊红说,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没有加一点醋,也没添一点油,更没有偷工减料。我完全理解组织对我的审查,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们问我,我也不知道那个日本兵为什么会放了我,我也不知道他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如果我说了一句谎话,我甘愿接受组织给予的最严厉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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