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细想，这篇文章写的何尝不是一部村史、本土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部我们民族的百年史吧。

编者按

凡是读过王青丽先生《母亲的回忆》这篇文章的人，没有不被深深感动的。感动的原因各有不同，真实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真实是有力量的。《母亲的回忆》是王青丽先生的家史。掩卷细想，这篇文章写的何尝不是一部村史、本土史。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一部我们民族的百年史吧。

作者是大学工科出身，是一位有故事的人；作者虽在庙堂俯仰有年，却不为八股绑架，一秉真诚，我手写我心、我见、我闻，将百年兴亡、家族悲欢和那些扯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各种人物的角色命运，从容布局，不枝不蔓，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读来使你欲罢不能。而在细节的采用、详略的裁剪和文字的调动上，也匠心独运，令人拍案叫绝。

今天推荐这篇文章给大家，希望所有人像王青丽先生那样，去了解你的父母吧，这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完成自我心灵救赎不可或缺的一课。

如果母亲还活着，她这些天应该80岁了！按照乡俗，我们应该为母亲举办一个生日聚会，以表达我们对母亲的一片孝心。可是，母亲已经离开我们40年了，再为她举办这样的庆祝活动已没有可能。连日以来，母亲在我的脑海里不时地涌现，我也在努力地找寻母亲！为了寻找母亲，我使出了浑身解数，无数次寻找着，寻找着……

母亲叫王银英，1940年农历二月廿五日出生在临汾县（今尧都区）土门村。土门村，位于汾河流域临汾盆地西北边陲，座落在吕梁山脉沉香山下，古往今来是西通吕梁、东抵平阳、北达太原、南到运城的咽喉要道。这里是母亲生命的起点和归宿，也是我生命的孕育之地。

母亲家世

母亲的生父叫王百吉，我称外祖父。外祖父家兄弟3人，外祖父排行老二。外祖父在这个家吃苦能干，又很勤恳。我小时候常听和他同辈的人讲，别人挑水是一副担子，而他却是两副。1926年，由外祖父主持，兄弟3人起早贪黑建造成村里最好的楼院之一，土门人俗称“南院”，为此，外祖父立下了汗马功劳。

院是一个四合大院，分为主院和副院。主院：西房是3间主房，南北各附连一间角房，上复建有3间瓦房；北房、南房是各3间上七下八的垫棚砖窑，俗称北窑、南窑；东边是3大间砖木结构的厅厦。副院：院子外还建有许多附属房产，如羊圈、猪圈、牲口圈等，这些房子都是饲养家畜的，在每个房子的旁边还建有供饲养人居住的小房子，称为副房。院落建成后，分为3份：西房是院子的主房，归外祖父的哥哥，我称大爷爷；北窑是仅次于西房的，理应归外祖父，但由于外祖父仗义，主动让给他弟弟，我称三爷爷；外祖父只能住南窑。为此，外祖父在村里和族人面前留下良好的印象，受到人们的赞许。不久之后，外祖父的老婆张氏因病离世，留下了一个两岁的男孩叫王杰彦，他就是我从没有见过面却为他顶立起门户的舅父。

童年时居住过的南房

1933年，母亲的妈妈赵小花（我称姥姥）和外祖父组成了新家。外祖父行侠仗义，乐善好施，在村里村外都有许多“铁杆儿朋友”。这些朋友中有几位先后成为我们现在家族中重要的亲戚。1934年，姨姨出生，四年之后日本鬼子进入土门村，村里的乡亲们大都投亲靠友躲避战乱，村里人称为“逃难”。姥姥带着姨姨和舅父先是逃到河底、红岭沟，最后在姥姥姐姐家的住地江家峪村落脚，在这个地方先后住了10年。

外祖父勇于担当，深得家乡父老们的信任，村里人逃难之后，他留在村里，成为村首，为流离失所的乡亲们通风报信提供服务。这时，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成立国民革命第二战区，简称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为躲避日军，阎锡山曾退守在和土门村一河之隔的东涧北村西沟里居住办公。外祖父身处这样的环境，既要和日本人相处，又要与阎锡山周旋，还要为共产党服务。村中的文化人王文祺1943年曾作有一首长篇诗歌《土门人民逃难记》（《临汾市志》有载），其中有几句写道：

王百吉是村长胆大能干，

引村警回村中交涉一番。

日驻军为笼络村民心安，

才允许家中物能往外搬。

命村警各庄上传唤一遍，

驮粮食取衣物才得过年。

人都说村长的恩惠不浅，

过年后联名字送牌挂匾。

母亲的芳华

1941年农历二月廿五日，母亲出生了。1943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土门村仍有少数几个日本兵守着，凶恶气焰已经不如以前，外祖父从逃难的姥姥那里带着他14岁的儿子回到村里，收拾家院并准备必须的生活物品，以迎接逃难的一家人归来。外祖父和儿子收拾家什、磨面，整整干了一天的活儿，晚上住在离南院很近的被称为铁铺院的一个四合院里。这一天夜里，发生了对南院王氏家族来说是天大的一件事情！

外祖父和舅父一同被害了！此时外祖父39岁，舅父只有14岁。父子俩的遇害，村中有多种说法，有的人说是仇杀，是外祖父做村首时得罪了人；有的人说是经济纠纷等等。但不管什么原因，年少的舅父是不应该被打死的。有的人说本来舅父不会死，但因打死外祖父的人离开时，他说了句“我认识你们，救救我爸”，打手们离开后，认为不能为自己留下后患，才又返回住处将舅父一枪打死。

外祖父作为村首，处在危机四伏、险恶多变的日伪时期，身处各种不能自救的是非漩涡之中，不排除他确有错误和罪过。许多和外祖父同时代的人和当事者早已作古，他的是非功过后人岂能说清，只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给我们留下无限的反思。作为顶立门户的继承人，60年后，我为外祖父和舅父立碑时只能这样为他们盖棺定论：

我为外祖父和舅舅立的碑

“王百吉，生于1904年，突卒于1943年，享年39岁。祖父一生耕稼勤恳，治家有方。抗战时期义胆为民，甘为村首，功过自有公论。娶妻张氏。子杰彦，生于1927年，少年喜学，诚实勤恳，与父同年同月同夜同时遇害，年仅14春。”

外祖父和舅父死后，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只有两岁的母亲从此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了！

外祖父和舅父被害的当夜，下了一整夜的大雨，山洪暴发，土门地处山口，处在一片汪洋之中。同院邻居们听见枪声，有的还偷偷地在窗户里往外看，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处在战乱年代，社会动荡，人心惶惶，雨又下得这么大，谁敢出来管，谁又能管得了啊！第二天，邻居才将这个噩耗告诉外祖父的哥哥。对这个突发事件，大爷爷作为外祖父的长兄，不得不出面办理外祖父的后事。

大爷爷得到噩耗，先将外祖父生前的几个好朋友召集起来商量如何办理丧事。这时，姥姥正带着姨姨和母亲在离土门村30里地之外的江家峪村避难居住。大爷爷派人通知姥姥，并接她回土门村。姥姥自幼按照风俗缠了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脚妇女，不方便长途行走。得知噩耗之后，姥姥只好将只有两岁的母亲交给她的姐姐代管，让9岁的姨姨骑着家中的一头小毛驴，在朋友的引领下徒步回土门村的家为外祖父治丧。好不容易快到村子的九眼桥西时，才发现由于山洪尚未退却，进不了村，没有办法只好退到山上李家庄借住一宿。第二天回到家中时，外祖父去世已经是第3天。在大爷爷的料理下，外祖父和舅父已入殓装棺。姥姥和姨姨来到停放棺材的“羊圈”，见到了死去的亲人，异常悲痛，母女俩嚎啕大哭一场。

我的姥姥

这是姥姥第二次痛失男人了。第1个男人因病而走，第2个男人又这么遭人黑枪。痛定之后，大爷爷向姥姥说了后事的操持情况。两副棺材是借别人的；家中没有钱，需向人家代支粮食，其余的开支也都是欠着；如果马上下葬还得再支付一大笔费用。那个时候家家都穷，孤儿寡母更是穷，如何下葬成了难题。几经商量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将两副棺材放进一间“羊圈”去，把“羊圈”的门窗封堵，停尸待葬，这种做法俗称为“丘”。

这样草草安葬之后，姥姥又带着姨姨返往江家峪村和母亲团聚，开始了孤儿寡母的贫困生活。从此体力活儿全靠姥姥的姐夫和他的孩子们照应，吃穿全靠外祖父留下的40亩地。地不算少却大都贫瘠，加上半种给别人，收获自然不多。半种，就是要从每年收获的粮食中拿出一半支付给租种人，遇有灾年，几无收获。每年收下的粮食晒干之后，还得雇人运往山里，这又需要一笔开支，除掉全部支出后，所剩无几。这样的日子母女3人苦苦度过7年。7年之中，母女3人相依为命，有时到姥姥的娘家住，有时去别的亲戚家住，真是颠沛流离，一言难尽。

1948年5月，临汾解放了！历经10年的逃难生活，姥姥带着16岁的姨姨和9岁的母亲回到土门村自己的家中。

按照乡俗，停尸7年之久的外祖父和舅父早应入土为安；死去的舅父，年龄小未成家。7年中姥姥省吃俭用，已为舅父选好冥婚的对象，只是没有条件办，人家也一直停尸等着；更为急迫的是解放了，人民政府不允许停尸，否则要烧掉。没有办法，只有考虑下葬。依照乡俗，应先举行冥婚把舅舅的媳妇迎娶回来。媳妇虽然是死人，但也要像活着的人一样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异常特别，由4人抬着迎亲的轿子走在前边，一人牵着驮着棺材的牲口走在后面，还有两个吹唢呐的走在旁边，不时的还要吹上几声，以表示喜庆。采用这样的仪式用了很长时间，才将一天都没在一起生活过的媳妇接回土门村。

外祖父和舅父都死了，没有留下可以承嗣的男丁后代，谁来继承这份祖业，顶立这个门户呢？依照乡俗旧规女人是不能顶立门户的。为此，大爷爷、姥姥、三奶奶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开了一次家庭会，商量由谁来顶立门户的事。

乡俗民规有约定俗成的说法，外祖父的门户应由三爷爷家的儿子来继承。一是三爷爷排在外祖父之后，合乎长幼有序的古训；二是三爷爷家有3个男孩，顶立这个门户更合乎情理。三奶奶说：“他三爷爷29岁时得伤寒病逝，我带着3个儿子生活已历经艰难，现在由谁顶立老二的门户我都同意，她二妈看上谁，由她领去，我是一个寡妇，以后的事，我实在是管不了。”大爷爷是尊长，“长兄为父”，这么大的家事自然要得到他的认可应允。大爷爷家有两个儿子，经过几轮说和，在中间人的斡旋下，用了很长时间，最后商定外祖父的门户由大爷爷的二儿子顶立。好不容易才写好了约据并签字画押，不料出殡当天的凌晨，大爷爷另有想法，又哭又闹撕毁了约据。

下葬在即，各项事情已准备妥当来不及再说和了。情急之下，姥姥也不讲什么民俗民规了，像男人一样端上了灵位，16岁的姨姨和9岁的母亲拿上领魂幡，就这么将外祖父和舅父下葬了。葬礼办完之后，各项费用和历史欠账在大爷爷的主持下进行清算，最后从外祖父留下的40亩地中拿出15亩旱地和属于南窑的一间角房进行抵顶，才将停尸7年的外祖父和舅父入土为安。这种由女人端灵位打灵幡葬夫葬父的做法，成为土门村历史上的第一次。

随母改嫁

外祖父和舅父入土为安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姥姥她们母女3个人的命运。

1936年，姥姥的弟弟赵逢曜投奔红军参加革命，那时外祖父正值盛年，担任村首，不支持妻弟跟着红军走，一直追到洪洞白石村，也没有追回决意要走的他。15年中他杳无音信，姥姥和家人以为他早不在这个世界了，家里人为他上坟已有多年。谁也没有想到，1948年临汾攻坚战役结束后，他回到阔别15年的故乡。

土门村是回他家乡红岭沟村的必经之地，他知道土门村有个姐姐想顺路看看。这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姐夫已去世多年。挑着简单的行李找到了他曾经来过的南院，到南大门口恰好见到了我姨姨，他不知道这是他从未见过面的外甥女。姨姨虽然年少，从和他的对话中猜到这个人可能就是母亲常提起的母亲的那个弟弟，一家至亲就这样重逢了。

当他得知姐夫已去世多年，姐姐带着我母亲和姨姨艰难度日时，不由得泪如雨下。他见过世面，观念比较新，接受了男女平等的新观念，力主姐姐再嫁他人。而这时，姥姥没有告诉他，土门村已经有人愿意同姥姥再结秦晋之好，只不过是姨姨不同意，姥姥也有犹豫，此事就这样一直放着。

姥姥的弟弟回到自己的家乡红岭沟村听说了此事，才知道原来愿意和他姐姐结婚的人就是他过去的熟人王录兴。

我的姥爷

王录兴是玉鸡沟村人，是外祖父的朋友之一，年轻时勤劳持家，在南山一带以很会持家出名。他养着几条大牲口，玉鸡沟村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他每年都会到土门村租房半种别人的土地，有时也租地，以增加收入。临汾解放后，他在土门村参加土地改革，分得了田产成为土门人。

姥姥的弟弟回到家乡小住之后，又以看望故旧为名专门来到土门村，见到了王录兴并受到了他的热情接待，用姥姥的一句话讲，“我弟弟吃了人家一顿饭，就把姐姐送人了。”对这门亲事一开始姥姥不同意有顾虑，他只好以“若要不从，就再也不到这个村，永远不认这个姐姐”相“威逼”，才使得姥姥答应了！

1948年末，姥姥在她弟弟的强烈要求下，终于同意和本村的王录兴（我称姥爷）重新组成家庭，这是她的第3次婚姻。对于这次改嫁，姥姥颇为矛盾，其中的犹豫也不是没有道理。

姥爷家有4个男孩，虽说已经送出1个，但还有3个；姥姥决定改嫁之后，曾经想到南院大爷爷和三爷爷家没有女孩，心里想将母亲和姨姨分别留给他们，自己一人改嫁，但这样的想法没有得到南院大爷爷的支持。他们结合后，这个新家将会有5个孩子，加上姥爷年迈的父母和他们自己已经是9口之家。姥爷喜欢姥姥，说：“大儿子马上要结婚独立了，我又没有亲生的姑娘，好在你带来两个女儿，这样更好。”这才消减了姥姥的顾虑。

对于姥姥和姥爷的结合，姥爷的父母坚决反对。一是怕姥姥不会善待他们的孙子；二是怕加重他儿子的负担；三是怕姥姥再生孩子使这个家庭变得更复杂。姥爷对姥姥一往情深不改初衷，尽管他的父母百般阻挠，在姥爷的坚持下，他和姥姥还是走在了一起！也因此为以后埋下了家庭不和的隐忧。

这时姥爷的大儿子完婚在即。农村有“先来的媳妇后来的婆”的说法，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在大儿子完婚的前3天就匆忙结合了。3天后，姨姨和母亲借着这桩喜事从村西南院来到这个村东新家和姥姥团聚，从此她们3人开始过上了另一种艰难纷争的日子。

1949年，山西全境还没有全部解放，临汾的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姥姥改嫁时，由于外祖父的门户没有明确由谁来顶立，母亲和姨姨跟着姥姥进了村东的新家，南院的房产尚在，无人提及继承，依理这份房产属于母亲和姨姨。根据人随房、地随人的原则，村农会为母亲和姨姨在村西分得15亩土地。

土门村较大，村东和村西的人们不大走动联系，尽管南院的大爷爷说让姥爷种这15亩地，但姥爷以当下不合适为由一直不种。后来遇上年景不好，农村经济困难，家里粮食不够吃，姨姨和母亲常到外村甚至几十里之外的北芦村去拾萝卜，挖野菜。直到粮食实在是不够吃的时候，姥爷也不计较什么了，将村西母亲和姨姨分得的15亩土地也种上了。

母亲、姨姨和姥姥一起来到这个新家，自然加重了姥爷的负担。不明事理的孩子们将姥姥和母亲、姨姨视为“三堆狗屎”，发狠说：“要用铁锨端走，连锨把都要扔掉。”姥爷有一个和母亲同岁的儿子，母亲很个性，姨姨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和他打闹，但母亲总是不听，全家没有少生气。不久之后，姥姥生了一个儿子，我称舅舅，使这个家庭再添复杂，多了矛盾。

过了几年，姥爷开始张罗给姨姨完婚。外祖父在世时，早早就把姨姨许配给村中王姓大户的儿子为妻，外祖父去世后，姨姨没有了依靠，未婚夫嫌姨姨不识字取消了这门婚事。姥爷又给姨姨找了邻村东涧北村的一户杨姓人家。到了结婚的日子，姥爷认为，姨姨总归是南院王家的姑娘，何况还有房产，依理应从王家出嫁为好。姥爷准备好姨姨出嫁的一切东西，托人和南院的大爷爷商量，大爷爷说：“姑娘出嫁在哪儿都是嫁”，一句话回绝了姥爷的想法，姥爷只好让姨姨在村东的家出嫁，自己一人全部操办了姨姨的婚事。

辛酸婚事

姨姨出嫁不久，姥爷开始张罗母亲的婚事。1958年，国家提出超英赶美、以钢为纲的发展方针，土门村人大多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全村人都在村里举办的大食堂吃饭。母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和土门村一户人家的大儿子结婚了，对于这门婚事，母亲尽管有自己的想法，但姥爷认为：这个人是外祖父的亲戚，又是他的朋友。他的儿子在供销社工作，那时供销社是令许多人都羡慕的地方，可以近水楼台享购到许多稀缺物品，更何况人长得也不错，又是一个挣工资的人，最后母亲还是依从了姥爷。

母亲第一次结婚时的照片

那个年代国家提倡一大二公，不保护私有财产，一切都是计划供应。客观说哪一家也没有多少值钱的私产。母亲嫁到王家之后，全家只有一间房子，平时，母亲和公婆住一起。丈夫周末回家探亲，公婆就到外边的邻居家借住；丈夫上班走后，他们再回来和母亲一起住。这样的状况持续近一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真的。母亲任性，和婆婆共处一屋不好相处，常因琐事发生争执，时间一长矛盾自然就多，母亲感到很委屈。

姥爷这时身为土门村第二生产队队长，对母亲很疼爱，为了母亲，他不得不考虑帮助她们家建房。几经努力和协商总算盖起房子，房子说不上宽敞，但母亲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母亲住进了新房，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人们身处那个全民疯狂的年代，一切公权没有制约，一切私权没有保障，连起码的人权都得不到尊重。不管有什么情况，母亲每天都要去参加劳动，今天去西山挖矿，明天回村里的田间地头劳作。冬天风大，母亲的手上经常有开裂的口子，吃不饱穿不暖。丈夫不在家，婆媳关系又不好，回到家还要一个人背玉米秆生火取暖。

母亲怀孕之后，仍然像以前一样干活劳动，因此不小心流产了。婆婆认为母亲是故意不要这个孩子指责母亲，本来平时就有矛盾，婆媳关系终于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母亲离开村里的环境，带气去丈夫上班的地方暂住，以缓和关系。

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是凭票证供应，吃饭都是大食堂，决定了每个人只要离开家到哪儿都不会呆久。住了些时日，母亲不得不回到自己很不愿意回的家。婆媳矛盾依旧。母亲身处其间深感压抑，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任性的母亲认为没有办法过下去了。

丈夫回到家中，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许多工作，婆媳矛盾依然。不得已，姥爷出面找他的亲家朋友协调，最终也没有结果。姥爷是个明事理的人，知道母亲受了委屈，也不好说什么。

往日的生活又重复了一段时间，母亲实在承受不了，又找到丈夫工作的单位。丈夫对母亲的行为表示理解，但又感到很为难。母亲提出住在他这儿不回家了，这样的要求丈夫自然难以接受。最后，两人商定采用假离婚的方式“吓唬”一下看看大人们是否会有改变。于是，母亲背着姥爷在丈夫的户口所在地泊庄公社领了离婚证。后来婆婆知道了这个实情，更是不能容忍，要强的母亲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方式，决定和这个丈夫真的离婚了！

姥爷知道母亲离婚后，责怪母亲不应该背着他一个人作主，怨言盛怒中将母亲赶出了家门，不准母亲再回他的这个家。

母亲无家可归了！到哪儿去呢？神思不定的母亲只好在少时的同学朋友郝心党和张连心家里轮流借住，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啊！这时男女平等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母亲长了见识，有新观念、新想法。母亲在苦苦寻思一番后，想出了一个办法，决定回到村西的南院去，为自己的父亲顶立门户。

母亲的姐姐

母亲和姨姨相继结婚后，南院房产所有权仍在母亲和姨姨的名下，这份房产的各种房产契税，几年来都是由母亲她们缴纳，只是房产所有权证母亲和姨姨一直都没有见过。

要继承这份房产，首先必须拿回房产的手续。母亲找到土改时的农会干部杨生喜，他说：“当时房产证一半在区里，一半在农会的手中，后来都移交给村里，你们放心，村里是不会丢失的。”母亲找了村里多次，村干部总是推说找不见。后来一个好心的人才告诉母亲：“你们不可能拿到房产证，属于你们的房产已经被村里一分为二分别写在你们大爷爷和三爷爷的名下了。”

从此，母亲开始了维权上访，去临汾城找县里领导，跑公社找公社领导，饭顾不上吃，白天黑夜地找人陈说情由。几经周折，在公社领导的协调下，履行了相关法律手续，才拿回属于自己的房产证。

房产证到手，母亲从叔伯后代的手中继承了属于外祖父的部分房产，这些房产，叔伯后代们从结婚到此时一直住着，不能住了他们自然会感到不愉快。

离异的母亲孤独一人住进南院的南窑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母亲与父亲的结婚照

1961年初的一天，姥爷的邻居为母亲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父亲当时在山西忻州原平钢铁厂做装卸工。姥爷知道了这件事，告诉母亲：“这个人的父亲是我的朋友，也是南院你爸的好朋友，很仗义，他打百家锁时，就住在你现在住的南窑，说不定这还是缘分呢，我看合适。”

母亲想，回南院去为父亲顶立门户，在当时的社会是没有多少男人愿意做的，听了姥爷的话，母亲没有反对。姥爷的邻居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父亲。父亲托人给母亲送了300元财礼钱，就算是定亲了！不久之后，由父亲的弟弟（我称爹爹）带着母亲去忻州原平钢铁厂和父亲领了结婚证。这样，父母就算结婚了。

南院往事

1962年，国家经历了3年自然灾害、人民公社、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和一大二公全民都吃大食堂的折腾，使国家积弱，人民积贫。国家大力精简厂矿职工，史称“62压”。父亲被压减后和母亲一起回到了南院的南窑，开始了在土门南院的新生活。

父母和弟弟

父母住进了这个院落，院子里的人口已达20人之多。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自然会发生许多故事。叔伯的后代们大都在外地工作，平时院落中生活居住的大多数为妇女儿童。

有一年的一天，叔伯后代中的一个孩子告诉她妈妈：“我衣服布袋破了”，她妈说：“布袋就是要破的，不破要它干啥？”这对母子之间的对话让我母亲听到了。母亲认为，这是在指桑骂槐影射父亲。父亲跟着母亲住在南院，按农村人的认识，母亲招亲寻夫，父亲即谓“招布袋”，“招布袋”是轻蔑男人骂街的话。母亲因为这句话和孩子她妈吵了起来，互相对骂。这件事情的发生拉开了南院家族不和的序幕。

没过多久，这个孩子的妈妈将家里穿过的旧鞋烂袜放在挎篓里，挂在她们家的西墙上，而挎篓下边正是我们家做饭的锅台。开始，母亲还是能够忍受。一次，母亲正在做饭，她们家在挎篓里翻来翻去，挎篓里的尘土自然就落满了锅台和锅盖，锅里的饭也无法吃了。母亲实在是忍不住了，又吵了起来。

这次，双方由对骂上升为打架。愤怒的母亲将她们挂在锅台上的挎篓拿到大队（今称村委会）告状。村里人得知真情，都认为是她们做得不对，大队领导批评了她们这种做法，母亲取得“胜利”。

这件事情过后，她们认为丢了面子，反说是母亲欺侮得她们在这个院子不能住了。过了几天她们搬家时，母亲听从了别人的建议，挡住她们说：“都是我不好，惹得你们生气了，我央求你们不要搬了！”母亲的真心没有改变她们的决定。

多年之后，刘村公社北卧村的社员来土门村烧石灰，租住在我们家。母亲对北卧村的人说：“我们家人手少，麻烦你们帮忙把我家猪圈的圈粪出到外边去。”他们愉快地答应了，很快将圈粪全部挑出，放在院落外边的路上。不料已搬出南院的她立即找上门，说是圈粪堆在他们家窑背后把房子给弄脏了。她连母亲和帮忙的外村人一起骂，外村人也愤怒了，要不是母亲劝说，还真会发生一场“战争”。

我的父亲、母亲

对于母亲在院落中和她们发生的这些争执、纠纷，父亲一概不予理会，只当没有发生过一样。父亲就是这样，他总是认为自己是一个“出门人”，理亏。南院是个四合大院，院子比较大，从院落外的南大门进来要经过几道门才能回到自己的家。每年冬天下雪，父亲总是早早起床把院内院外的雪全部清扫掉，坚持多年如一日。南院的男人们大都在村外工作，他们妻儿老小全在农村，每遇到种地和分粮，父亲总是尽最大能力给他们帮助。院落中的他们对父亲很尊重，多次表示感动和感谢。

三爷爷家的儿子和父亲都在队里劳动，他对父亲也是百般照顾。父亲出生在山里，不会赶大牲口驾辕拉套的胶轮车。赶胶轮车挣工分外还有补助。父亲想学，他就做工作让队长同意父亲和他一起赶车。在他的帮助下，父亲从助手学起，硬是学成了赶车的“把式”。

大爷爷家在北京当兵的大儿子，对父亲也是有求必应。有一年母亲得了贫血病，临汾买不到维生素B12这种针剂，父亲给他写了封信，他很快买好寄了回来，死活不要钱。

最让父亲感动的是三爷爷家的三儿子，他在临汾县计委工作，设法为父亲找了劳动用工的一个指标，让父亲找个单位盖个章，可以办成全民职工进城挣工资。这件事虽然没有办成，但父亲感激了他一辈子，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1969年，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3年，这一年大爷爷家在北京当兵的儿子回家探亲。这一时期，全国各地文攻武卫异常激烈。5月的一天，几个持枪的人进入我们的院落，要枪杀歇居在东厦厅的鸽子。母亲刚生了弟弟，需静养恢复，孩子吃奶时，母亲是不能受到惊吓的，否则会使母亲断了奶水。院中的人急得没有办法，怕听枪声。这时回家探亲的他穿着军装从西屋走出来，同这些人打了一下招呼，持枪的人感到震惊。当时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要学解放军，军人在社会上是享有崇高地位的，不费一点口舌，这个难事就这样摆平了。事后，母亲很是感慨地对我说：“长大后你也去当兵吧。”

在老房子前的全家福

进入70年代，新中国成立已经20余年，农村人口骤增，家家出现住房危机。国家政策因势而变，把解决农村农民的住房摆上日程。南院叔伯的后代们大都先后搬出这个院落，最后院中只剩下大爷爷家的大儿子、三奶奶和我们家，至此，南院的人口不足10人，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很久，直至母亲去世。

1972年，父亲回到南院已经整整10年。

这一年，父亲迎来人生的一个新机遇，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轨迹，母亲度过她一生中颇为平静的3年。

这一年父亲在耙地时不小心掉进了耙里，伤了腿，在家休息，出于生计给别人家看风水，以增加收入补给家用，不曾想被人指为迷信活动，受到了公社领导的点名批评，心里很是郁闷。恰在这时，父亲年轻时的朋友做了西头公社的党委书记，将父亲安排成公社的事务长。

父亲跳出龙门由挣工分成为挣工资的人。挣工分和挣工资是大不一样的，挣工分一年收入不及挣工资的三分之一，更多的时候是达不到。父母在南院生活，倍感压抑。四合院中，家家都有挣工资的人，每逢节假日，生活的差别会更大。父母为了减小这个差别，使出了全部的力量，最终还是没有缩短和他们生活水平的距离。

父亲先是在西头公社机关做事务长，后来调整到公社所属的卧龙垣煤矿担任驻临汾城采购员。这份工作每月连工资带补助可以领到50元左右。过去父母劳作一年也见不到这么多现钱啊。有了这么“多”收入，家里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水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母亲很高兴，觉得自己有“地位”了，不时带着我和弟弟住在城里。更使她开心的是，在物资匮乏的那个年代，村里的邻居们总是托父亲买这买那，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和父亲吵吵闹闹。母亲的精神是快乐的，有了幸福感，做家务时不时还能听到她哼唱几声。她体谅父亲，对我说：“你爸不容易，他是咱们家的顶梁柱，没有他我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幸福呢？”

1975年，我刚满12岁，按照乡俗应当“圆锁”，即过生日。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已经3年，父母亲压抑了多少年，又具备了办个体面生日宴的条件，好胜心强的母亲自然不会错过这次“展示”的机会。为了给我办好这个生日宴，提前几个月就做准备，给全家人添置新衣，对我们居住的南窑也适当做了些修葺。考虑到腊月廿八日天气太冷，加之年关在即，便特意将生日宴提前了两个月。

土门村一带孩子过12岁生日，父母双方的亲戚都要做好大花馍和带着一些小财礼来祝贺，相处较好的左邻右舍也会来送礼相帮，主人招待早午两顿饭，关键是午饭要以宴席盛待，要大方不能寒酸。这一天事情办得父母还算是满意，我高兴了一天。

殊不知乐极生悲，生日宴当天晚上，突然停电，全家一片漆黑。正在查找原因时，大队一名革委会主任带着一帮人以“破四旧”的名义，将亲朋好友送来的礼物洗劫一空。

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多少年来，临汾县挺有名的一个大村土门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于这种欺人太甚的行径，父母悲愤难当，深感屈辱，为此事，父母抱着我和弟弟哭了整整一夜，母亲的身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这是明明的要咱们的命啊……”

第二年的正月，发生了一件事。一天有个邻居到我们家，到处看，到处找，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找个东西，最后什么也没有找到，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事后才知道，这个邻居结婚不久，晾晒的裤子在自家的院子里丢了，他们怀疑是母亲偷了！母亲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又无法诉说，只有一个人默默承受。那时我还小，看到母亲痛苦的样子，知道母亲受侮辱了，就对母亲说：“你告诉他们，咱们没有偷不就得了！”母亲说：“哪有那么简单啊！”

到了五月，又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儿时的伙伴，是我们这届同学的“孩子王”，他的妈妈是我母亲多年的好朋友，她们在一起劳动，时常聚集在一起感情很好。玉鸡沟村的小姑姑家有几棵杏树，五月正是成熟的时节。小姑父来到土门村集市上出售杏儿，见到我之后给我少许，我带到学校给“孩子王”吃了几颗，吃完后他非要让我去姑父那里再去拿。小姑夫从几十里地之外挑到土门村集市上真是不容易，我不忍心再去要，他就打骂我。回家后，我将事情告诉了母亲，爱子心疼的母亲当即找了“孩子王”的母亲评说。不料，这个和母亲很要好的她却一反常态指责母亲“小气”。还说：“不就是要几颗杏吗？”俩人不欢而散。

几天过后，土门村西的大街上忽然到处刷上了辱骂父母亲的标语，有些话不堪入目，母亲找到“孩子王”的爷爷哭诉。没有想到这位已经60岁的老人更是不讲道理，还说如果再谈这件事，他还要打人，连我的父亲都要打。

第二天，母亲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这位老人给劳动的社员送水喝，他不让母亲喝水，最后，当着其他社员的面把水全部倒进了地里，还大声扬言“浇了地也不让你喝！”

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工，口渴难忍的母亲路过村头一家时，喝了几口凉水。回到家，母亲因为生闷气晚饭也没有吃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母亲开始有气喘的症状了。

母亲两岁时，外祖父去世了，母子3人颠沛流离，苦难的生活使她的饮食不规律甚至是“胡吃乱喝”，导致身体体质不好。长大后，她又经历了许多苦难，身心受到巨大的伤害，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母亲的生命之旅由此慢慢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治病之难

母亲病了，母亲真的是病了。

母亲的病是自己先天患的？还是后天不注意病从口入？抑或是生气造成？这一切都无法说清。事实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母亲病了。

这时已经是1975年的下半年了。这次患病是急性的，先是喘不上气，憋得满脸通红。吃药打针常规的办法就是不起作用，采取了过去没有使用的办法也不见效果。不得已，父亲只好找了一辆解放牌大汽车，把母亲拉上去临汾城住院看病了。

这是我记事以来母亲第一次住医院。18天后母亲病好回家了。她和以前一样，听父亲说这次住院花了100多元钱，母亲很是心疼。母亲是第一次住院，不时还有亲朋好友来家看望母亲，之后全家又恢复往日平淡的生活。20多天过后，母亲又犯病了，早上重，晚上轻，中午好，用了好多药，持续了一个月不见好转，还是喘得厉害，没有办法只好再次进城住院。不久之后病好又回家了。这一次只是医生嘱咐药不能断，从氨茶碱到复方氨茶碱，药品的等级一直在升级。到了这一年的春节，母亲又顶不住了，村里人讲究过年不能在医院过。母亲喘得厉害，也只能就这么煎熬着，本想过了正月元宵节再去住院看病，但病情一天比一天重，过了初五她只好再一次进城住院。

如此反复，到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她住在临汾县医院。我去看母亲，她高兴地告诉我看到电视了。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内容是毛主席逝世的吊唁活动和追悼大会的实况。

这次病愈回到家，她心里老是在嘀咕。住了11次院花了那么多钱，总是不见好，是不是犯有什么讲究？惹了什么鬼神呢？有病乱求医，只好相信求助“巫师”了。

一天，邻居请来了一个“巫师”给他们家看了“说事”，意思是说家中有鬼神作怪，说是看后挺“灵验”的，于是推荐给母亲。心存疑虑的母亲决定试试，不久请来这位“巫师”。巫师说：“你们家的祖坟上以前是不是有几棵大树？过去这几棵大树能挡住煞气，现在树被人砍伐了，这个煞气自然冲到了你的身上，要不然你怎么住了那么多次院，总是治不好呢？”说着巫师开了单子。

母亲将信将疑，她知道坟上有几颗大树，但不知是否已经被砍伐。她让姨姨去坟上查看，姨姨回来说：“树确实没有了”，还说：“听别人讲是三爷爷家的大儿子砍伐的。”这一切使母亲信以为真，叫来村东的舅舅和几个亲戚，照着巫师的单子进行了所谓的“摆治”。可能是心理作用的缘故，“摆治”之后，她感觉好多了。作为一个久病之人，她只是想治好病，恢复平淡的日子。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认为是彻底治愈了。她高兴的将“摆治”的过程绘声绘色地夸大其词地讲给院里的人们，有时兴奋得眉飞色舞，激动得竟然都顾不上吃饭。她哪里知道，更大的伤害正向她悄然袭来。

又有一天，母亲养的一只母鸡突然肠子掉了出来。这只母鸡母亲养了好几年，和现在人养宠物一样，已不指望它下蛋。母亲看见心爱的母鸡快死了，很难过。心直口快的母亲问三奶奶是否知道这只母鸡是谁打的。之后不久，三奶奶在院子里绊了一跤，突然患病。三奶奶病了自然是个大事，南院的老老少少、三奶奶所有亲戚都来探望。刚开始母亲和他们一样，忙前忙后，还让父亲也回来看望三奶奶。

父亲回来的当天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南院家族中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群情激愤，一致认为三奶奶患病是巫师“摆治”造成的。南院的祖坟是外祖父年轻时请我的爷爷给看的，而我的父亲又略通风水，这些激愤的人们联想了许多，一致断定是父亲指使人“摆治”的，这种“摆治”对我们家好，对他们家都不利。于是，他们将父亲从我们家居住的南窑拉了出来，一定要父亲讲清楚。父亲确实不知道这回事，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不知所措的父亲只好说：“我真不知道，要问你们就问问银英。”激愤的人们无论父亲说什么，他们都不相信，就这样，父亲被他们打了一巴掌。

我的父亲

勇于担当的母亲听见了巴掌声，立即从屋里跑出来护住父亲说：“七星什么也不知道，要打你们就打我！”他们几十口人把我们家围得水泄不通，连门都不让父母亲出。当时我小没人注意，情急之下，母亲让我从围着的人群中钻了出去，吩咐我到邻近找有名望的人赶快来说和。我叫来父亲的老朋友和我们这个生产队多年的老队长，说了整整一夜也没有把事情说和好。第二天，大队来人才制止住事端。

父亲受到这个窝囊气，一气之下用再也不回这个南院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后大队调查处理了这件事，大队将帮助母亲“摆治”的舅舅和亲戚们关在村中的“五虎庙”隔离审查一个月，名曰办“学习班”，治病的巫师也被逮捕法办，才算平息这场风波。

这样闹翻天的折腾，使母亲又犯病了，没有办法只得再一次进城住医院。

过了一段时间，三奶奶久治不愈，离开了人世。三奶奶走后，那些激愤的人将我家南窑的门窗封堵了，扬言不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院子。这种同院吵架被封堵家门的事情，在土门村也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母亲跟着父亲住在城里治病，我和弟弟在姥姥家，一家人分居两地过了好几个月的痛楚生活。

进入秋天，天气渐凉，一家人被迫出走时只穿了单衣，没有换穿的衣服。父亲因为挨了巴掌，气还未消，对这件事不闻不管。母亲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拖着病体多次往返在大队、公社，请求领导们调查处理这起纠纷。他们见到母亲，总是推诿说：“这件事很难办。”

万般无奈的母亲在一个熟人的引见下，终于找到了时任临汾县委书记的李春芳。在母亲的眼里，他是个“包青天”。李书记听了母亲的哭诉，表态说：“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分了！太不像话了！一定要处理。”接见完母亲，李书记立即通知公社和大队书记到县委，责令他们派专人拆除封堵门窗的乱砖，护送我们一家3口回到南院的家。

母亲的病时好时坏，多有反复，病好时住在村里，不好时跟着父亲住在城里。我和弟弟仍然坚持上学，母亲和我们聚少离多。这件事发生之后，我隐约感到，过去熟悉的面孔变得生疏冷漠。和过去不同的是，以前只发生在大人之间的恶语相向后一代也出现了。

一次，父亲让顺路的汽车捎了点煤炭卸在南院大门之外，随即我一人挑着筐子将卸下的煤炭一担一担运到院子里，快要结束时，病中的母亲拿着小笤帚清扫煤屑底子。

初中时期的我

这时，同院的几个孩子过来，看见母亲又是说脏话又是吐口水。母亲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怎么还敢骂姑姑？”谁知这一说，他们骂得更凶了！看到连孩子也敢欺侮病中的母亲，我立即放下筐子拿起了扁担和他们打了起来。打架之后，母亲怕他们的大人报复我，赶快支我去了亲戚家。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敢贸然侮辱母亲的事情了，母亲欣慰地对我说：“你终于长大了！”

医院治不好病，巫师看病又惹了大麻烦，母亲的病还是不见好转。好心的人建议：换个生活的环境是不是可以治好母亲的病呢？父亲听了这样的建议，觉得可以试一试，母亲表示同意。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父亲多次说要回西头老家去住，母亲一直也没有应允。为了治病抱着这样的想法，母亲带着弟弟回到了父亲的老家西头三泉村。

过去，父亲的弟弟（我称爹爹）与我家以亲戚相处，关系很融洽。现在，母亲为治病回来暂住，爹爹的妻子（我称妈妈）心里有了想法。

父亲和爹爹的感情很好，多年来，弟兄俩从未分过家。兄弟商量，这次回老家只是养病暂住，为免琐事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决定两家分开居住。母亲住的老房子是一个土窑洞，生活用品从爹爹家里借用。要强的母亲对此很有异议，她认为新房是父亲和爹爹共同盖起的，自己来这里养病，又不是常住，为什么不让住新房呢？这个话母亲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心里这么想。

母亲回到了三泉村，我仍在土门村上学。一次周末，我们一家人团聚，返校时，母亲给我包饺子，在一个可以炒菜的小锅里调馅。这时妈妈让孩子来拿这个小锅说要炒菜，母亲说：“稍等一下马上就包完了。”

过了一会儿，妈妈亲自来了，满脸不高兴地说：“你说你还要什么，一切全给你！”说着把调好的馅全倒在面板上，将锅拿走了。母亲当时很生气，也没说什么。

事后我才知道，我走后，母亲为此事和妈妈吵了一架。父亲对此有看法，认为不管怎样，妈妈应该让着点母亲，何况又是暂住呢。为此事父亲和爹爹产生了不快。之后母亲和弟弟又回到了土门村的南院。真是事与愿违，没有养成病，又添新堵，换环境回三泉村暂住太不值啊！

至亲情深

外祖父去世时，母亲只有两岁，她对父亲全无记忆。姥姥、姨姨和母亲3个人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她们艰难困苦的20个春秋岁月。母亲将姥姥和姨姨视为她生命的组成部分。姥姥带着母亲和姨姨改嫁到了村东新家，姥爷也给了母亲无限的情与爱，使她重新唤起对父亲的爱。

对姥姥，母亲爱的表达方式就是“怨”。从埋怨姥姥不该生她开始，常常讲出许多理由，演绎出许多的故事。

一次姥姥来看她，一进门就受到了她莫名其妙地指责：“你们就不应该生我，生下了我又不管算什么？”姥姥如坠雾里，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母亲刚刚受到叔伯后代们的欺侮，她在怨恨自己的父亲没有保护她。母亲在假想，姥姥如果不生她，她就不需要受这样的气。不一会儿，母亲好像又忘掉了这些不快，和姥姥又说又笑。不经意间姥姥劝她：“听话点，不要老和自己过不去，要学会忍让。”一听这话，母亲又不高兴了：“谁让你生我这样，改不了。”

姥姥的冷暖她记在心上，时常惦记着。姥姥改嫁，姥爷的几个孩子对姥姥不够尊重，经常吵吵嚷嚷。母亲怕姥姥受到欺侮，经常带我去看望。姥爷家的院子是一个高墙大院还有垛口，大门挺气派，院子很宽敞。每次到姥爷家的大门前，母亲总要让我进去到院子里听听有没有吵架。如果发现吵架，她就会在院外听着，偶尔不方便进去时还会让我传话。姥姥年龄大了不能做针线活，每年过节时，母亲总会给二老送去做好的新衣。

我和儿子、姨姨

对姨姨，母亲爱的表达方式总是“吵”。姨姨是个苦命的人，自小眼睛有疾不好使，个子也低，又好唠唠叨叨。母亲见了她就是“吵”，好像她是姨姨的家长。姨夫也是“过继”家族里老是生气。姨夫和姨姨结婚前隐瞒了病情，结婚后又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还不如母亲。姨姨家有什么事都要和母亲商量，每次来都要被“吵”。姨夫过世后，母亲“吵”得更凶了。后来母亲患病，更加“吵”姨姨。有一次她对姨姨说：“如果我走了，看你怎么过！”

舅舅一家人

姥姥改嫁的第3年生了一个男孩我叫舅舅，母亲对舅舅表现出异常的爱。她告诉我，舅舅是她背着长大的。我懂事时还能看到她对舅舅的真爱。舅舅结婚时，不知什么原因领不到结婚证，无法完婚。母亲为了帮他想了好多办法，找了很多人才领了这个证。由于特殊的原因，姥姥、姨姨、舅舅常常在我家相聚，母亲每次都是主角，“怨”姥姥，“吵”姨姨，娘三个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有时她们决定要在我们家住一宿，常常因为“怨”、“吵”半夜起来就走了。真可以用“笑着来哭着走”来表达她们这种特殊的感情。

对姥爷，母亲爱的表达方式是“叫”。“叫”就是离了“爸爸”不说话。母亲对自己的亲生父亲没有记忆，更没有叫过爸爸。到了姥爷家，她把这个继父当做她亲爸爸了。在我的记忆里，她和所有的长辈都顶过嘴，唯独和姥爷没顶过一次嘴。她曾对我说：“你姥爷真好，我和你姥姥到这个家时，姥爷家有3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和我同岁的男孩，当我们发生争执时，你姥爷总是偏着我。家里那么困难，他还送我到学校读书。”“四清”运动中，姥爷受到错误的批斗，母亲生怕姥爷想不开陪伴在他的身边，使姥爷在精神上感到很大的慰藉。她对自己自作主张背着姥爷离婚让赶出家门的事表示理解，只是说：“当时我也没有办法，你姥爷也是真为了我好。”

青年时期的父亲

对父亲，母亲则用一个“恨”字表达了她的爱。父亲是跟着她住进南院的，这个尴尬的身份决定了父亲在这个“大家庭”和世俗的眼里没有什么地位，何况母亲又很强势，向来不听父亲的话。父亲多次说大队的领导让我们把南院的房产卖掉建新房，她从来不认同，有时还说：“要卖你就去把你们老家的房子卖掉！”父亲听了这样的话只是沉默。更多的时候只能无奈地由着母亲。

母亲受到了别人的欺侮，父亲又不能帮腔支持，她感到很委屈。一次，母亲和父亲在琐事上发生争吵她就往外边走，我挡不住就跟在她身后，一直跟着母亲到了外祖父的墓地，她蹲在那里嚎啕大哭起来。我心想连父亲是什么模样都没记住，又死了这么多年，哭什么呢？后来我才明白，这哪里是在哭她父亲，分明是她在向先父的亡灵诉说自己的冤屈和不公啊！

母亲尽管对父亲充满了“恨”，但慢慢也理解了父亲，知道了父亲的艰辛和不易。每当父亲遇到别人欺侮时，她都会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保护父亲。一天，父亲忽然犯病住了院，母亲得知后急忙赶到医院。父亲治好病出院后母亲告诉我：“你爸不容易，他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万一有个什么好歹，咱们娘仨怎么活啊！”

我的爷爷和两位姑姑

对于爷爷和姑姑，母亲用一个“敬”字表示了对他们的爱。爷爷是一个走村串户的游医，他有文化懂书法，对于治病和看风水功底颇深，在我们那一带民间很有名气。在计划供应年代，爷爷可以说是有吃有喝，不时还有小费收入。父母居住的南院，爷爷是相当的熟悉，年轻时他常来这里和我的外祖父相会，他们在这里谈天论地，共叙衷肠。

父母结婚回到南院的最初几年，爷爷常来小住，他和母亲南院叔伯的后代们相处随和，常常为他们讲说《三国演义》的故事和外面的趣闻轶事，母亲每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会有说不尽的高兴，她感到有了“靠山”的依护。爷爷有时也会给母亲10元、20元钱补给家用，母亲从心里感激，使出看家本领为爷爷做好吃的“哄”爷爷高兴。母亲因治病发生南院风波之后，爷爷对母亲说：“回三泉村居住吧，如果你再在那个南院住下去会没命的。”对于爷爷的劝说，任性的母亲没有理会。直至她去世，爷爷再也没有来过这个南院，他对这个南院产生了无限的忧伤。

父亲有两个姐姐。大姑母是自小缠了足的小脚，是爷爷家的老大。刚开始，爷爷在三泉村安家，生活较为困顿，大姑母牺牲了一切，一天书没有读过，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更不会写，只是知道为家里干活付出从不计较什么。这样一个没有一点文化的村姑却被爷爷嫁给亢村一户书香门第之家。姑父刘秦生和他的弟弟刘柏桧以及老人们都很有文化，姑母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自然不会有多少自主权。

姑姑和我们在新宅前的合影

我小时候，母亲常带我去大姑母家走亲戚。姑父在外上班常常不在家，每次大姑母都会留宿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是母亲受到了委屈。大姑母常常劝母亲，母亲总会说一句话：“姐姐，我和你不一样，不能同你比。”每次从大姑母家返回土门村的路上，母亲总会和我说：“看你大姑母过得多安然。”

小姑母比父亲大几岁，是爷爷家的老二。她和大姑母一样，为爷爷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付出了许多。到了成家的年龄，她被爷爷嫁到玉鸡沟村，丈夫叫王闷斗，是一个勤俭持家勤恳劳动的人，他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得在玉鸡沟那一带小有名气。小姑母在这个家说话算数做得了主，她给了母亲百般照顾，从吃喝到零花，为我们这个困苦的家资助了不少，操了很多心。

有一次，大姑母小姑母在我们家小住聊天话家常。小姑母说：“也不知道爸是怎么想的，七星他们家过得很艰难，应该给他们弟兄俩分家，帮助一下他们。”听了这句话，母亲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尽管这个家最终没有分成，她对小姑母是更亲近了。小姑母住在深山，交通不便，文化生活贫乏。土门是个大村，每年都会请剧团唱戏，每到这时，母亲总是会邀请小姑母和父亲的弟弟来看戏。

我的叔叔（爹爹）

爹爹是父亲唯一的一个弟弟，他比母亲小一岁，爹爹理应叫母亲嫂子，可是他总是对母亲说：“我不叫你，因为你总是任性不听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爹爹带着母亲去原平和父亲结婚时，母亲因一句话不当就躲了起来，害得爹爹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她。

对于我这个爹爹，母亲也是表现出异常的关爱。一天有人传话说：“你爹爹叫公安局抓起来了。”这时，父亲赶着胶轮大车在外地搞运输不在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哭得很害怕，母亲拉着我就往西头三泉村赶，走到王汾村边遇见一位熟人说明情况才知是误传，母亲和我才又返回土门村。

对于在养病期间和妈妈发生的不快，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也多次表示后悔：“要说也不全怨你妈妈，她是炒菜用锅，我是用锅调馅，用其它盆瓢完全可以代替，何必吵呢！真是不该呀。”

对于晚辈们，母亲则用一个“吃”字表达她的爱。舅舅结婚后，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母亲十分喜欢。对于这个侄儿亲得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我都感到嫉妒。有时父亲从城里回来买点好吃的，她总是按3份分好，并要我立即给她侄儿送过去。几天没有见到侄儿她就急，总是要抽出时间去看，实在挤不出时间，她就让我将他带到我们家。

姨姨生了女孩，她是我唯一的姐姐。母亲对于这个外甥女也是万分的喜爱。那个时候父亲还在家务农，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是偶尔父亲从山上背回来姑父和爹爹家的水果和干果时，母亲总要让父亲即刻送过去。这位姐姐不幸早夭，母亲万分难过，家里的干果为她留了好几年。

姑姑家有一个姐姐，结婚后小俩口闹别扭，姐姐来到我们家住了些时日，姐夫来接她回家。爸就这么一个外甥女，姐夫又是个新人，我家生活困难没有白面，母亲很想让姐姐和姐夫吃一顿白面，于是便让我去北窑的那一家借了2斤白面，母亲赶紧做好“拉条子”。外甥女婿第一次到舅舅家，自然是个新关系，吃“拉条子”寓意关系长久。那个年代白面很少，碰上这样的“美食”，自然是大家饱食一顿，吃了一碗还想再吃第二碗。当我掀开锅盖还想再盛时，发现锅里只剩汤了，不懂事的我说了一句：“二斤面就这么少啊！”尴尬的母亲瞪了我一眼，我哪里还敢再说一个“吃”字。

大爱母亲

父母结婚时有约定，婚后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必须姓王。1963年农历腊月廿八日我出生了。父亲高兴，因为有了儿子，母亲更高兴，因为终于有人顶立王姓门户了。我的降生为父母带来快乐，特别是母亲，她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增强了过日子的心劲。

我快两周岁时学走路摔了跤，刚长出的门牙给磕掉了。母亲心疼，怕我长不大，听从了姥姥的建议，给我脑袋后边留了一撮“拽毛”，说这样可以避灾，还可以再引来弟妹。“拽毛”就是像女孩一样在头后扎一个小辫，同学们称我“小辫”。牙掉了好几年就是长不出来。母亲听人说，如果能让新娶入洞房的媳妇用手指在掉牙处摸一下就可以长出新牙来。不久，北窑的一个孩子结婚娶媳妇，父亲听从了母亲的安排，带着我硬是挤过人群进入洞房，让新媳妇摸了一下我掉牙的地方。这一摸还真管用，没有多长时间我的门牙还真长出来了！

母亲的闺蜜及孩子们

1969年农历三月廿六日，弟弟出生了。母亲高兴，父亲更是高兴，父亲终于有人承嗣了。这时我已经6岁，这么长时间母亲没有生育，出于传统观念，父亲有时还说让我改姓段。对此，母亲很担心外祖父这个门户顶立不起来，作了许多努力，看了很多医生，终于有了弟弟，父母谁也没了顾虑。按照他们结婚时的约定，弟弟从父姓段后来取名红丽。

第二年，我上了小学。母亲很在心，给我买了新书包和石板石笔。放学后和几个同伴玩耍时，不小心将书包掉到地上，书包里的石板和石笔都摔碎了。回到家，我吓得不敢吭气，只是哭，母亲知道了原委，不但没有埋怨我，反而说：“不要怕，你又不是故意的，明天让你爸再买一块。”

过后没几天我做了一件事，惹得母亲哭了。上学时，同学们老是讥笑我是小辫，调皮的孩子还拽我的小辫子逗我玩，我感到好烦，和母亲说了几次想剪掉，她一直不同意，说是等过了12岁再剪。但同学们老是拽，真讨厌，于是我背着母亲偷偷剪掉了。母亲发现后，还大哭了一场，有好长时间都不理我。年幼的我真不明白，一小条多余的辫子怎么会惹得她如此生气呢？后来才知道，她是怕违了传统说法给我带来什么不测啊！

弟弟是婴儿时常啼哭。一天，母亲回家有点迟，弟弟哭的时间长声音变哑了，几乎哭不出声来。母亲很难过，深深自责地对我说：“以后他只要哭就赶紧找妈妈”。弟弟脚上和手上长了疙瘩，村里卫生所看了几次不见效反而严重了，母亲很着急，立即抱上弟弟搭上顺道的拖拉机进城治疗。有人说，犯不上大惊小怪，慢慢就会好的。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她说：“小病会酿成大病，万一有个什么，我怎么能担当得起？”

为我治腿伤的江世平大夫

一年收麦时节我跟着母亲去收麦，母亲休息时，我拿着镰刀学大人割麦，一不小心镰刀刃子割伤了我的腿，鲜血直流，母亲看见我流血一下子慌起来，情急之下，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衣服上撕了一条布为我包扎，之后，母亲又背着我赶紧到几里地之外的西郭煤矿医院治疗。从此，母亲背着我去医院为我换了1个月的药。

母亲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她从不向任何人示弱，更不会向任何人服输。还是少年的我目睹了母亲的许多作为，她对我的教育和要求，有时可以用“过分”和“不近人情”来表述。

南院人口鼎盛时，我们全家生活在这个20多口人的院子里，逢年过节人会比平时更多。院子里的其他人家大都是挣工资的家庭，我们家是靠劳动挣工分的家庭。每年过春节，母亲总会想方设法为我添置新衣服，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她眼里我穿的衣服已经是很不错了，但和同院的孩子相比，还是差距不小。物质上比不过人家，她就比精神了。

我和演节目的小伙伴们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过春节，她总是提醒我：“你要问问院里和你同龄的孩子们，看他们家买了多少鞭炮，咱们家不能比他们少，我们家放炮的时间要比他们长。”那时我们家也没有闹钟，对于时间的把握只能是靠打鸣的公鸡。除夕之夜，她总是要和同院的人家争放“炮仗”的先后。父亲不配合她的这个行动，认为没有必要，有时连“炮仗”都不给她放。我年幼时，记得总是母亲领我放炮仗；稍大后，我能一个人操作了，母亲对我要求则是更高了。

刚开始第一年，我还在睡梦中，母亲摇醒了我，“快点起，鸡都叫了，该放炮了！”她已经为我备好衣服并帮助穿上。这时，她听到同院别人家的门有响动的声音，可我还在穿鞋。那一年鞋子不合适，总是穿不进去，她很是急迫不顾这些了，“穿不上，不用穿了，赶紧去放炮！”在母亲的催促下，拖着父亲的鞋子打开门去院里，没有想到因为父亲的鞋子大，没出门就在自家的门上绊了一跤。我不顾一切爬起来，这时，西屋的哥哥已经放响南院的第一个“双响炮”了！

我和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们

母亲认为，哪一家先放响第一声炮仗，幸福之神就会降临到谁家。对我这次失误，母亲绝不能接受，责骂了我：“真是没有用，连个炮仗都放不了，还能干什么！”从此以后的数年，在母亲的督促要求下，我总是会放响南院的第一个“炮仗”，有时，怕起床迟了，干脆就看书坐等，放完炮仗之后再睡觉，反正总要为这个南院带来第一声炮响。

和人争放第一个炮仗，还能够使我理解，但对我的有些要求却使我感到多少有点“苛刻”。有一年父亲在地里干农活时，抓了一只小黄鼠送给了我。在这个缺少玩具的孩童年代，这个小动物给我带来了巨大地快乐。每天一放学，我都去摆弄它，喂它吃喂它喝，有时还带它去地里“放风”，养了不长时间，我却对它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

不曾想，有一天小黄鼠在家放风时误食了老鼠药，一会儿功夫这只活蹦乱跳的小动物就死掉了，我便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母亲听见后走过来踢了我一脚，并斥责：“有什么好哭的，丢人现眼！”可我还在哭，她就蹲下来在我的腿上狠狠地拧了一下，低声嘱咐：“给你说了多少次，总是记不住，不能让他们听见你哭，更不要让他们看见你伤心的样子！”似懂非懂的我，这才止住了哭声。

那时农村的经济管理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单独核算，每到庄稼成熟的季节生产队常在地头分发玉茭、红薯之类的实物。把这些东西从地头拿回各家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人口多的会使用小平车往家拉，人口少的会使用挑担或挎篓往家背。父亲的户口不在家，弟弟年幼，一家应分得的实物都是我和母亲用挎篓背回家。

一次，玉米收割完之后，在地头分“棒子”（玉茭），分好后我和母亲用挎篓往家背，我年龄小体力不支，背上挎篓之后腰直不起来。一路上没有遇见人时她不说话，一遇见人她就提醒我腰要直起来，继续往前走。没走多远，她忽然说：“站住，不要动，腰直起来！”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吓我一跳。等人走过之后，她才说“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南院西屋的那一个她，我顿时明白了一切。

刘村中学考取大学的部分同学合影

1978年，我报考临汾县属重点学校刘村中学。刘村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曾经享誉三晋的完全中学。临汾县响应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号召，决定集中全县的教育力量在河西的刘村中学举办重点班，将全县同年考入高中的优秀学生集中在这所学校重点培养。

这一年，土门村有近百个孩子参加考试，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个孩子被录取。母亲患病已经3年，此时正在临汾城住院治疗，得到这个消息她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记得她见我时还在我脸上亲了我一下说：“你为妈争了光，几年来我总是看病，没有好好照料你，妈欠你的，以后一定要给你补上。”

上了刘村中学后，母亲的病情略有好转。她和父亲到学校为我送馍，看到我吃的不好，当时没有说什么，回到家对父亲说：“还是在学校附近租个房，让我住到那儿给娃去做饭吧！”没过多久父母来到刘村中学附近租了房子，带着弟弟陪我读书。

我和未婚妻在新华书店门前合影

当时，同村有个女孩也在刘村中学读书，她叫李海玉，后来成为我的妻子。海玉是我们村的“村花”，小时候母亲在村里的大街上见到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认识她的哥哥李百玉，回到家对我说：“要是你能找个像百玉妹妹那么漂亮的女孩做你媳妇就好了。”母亲来陪读，得知她也在这儿读书时，不顾自己身体有病，硬要让她到我家一起吃饭。她来到我们家，母亲很激动，仿佛她已经成了自己的“儿媳妇”，随即带着海玉去给她的亲人们“亮相”。在母亲眼里，当过老红军的舅舅是她家最有见识的人，能够代表母亲家。

右一母亲的舅舅是一位老红军

这位舅舅1936年参加了红军，由于回家时丢失了相关工作手续，一直是按工人对待，直到20年之后才恢复老红军待遇，此时的他正在临汾地区第三招待所工作。母亲又带着海玉去见大姑母，虽说大姑母也在农村务农，但这时大姑母跟着丈夫住在城里临汾一中的家。大姑父刘秦生是县教育局的干部，在母亲眼里，他能够代表父亲家。李海玉的到来为母亲带来了幸福，极大地满足了母亲的精神愿望。

经过一番的“展示”，母亲回到租住的房子照常陪我们读书。这个时候母亲倍感幸福。虽说累点却很有精神，因为她心里抱有梦想。母亲得病时，我还不足13岁，这是一个人最需要母爱的时候，母亲也知道过去没有能够照顾好我心里有亏欠。这次到刘村中学陪读，便使出了自己浑身的力量。

母亲和我们一样，6点钟起床，我们去学校跑操，她开始做饭。跑完操早读结束回家时她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可口的早饭。吃完早饭，她先送弟弟上学，尔后赶紧洗锅洗碗准备中午饭。每天的中午饭她很上心，尽管条件有限，她不时调整饭菜花样，同在校的其他同学相比，我已经是“天堂”的生活了。不管天长天短，晚饭是一次不少。除了做饭，母亲还为我们洗衣服。

有一段时间，父亲的表弟也和我们一起上学，他不时来我们家一起吃饭。母亲是一个病人，承担这么多的家务，时间长了身体自然难以吃消。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又病倒了，她不得不带着千愁万绪、难以割舍的惜子深情跟着父亲进城住院去了。这短暂的10个月时间，成为我少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光，它使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如大海般的母亲的爱。

母亲为我陪读住进医院已经是1979年的下半年。这时，姥爷的一件事又使母亲高兴起来。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运动使这个多难的国家遭受重创，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采取一系列的调整措施，到1963年，国家刚刚恢复了一些元气，毛主席又重提阶级斗争，在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四清”在农村主要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初期的做法是对干部打击一大片，把干部当作“走资派”狠整。

姥爷是土门村第二生产队的队长，自然成了“四清”的对象。土地改革前，姥爷为土门村杨姓大户人家半种地，在土门村参加了土地改革，分到的田产是杨姓大户的财产，是所谓的“外乡人”。这次运动，使姥爷蒙难，结果是自己家的房子被没收充公，队长的职务被撤，党籍也给开除了。姥爷成了带帽的“贪污分子”，是“四类分子”中的一类，自此在土门村扫了15年的大街。每到冬天下雪后，大队的喇叭里总是会喊“四类分子赶紧拿上扫帚到大队集中开始扫雪”。遇到这样的情形，母亲总要唉声叹气。小时候，我不明白什么是“四类分子”，什么是“四不清”，只是觉得姥爷对自己被定为“四不清”耿耿于怀。

我出生后，姥爷思来想去为我起了名字叫王清历，寓意是我的历史清楚明白。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80年代初。一次有人闲聊对我说，你的名字倒过来就成为“历清”，历清和修路的沥青是谐音，我一想，这不成渣滓了吗？这时候刚刚进入80年代，“青春美丽，青春万岁”的口号激荡着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扉，受此启发，我自作主张更名为王青丽，意谓我的青春是美丽的。由“历”字变成“丽”字，不认识我的人还以为我是女性呢。

对于这次改名，母亲又对我讲了许多。她说：“你给你舅父过继姓王，是和你爸结婚时约定的，以后不管有什么原因，名字可以换，但姓氏不能变。我们继承了南院的财产，别人都知道是你顶立了你姥爷的门户，如果换姓，别人就认为我们不诚实，我们可不能失信于人啊！”

1978年，党和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临汾启动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这一年年底，姥爷的“四不清”问题经过组织审查，终于清楚并做了结论，摘掉了“四类分子”的帽子，恢复了党籍，退还了没收的房产，姥爷的精神世界和政治生命获得解放，又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百姓。

高中时期的我

1980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那个时候是一次考试，按分数分批录取。这次我的考试分数达到了中专预录线，本可以被农业中专学校录取。对于这个机会，我选择了放弃。母亲患病多年，花了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病，看到母亲难受的样子，我心里萌生了做一名医生的想法，希望来年报考医学院校，毕业后亲自医治母亲的病。

正在这时，我收到刘村中学复读的通知书。后来又听说，临汾一中决定从本年落选的考生中招收插班复读生。那时，我考虑问题也比较简单，认为临汾一中是一所名校，只要进了这个学校，就等于半条腿已经跨进大学的门槛，何况读临汾一中是我曾经的梦想。1978年中考，我考了315分，离临汾一中320分的线只差5分，此时母亲跟着父亲住在临汾城治病，母亲说：“找找你大姑父，让他帮助你录取到临汾一中，这样我们全家可以在临汾团聚了。”大姑父这时在临汾县教育局工作，在我和母亲的眼里他是无所不能。没想到我对大姑父说出自己的要求，大姑父只用一句“门也没有”的话拒绝了我。我认为他是有意不帮我，好多年都没有忘记。直到后来我成为一名领导干部后，才体会到大姑父当时根本不会有满足我要求的能力，这时我才从心里忘记了这件事情。这次有到临汾一中读书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做了认真准备。

考试那天，我从父亲租住的房子走到临汾一中参加这次插班考试。中午吃饭，我从校外买了一个饼子算是午餐。那天，有几个同龄的孩子也参加这次考试，在临汾一中大姑母家里吃午饭，结果他们中没有一人考取，只有我如愿考进临汾一中，圆了我的梦。后来，大姑母对别人说：“他是最应该吃我饭的人却没有吃，反而只有他考上了。”

我在临汾一中插班复读，学习异常紧张，所在的128班是临汾一中的“快班”。所谓的“快班”，特点之一就是每位同学英语都特别好。当时插班考试，并没有考英语，我以其它学科的成绩取胜。主管分班的老师问我：“英语怎么样？”我对临汾一中充满崇拜之情，对于这个所谓最好的“快班”也是仰视。心里只是想如果能进入这个“快班”，就等于是已经考上大学。我当即回答：“英语没有问题。”就这样我如愿成为这个班的一员。

当年这个班集中了全临汾地区最好的老师，如数学老师曹钧、物理老师周良襄、英语老师林融、生物老师卫以武……班主任是化学老师吕虹，强大的师资阵容说明这个班对临汾一中的重要性。身处在这个优秀班级，见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平时不见他们有多么刻苦，也不见他们认真做作业，老师讲课和唱歌一样悦耳动听，自己觉得一听就会，自认为和同学不差多少，经过几次考试才知差多了。

128班管理严格时间抓得也紧，每两周才休息一次。12月中旬休息回家时，见到了母亲，她和我谈了许多，问她心里想的“村花”，是不是还和我联系，“好长时间不见了，挺想她的”。说着她从家里的衣柜里拿出来一条绿色的长围巾说：“这是别人有一年从北京给我买的，我一直舍不得用，以后你们结婚时送给她，算是我的一片心意。”

谈及父亲，她说“是我拖累了你爸爸，要不然，他怎么会没有工作呢！”对于弟弟，她更多的叹气说：“他懂事之后，几乎是在流浪中长大的，没有认真管束过他就是任性点，以后你要多管管他。”对于我，她说：“你是长子，要好好学习，顶立了王家的门户，一定要为妈争口气啊！”她还说：“这个病把我折腾的，还不如去死，只是心里割舍不了你和你闷儿弟弟啊！”返校前，她还特别叮嘱父亲：“孩子喜欢吃面，今天咱们做面吃吧！”饭后我推着自行车去上学，她恋恋不舍地将我送出了南院的二门。

我推着车子走出了南院的大门，她又来到能看见从我家去临汾城必经之路的地方。当我骑车经过时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慢点，阳历年一定要回来，妈给你包饺子吃。”她一直注视着我骑着车子远行，直到消失。后来，我才醒悟，这是母亲的临终遗言，也是和我的最后诀别呀！

母亲逝世

从1975年到1980年，母亲患病将近5年，5年中一共住医院18次，父亲的工资入不敷出，家里债台高筑，欠债已经超过2000多元。在80年代，2000元的欠债可是一笔“巨额债务”啊！正常情况下，一家人不吃不喝要用7年的时间才可以偿还这些欠账。病愈回家后母亲说：“住了这么多次院，也没有彻底治好，家里的钱全花光了，以后犯病我再也不去住院了。”母亲再也不愿意为这个困难的家增加负担了，从此之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这个生她的村养她的家。

母亲的病时好时坏，起初自己做饭还能照料弟弟上学。到了这一年的春节，她已经不能做饭了。看到母亲病重，父亲忍辱负重回到了多年来这个极不情愿回来的家。

这一年的春节，是母亲和我们父子3人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她坐在床上指挥我们父子3人做年夜饭。萝卜怎么切，肉怎么剁，馅如何调，饺子怎么包，她都给我们一一讲解示范。尽管她一动就气喘吁吁，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拿着我擀的面皮包起了饺子。不管怎样，这个春节还是快乐的，至少我们父子3人吃到了可口的饺子。

我的姥姥

过了正月十五，父亲要去上班，姨姨来到我们家照顾母亲。母亲还和从前一样，老是“吵”姨姨。没过多长时间，姨夫病重，不久即离开人世。姨姨成为寡妇，还要带3个孩子，再也没有条件照顾母亲，只是偶尔来看看她。母亲离不了人，姥姥便来到我们家，承担起照顾女儿的责任。那年姥姥已经70岁了，又是小脚，干起活来比较慢。母亲性子急不能动，心里一着急，又开始“怨”姥姥了。有时“怨”得自己哭，有时“怨”得姥姥哭，后来“怨”得不接受姥姥伺候她。姥姥只好和姥爷换岗，从此姥爷又承担起照顾女儿的事情。

此时姥爷也已经70多岁，他是一个能够承受重压又很勤恳的人。“四清”运动中为生活所迫，他学会了“大厨”，村里的“大厨”就是谁家有了婚丧嫁娶的事，主家邀请他去给人家掌勺做“家宴”。这个活儿在农村是义务帮忙，只是“家宴”结束后，主家会赠给烟、酒、肉等物品，算是感谢他。艰苦年代，这些物品对于姥爷这个困难的家庭是个不小的额外收入。姥爷有一手“绝活儿”，饭做得很可口，对母亲的照料也是无微不至。他每天一大早从村东过来为我母亲和弟弟做饭，晚上再回自己的家。过了一段时间，舅舅家生了孩子，也需要有人照应，姥爷没有精力再照顾我母亲回去了。

万般无奈之下，父亲只好辞掉工作，一心一意挑起了服侍母亲的担子。他是一个大老爷们儿，以前从来没有干过这些活儿。他从零学起，和面、起面、蒸馍、炒菜，每天都是锅碗瓢盆。作为一个男人，天天都是这样简单的重复，多么枯燥啊！真是委屈了父亲。

1980年12月28日，母亲早上起床后对父亲说想要吃大米。当时大米被认为是粗粮，在土门这个缺水的地方，能够吃上大米就算是奢侈了。

我的姨姨

前一天，姨姨来看母亲，她们已经许多天没有相见了，晚上，姨姨没有走，住在我们家。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准备去界峪的老姑家给母亲要点大米。吃完早饭，父亲将家里收拾完之后，对姨姨说：“今天你呆会儿，银英要吃大米，我去界峪村，顺便去城里看看孩子。”

中午12时多，父亲来到临汾一中，恰好赶上我们吃午饭。父亲看见别的同学吃大米，顺口说：“你妈也想吃大米。一会儿我去界峪你老姑家要点。”我说：“不用去了，我给买点你带回去就是了。”父亲带着盛米的饭盒，我去食堂满满地装了一盒。父亲离开时对我说：“早上走时，你姨姨在咱们家，我得赶紧回去，她晚上还要回家。”父亲和我哪里知道，这时母亲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刻。

回土门村，大约有30多里地。父亲骑着自行车途经刘西村老姑家顺便去看看。老姑和爷爷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她和界峪村的那位老姑是亲姊妹。我在刘村中学上学时，老姑还让我到她家吃过多次饭。父亲回家照料母亲已经多日没见过他的这位姑姑了。见了面父亲有许多话要说，但他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坐了一会儿，说：“他姨还等着我回去换班呢。”父亲谢绝了老姑的挽留，骑着自行车从刘村往土门紧赶，到了金圪窝，过了魁星楼，走到土门村口的泊池时，看见了等他已久的舅舅。他不知道，此时，母亲已经撒手人寰！

这天下午4点多钟，姨姨陪伴着气喘吁吁的母亲。母亲从医院回来之后，常用一种像喷雾水一样的药，感觉不适时就拿出来。用时，先拆下帽戴上，然后将喷药口对着嘴，手上下一压就会将药水喷进嘴里，这个药2.78元一瓶，大概一周需要使用一瓶。母亲感到不适，开始“吵”姨姨：“赶紧给我把药拿出来，我要吸。”姨姨自小眼睛不好，找到药后总是拆不下来，好不容易拆下来又戴不上药帽，母亲只是起劲地喊，“快点……快点！”可姨姨就是戴不上。情急之中姨姨赶快跑到院子里去叫西屋的人，等人叫来时，母亲已经走了！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姨姨怎么也不相信，母亲会这么快就走了。她赶紧对着母亲的嘴吹了起来，这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希望，母亲不会死，她还会活过来的。吹了一会儿，西屋人告诉她：“银英不行了，赶快通知人吧！”姨姨一听，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姨姨和母亲自小相依为命，感情笃深，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令她悲痛欲绝的事实。哭了一会儿，她仿佛又像刚睡醒似地说：“银英不会死，她不会放下我们这么走的！让我再给她做做人工呼吸。”说着又对着母亲的嘴吹了起来。如此几次之后，在西屋的人劝说下，姨姨才接受这个令她不能相信的现实。

姨姨停住了哭声对西屋的人说：“你看着银英，我去村东叫白娃去。”白娃就是和母亲同母异父我的舅舅，虽然他们不是一个父亲所生，但他们相依为命。姨姨到了村东姥姥家，见了舅舅哭诉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姐弟俩商量，先不要叫二位老人知道。人命关天的大事，舅舅自然不能当家，一切需要父亲回来才能定夺。这时天已经快黑了。他估计姐夫此时正在回家的路上，于是出门就走，没想到刚走到村口的泊池边就碰到推着自行车的父亲。

我的舅舅

见了父亲，舅舅不敢马上告诉父亲这个噩耗，说：“姐夫，先到我家吧！有个事商量商量。”父亲不明底细，跟着舅舅来到了他家，看见姨姨也在这儿，眼里有泪花，他预感到不好，心里明白了几分。舅舅觉得父亲思想有了准备时，才将母亲已经过世的实情告诉了父亲。

对于母亲，父亲心中有数，以前曾经做过多次准备，面对今天的最坏局面父亲反而表现出相当的冷静。他和母亲一起生活了18年，一起走过许多坎坷曲折之路，吵过嘴打过架，但他对母亲依然是一往情深的。特别是几年来，母亲的病多有反复，他时刻记着母亲。对于母亲病情恶化，父亲的心理承受能力在这个残酷现实面前日益增加着，他比姨姨有理智。

有一次他和母亲聊天，谈到母亲的后事说：“不行先给你做个‘老虎’（即棺木）吧，说不定能把你的病冲好呢。”母亲听了一口回绝：“我不会死的，不要给我说这些！”从此，父亲再也不敢提这件事了。

如今，母亲走了，棺材在哪里呢？舅舅说：“要不先把青丽姥爷的棺材用上？”父亲没有同意，只是平静地说：“我想想吧！”他知道姥爷年龄也大了，更要防备啊！

父亲和舅舅带着的几个亲戚，还有和舅舅是邻居的父亲的表姐，一起回到了南院。到家之后，父亲又将他多年的故交好友找来，有登朝等伯伯，还有比他小的金娃等叔叔，另外还唤来和母亲自小相处了一辈子的连心阿姨。

先找一副棺材，自然是个紧要的事，登朝伯伯说：“我家里倒是有副“活”（即棺材）就是材质不太好，是柳木做的，如果不嫌弃，可以叫银英用。”一楸二柏三柳是棺材材质的3个等级，柳木是最差的。父亲听了说：“行，柳木棺是差些，可她得病好几年了，为了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大笔债。装什么“活”也对得起她了！”最后，大家商定给登朝伯伯150元钱，才使母亲的棺材有了着落。

有了棺材，开始说给母亲穿什么衣服。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年轻时，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是喜欢穿着打扮的，但家里困难，即使偶尔添件花钱不多、花色不艳的新衣服，也总是舍不得穿，每到有大的事情和重要的场合她才会穿。病中几年，几乎没有添过什么新衣。他们打开了放衣服的柜子，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来可以给母亲穿的衣服，父亲说：“‘活’不好也只能是这样了，如今她走了，应该给她穿件新衣服。”说完，就让连心阿姨还有父亲的表姐去供销社为母亲购置新衣服。

当时村里有个风俗，死去的人不能穿化纤衣服，说是化纤衣服沤不烂；鞋也不能穿带塑料底的，这可难住了买衣服的人。那时候，穿化纤衣服是一种时尚，很难买到纯棉的衣服，她们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从供销社的库房里找到陈年的适合母亲穿的衣服。最后，怎么也找不到不带塑料底的鞋子，临时做又来不及，这可怎么办呢？不知谁说了句话：“在塑料底上贴个红布条就可以了。”这样才使母亲所有的外套都购置成新的。

一切准备妥当，开始给母亲穿衣服。母亲走的时间不短了，内衣和内裤已经无法脱下来，只得用剪刀剪断，好不容易才为母亲穿上了新衣服。母亲生命的晚期，由于疾病的折磨，已经瘦骨嶙峋皮包骨头，不成人样，体重只有几十斤了。这些新衣服穿在她身上，仿佛全变成了她的“大衣”。

穿好了衣服就要装棺入殓，可是谁也没想到，棺材却抬不进这个南院。舅舅带来的几个人从登朝伯伯家抬上棺材已经进了南院的大门，进到二门时，被西屋男人挡住了，他说：“反正人已经死了，在哪儿都是放，就将她放到院外的副房吧。孩子们还小，棺材放在院子里，晚上他们会感到害怕！”抬棺材的是舅舅的亲戚，都是“外人”，虽然感觉情理不顺，但也不好说什么。

父亲见此情况，坚决不同意西屋男人的这个说法。父亲过去对南院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采取忍让的态度，一切都是为了息事宁人。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坚决不让地说：“不管怎样，棺材已经抬进大门了，不能再抬出去，何况也不能把银英放在院子外面啊！”商量了半天没有结果。父亲说：“银英不埋了，就把她放在南窑的炕上，把门窗给堵上，她喜欢这个院子，就让她永远在这儿呆下去吧！”

父亲的这个态度，可难住了这个平时做不了主的西屋男人，他想，如果真要到了这一步，还不如让棺材进院入殓，这样不过是才停放几天，要是真的弄出这样的结局，无法向村里人交代先不说，孩子们不是永远都害怕了吗？

事情出现了僵局。棺材不能再抬出大门，院子里又不能停放棺材，母亲永远放在南窑更是不现实，这可怎么办啊？真是难住了所有的人。

事情到了这一步，村里说和的人还真有了高招，解决了这一难题。

原来，南院从院外面看有两个大门，一南一北。外祖父他们那辈没有分家时，只走一个南大门，另外一个北大门是常闭着的。进了南大门之后，向左进入被称为副房的小院，向右可以进入南院。分家之后，三奶奶一家住在副房，为了僻静和方便，砌起围墙，打开南院另一个北大门，同时堵住了进入大门向左通往副院的路。南院西屋的人经过多年的整合，除了我们家房产之外，南院全部房产都已经归属他家了。

这时有一个人说：“这事好办，把通往副院的围墙开一个口子，将棺材放在副房的院里，不就达到了棺材既不出大门，又不在南院里停放了吗？”这种做法不符合父亲的本意，可是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弱国无外交”啊！父亲只能把泪水咽进肚里，默许了。

按照民俗，大家卸下家门，将母亲放到门板上，由舅舅的几个亲戚抬着门板出了二门，通过开了口子的墙进入这个父亲极不情愿停放灵柩的副院，把母亲装棺入殓。

痛别母亲

入殓完母亲，天已不早了。第二天，舅舅来到了临汾一中通知我。

128班在一中校园内西边的平房上课，我坐在最后靠门的位置。听见敲门声，我通过门上的小洞往外看，怎么像是舅舅？仔细一看确实是。出了门见了舅舅，他说：“收拾一下东西，和老师告个假，你妈病重咱们回去。”听了舅舅的话我感到惊愕。上次回家时，母亲还送我走出二门，目送我上学远去还叮嘱过阳历年一定要我回家，还说要包饺子给我吃，难道这已经成了她的临终遗言？我迫不及待地问舅舅：“我妈还活着吗？”舅舅说：“病重，可能还活着。”说着，他就转过脸去眼里流着泪，顿时我明白了一切。

我和我的初中同学们

母亲得病几年了，我也想到过她会离我而去，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快。和老师请了假，收拾好东西之后跟着舅舅就往家赶。一路上我什么也没说，回到村里，舅舅怕我马上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先把我带到了他家。和我谈了一会儿，感觉我心里有了准备时他才将母亲已经过世的真情告诉我：“你不要太难过，你爸已经挺不住了，坚强点，不然这个家怎么办呢？”我点了一下头。从舅舅家出来往我家走，一路上我想了许多，做了准备，心里想，一定要挺住。

按照乡俗，我先到母亲的灵前去悼念，告诉母亲我已经回来了。在别人的引领下，我来到了副院，看见了放着母亲的棺材和棺材前小桌上放着的我为母亲在学校食堂买的一盒大米饭，我再也无法控制我压抑的感情了！放声大哭起来：“我的妈啊！怎么这么快就走了，您不是让我阳历年回家吗？儿子还想吃您包的饺子呢！儿子回来了，您怎么却走了呢……”这时，别人说：“天气太冷，不要让孩子哭了，别哭坏了身体。”好心的人将我从母亲的灵前搀扶起来。

我的妻子和我们的初中同学们

我从母亲的灵前回到南院的家，见到了坐在炕上的父亲。他见到我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又哭了起来。父亲的表姐说：“七星，坚强点，不能这样，你要是挺不住，孩子们更是挺不住！”听了她的话，父亲止住了哭声对我说：“不要哭了，咱们还是合计怎么埋你妈吧！”

昨天，由于发生争执，母亲入殓之后，已经是深夜。冬天的天气，天亮的比较晚，现在已是9点多钟，还没有通知亲戚呢！父亲和我商量该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谁。很快，我们拟出名单交给别人通知去了。父亲说：“你妈年龄不大，按照规矩，不应久放，找个风水先生看看吧！”我说：“不用找了，你不就是吗，只是母亲的墓地选址离外祖父的坟地不要太远，这样以后上坟会方便些。”父亲听了我的话，找出自己已经多年不用的关于风水的书，为母亲挑选出殡的日子。

比划了一会说“就定在元月2日吧！”日子选定之后，他又带着人去为母亲选墓地。过了一会儿，父亲回来告诉我：“给你妈的墓地选好了，和你姥爷坟地离得不远。我看这个地方很开阔，不错。”

我和我的发小

出殡的日子选好了，母亲的墓地选定了，就要开始下葬前的一切准备。离出殡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当务之急是要赶快把墓穴打好。打墓穴先要破土，父亲说，破土时一定要让属兔子的人拿上小镢先挖一下。这时，我想起了高中属兔的同学李双斌，他家在和土门一河之隔的西涧北村。1978年他和我一起在刘村中学读书，同班又同住一个宿舍，关系很好，这时他在村务农。我把他叫来一起到新选的墓地破了土，又叫来同村几个要好的同学耀明、忠良和增杰等人，委托他们几个人为母亲打墓穴。

出殡当天的酒宴，本计划由姥爷当“大厨”。可是姥爷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不已。姥爷说：“我亲了她这么多年，她有病我照顾她，为的是让她照顾我的晚年，她就这么走了，太伤我的心了，我是怎么也不会再去她家南院那个令我伤情的地方了！”不过姥爷开了菜单，交给了他的一个朋友来打理。

后来两天，两个姑母从各自村子来到我们家。她们见到了父亲就是哭。一方面她们心疼父亲，母亲是父亲的第3任妻子，她们为弟弟中年丧妻的命运而难过。另一方面便是为死去的母亲感到悲伤，毕竟母亲只有39岁啊！母亲得病几年，他们也不时来看望母亲，特别是小姑母，在我的记忆中，她还到我们家服侍过母亲一段时间。

爹爹家的两个女儿也来了。父亲和爹爹本来情同手足感情很好，只是那一年母亲养病回老家三泉村居住了几天，因为琐事和爹爹的妻子发生过不快，弟兄俩个虽然没有吵架，但从此产生了芥蒂。爹爹和妈妈都没有来，这次派来他的两个女儿来吊丧。

我的姨姨

母亲的至亲就是姥姥、姨姨和舅舅，他们一直都在我家。经过两天的准备，出殡当天的酒席准备妥当，母亲的墓穴在几个同学的辛苦劳作下也已完工了。

按照民俗，出殡时是要请吹鼓手和道士的，通常这些吹鼓手和道士会提前一天来到。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吹鼓手和道士是都要请，这样会使出殡的场面有气氛，像个埋人的样子。我很想为母亲请吹鼓手和道士，哪怕只有一两个也行。

母亲得病几年，确实是花尽了家里的钱，并使这个家债台高筑。对请不请吹鼓手和道士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说该请，这是母亲最后一次了，不管过去花了多少钱，负了多少债，这个钱不能省；有的说生活都过不了，还请什么吹鼓手和道士。

最后父亲说：“你母亲年龄不大，讲场面的事情就免了吧！”

说实话，对于父亲的这个决定我是有异议的，考虑到家里的困难，我没有反对，只是提出“母亲不能这样静悄悄地走”。可是怎样才使母亲不会静悄悄地走呢？那个时侯，已经有了磁带录音机，我想可不可以在灵前不断播放哀乐呢？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去公社的广播站联系，最后商定，从出殡头天晚上开始到当天起灵前，可以用公社广播站的录音机带上扩音器和喇叭，不断播放哀乐，这一切需向广播站支付5元钱。这件事，我没有和父亲商量便私自“当家作主”了。

到了出殡前一天的晚上，照规矩要为母亲上香。我和弟弟还有爹爹家的两个女儿在灵前分别为母亲磕头，走两个来回，时间不长很快就结束了。

上完香，我和弟弟还要为母亲送“灯”。按民俗我和弟弟要分别送，但弟弟年龄小，天气又冷又黑，大人们让弟弟提着马灯走在前面，我手里拖着一个棍子伴随喇叭里播放的哀乐，从母亲生活过的家到放灵柩的地方转了两个来回，算是我和弟弟送了“灯”。现在想起来，那时多亏有录音机和喇叭，否则，和别人家的葬礼比起来，送别母亲的场面未免真的有点冷清太寒酸了。

我和妻子重回母校刘村中学

送灯之后，我和弟弟理应为母亲守灵，但是大冷的寒天，我们单薄的衣服又不为我们做主，只能违心地将母亲一人留在那里，让她一个人安静地休息吧。

当天晚上，父母的至亲和我们父子3人挤在炕上，一整夜似睡非睡中追忆了母亲不幸的一生，不时有人发出叹息和啜泣声，母亲的命真是像黄连一样苦啊！

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早早起来，督促帮忙的同学打开广播开始播放哀乐。冬天的早上，村里异常的寂静，低沉的哀乐响起，分明是告诉大家，我的母亲将要远行，又好像是在呼唤着至亲们为可怜的母亲送行。我和弟弟跪在母亲的灵前，伴随着重复播放的哀乐和母亲做了最后的相伴。

7点钟，所有的亲戚都来到灵前，从远亲到近亲依次祭奠母亲。简单的仪式结束后，就要给棺材封口。

封口就是往棺材里放母亲喜爱和到阴间要用的东西。母亲入殓时，棺盖是虚掩着，留有缝隙。天气太冷，又在副院停放，晚上没有人看守，还担心有野猫扰害，好心的人提醒说：“把棺材扣住吧！以防不测。”说是不久前有一家，猫钻进棺材，把人咬了，所以把棺盖全部扣实了。

到了封口的时侯了，众人将棺盖打开后，姨姨看见母亲先“吵”了起来，“你们快来看，银英是不是没有死，又活了？要不她的脸怎么会发红，脸上还有泪珠？”听了这话，我们以为真的发生了奇迹。弟弟个子小，拿起凳子放在棺材旁，上了凳子就看。受到弟弟的感染，我也慌忙凑过去看。舅舅听了姨姨的“吵声”不由自主地摸摸母亲的手，一摸是僵硬冰凉的。舅舅说：“这不可能，赶紧准备封口吧！”舅舅开始端着烧酒用棉签为母亲洗脸。

姨姨把前一天从信用社换来的39枚象征母亲年龄的新“钢镚儿”，往母亲的嘴里放，俗称放口含钱。然后姨姨又往母亲的手里塞“福团”，“福团”就是用小麦磨面后的麸皮捏成的圆团，寓意是母亲到了天堂会幸福。最后，舅舅用斧头剁断了事先系在母亲手腕上的红绳，寓意死者和生者一刀两断，这样母亲就可以去天堂了！我用剪子将母亲的衣服剪了一个角，俗称留“底襟”。把底襟永远留在后辈的家中作为信物，意谓让生者永远怀念逝者，又有庇护后人的意思。

做这些事情时，我们自然感到很痛苦，但舅舅说：“不能哭，不要把眼泪掉进棺材里”，说是这样不好。我们强忍着痛苦，硬是没有哭出声来，更是没有将眼泪掉进棺材。一切事情办完后，才盖住棺盖，木匠开始用木钻钻眼，然后用铁锤将木楔和铁长钉钉进去。在我们不断的“母亲不要怕，我们正在为你盖房哩”的重复声中，把棺材盖子永远钉死了！

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红白理事会，也没用车拉棺材埋人的习俗。如果哪一家用车拉，会被人看作是让死者滚着走的，没了人情味，所以都是使用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抬棺。父亲是外来户，又在外工作多年，母亲患病几年，大部分时间在外治病，平时村里左邻右舍有白事时，他们也没有参加过几次，而这种事是需要互相帮忙的。埋人除了使用人力多，还需要许多工具如抬杆、捆棺材用的绳子、铁锨等等，这些工具都要有人去借。除此之外，埋葬母亲之后，为答谢从坟上帮忙回来的人还要有人摆酒宴，要有人去借餐具和桌椅，一应事务十分繁杂，都要有人操心件件做实才能不出乱子。

为使母亲走的尽量体面，不留遗憾，这一切我都暗暗做了认真安排。提前一天我亲自见了所有帮忙的人，他们大都是我初中在家务农的同学。考虑到母亲的丧事办完我还要去上学，借人家的东西又不能出现差错，我又特别嘱咐这些伙伴们，谁借的东西用完谁负责归还。

出殡当天，灵前的各项程序准备就绪后，我又跑回南院看了看这些帮忙的人是否已经到齐，又做了最后一次交代，这时开始“小请”。“小请”就是准备几个菜，还要略备少量的酒水，款待这些帮忙的，让他们一帮到底，不致半途离去。

我和发小们

起灵前，所有的亲戚们都要为母亲叩头做最后的告别。伙伴们在父亲的忘年交金娃叔叔的指挥下，将母亲的棺材由力气大的几个人徒手抬着，从副院经过临时拆掉的墙，从南院的南大门抬出来，放在大门口。我的这些伙伴们年龄尚小，不知如何捆绑棺材，这时，我已经和弟弟及爹爹家的两个女儿穿着白孝服跪在棺材的后边，只是听到金娃叔叔在不断地指挥他们“这样……这样……”，边说边做示范，不一刻就捆好了抬架。只听到他们一声“起”，仿佛像吹号子一样，一下子抬起了母亲的棺材。

我端着母亲的照片，背上插着母亲的领魂幡，手里拿着瓦盆，按风俗要求，在起灵的同时我要将手里的瓦盆摔碎。事前好心的人一再嘱咐我，一定要一次摔碎，但这一天是滴水成冰的日子，也不知是我没抓好，还是因为舍不得母亲走，摔了两次才将瓦盆摔碎，为此我还自责了很长时间。

父亲没有请吹鼓手和道士，哭恓惶送葬的人也只有我和弟弟及爹爹家的两个女儿。没有了长长的送葬队伍，场面凄凉冷清。我的伙伴们又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抬着母亲的棺材像小跑一样快，没有给我留下痛哭母亲的时间，我现在想起来都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

按风俗，出殡的当天坟上不能看见白孝服，我在路上脱孝服的工夫就看不见他们了！一直追到墓地才将他们赶上。

开始下葬了，不一会儿工夫，母亲的棺材就放进墓室，垒好墓门。伙伴们很快便堆起了坟头，坟头上插了一根木扁担，按风俗，我把扁担背了下来。金娃叔叔清点了到坟地的人数，共73个人，我一看几乎全是我少年时代的同学朋友。

坟地上的一切活动都结束了。四周突然静了下来，我跪在母亲的坟前，举目四顾天寒地瘦日光无色，想到再也见不到那知冷知热、疼我爱我的母亲，突然悲从中来。我对着母亲的坟头，重重地又为她叩了3个响头，祝母亲一路走好！愿她去天堂享受她一生中没有享过的清福吧！

从坟地上回来，母亲的葬礼进入尾声。按照埋人风俗，要为父亲的挚友和帮助安葬母亲的伙伴们准备酒宴。家中经济困难，也没有准备什么大盘大肉，只有6个简单的菜，以及当时最差的酒，还是散装的。用完饭，我站在院子的中间为大家跪行了3个大礼，深深感谢他们为远行的母亲所做的一切。

这时，南院西屋女人，又做了一件令大家都感到不近情理的事情，她端着一个盛着水的脸盆，用刷子洗刷贴在南院二门上的挽联。门上的对联不论是红白喜事，通常都是要靠自然和时间风化脱落无需人为清除。母亲尸骨未寒，安葬的人尚未离去，西屋女人的这种做法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冷眼，也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刺激和震撼。母亲去世了，不能在母亲生活的院子里搭灵棚，还不能在院子二门上贴挽联吗？

大家拆掉院子里为安葬母亲搭起的设施，我又一次嘱咐帮忙的伙伴们带走自己所借的物品。送走父亲的挚友，留下来父母的至亲商量我们这个家下一步怎么办。

母亲走了，我要去临汾一中继续读书，弟弟还要上学，父亲已经下岗好长时间，家里已经债台高筑，这个困苦的家庭如何支撑下去，自然要开个“家庭会”商量一下。

父亲说：“银英走了，留下我们父子3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呆在家里，要出去打工挣点钱，好让两个孩子继续念书，改变家庭的现状”。

姨姨说：“我是寡妇，家里还有3个孩子，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村东的舅妈说：“我的孩子都小，还有一个在吃奶，两个老人年龄都大了，能照顾好自己已不错了。”

小姑母说：“我有能力，就是看孩子愿意跟我们上山吗？”

最后，大姑母说：“小蛋（我的乳名）他去临汾上学，闷儿（弟弟红丽的乳名）跟我去亢村吧，七星他去打工挣钱吧！”当天晚上，父亲和姑姑、姨姨将家里的物品收拾一番，该打包的打包，该上锁的上锁，该寄存的寄存。

第二天，弟弟跟着大姑母走了，父亲离开这个令他伤心至极的南院打工挣钱去了，我告别了亲人，返校重新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

大学时期的我

失去母亲，更激发了我的学习志向。经过苦读，我终于成为80年代山东矿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感谢国家搭建平台，使我提升了境界，掌握了服务社会的科学知识；感谢母亲给予生命，使我学会诚实做人，敢于担当做事的母亲精神。正是这些文化理念的催化和鼓舞，使我克服了无数的苦难，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至今矢志不移，顽强奋斗着。

我（右）和弟弟（左）

母亲逝世至今已经40年，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每当想起母亲，我常常难以入睡，泪眼模糊中进入梦乡，渴望在梦中与苦命的母亲相聚……

母亲啊，我最亲爱的母亲！儿子永远想念你！

二○二○年二月九

作者简介

王青丽，男，57岁，中共党员，工程师，天津财经学院经济分析与管理研究生、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临汾市园区办公室主任。

1963年12月28日(农历)出生于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土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71年元月入学，1982年毕业于临汾第一中学，同年9月考入山东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采煤机械化专业)。曾任班长、院学生会副主席兼大学生服务公司经理、院总务处长助理。

1986年大学毕业，在轩岗矿务局刘家梁煤矿参加工作。在矿期间，任生产技术科技术员、采煤三队技术员、副队长、代理队长，创建了全局第一个标准化采煤队。1987年8月调轩岗矿务局生产技术处任主管技术员(副科级)，负责全局采煤机械化管理工作。1989年元月，调临汾地区供销机械厂技术科从事技术工作，主持设计了成套洗煤设备。其间停薪留职，从事个体生产(汽车运输)1年。

1991年3月，调临汾市煤管局技术科，先后从事技术、秘书工作，1992年5月任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4年3月，组织选调任临汾市人民政府秘书，负责工业、煤炭、经委、计委、体改委方面工作。

1995年8月，组织调任临汾市煤炭运销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同年10月，当选临汾地区青联常委，后兼任青联秘书长。1997年6月参加天津财经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99年6月毕业。

1998年6月，当选临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月，在临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9月在临汾市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青联副主席。12月，参加组织部、团委、青年联合会、信用联社组织的临汾市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被评为信合杯临汾市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

1999年5月，参加临汾地委组织部公开选拔考试，以优异成绩被任命为临汾市副市长。2000年11月，县级临汾市人民政府更名为尧都区人民政府，改任副区长。2003年开始，先后参加中央党校民营党建培训班、清华大学CEO研修班和清华大学EMBA班学习，2008年7月清华大学EMBA班毕业。2007年8月任蒲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2010年6月调任洪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015年9月调任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临汾市人民政府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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