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序

我们所有人最终都要走完生命的旅程。对有些人来说，这段旅程很长，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段路却很短。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旅程的长短，而是我们走过的每一步。

如果你发现你的生命将因为疾病缩短，那么没有人会指责你中途退出。有些人拒绝因为患上绝症而放弃自己的责任，顽强抗争，热情乐观地生活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将这些人称为

“英雄”。

2004年，马克协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组织了一场美国劳军联合组织慰问演出，我有幸与马克一起共事。当时，他像其他军人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为了国家做出个人牺牲的军人都值得我们尊敬。但是，当我得知他正在与癌症做抗争的时候，我对马克更是肃然起敬。

人们都说，卷入战争就是陷入地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与绝症抗争比陷入地狱还要可怕。

军人可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是对癌症晚期患者来说通常就不会这么幸运了。患者存活的机会随着抗争的继续而越来越小。这要么会使患者陷入孤独，要么会激发患者抓住机会，利用剩下的时间向人们传达生命的有力信息。马克

·M.韦伯选择了后者，他没有将自己封闭起来，而是投入了战斗。他将自己所思考的与经历的都记录了下来，留给他的儿子们。我们很幸运，能有机会读到他的故事。

韦伯中校坚定目标，乐观、优雅、有尊严地走完了一生。在这本书里，我们能知道支撑他走下去的动力是什么，能了解他的为人，理解他的信仰，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儿子们是如何面对生命中的挑战的。这本书也许能帮助你在这个世界上更好地生活。

愿其精神常在。

·威廉姆斯

亲爱的马修、乔舒亚、诺亚：

这本书是我为你们而写的。在你们都还没有出生，甚至是在我还没有遇见你们的母亲之前，我就开始着手写这本书了，这本书永远都是为你们而写的。

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祖母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帮着祖父整理祖母遗物的时候，我们意外发现了祖父在

1944年8月写给祖母的一封信。当时，祖父的工作使他们两人分隔两地，祖父在信中讲了些工作的事情，谈了谈天气——丝毫没有提及大洋彼岸正肆虐的世界大战——还说“没有你在身边，日子过得极其漫长”。祖父非常幽默，他在信纸的边缘留下几幅涂鸦，其中一幅是一个人正伸长舌头扮鬼脸。在信的结尾，他告诉祖母，他特别怀念祖母为他做的烤肉和蛋糕，然后又画了两只小鸟——分别送给两个儿子。

手里拿着这封发黄的家书，就像拿着一件宝贝古董，但是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祖父说过如此感人

的话或做过如此甜蜜的事情。他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写过这封信，还说这根本就不是他的作风。这让我感到很困惑。我想知道更多关于祖母的事情。而且如果是我写了这样一封信，我是肯定不会忘记的。

我发现，随着祖父及外祖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们太不注重故事的细节了。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是却并不能满足我对故事细节的好奇心。他们记不起年轻时的理智与冲动，不愿意谈及自己最大的失误或后悔的事。他们愿意或者能够给出的答案并没有回答我心中的问题。

我想，有一天我也会有几个孙子（对，不止一个），他们会和我一样对自己的祖父母非常好奇。于是我开始写日记，内容非常翔实。现在回想起来，虽然我的日记里记的一些事情并不是让我引以为荣的事情，但是我想，也许那些劣迹也能反映出我多年以来的成长。我的这本日记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当然，我曾经想象着将来能够亲自跟我的孙子们分享这些事情，不过如今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意识到我可能都不能亲自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了，更别提去跟孙子们分享了。

如果生死存活仅仅靠心态来决定的话，那我肯定能再活五十年。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身体也有发言权。我这副四十岁的躯干正在提前衰竭。尽管经历过几次疗效显著的治疗，但我还是没有击退癌症，我无法再接受手术了，化疗也慢慢地不起作用了。穿上军装，或者背着给料机砍伐树木的时候我可能看似万夫莫敌，但是如果现在我硬说自己不会死，这只能是说谎骗人。

所以，我开始思考如何把我的故事告诉你们。

我内心里那个十八岁的男孩知道，你们三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快就会开始思考生命，一如当年的我自己。二十三年前，那个应征入伍的男孩站在阅兵场上，聆听一位素未谋面的发言者激情澎湃地诵读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1962年在西点军校授衔仪式上的著名演讲。演讲的内容和伴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感觉到我的眼泪滑落脸庞。这是第一次——而且是从那以后——我开始明白，生命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自己周围发生的琐事，而应该拥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把那次演讲的内容熟记于心，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在无数退役仪式和军队节日上激情澎湃地诵读这篇演讲。在你们三个还是婴孩的时候，我所在的拥有三万多名军人的部队评选我为最优秀的将官之一，授予我的奖项正是

“麦克阿瑟将军领导奖”。

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崇拜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我就读的是军事类高中，从十四岁时起我就开始穿军装，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演讲时，我就明白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对人们来说，他更像是出现在荧幕上的演员，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个时候我意识到，要想成为一个真实的人，就必须向真实生活中的人学习。

不过，麦克阿瑟将军的演讲是教导年轻人要成长为一个真实的人，告诉他们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战斗，需要迎面而上；告诉他们生活充满矛盾、复杂性以及困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必要的智慧才能一一克服；告诉他们要诚实地面对生活。

所以，当我要和你们分享我对生活的领悟时，我知道我需要再一次引用那篇演讲

——你们三个就是我激情满怀的“战士”，这本书中的每一章都是以这篇演讲中的箴言为题而写成的。

马修，在你十二岁的时候，我们俩就某个现实问题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讨论，就在我准备给你一些建议的时候，你打断了我的话：

“爸爸，”你故意提高了嗓音来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会自己弄明白的。”你做得对，一直都对。你提出了问题，获得了相关的信息，然后就自己去探寻答案。因此，我有信心，你们三个都会自己找到答案的。

所以，这本书中更多的是我对生活的感悟与看法，而不是建议和指导。尽管我现在语气坚定，充满激情，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像马修那样经过长期探索而得来的。我的故事并不是要告诉你们如何去生活，而是证明生活的道路有无数的可能性。

你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命之路？

你们的生命中会出现很多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你们会找到答案的。

在这一路上，我希望你们能经常随手翻翻这本书，就像我仍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们会时常拿起电话，给我打过来一样。我希望你们在不同的人生时期，会向这本书提出不同的问题。我也希望你们能从中找到适合的答案。

我并不想写这封信，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我会更难过。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能够和我的父亲一边钓鱼一边谈心，或者一起开车去很远的地方，在车里彻夜长谈。我多么希望也能和你们一起创造这样的回忆，这是任何文字都代替不了的。但是幸运的是，上帝已经赐予我足够的时间来创造我生命中那些最精彩的篇章。尽管眼下记录下这些精彩篇章的出发点是悲伤的，但是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让我们一起再回味一下这其中的欢乐吧。

爱你们的，父亲

坚强起来，认清自己的懦弱，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胆怯。

2010年6月

记得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当时大卫

·彼得雷乌斯将军刚刚接替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成为美国驻阿富汗最高司令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因为“判断失误”而被总统公开解职，一如当年在朝鲜战争中因与杜鲁门总统意见不合而遭撤职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里多数高级将领都知道，在

2005年至2006年期间，彼得雷乌斯将军将我这名当时正身为美国正规军的陆军少校特派到伊拉克任职。很多人也知道，在那之后我还一直与彼得雷乌斯将军保持着联系。所以，当他即将应邀到访明尼苏达时，我的战友们都半开玩笑地说，他肯定会给我打电话。

结果是，彼得雷乌斯将军没有给我打电话，而是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他在邮件里说，希望我能加入他在阿富汗的军事智囊团，与阿富汗议会的最高层一同开展特别任务。

彼得雷乌斯将军派出他两个下属中的一个来当说客。于是，

12个小时之后，当我正因为早高峰堵在35号州际公路上的时候，我意外地接到了一通电话。

“马克，我是考德威尔中将。”——这可是三颗星的级别——“我是从阿富汗打给你的，你现在方便讲话吗？”我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是经验告诉我，这个人说话的用词和语调说明他是彼得雷乌斯将军的贴身参谋，两人关系应该很好。他说：“能得到彼得雷乌斯将军的邀请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所以，赶快接受了吧。”

他问我为何能得到这么高的赏识，为什么能与伊拉克的高层领导人建立长期的友好关系，特别是如何与我服役期间对接的伊拉克国防总参谋长巴巴可

·扎巴里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我的回答听起来是故作谦虚，但事实就是这样——投入大量的精力，懂得基本的社交礼仪，同时学习这位伊拉克将军的母语，库尔德语。考德威尔中将似乎并不相信事情就这么简单，不过他只说了一句：“好吧，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思绪万千。一方面，我得马上离开你们，前往战区，一年都不能相见。想到这里，我就伤心焦虑。而另一方面，军人就是为战斗而生，距离我上次参战已经整整五年了，而且此次任命对任何级别的军人来说都是一次职业上的飞跃。

一开始，我担心我的调离会惹怒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领导层，因为他们清楚，并不是只有我才能胜任这个职位，而且他们还得找人接替我。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明尼苏达陆军副官长拉里

·舍利图少将一收到考德威尔中将的邮件就将其转发于我：

马克在伊拉克服役期间，作为伊拉克国防总参谋长的军事助理，表现非常出色。基于他的经验以及有目共睹的出色表现，我们希望他能担任即将上任的阿富汗内政部部长贝斯米拉

·穆罕默迪的军事助理。马克能够非常巧妙地处理此类非常规任务，其独特的技巧和出众的能力将成为我们驻阿富汗军事智囊团的有力支撑。目前，我们在阿富汗的任务已进入了关键时期，马克的加入将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优势……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和彼得雷乌斯将军都非常希望马克能够加入我们……我们知道，批准马克的调离将会造成您这边的职位空缺，所以如果能得到您的配合，我们将深表感激。

舍利图少将立即批准了这个请求。事实上，一周之内，他就批准我直接晋升为陆军中校。

家里的气氛依然很平静，但是对于即将出征的我来说，这种平静却不同于以往。克莉丝汀（在这整本书的叙述当中，我将称你们的母亲为克莉丝汀）冷静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她的情绪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克莉丝汀已经习惯了军人家庭这种身不由己的生活，不过这一次

——我军旅生涯当中的第一次——在我出征的时候，她正好就在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她身在娘家，明尼苏达州。

她姐姐住在离我们两英里的地方，她父母住在离我们十五英里的地方，开车到这两家都用不上一个小时。她也知道，我这次出征她不用再像之前那样担心因为我被任命新的职位而又搬一次家。

我获得了晋升，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涉外军事职位。在这么多年身不由己的军人家庭生活中，克莉丝汀第一次对我的任命安排感到满意。而对于你们来说，我的孩子们，你们也能够第一次与外祖母以及姨妈家亲密地相处。

那个时候也许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

剩下的唯一一个障碍来自于我自身。尽管已经通过了派遣之前的体检，但是我还是想来一次更彻底的身体检查。三年前，我被查出患有出血性溃疡。这可不是一般性的溃疡，我经历了两次小肠大出血，其中第一次差一点让我送了命。

也许你们还记得，

2007年的感恩节那天，餐桌上没有我的身影，因为当时我正在七个州之外的医院里接受治疗；也许你们还记得2009年马修13岁生日刚过，我就离家入院治疗，一直过了18个月，溃疡出血才被慢慢止住。

经验告诉我，我的病情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不难想象，如果我在阿富汗某个偏远地区执行任务时突然大出血，后果会如何。

尽管这些听起来都很吓人，我却总是不以为然。两位肠胃科专家都说我的病并不会危及生命，在生活中有上千人都有过这样的病症。两位专家都认为这只不过是溃疡，我也没理由去怀疑他们的诊断。不久之前，我还把

16码长的覆盖物搬进了后院（我得承认，马修帮了我一把），而且每周会跑三个两英里。我的确感到累，但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我一直都以为自己只是细菌性感染或肠壁附近有囊肿而已。

一周之后，我去看了这么多年我的第三位肠胃科专家

——杰克·马特洛克医生。他说，之前两位医生对溃疡的诊断并没有错，但是我的症状需要使用内窥镜（一种从咽喉伸入胃部的灯光显示镜）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我之前已经接受过两次那种检查了，所以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检查结束之后，马特洛克医生走进我的病房，表情有点严肃。他说，他在我的十二指肠（连接胃的一段小肠）部位发现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病变区域。与一年前诊断出溃疡时相比，病变区域已经扩大了

10倍。他还告诉我说，正常情况下，血液中铁的指数应该是100到300之间，而我的只有2。

我并不需要他对这些数字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我仍然觉得，我的病只要输点血，用点抗生素或者经过烧灼治疗就能治好。他安排我去做

CT扫描。

我和克莉丝汀第二天去取扫描结果。在等候室我们紧张地聊了几句。我的心思已经不在这里了：我被派往阿富汗的日期马上就到了，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位新上任的阿富汗内政部部长。

马特洛克医生走了进来，迅速地坐了下来。他面无表情，马上就切入了正题。他用非常同情的声音轻轻地说道：

“马克，很遗憾，是个不好的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这不是溃疡，你得的是癌症。”

这句话似乎是以慢镜头的形式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我感觉这个场面特别不真实，就像是在演电影，而我只是影片里的一个角色而已。我想要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但是

CT扫描片子却把我拉回了现实。

“这儿的整个区域，就是胃与小肠的连接部分，”他指着十二指肠、胰腺、连接导管以及周围的淋巴结，“已经无法与周围的组织区分开来了。”巨大的肿块已经覆盖了大约75%的肝部——大大小小约有15个肿瘤。肝左叶上的肿瘤有高尔夫球那么大，肝右叶上的肿瘤有硬币那么大。

医生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一两分钟之后，当他看到克莉丝汀脸上的表情时，他停了下来。我看了看医生，也明白他为什么沉默了。直到今天，我每一次想起克莉丝汀当时脸上的表情，都会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她就像一个完全被吓坏了的

10岁小女孩。她坐在椅子边上，身体僵直，睁大眼睛，泪如泉涌。她嚅动双唇，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问马特洛克医生：“我们的儿子就要失去他们的父亲了吗？”医生没有回答。她又转向我，盯着我的双眼，用同样的声音哽咽地说：“我们说好了要一起慢慢变老的。”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不停地用坚定的语气安慰她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可天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啊。

我被震惊了，但意识尚还清醒。当时我脑子里出现了军队里常说的一句话：

“来自前线的第一条消息往往是错的。”实际情况更好或者更糟，但这第一条消息往往是错的。我想我们需要弄清楚状况，而不是一味地悲伤。

接着，马特洛克医生同情地说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恐怕，你不能去阿富汗赴任了。”

求您别开玩笑了，医生，别开玩笑了。

马特洛克医生建议我去罗切斯特市的梅奥医院接受治疗，我们开车一个半小时就能到达这所医院。但是这个计划行不通，因为梅奥医院不在我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之内。我跟克莉丝汀说，我们回家再慢慢商量。

我们两人是分别开车到医院来的，因为克莉丝汀要上班，她直接从办公室开车过来。她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一个人开车回家，我很担心。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现在这样崩溃。

我走进家门，准备接受她交织着悲伤、愤怒、困惑与恐惧的号啕大哭。可是我错了，通常脾气温和、柔声细语的克莉丝汀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不停地打电话。在这

15分钟的车程中，她已经把两天之后在梅奥医院进行的一系列检查——肠胃科、肿瘤科以及外科——都预约好了。

“我们不能等军队医疗保险（负责我们医疗保险的保险公司）了。”她语气坚定地说，这种语调让我明白，她知道我可能会反对。我问她在没有正式确诊书和转诊单的情况下，她是怎么预约到的。

“我不接受拒绝。”

我为之一震，这就是军人的妻子，是上帝的赐予。这也是我见过的在恐惧面前释放出的最大的勇气与力量。

力量。懦弱。勇敢。恐惧。

有时我会想，我们是否都忽视了这些词的真正含义。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恐惧是件丢人的事情。这是误导。恐惧是正常的，恐惧让我们真正地活着。当我在空军院校学着从飞机上跳下来，从飞行中的直升机上顺着绳子爬下来的时候，我从来不想跟那些装作毫不害怕的伞兵坐在一起。

勇敢，并不是逃避恐惧或者想办法忽视恐惧，而是思考如何面对恐惧。面对恐惧就意味着你要将自己身处的形势考虑周全

——所有优势和劣势——想清楚如何来处理。其他的任何行为都只是投降的表现。

力量，是行动起来，即使你有一百个拒绝行动的理由。你们的母亲在那段困难的时期，每天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她能感受到自己的恐惧，万分的恐惧。尽管她对命运的安排感到非常悲伤，她却一直都在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关爱我们这个家。

当你们的生活中也出现这样的时刻时，你们会怎么做？

第一章

不要贪图舒适，面对重压和困难，要勇敢地接受挑战。

2010年7月

梅奥医院的整个医疗团队对我做出了一致的诊断：前路艰难，没有任何舒适可言。医疗团队建议我接受比较彻底的大手术治疗，名为

“惠普尔胰腺肿瘤切除手术”。该手术会将十二指肠、胆管、胰头以及周围的淋巴腺、胆囊全部切除。根据手术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可能还会切除更多。手术的另一部分要切除我60%的肝脏，但只能清除一半的癌变组织，其余的部分要通过后续手术清除。

医生们都极其乐观，但是却给我列出了比在汽车广告中还要多的条件和注意事项。

先不说癌症，光是这次手术就会让我躺在床上，几个月不能动弹。我的生活方式（吃饭、活动、休闲、工作以及社交方面）一夜之间就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费这么大周折，医生也只能清除我体内一半的癌变组织。

梅奥医院的这些医生每周要进行五次惠普尔手术，但是他们并没有掩盖或者掩饰这类手术存在的风险。他们说，接受了这次手术，我也许会很快死掉，但是不接受手术的话，我肯定会死得更快。

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难的抉择。即使是死，我也要死在战场上。

在军队准备出征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指挥官激情澎湃的演讲更能鼓舞士气的了。我准备以同样的方式来动员你们，我的支持者小分队。一天早上，在我睁开眼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于是那天早上

6点，我就坐在电脑前飞快地打字，将乔治·巴顿将军在史上最大规模登陆战——诺曼底登陆战前对美国第三军团做出的演讲进行了改编。其中一部分如下文：

稍息！（意思就是

“听好了！”）

现在，我要你们记住，为祖国牺牲了不能算是打了胜仗，只有让敌人为他的祖国倒下了才算是打了胜仗。你们之前听说的那些癌症战胜了家人、朋友，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全是扯淡。

上帝做证，我实际上非常同情那些可怜的癌细胞，真的

……因为我们会把它们打得落花流水……

三十年以后，你们可能身处朋友们中间，膝上坐着我的孙子或孙女。当他们向你们问及

2010年我都做了些什么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说“哦，他就整天待在明尼苏达，悲叹自己的人生”。

好了，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像我一样，勇敢起来吧，跟我一起投入战斗吧！噢，我特别自豪能带领你们三个优秀的军人走上战场

——随时，随地。我的演讲结束了。

我并没有忘记，巴顿将军从军

36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战争结束后的第四个月里突遇车祸而受重伤，最终送了命。如今，历经战役，从军21年的我似乎要在39岁的时候被癌症击垮。

更重要的是，我发现动员演讲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听来很受鼓舞，但是孩子们却不容易接受。在我们商量如何跟你们三兄弟透露我得了癌症这件事时，我们决定，如果想让你们从容地接受最后可怕的结果，那么一开始就要对你们坦诚。

坏消息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好消息。你身边的人，那些你爱的人早晚都会发现的。你想让谁告诉他们这个消息

——自己还是别人？如果是由别人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那么很可能这个坏消息会变得更糟糕——比如，他们会来质问你，为什么对自己的亲人隐瞒这么重大的事情。

在我们有更多的信息之前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因为脸谱网上的信息就像流弹一样四散开来。幸好，乔舒亚和诺亚，你们还只有

10岁，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而马修，当时你则正在菲尔蒙特参加童子军训练营，那边根本就接收不到外面的消息。我们必须在你自己得知这个消息之前亲自告诉你——但是得在你训练结束之后。

菲尔蒙特童子军训练营是童子军们训练的必经阶段，

14岁的你还有一两天就能完成训练了。那11天里，你已经背着50磅的背包徒步行进了75英里，爬上了7座山峰，每天都会淋雨，其中有三天一整天都在大雨或大雾中训练。当你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时，我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你的同学或者老师突然对你说：“嗨，真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我的外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在我们着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耳边仿佛响起了《碟中谍》的主题曲。我们确保你一下火车就被接走，然后关闭你的手机，封了你的脸谱网网页。

当你们兄弟三人都到齐时，我们也对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了准备，然后就向你们摊牌了。我们深知，要告诉你们些什么，以及告诉你们多少，这是很有艺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非说不可的事情和可以以后再说的事情区分开来。最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组织语言的：你们在接下来的两到四周里会听到或看到些什么。

由于你们三兄弟之间差不多有五岁的年龄差距，所以我们分别进行谈话，先是和马修单独谈，然后和你们三兄弟一起谈。我们要向你们传达的信息是一样的，只是根据你们的年龄和性格而采用不同的方式。由于生在军人家庭，这已经不是你们第一次经历这种

“万一父亲发生了严重的意外怎么办”的谈话了。在我每一次外派之前，我们都要谈谈：如果我不在了，不管是死是活，你们需要承担的重大责任。

在和你们谈话之前，我写下了草稿，还演练了几遍。

“孩子们，我知道你们都是机灵鬼，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过去一周里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对吗？”

诺亚，你慢慢点点头，说道：

“我经常看见妈妈的眼睛周围红红的。”你还说看见很多人神情悲伤地进出我们家，随后又补充说，“上周我好像还听见外祖母库格林在电话里讲你和癌症的一些事情。”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过失而生气，只是更确切地明白，孩子们知道的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多。

从你平静的语气里，我可以得知，你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还无法理解。

“我的确患上了癌症，”我说，“我知道看上去不像，但是我的身体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

你脸上的表情马上变得跟克莉丝汀在医院刚得知这个消息时的表情一样。你哭了起来，跑过去抓住克莉丝汀的腿。我停住不说话了。乔舒亚和马修，你们表情僵硬地坐在那里，但是我知道，你们俩比较内向，把所有的悲伤都藏在心里。我觉得在继续讲下去之前要先给你们时间缓一下。

“为什么哭了？”我轻声地问你，诺亚。

“因为你就要死了。”你眨着眼睛看着我。

我看着你们三兄弟，回答说：

“这就是我和妈妈现在要和你们谈一谈的原因之一——来帮助你们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对你们撒谎。我可能很快就会死掉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死，而且我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得不到的机会。”

随后我故意换了一种严厉的语气

——平时管教你们时使用的那种语气。“我有机会抗争，孩子们，而且我也打算要抗争。你们要知道的是，眼下这场抗争很容易——了解病症，提前计划，组织策略，做好准备。但是之后会越来越难。几周之后，你们就会看到自己的父亲被打倒，我会在医院待很长时间，我会看起来……很糟糕。到那时候，我可能看起来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但我仍然会坚持战斗下去的。”

我换回温和的语气：

“你们也许没有见过我哭，但是我也会哭。我也会害怕，会因为得了癌症而愤怒。你们也许会有同样的感受，这很正常。难过，愤怒，沮丧，恐惧，甚至偶尔否认事实，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你们不能一直困在这种情绪当中无法自拔。”

我告诉你们说，在我年轻的时候，部队经常连续一周整天整夜地训练。

“当队伍里有人累了，我们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但是永远又都会站起来，从不放弃……从不。跟那些年轻的战士一样，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如果不站起来继续战斗，我们就很可能会死在那里。”我告诉你们说，战士们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这是他们必须做的。

这也是必须要做的。

“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起抗争到底。”

谈话继续，我们讨论了一下你们可以做的事情，比如去跟学校辅导员谈谈，游游泳或者参加其他的娱乐活动来释放你们的情绪。我们还谈到，不良的情绪会让你们感觉很脆弱，但有些不健康的行为是无法帮助你们释放这种情绪的。

比如，对癌症的愤怒、恐惧或者悲伤可能会让你们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之前你们从来不会沾染的行为

——吸烟，酗酒，对长辈不敬，或者拿朋友出气——突然之间变得可以接受了。

你们肯定还记得，我一谈到情绪问题，就会抓住机会用《星球大战》里尤达大师的声调说话，那次也不例外。

“愤怒，恐惧，攻击——这是黑暗的力量。它们在战时会迅速充盈你的全身，然后就像消耗欧比旺的徒弟那样把你消耗殆尽。”

你们都苦涩地笑了笑，因为这并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们回答我说：

“别说了，爸爸，那都不是真的。”但是我知道你们都很喜欢看《星球大战》。那就是你们的语言，而且我想缓和一下气氛。

尽管如此，我引用这段话的用意还是非常严肃的。

“孩子们，”我说，“我知道《星球大战》不是真实的，但是写这个故事的人是理解人类情感的真实的人。故事中尤达大师关于安纳金·天行者的那些话是真理，他的警语也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然后我又跟你们讲我表弟迈克尔和凯蒂

·布莱恩特的故事。你们都知道，迈克尔如今是个医生，在我被确诊之后，他就一直在治疗方面给我提供帮助。在迈克尔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遭遇车祸，与一辆卡车式拖车迎面撞上，当场死亡。在那之后，他就没有机会与父亲一起做任何事情了。

那迈克尔是如何宣泄自己的情感的？对，他因此成为了一名医生，他的妹妹则成为了一名律师。

我其实很想把你们保护起来，让你们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但是最后我决定不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你们不需要保护。事实上，我觉得你们比大人的适应能力更强。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把你们保护起来对日后你们独立生活没有丝毫益处。你们最需要的是引导者，而这也是我和克莉丝汀一直想为你们扮演的角色。

在我被确诊患有癌症之后，我的目标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帮助你们思考如何直面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困难，而不是逃避困难。

***

我很怀疑，在大萧条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的祖父母会愿意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就像麦克阿瑟将军指引我们勇敢面对困难那样。他们根本就没有

“舒适的道路”可选。

然而，你们面对的世界和生活与他们的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舒适和困难之间，你们有更多的选择，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如此。我的祖父母在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这让我意识到，我直面困难的这种选择是一种美德。

1947年，31岁的玛丽·西卡拉努嫁给了我的外祖父，同样是31岁的马修·加罗法罗。尽管外祖母结婚时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在接下来的15年里，她生下了15个孩子——外加一对双胞胎。马克出生的时候，接生的大夫没有收钱，因为马克正好使家里的孩子凑成了一打。

1981年，外祖母65岁时，她最小的孩子才刚刚高中毕业。就在这一年，外祖母中风了。此后的17年里，她只能半身瘫痪地坐在轮椅上。当时我只有9岁，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我亲眼见证了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是如何有尊严地面对困难的。

每周，母亲都会驱车两英里到外祖母家待上几个小时，看看她，帮忙做些家务。我喜欢跟着母亲去帮忙给外祖母做燕麦粥和荷包蛋，或者骑车去卡塞塔熟食店买三明治回来当午餐。

小时候，我是个爱说话的孩子，所以每次去看外祖母，我总是跟她没完没了地瞎聊。我唯一一次听到她提高嗓门是她喊子女下楼来帮她去厕所。这对当时年仅

11岁的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如果连去厕所都要依赖别人，那将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啊？

等到了

14岁，我要求做更多的事情来帮忙——不仅仅是洗碗或做饭。我想在外祖母需要去厕所的时候能帮上忙。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外祖母体重至少有160磅，而且她自己根本就无法脱下内衣。对一个14岁的男孩子和他67岁的外祖母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好意思的事儿了，但是外祖母丝毫没有显得尴尬，我也没有。这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我帮忙做饭，洗衣服，刷碗，吸除灰尘，擦厨房地板，买日用品。等我年龄再大些，可以开车了之后，白天就开车去当地的养老院看她。我们一起给陶瓷上色，一起和她的朋友们玩牌。她喜欢在其他住户面前夸我，而我也喜欢从特别需要我帮助的人那里得到无限的赞赏。

当时我以为自己对外祖母的病情非常了解，但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其实我根本一无所知。她吃下的药物足以噎死一匹马，她的脚已经肿得老高。当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张躺椅对她来说就是监狱。

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从来没有听外祖母抱怨过。

但是我认为高尚的并不是她默默地忍受，而是她将自己的精力完全放在生活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她的痛苦。

等我到了

20多岁的时候，我能更好地理解外祖母的艰难处境了。我问她：“这十几年来，我看您不是躺在躺椅上就是坐在轮椅上，我知道您很痛苦。是什么在支撑着您生活下去呢？”她没有笑，也没有说话，而是抬起那条可以动弹的胳膊，指了指四面的墙壁。那间小卧室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挂了两百多张照片：她的儿女们，儿女们的婚礼，30多个孙子孙女，孙子孙女们的婚礼，甚至还有重孙。

对她来说，没有舒适的道路可选，但是她向我证明了，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

如果说外祖母教给我的是同情、坚持与忍耐的话，那么外祖父马修

·加罗法罗（下文称“马特”）教给我的就是要无拘无束地释放自己的激情，要从挑战中寻找快乐（不过是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教会我这些的）。

马特又高又瘦，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很大，还喜欢带点脏字儿。他在自己那放得下两辆汽车的车库里开了家汽车修理店，一直干到

80多岁，做了一辈子的汽车修理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祖父应征入伍，但是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不觉得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他认为自己在那场战争中最大的胜利就是，入伍不久之后，家人就说通了美国陆战部把他遣返回明尼苏达，回家照顾他的父母。即使是现在回忆起来，外祖父仍然认为照顾家人比参加世界大战要重要得多。对于那些并不认同这个看法的人，外祖父肯定会严加指责。所以在我参军的时候，外祖父并不赞同。

尽管外祖父的家庭观念很重，可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却很奇怪。

“我要是养猪就好了，”他晚年的时候总喜欢跟孩子们这样说，“至少我能宰了它们吃肉啊。”他的脾气——家里人更喜欢称之为“激情”——大得出奇。他曾经有两次愤怒地冲进家门，将整个餐厅砸得稀烂，而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做。

我猜，也许这就是激情吧。

马特的个性一直都是这样，就像迪斯尼电影里的人物个性一样，不曾改变过。每天他在家里出现的唯一时间就是吃饭的时候，其余的时间他都是在车库或地下室里干活。

“不干活就没饭吃。”他老是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

整个地下室就是外祖父的

“办公室”，幽深潮湿，像个地牢。墙上地上全是汽车零件、修理工具、黄铜配件，以及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桶一桶的鞋。50英尺长的房间只留下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在一个破损的小角落里，有一个简易的洗澡装置，看起来就像是从第三世界某个贫民窟里弄来的。每当需要楼上的某件东西的时候，他就一边用扳手敲打着钢管，一边喊着让别人给送下来。

外祖父把自己

120平方英尺的后院都铺上了沥青，理由是这样就不用除草了，尽管他有的是时间。等到我出生的时候，他的后院里别的没有，都是一堆堆的轮胎，还有为他那条德国猎狼犬伊格尔搭建的大狗窝。

马特发表

“长篇大论”的时候也是一个奇观。不管主题是什么，他的台词儿里都至少要有一句脏话，解释的部分他至少要说两遍。久而久之，我们也就习惯了。在我听来，那就像是在念诗。任何一件小事儿都能让他来上一段儿。

他平常责骂人的时候，台词儿很可能是这样的：

“约翰尼一直就不听话，绝对不听，不会听话，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听话。就算不听话得死，他还是不会听话。要是不听话就得死，那他早就完蛋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最大的嗓门喊出来的，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冲谁喊的。

事实上，惹他发火儿的人在他开始咆哮之前通常就已经溜了。

外祖父管教家里那

15个孩子时，就像一个邪恶的战俘集中营看守。他的工作与家庭生活唯一的结合点就是可以用车皮带抽打孩子。他把犯错误的孩子排成一排，然后故作仁慈地问道：“这次选哪个牌子的皮带啊？雪佛兰，福特，还是庞蒂亚克？”

马特的外表欺骗了大家的眼睛。虽然刚过六十，但他走起路来却像一个放大版的尤达大师

——微微有点驼背，步伐有些蹒跚。可是一旦教训起十几岁的儿子们，他可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街坊邻居们可都见识过他一直追着到大街上去教训儿子们的场面。

我最早还记得，和哥哥弟弟们一起去外祖父家的时候，他在车库里用低沉的声音对我们喊：

“我的天，我的天，钉子满天飞，全给我弄乱了！”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发动机的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不过，他听起来并没有生气，但也并不高兴。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懂他的话，只知道他一开口责骂，我们就想笑。

我记得跟外祖父谈话无非就是两个话题

——汽车和女人。也许还谈过别的，但是我已经不记得了。举个例子，他把结婚之前的女人都叫作“战利品”，用意大利语来形容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以及和女人的身体接触。他的一个常用方法叫作“香蕉盒子”，就是当年回家吃午饭的时候，在厨房桌子上扔下一盒子香蕉给所有的孩子们玩儿，然后趁机和外祖母亲热亲热。

外祖父一直活到了

92岁，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我随军驻扎在明尼苏达。他是家里唯一一个我亲眼看着被病魔一点点吞噬的老人。他的去世与我被确诊癌症之间相隔不到两年，所以对我来说，他与病魔的抗争为我树立了榜样。

在我把他平放在地板上，做一些腿部的活动练习时，他随口的一句话让我看到他是如何面对死神的。

“现在的这个姿势让我只想干那种事儿。”他语气诙谐却坚定地说道。

外祖父葬礼那天，教堂里不时发出的却是笑声。因为我在悼词里说，圣彼得很可能一边从外祖父身边冲过去，一边还在想，到底是谁把一盒子香蕉撒在讲坛上。

***

祖母玛丽

·韦伯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位长辈，她以与家里其他老人完全不同的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在67岁那年死于心脏病，正好是在一个周日的早上，复活节弥撒开始之前。

对于一个信奉天主教的

12岁男孩儿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更具讽刺意味的了。

后来我们才得知，祖母生前一直有很严重的躁郁症

——情绪大起大落。然而，除了记得祖母摔过一只盛满咖啡的杯子，骂过几次人之外，我记忆中的她一直是个脾气很好的老太太，是我最爱的家人。

祖母去世的那天对我来说有很重大的宗教意义。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去世。我对上帝提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偏偏是复活节这天？这是一种惩罚吗？难道是我们，或者是我自己，还不够虔诚吗？

当时我是个对教义深信不疑的孩子

——我坚信，只要虔心祷告，上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然而就在祖母去世的那天，我明白了，尽管生活有时候很美好，但规则并不是我想的那样。

***

祖父弗朗西斯

·韦伯的人生也是充满困难与挑战的人生。弗兰尼（我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在20多岁的时候一直是个狂妄又帅气的单身汉。和祖父聊过几次之后，我感觉，他认为自己当时过于沉迷于酒色（不过祖父没有讲详细的经过）。到了大约30岁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成家立业的打算。而就在这时，祖父在建筑工地上遭遇了一场莫名其妙的事故，差点儿断送了性命。

祖父是个木匠，但是从事过很多行业，其中就包括工程施工。那次差点儿让他送了命的作业是镶嵌填补写字楼外损坏的砖块。那时候，砖瓦匠通常就用滑轮、座椅、木楔子以及木板搭建一个简易的脚手架。

祖父给我描述了一下这些装置，还在纸上大概地画了画，在我看来那就像是印第安纳

·琼斯所身处的考古遗址。很难想象用这样的装置来保障作业的安全系数。不过在那之后很久才建立了职业安全与保健管理总署。要不是家里真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祖父靠这种简陋装置站在八层楼高的半空，我们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祖父说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儿，他的同伴儿，也就是他的老板拉了一下支撑的木楔子，结果就导致他们脚下的整个装置散了架。两人从

84英尺的高处跌落下来。祖父说，他从木板上滑落的瞬间手指掠过了安全绳索，但最后还是没有抓住。祖父的同伴儿摔落到满是砖块、水泥和木板的地面上，当场死亡，而祖父因为跌落在他同伴儿的身上才捡回了一条命。

祖父几乎是全身粉碎性骨折，包括腿部和臀部。他的一只眼睛从眼窝中凸出来，还有一只耳朵勉强地连在脑袋上。伤势极其严重，起初连医生都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治疗。

当他恢复意识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医院走廊里的轮床上，身边没有任何人。他估计人们是觉得他活不下来，所以就把他扔在一边不管了，毕竟那是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医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祖父全身都被打满了石膏。那次事故留下的伤痛整整折磨了他一辈子。他的手腕一直是畸形的，而且整个人的身体看起来都不对称。

小时候的我认为祖父这段让人难以置信的经历算得上是他人生中最大的灾祸。然而，成人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祖母去世之后的

14年里，他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而且越老情况越糟糕。尽管直到91岁去世时，祖父的身体状况都还可以，但我们还是得叮嘱他洗澡、换衣服，照料他的狗，防止他吃过期的食物。

2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直想知道是什么事情让他那么痛苦。“罪恶感。”他常常这样说，言辞之间流露出对自己年轻时，或者后期自己犯下的以及祖母犯下的过错而产生的懊悔之情。但是他从不多说，只是默默地流泪。

不过，我并不想让你们认为弗兰尼是一个悲观可怜的糟老头儿。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有精神，经常用各种怪招儿逗我们发笑的人物。当他放了个屁时，他要么会说

“噢，对不起，我还以为我在科科莫呢”，要么就假装招呼一只猫，“来，小猫咪，小猫咪，小猫咪”。如果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表示“啊？”，他就会回敬说“在猪屁股上踢一脚，猪也会说‘啊’”。

不管这些是命里注定的还是自我造成的，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韦伯祖父内心的苦楚和挑战比那次事故带来的折磨更大。

***

小时候的我也吃了不少苦头。

在身体上，每个孩子都多少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现在回忆起来，小时候的我算是一个极品了：两岁的时候患上扁桃体炎；

14年间耳朵反复发炎，做过四次矫正手术；胳膊摔断过两次；戴过两次牙套；10岁就戴上了近视眼镜。这些麻烦事发生在孩子们身上是很常见的，但是像我这样样样都经历过的孩子我还真没有见过。

我小时候经常出事故，根本就不能睡上铺。我从上铺滚下来三回，其中一回摔断了手腕儿，还有一回磕掉了一颗牙。那时候上铺也有安全护栏，但那对我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

我耳朵上的问题非常严重，甚至对我身体后期的发育都造成了影响。每年去湖里游泳回来，我的耳膜内都肯定会积水，进而结果导致感染，对中耳部位造成压力。那些细小的骨头简直太敏感了，甚至每次心跳都能牵动它们，让我感觉到刺痛。这种刺痛要一直等到耳膜内液体流干了，炎症消退了，才能消失。

大多数孩子都用抗生素或滴耳剂来消除炎症，可对我来说，这些方法要么不准用，要么不奏效。我的医生不喜欢用抗生素（他觉得人们都是在过度使用抗生素），滴耳剂又不管用。在我五岁到十六岁之间，医生曾经四次在我耳膜上切开小洞，插进一根小塑料管，把里面的液体导出来。

每年夏天，我至少有两周是在被耳痛折磨着，或者是在用拇指狂戳自己的耳朵。每到晚上更是疼得睡不着觉。家里没有人会抱怨我夜里哭，但是我会在家里找各种隐蔽的地方躲起来，这样就不会打扰到别人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些经历会给成年之后的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也没有想明白。就像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面对困难时别无选择一样，也许我从小就在学着如何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

***

在我高一那一年，我承受了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双重痛苦

——这是那种我宁愿耳朵疼也不愿去经受的痛苦。

我上的是傻瓜高中（真的，学校就叫这个名儿），一所天主教男校。我最不喜欢的一堂课就是体育课。我喜欢课上的活动，但是讨厌每次下课要做的事情：洗澡。因为对一个信奉天主教的男孩儿来说，像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时那样赤身裸体是一件罪恶羞愧的事情。

每次洗澡我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由于我们所有人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守规矩：管好自己，洗好就出去，穿好衣服，不准开玩笑。

但是刚上高一三个月之后，这条规矩就被无情地践踏了，而我则非常不幸地成为了这次

“惨案”的受害者，那件事造成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整个高中四年的生活。

那天洗澡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一个我根本就不认识的同学突然抬起头对着天花板大喊：

“嘿，你们都看见了吗？韦伯洗澡的时候小鸡鸡都竖起来了！”他就站在和我隔着6个储物柜的地方，而且是同一排。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说完这句话之后脸上露出的那种狂妄的笑容。

我僵直地站在那里，盯着我的储物柜。我要不要回应，就傻站在这里吗？也许没人听见他说什么。也许我假装没听见就好了。

他竟然又重复了一遍，这话就像一根带电的赶牛棒戳中了我。随后，另一个男生也跟着起哄，接着其他男生也纷纷加入这场哄闹。我想让大家把这当作一个玩笑，于是就说：

“不错啊，肖恩，这玩笑挺有意思。”

“少来啦，韦伯。别假装没有这回事儿啦，兄弟。”他回答说。

然后他又扯着嗓子对着天花板喊道：

“大家洗澡的时候最好带上有绳儿的肥皂，防着点儿韦伯，省得他在你背后攻击你。”当时我感觉胸部就像受了一记重拳，于是立刻冲出了储物室，祷告上帝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然而这才只是个开始。

在高一接下来的时间以及高二整整一年里，我都因为这件事而被奚落。在我高三时，学校与一所女子中学合并改名为克热汀

-德拉姆学校之后，对我的这种嘲弄仍在继续。

这种经历是很难客观地去描述的。其实我并不是一直被大多数同学不停地欺负。这种嘲弄也只是间歇性的，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的心里往往就充满了恐惧。

不管我说什么或做什么

——比如，一笑置之，沉默不语，不以为然，或是指责他们无凭无据，以武力相威胁——这些都无法让这场噩梦结束。当发现口头上的嘲弄已经不足以激怒我之后，有人就在我的储物柜上刻上“小鸡鸡”和“鸡鸡男”。

我妈妈想让学校管理层出面解决这件事情，结果却让我受到新一轮的嘲弄，比如

“看啊，还得让他妈妈出面来帮他解决问题”。

这是我一生当中遇到过的最痛苦最棘手的社交问题。我再也不想回到那段时期了，但是现在回头想想，那段经历其实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锻炼了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而这种能力对我以后的生活至关重要。

我读高一那年，来自家里的压力也很大。我的母亲受够了父亲的饮酒问题，以及他给这个家带来的影响。其实父亲并不会喝醉之后打人或者酗酒成瘾，但是饮酒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种调剂了。他的工作因此受到了影响，还和另一个女人有染。他不止一次在车道上撒酒疯，差点儿把警察都招来了。母亲把他赶出了家门，说他如果不把酒戒了，就永远别再进家门。

父亲和母亲分居四个月了，我们不知道父亲还会不会回来，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无所谓。尽管我们都知道，父母之所以分居，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父亲饮酒这件事儿，但这都不重要了。每天看着母亲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默默地掉眼泪，我们就非常气愤，特别想保护她。

面对家里和学校里的这些事情，我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似乎是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能让我感到些许安慰。

接下来的几周，我一遍一遍地在脑子里设想自杀的场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自杀实际上并不能解决问题。我并没有得精神病。我完全有能力面对困难。考虑到我所处的境况，自杀只是一种自私而懦弱的选择，只会给爱我的人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我决定放弃这个念头。

***

我的军人生涯在我进入傻瓜高中读书的那年就开始了，这所学校有一百年历史的军事化管理传统。

早早地就开始军队生活似乎意味着这是我生来就应该做的。我不知道如何来反驳这种观点，但实际上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从军的这

23年以来，我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我的每一个抉择背后都有过强烈的自我怀疑和焦虑。

你们可能在我成年后的生活中看不到这些，但是在刚开始的那

8年里，我对军队生活是非常惶惑的。在我刚穿上军装的那段时期，我根本就不是什么道德模范和纪律标兵。

在高中，我并不是那种一心想着将来要在军队建功立业的学生，我跟大多数来自圣弗朗西斯

·德·赛尔斯小学的学生们一样，平凡无奇。被称作“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JROTC）”的军事训练是自愿报名的，我起初不太愿意参加。我对此唯一的了解和参考可能就是1981年那部叫作《勇者无敌》的电影。在这部电影里，学生们造了反，接管了高中，并且在他们的小镇上引发了一场战争。

我们的训练更像是一种关于培养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的课程。我们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领导力的特点，例如勇敢、忠诚、奉献、正直、果断、坚定。我的很多朋友和亲人都担心说，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会对我进行洗脑，让我决定入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正确的。我很快就被洗脑了，但是训练给我灌输的都是非常积极的理念，例如：

·树立榜样

·主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关爱身边的人，确保他们的福祉

·了解自己，自我提升

·在你的下属当中培养责任感

·作为一名军官，不是服务于领导个人，而是要保护并服务于我们的宪法

·对待下属也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其中的一些理念我在家或者在教堂里就已经有所学习，但是其他的信条

——“直言不讳”以及“提出异议并不等于待人不尊”——对我来说则都是全新的，而且这些信条不一定能得到我父母或者教会牧师的认可。这些理念让我这样的年轻人感觉自身充满了力量。这让我明白，我不仅仅有权利承担责任，直言不讳，而且学着如何有智慧地去承担责任是一件非常高尚而光荣的事情。

这次军事训练的经营管理和等级制度使它具备了一种有利的可预测性。我们每天都身穿军装，每个学生根据等级职位不同而承担不同的责任。

我们每天的

“工作”放在实际生活中虽然并没有很大意义——定期拉练，保持外貌整洁，军装要干净平整，头发要整齐利落，鞋面要闪闪发亮，奖章和配饰要佩戴正确——但是这些是培养个人责任感、纪律性和正义感最实际有效的方法。

不幸的是，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在学生们的父母以及非本项目的工作人员当中引起了恐慌。当看见一大批孩子穿着军装，整齐行进，行礼致敬，听从

“命令”，即使是最通情达理的人也会感到害怕。我听说他们觉得这就像是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希特勒青年团。

我们的教官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都是退役军人，曾经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其中大多数人都在战争中负过伤。他们见识过战争的可怕场景。对于任何将军人生活想象得很浪漫的学生，教官马上就会让其打消这种念头。

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中，结果有利有弊。我可以把一列队士兵指挥得像拿破仑手下的军队一样整齐，可以当场背出领导力的要素和原则，可以带枪训练得比近几届任何学生都要好，但是我是一个学习上不太努力的学生，而且经常出言不逊。

读高二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女老师说了侮辱我的话，我直接告诉她

“闭嘴”。现在我把当时的做法评价为“有胆量，但欠考虑”。她是有错，但是让她闭嘴说出来容易，后果却很严重。当陆军中尉晋升名单在我们班公布的时候——这是整个训练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并没有上榜。在朋友们面前我当场哭了出来。经过几个周的时间，我才意识到，失败的原因全部在于我自己。

在我高中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四年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就。我的平均成绩是

2.25分，大学入学考试是19分。我没有什么运动强项，没有参加过志愿者活动，在初级预备军官训练团中也没有得到什么领导职位。

我的才能就是能言善辩，牢牢记住了领导力和管理能力的要素，以及能够在

30秒钟之内背出明尼苏达州87个郡的名称。（这最后一项已经彻底荒废了。）

我的高中辅导员说得更直接：

“你不是上大学的料，我觉得没有哪所大学会录取你。你现在应该开始为自己今后的生活打算了。”他的这番话一下子惊醒了我这个梦中人：我得好好想想，得更努力才行。

***

终于到了和陆军招募员面对面的时候了，我做出的所有选择都像是决定晚餐要吃什么那样顺理成章，而出发点并不都是

“责任、荣誉和国家”。

加入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能帮我支付一半的学费，每个月还有几百美元的津贴。如果我大学毕业之后决定继续留在这里，他们还会给我提供一个职位。我的军队职业选择（宪兵）也是由钱来决定的

——宪兵会有一笔2000美元的奖励。

离开明尼苏达前往亚拉巴马接受基础训练的那段时间就像被扔进冰冷的河水里一样可怕。我们这个团体就像一个大熔炉，大家来自全国各地，性格不同，文化不同，社会背景也不相同。整个环境既不舒适也不熟悉。我比大多数的操练官都更懂得如何行进、射击、分析地图以及背诵领导力的原则。但是这可不是高中时代，这些人也不是大一新生。

同操练官的训练节奏与方式相比，我父亲那种强硬的教育方式都算不上什么了。在训练当中，我的头发全部被剃光了，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所有的决定都由不得我，不经过允许甚至不能上厕所。

吃饭仅仅是维持生命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仅此而已。我们没有任何交际活动。不听从指挥就会招致严厉的斥责。日常训练项目中常常会有

“小林丸”测试（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测试一开始给出的条件就是不合理的。

后来我明白了，这种测试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在实际战争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情况会非常混乱。如果一个人在训练当中，连这种提前准备好的不合理性都承受不了的话，那就根本上不了战场。虽然知道这些不合理性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对我们来说仍然是艰巨的挑战。

在基本的军规方面我可算得上是专家了，可我并不知道在承受压力的情况下如何表现英勇。我们的第一堂课是学习立正，对我来说这就是小儿科。但是压力使这一简单的任务变成了量子力学般复杂的事情。我站在那儿，心跳加速，不自觉地将手紧紧握成拳头，而不是像之前学的那样保持双手放松并轻轻弯曲的状态。这被一个操练官看见了，马上便招来一顿斥责。

“嘿，看这个人，操练官，”他用美国南方人那种拉长腔调的语气朝他的同伴喊道，“他看起来是要把别人打倒的架势！松开拳头，用正确的姿势立正！”

17周的基础训练和宪兵课程给我留下很多难忘的经历，但总的来说，那是一段艰苦、困难而又拘束的生活。

这段经历让我对艰难困苦有了全新的理解。

在家时，去参加周日弥撒这件事就是一件无趣的日常琐事；然而在部队里，这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情。在家时，我可以不理睬那些让我觉得烦的人。然而在部队，我要学着和这种人合作共事，而且事实证明我是可以做到的。在家时，我觉得如果每天睡不够

8个小时的话我是没办法工作的，然而在部队，我发现，即使只睡了4个小时，我的身体和思想都比以前要活跃得多。归根结底，我在这里发现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全身心地去体验它，那种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以后的生活——包括参加伊拉克战争那段时期以及与病魔抗争的时期。

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

“活在当下”的重要意义。在每次艰苦的体能训练之后，一个人站在浴室里的时候，或者艰难的一天结束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再或者野外训练，躺在地上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就不断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当时，这句话是管用的；现在，它仍然管用。

***

在我被确诊患有癌症之前的

18个月里，我被暂时分配到了明尼苏达州。在那段时间里，克莉丝汀无助地看着她的父亲与前列腺癌作斗争。他的病情有过几年的缓解期，但是如今又复发了，情况很不乐观。怀着对未来的不确定以及对克莉丝汀的怜爱，我做出了一个让其他军官大跌眼镜的职业选择。

在做了

16年的现役陆军军官之后，我辞去了这一职务，全职加入了明尼苏达国民警卫队，这样我们全家就可以陪在她父亲的身边。这一次，在克莉丝汀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决定把她放在比我的事业更重要的位置上。

如果说这个决定一点儿都没有让我感到痛苦，那肯定是谎话。我的战友和导师们都说这是自杀的行为，而我多多少少也有同感。

之前我已经获得了让很多人都钦羡不已的荣誉：国家级陆军初级军官优秀奖；早早地被破格提拔为陆军少校；被选派去乔治城大学攻读全额奖学金的硕士学位；被派任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贴身参谋；被彼得雷乌斯将军挑中成为他在伊拉克的贴身参谋；最后，被派去陆军宪兵司令办公室任职。

我明白，在明尼苏达州，我的职业不会有太大的发展。更糟糕的是，这里的陆军部队规模实在是太小，我在五角大楼获得的宝贵经验在这里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一般的陆军部队都会有

8500多个陆军中校，而明尼苏达州只有17个——我就是“新来的一个”。

有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说，在这里基本不会得到晋升，即使会，也要经过漫长的等待。

我的这次决定太出人意料，也特别不符合我的作风，就连克莉丝汀也是在看到我的卸任书之后，才彻底相信。

对于这样重大的人生和事业上的转折，我内心确实充满了不安和恐惧，但是只要看到克莉丝汀的眼神，我就感到安心了：这是正确的决定。的确，只要看到克莉丝汀的眼神，其他的一切都无所谓了。

“我永远都没有办法做到像你那样。”

孩子们，我在军队生活当中无数次听到过这样的赞美。在我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听到的就更多了。我不愿意去拒绝别人的一番好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脑子里一直想这样回答：

“事实上，你们可以做到，只是不想去做罢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可是，当我们要在“贪图舒适”和“面对重压和困难，勇敢地接受挑战”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不能做”与“不想做”之间就有天壤之别。

“不能做”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不需要任何付出，也不会有任何结果。但是“能做”往往意味着挑战自己已有的对世界的认知，意味着与自己不喜欢的人共事，意味着去接受自己不认同的观点，意味着冒犯错的风险，意味着体验失败和羞辱。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学习、成长，以及过一种充实而清醒的生活的代价。

我并不是要你们鲁莽地去应对生活中的每一次困难与挑战，我只是想说，

“不能做”离“能做”往往只有几步之遥，而只要迈出了这几步，你们收获的将是个人的成长与事业的辉煌。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

版权申明: 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或网友自行上传，如果有侵权行为请联系站长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