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节气”是华夏民族农耕文明最早的文化符号，它反映季节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人们衣食住行，促进了社会发展进步和生态良性循环。

现今黄河中下游的晋南地区万荣县年周期的气候规律来看，二十四节气完全符合当地的冷暖干湿气候变化特点，准确精练概括了农业生产秩序及生物生长习性。夏至日正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冬至日也是一年中夜晚最长的一天；雨水、小雪、霜降节气分别跟历年平均日值的初雨、初雪、初霜日期基本吻合；小满正是小麦的灌浆期，“小满过一天，日增一斗面

（亩增三十斤）

”；芒种至夏至是小麦成熟收割期，当地农人有“茫不见黄”之说，意思是到芒种节气，麦芒泛白，不再呈现绿黄色了，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谷雨有“雨生百谷”之意，此期的气温稳定上升，自然降雨适宜，正是当地春播春管的黄金时节；冬至日是农家休闲季节的开始，“冬至团圆吃水饺，不再忙活费辛劳”，预示着的农人开始冬闲歇息了。古农书《齐民要术》也按二十四节气阐述农事活动次序。万荣县有“白露种两山

（孤山、稷王山的丘陵地）

，秋分种平川

（平川中等地）

，寒露种肥田

（水浇好地）

”的麦播农谚，与《齐民要术·卷二》“凡大、小麦，得白露节，可种薄田；秋分，种中田；后十日，种美田”的描述正好吻合。

二十四节气在黄河流域发祥极为久远。上古唐尧时代，《尚书•尧典》就有‘二分二至’概念的记载，到了商末周初时期，“四仲中星”（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就是当时对天象的表达；春秋战国时期，先民已经能用土圭(在地平面上竖一根杆子)来测量太阳投影的长短，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大节气；《左传》提到“分、至、启、闭”，实际上是系统划分出了两分（春分、秋分）、两至（夏至、冬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随后人们根据日月运行规律及生物周期变化，把一年按气候变化平分为二十四节点，指导人们每一节点该干什么？注意什么？到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记载，“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和黄道十二宫纪”，清楚标述出一年的四季和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全部二十四节气名称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40年左右的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一书中。但西汉的淮南封侯国在如今九江一带，与当地物候期不一定吻合。书中的二十四节气名称大部分是《吕氏春秋》中就有的。其实，“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雪冬冬雪小大寒”的脍炙人口的民间歌谣，最早是由黄河流域的古中国河东先民总结提炼出来的。

现在运用的二十四节气的《历法》及各节气释文，首显于汉武帝制定的《太初历》里。

二十四节气的发掘、记录、梳理、提炼、完善和传播，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历史。据《易•系辞》记载，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这就是远古圣贤“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敬天畏地意识。据《中国历史百科全书·经济科技卷·天文历法》和《神秘的星象》（1919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介绍，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远古先民以立起来的圭表（一根杆子）为中心、作一个任意的圆，然后连接日出日没时的投影长短确定东西南北方向、一日时辰及夏至冬至日。伏羲先天八卦图和周文王后天六十四卦图，均是在黄河中下流域推演完成的。伏羲以孤山以西的杜村原址为“土”（作中心）、以光华大觉寺原址为“坤”，以王显原址为“乾”，作为南北子午直线，推演出先天八卦图；周文王将孤山放在代表大地的坤位，将万泉老城放在兑位（当时老城泉水泽流），将东岳庙原址放在乾位，将现在的西村乡望嘱村放在艮位，推演出后天六十四卦图。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汉书·郊祀志》记载：公元前112年的汉武帝时期，河东太守在山西汾阴挖掘出一只极大的宝鼎，齐人公孙卿上书说，黄帝得到宝鼎是在冬至那一天，现在圣上得到宝鼎也是在冬至那一天。汉武帝大悦，就有了汾阴祭祀之行。证明在轩辕黄帝时代就有冬至节气这个说法。《公羊传》（岱史第七卷望典记）“四年春，（汉武帝）举汾阴后土之祀，成天地合答之礼”，体现了“天地人合”的生态智慧。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整合修订“先天图”和“后天图”，在孤山法云寺建立了天文台，以孤山法云寺为“土”作中心，以如今的临猗县妙道寺双塔为“火”，和现在的万荣县南阳村寿圣寺塔为“水”，制定出比较完善的、钦定实施的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太初历》。《太初历》记录着春夏秋冬四季变化，又把四季细分成二十四节气，并与农事活动紧密衔接起来，使人们的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行为有序可循。汉武帝一生多次到汾阴祭祀后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督促《太初历》的制定实施。杨雄的《河东赋》中记述得十分明确，“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率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巡游孤山的目的也是为了《太初历》的提炼完成。

古时候的“寺”最先是指皇帝的行政事业机构，如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等，是常设机构。佛教传入中国后，皇帝把“寺”作为最高教育和学术机构，大师级的僧人才能入寺修行。东汉建武九年（公元33年），光武帝刘秀亲登孤山，在山的东南麓“昆仑台”处敕建风伯雨师之庙，以纪念法云寺搜集整理二十四节气的先贤大师。《山西通志》上讲，孤山法云寺建于介山绝顶，其规制“宏丽精巧，甲于一方”、“其地尊太高明，山势异奇，杉松栝柏蔽日”。证明法云寺当时最引人注目。汉武帝在法云寺、妙道寺、寿圣寺这三个重要的皇家机构挖掘、梳理、提炼以二十四节气为主的历法，可见其把《太初历》制定当做国之大事，对汾阴孤山的重视如此倾心。所以说，孤山是挖掘搜集整理二十四节气的最古源头。

认定孤山是二十四节气最早源地的佐证很多。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一般是在公历的4月5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八日前八日后”、近半个月均属清明节的说法。由于清明节在寒食节后第三日，后世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把寒食节的习俗移到清明节之中。寒食节是晋文公对介子推守志焚山的纪念。《左传》（春秋左氏传注疏卷十五）记载，晋侯求之（介子推）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他不但把介子推母子隐居被烧的山封为介山，把这一带的田地封为介田，而且规定介子推被焚之日全国不得用火，只可吃凉食。宋代之后，寒食节扫墓之俗移到清明节这天，踏青春游、祭祀祖宗，清明节便由一个单纯的农业节气上升为重要的祭祀大节了。所以今人大多只知道清明节，而寒食节却鲜为人知。万荣县的孤山又名介山，孤山就是介子推母子隐居且被焚之地，清明、寒食两节合一更显庄重。《乐府诗集·送神》一书中有“烈山有子，后土有臣，济育兆人。”说明汾阴后土自古就是居寄忠义侠士、养育万众臣民的风水宝地。因为孤山是发掘、完善二十四节气发源地，把纪念介子推的寒食节整合到清明节这个大节气上，以历法制度作依托，地位更显得重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杰出人物就没有介公这个殊荣了。如商鞅、管仲、伍子胥等，他们所处的地方都不是搜集整理二十四节气的发源地，即使“死得其所”也无法利用这样的地理优势。

中国农业博物馆介绍书称，“殷商甲骨文里已有对社土的祭祀。《周礼》中就有‘夏至日祭地祗于泽中方邱’的记载。汉武帝开始立庙祭祀……在古称汾阴的地方建后土祠”。为何要在夏至日祭祀后土进而建后土祠，因为“汾阴有介山”（《后汉书郡国志》之语），他制定《太初历》的地方就在汾阴介山，祭祀的目的是拜求农业生产能顺应二十四节气的气候规律赢得五谷丰登。这种祭祀起源于对天地山河原始自然的神秘崇拜，当然离不开对二十四节气规律的搜集整理和天、地、人共生共享的探索研究，这个神秘的地方就是孤山。

有人认为，“二十四节气最早是在河南洛阳总结提出的”，因为它是十三个王朝的古都。但古都只是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的首善之地，不是全国所有的历史文化都由古都“独裁”。洛阳属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也在二十四节气覆盖的范围内，但在某些农事活动的表述与二十四节气释文略有不同，如，洛阳的小麦适播期就比万荣偏晚10左右乃至15天更多。万荣中等正茬麦田的最宜播期是秋分前三后四（秋分日的前三天及后四天），而洛阳同类正茬麦田最宜播期是寒露前三后四甚至到霜降初，与古农书《齐民要术》秋分是大面积小麦的最宜播期的表述，有较大差异。因此，“二十四节气最早是在洛阳总结提出”的观点，根据是否牢靠？

具有万荣地域特色的农谚和与二十四节气的释文最为一致。例如，1：“春雨贵如油，莫让白白流”，“到了雨水节，农人不敢歇”，“夜冻昼消雨水节，浇田耙地把树接”。此期是封冻土壤开始融化，土壤水分开始蒸发，保墒防旱措施显得尤为重要。雨水节过后，各种农活接踵而至，麦田浇灌、耙耱保墒、果树嫁接、田间送粪等农活万万不可耽搁，“人误地一节，地误人一年”。此时的点滴雨水都非常金贵，很利于麦田、油菜的返青和整地撒粪的备耕工作。唐人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诗道破了天机。

2：“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后种谷，早五天不早，晚五天不迟”。此期正是当地春雨适宜、春播春栽的黄金季节，又是踏青赏春、上坟祭祖的重大节气。唐人杜牧诗曰“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印证了清明节的气候特点与民间仪式、农事活动的有机统一。

3：“收秋不收秋，先看五月二十六，五月二十六滴一点，耀州集会买大碗。”农历五月有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是农家最担忧、农活最紧张的季节，既要收割小麦，又要复播晚秋，更害怕干旱无雨难以下种。只要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前有小雨落地，抢种后方可实现五谷丰登。如抢种成功，商家就到黄河对岸的耀州集市购买名碗，用来活跃饮食市场。唐代诗人白居易说“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诗句是芒种到夏至昼长夜短、农家繁忙艰辛的真实写照。中唐宰相贺知章“至哉含柔德，万物资以生。常顺称厚载，流谦通变盈”的诗句，描述了“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依赖关系。

4：“早间立了秋，夜晚凉风嗖，外出穿长袖，难逮知了猴。”每年立秋前的暑期夜晚，正是蝉鸣高峰，蝉茧化蛹出土之际。若虫从地面向树干上爬行，是农人夜晚至凌晨捉逮“蝉猴”，卖给商人赚钱的好时机。一立秋天气凉了，再也听不到蝉的鸣叫，见不到“蝉猴”的影踪了。而隋唐诗人虞世南的《蝉》诗则有“垂緌饮淸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他生长在南方，立秋后蝉鸣声还是那么响亮，可见两地的气候有多大差异。

5；“寒露到霜降，摘果莫慌张；霜降到立冬，刨薯别放松；立冬到小雪，秋收就妥帖”。霜降节气是全年农活由忙变闲的转折点，既要忙而不乱、前后有序，又要不失时机、统筹兼顾，不因农产品采收过早或过晚影响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唐朝诗人刘长卿一句“霜降鸿声切，秋深客思迷”的诗句，描绘了一些人在霜降节气时的困惑心情。

万荣二十四节气的农谚丰富多样，具有十分浓厚的地域特色，非常吻合《太初历》二十四节气的释文，进一步证明了万荣孤山是提炼总结二十四节气的最早源头。

值得庆幸的是万荣孤山西麓的“修福第”，在其“三益”书院的每间书房、教室、宿舍门前，都用二十四节气命名并附有相应的释文；在农耕文化展览厅内同样把二十四节气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内容进行展示、传承和完善，这种对历史文化负责和对生态农业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意义。

文：原万荣县政协副主席史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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