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永春湖洋一位归侨拓荒者的历史足迹 追寻永春湖洋一位归侨拓荒者的历史足迹追寻永春湖洋一位归侨拓荒者的历史足迹

追寻永春湖洋一位归侨拓荒者的历史足迹

追寻永春湖洋一位归侨拓荒者的历史足迹

‖郑其岳

近些年,在我的老家湖洋镇抑或永春县的其他地方,不少农民又重新在山地里种上柑桔,而且大都规模经营,不再小打小闹,少则数十亩,多则几百亩,俨然一个个农场主的架势。在现今社会什么都“求大”的趋势下,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似乎更是隆重上演。我估摸着柑桔发展的重燃“战火”,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改变或者颠覆了十多年前整个湖洋乃至永春的柑桔,因为黄龙病的危害几近全军覆灭的境地,全国著名的芦柑之乡的美名不至于从此埋没,似乎又渐渐地恢复了生机。

谁能忘记,上世纪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零年代初期,体现在湖洋乃至整个永春的农村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发荒山的热潮,远山近山,高山低山,大部分都被郁郁葱葱的柑桔所占据,不少农民因此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家乡人无以伦比的勤劳与智慧时常激荡着我的心灵,彼时我先后在家乡中学任教和县委报道组工作,山地的综合开发成为我书写文学作品和新闻的重要题材,其中甚至有两条新闻登上《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并配发编辑部的短评,作为经验在全省范围推广。当然,散发着柑桔气味的还有不少文学作品,见诸多种报端。

湖洋的山地柑橘发展之所以执全县的牛耳,主要是社(镇)办柑桔场的引领作用,而究其源头却是上世纪50年代“石鼓尖华侨垦植场”的柑桔种植开了先河,让人所看到山地所蕴含的价值故事。这个垦植场的创始人就是郑启存先生,他是湖洋镇龙山村人,与我同村,是许多人尊敬的长辈,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存叔”。

存叔居住在龙山村溪口角落的连排红砖厝,这是他1951年从南洋回乡于翌年建造的家,为村里屈指可数的顶级闽南式红砖厝,两层楼房,典雅气派,为早期农村大户人家的样板。由于我家住的是土屋,记得以前去他家,踩在红砖地上也是小心翼翼的,虽然他家里人大都有一种热忱好客的亲合力,但骨子里蕴含着一种大户人家的气韵,使我的内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

存叔最小的女儿居住在厦门,去年为追寻她父亲生前拓荒的历史足迹,特别是那些尚未为人所知的创业和生活故事,专门建了一个微信群。许多相关的人都写出回忆录,她自己也花了许多时间,翻阅她父亲生前保留下来的资料,寻找当年创业的蛛丝马迹和生活中的情趣,并动起笔来。这种氛围,顺其自然地勾起我对存叔回忆:以前冬天,他老戴着一顶毡帽,平日待人不论老小,总是和蔼可亲、面带微笑,说话慢条斯理却头头是道,有一种农民式的儒雅和聪慧。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开始选择他的创业史着笔,虽然和别人写过的有些重复,但我更喜欢用文学的故事和细节来抒发我的情感。这正好契合了存叔小女儿浓烈的缅怀思父之情,她两次专程来到我退休后在厦门兼职的办公室,讲述她父亲创业的艰辛和许多有价值的故事,为我的书写提供了较为翔实的素材。在叙说的过程中,她深陷父女的感情纠葛中,无法释怀,数度哽咽,让我感同身受。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存叔已逝世30多年,但时间是无法抹平那种深深镌刻在儿女心中眷恋的情愫。

存叔的寝室里,有一个从南洋带回来的大木箱,可能是当时托运自行车、缝纫机之类的包装物品,松木原色,坚硬结实。平日箱门紧锁,只是他偶尔会打开,拿出本子或看或记着什么,然后再轻轻放入箱子锁上。家里其他人都不知道箱子里藏着什么东西,也没人敢去动它,只知道那是他秘不示人的一角。那时,小孩子们常常暗自猜测,那里面可能藏着大捆大捆的钞票,才能养活这么大一家子的人,因为老大老二成家依然同吃一锅饭,直到最多达到22口人才分家,但生活费用仍由存叔提供,花销肯定不是小数目。

这个箱子里的谜局直到1985年存叔80岁逝世那年,才由作为中学高级数学教师的老二打开,让一些尘封的秘密呈现出来:原来里面是他与海外与家乡亲友、包括子女的联系信件,好几本陈旧发黄的日记本,有石鼓尖华侨垦植场的申办手续、每年收支账目和票据,有海外农场的地契,有他参与公益项目经手的账目,还有他曾经获得的荣誉聘书、奖品等,囊括了存叔在世时的方方面面,无疑是一个“百宝箱”。箱子的启封,为子女们深入了解、理解父亲,消除陈年误区,提供了一种最好的催化剂,并由此产生敬佩之情。

存叔1906年农历8月初一出生于龙山村一个贫苦家庭,其父年近半百才喜得他这一独子,可谓晚来得福。俗话说“地贫栽松柏”,自小的贫穷却磨砺了他的坚强意志。以前他偶尔兴致来时,会对子女讲述他早期经历的一些小故事。有一次国民党来抓壮丁,他和几个农村青年乘着月色逃往深山,行进途中突然听到几声沉闷的呼啸声,清澈的溪水还看得到几个混浊的浪花,是野兽蹚水的印记,其他人都恐惧不敢前行,他却毫不犹豫地带头继续赶路。他轻声告诉大家:“只要不惊动老虎,静静地跟着老虎的屁股走会相安无事,如果退回去当壮丁必死无疑。”那次大家都躲过了一劫。

他还讲过,在马来西亚日本侵略年代,有一次他在山巴里要偷偷去找一家乡亲,却目睹日本鬼子正放火纵烧这家的房屋,有两个孩子冒着火跑出来,又被日本鬼子抓住,重新扔进火堆里。这件事让大家听得毛骨悚然,日本鬼子的残无人性,深深地印记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挥之不去。

人生若像多数农村人一样固守在“一亩三分地”里滚泥巴,安贫乐道,不是存叔所能遵循的人生轨迹,他血脉中冥冥然涌动着不安于现状的因子,并把“穷则思变”付诸行动。在那种动荡的年代,平民大多命运多舛,由于生活所迫,1925年20岁的存叔,第一次就瞒着父母妻子跟村里人偷渡南洋,漂泊一年半回来,之后在1931年到1933年第二次漂洋过海,不久后又折回家乡。1935年由于濒溪耕作的农田被洪水冲毁,他于1939年第三次到南洋,这一去就是9年,直到1947年才回国。

在海外,他主要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叫龙引的小镇里,那是一个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小仙溪”的具有东南亚风情的小镇,是当年永春湖洋龙山、溪东和溪西等郑氏宗亲下南洋的聚集地。有一点巧合的是“龙山”与“龙引”都有一个“龙”字,仿佛亲兄弟的名字一样。小镇虽然远离城市,有点偏僻,地势却平坦如砥,土地肥沃,随便插根木棍都能生根发芽结果,是种植业的得天独厚之地。多数人除了打工做生意外,还在荒地里鼓捣农作物。存叔也不例外,边打零工边开垦种植,自给自足,除解决温饱还能积攒些钱寄回家。抗日战争结束后,他与堂兄合作扩大规模,正式买地经营农场,种植橡胶和椰树,起早摸黑,虽然百般艰辛,倒也经营得风生水起。

可是长期独身在外,浓郁的乡愁和怀念妻儿之情难以释怀,加上当时祖国正值临近解放,百废待兴,毛主席为南洋华侨亲笔题词:“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同年在《南国日报》又题词:“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那个年代,当你听到祖国的热切召唤,每个海外游子都会深受鼓舞,热血沸腾,归心似箭。1949年到1951年,存叔第四次到马来西亚,变卖部分产业,毅然选择回国发展,决心建设自己的家乡。他把南洋剩余的“三十六格”(格为英亩,每格约为6亩)的产业,委托族亲代为管理。从此他漂泊的行踪画上休止符,永远扎根家乡。

1955年冬,根据国务院《华侨申请使用国有荒山荒地条例》,已年届半百的存叔邀请马来西亚龙引的郑启槐、郑作余、郑焱三位侨亲,合资申请获准创办“永春石鼓尖华侨垦植场”,允许使用经营期限20年。借用华侨的名义,超越了一般村民不能经营荒山荒地的局限,不失为一种独特的途径。可见他能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政策的导向。试想一下,在那个年代,海内外两个地方都建立了农场,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的事业心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1959年,由于某些原因,海外三位侨亲相继退出,由他一人独自投资经营。一个人在海内外两地都建置农场,不是孤例也是极少见到的。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土地深深的眷恋,以及他对拓荒创业的炽热之情,有多么的浓烈!

据有关资料记载,1954年,祖籍达埔的侨领尤杨祖,在猛虎的鸡屎坑种植了永春最早的柑桔,事隔一年,存叔也在“石鼓尖华侨垦植场”种下了柑桔、桃李、油茶及其他经济作物。他们不约而同地顶着“侨”的身份,尝试着一种“星星之火”的芦柑种植,后来竟在这个闽南山区形成“燎原”般的态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都在海外具有种植业的经验,另一方面就是独具慧眼的“英雄听见略同”,让他们深刻认识了山地的开发价值,成为永春综合开发山地的先驱者,或者说是柑桔生产的领路人。

石鼓尖原名叫石古尖,是地处湖洋公社边缘的一座山的名称,有荒山近千亩,东与东平镇内碧村交界,西与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流毗邻,南与北硿华侨茶果场接壤,北与上坂村勾连,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杂树茂盛,野草萋萋,野兽出没,山势陡峭。它虽然距离龙山村仅六公里多的路程,却是一条曲折坎坷的山间小道,物资的进出都要靠肩挑手提。

初创时期,存叔带领大儿子同安及守寡的妹妹郑醒,长年居住在深山中,他俩是存叔的左臂右膀,农场还雇请几名固定工和临时工,就是靠着这些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披荆斩棘,开辟山道,搭建茅房,垦荒垒坪,建设农场。热了,用斗笠当风扇;煮饭,三块石头架口锅。那情形,可谓刀耕火种,艰苦卓绝。对此存叔有自己的见解:在大集体的体制下,能以“侨”的名义取得一块荒山的开发权来之不易,毕竟有自己挥汗如雨的“用武”之地,相比多数村民却只能在生产队的“大锅饭”里艰难度日,要强多了。

当时农场里备有一面锣,不是用于娱乐,而是用来通知工人的开工与收工。那个年代,除了“番客”(侨胞、归侨)偶尔有人能戴上手表,多数人连闹钟都没有,好在存叔手上有一块表,否则在深山野地里,连子丑寅卯的时间概念都没有,出工或者收工开饭就靠郑醒的锣声为准。有趣的是,这面锣还能用来应急,遇到突发事件,或者有野兽来袭,就使劲敲响。那时,林茂人稀,野猪成群结队,经常大摇大摆举家出没,它们最爱偷吃地瓜、木薯、芋头、竹笋等植物,有时半夜三更还嗷嗷乱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为了应对野猪和其他野兽,使劲敲锣、造势呐喊是吓退它们最好的办法。

石鼓尖山高林密,有人甚至看到过老虎的身影。郑醒就提醒孩子们说,走在大山里最好戴顶大斗笠,因为它比老虎的嘴巴大,老虎就不敢咬你,就像狗咬刺猬无从下口一样。所以农场里也备有许多大斗笠。此举表面看似乎有些牵强,实际上也有朴素的道理,一则放大了身体的体积,二则起到隐身的作用,三则给自己壮胆。

存叔对整个农场有着科学的合理规划,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一部分流进房屋的水池,提供生活之用,大部分则分流至山腰的大池里蓄积,为生产之需。诸多经济作物则是根据耐旱不耐旱进行分布:山腰及水池之下种桃、李、芦柑、黄花菜、蔬菜等;水池之上及山头种植油茶、杉木、竹林。

创办石鼓尖垦植场时,存叔已年届半百,那时农村人生活艰苦老得快,不少人一到四五十岁就满脸皱纹,满口无齿,好像进入了风烛残年一般。与同龄人相比,存叔由于长期的劳动锻炼,身体还算硬朗,加上一股创业精神的支撑,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除了在农场里整天忙这忙那的不说,外出选苗的事他也亲历亲为。湖洋是永春县城通往仙游福州方向的必由之路,存叔经常踩着自行车在这条路上奔波。仅龙山到县城就有20多公里,都是盘山公路。1958年,他骑着自行车去永春县城购买树苗,回来时在临近吾岭村的“九车格”路段发生车祸。那段下坡路长而陡峭,还有连续的大弯,是交通事故的多发点。那天存叔又载着较重的树苗,加上长坡车闸磨损失灵,就冲到路的左边山壁上,整辆车反弹压在他身上,以致两根肋骨折断,当场昏迷不醒。好在有路过的村民及时发现,救了他一命。

当时农场雇请了10名工人,都是来自于附近上坂村的青年农民,他们有山里人的本色:老实本份,吃苦耐劳,个个是劳动的好手。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上坂村的男人,不少人都驼着背,那是被生活的重担所压的缘故。雇请附近的村民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白天在场里干活,晚上可以回家。现在那些工人都已谢世,他们的后代一谈起父亲的往事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他们的父亲在石鼓尖农场干活,尚有三餐能吃饱饭,只是一想到家里老婆孩子无米下锅成天挨饿,就舍不得吃完,留一部分装在竹筒里,晚上停工带回家,给妻儿聊为填充辘辘饥肠。当时那些小孩,每天都盼着父亲回家,就为了能吃几口从农场里带回来的米饭。

每一位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存叔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坚定不移走创业之路,离不开家人的支持。

存妉是我从小认识的长辈,她家有一儿一女和长孙,皆与我是同学关系,时有来往。存妉叫刘笋,1921年出生,比存叔小15岁,算是忘年结合的夫妻。她第一次嫁到溪东,生下一儿一女,不幸的是丈夫被抽壮丁后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她生性刚毅坚强,进夜校补习文化知识,能熟读《圣经》,加上热爱劳动,曾经被上级奖励过“一张犁”的农具,是仙溪点驻军办重点培养的妇女干部对象。存叔1951年回国后,热心公益事业,经常到仙溪点聚会,结识了刘笋。翌年存叔不幸丧失了第二任妻子,当年就向刘笋求婚。刘笋的婆婆对她说,仙溪和龙山相隔很近,你把男孩留下,女儿带走,随时回来看看没有差别”。在婆婆的支持促成下,两人携手再婚,从此相濡以沫,同甘共苦。

存妉生性通情达理,乐于助人,自从嫁到龙山村溪口角落,就带动村里姐妹追求信仰,使不识字的农妇也能读《圣经》,唱诗歌。她还有一技之长,若有小孩不慎手脚脱臼,她能及时帮助复位。平时白天到田地劳作,夜晚雨天就在家里浆洗缝补,操持三餐,无疑是存叔持家理财的主心骨和贤内助。

存叔前两任妻子生下两男一女,存妉嫁过来两年后大儿子结婚,于是婆媳就轮流生育,相互照顾。1955年50岁的存叔喜获第三个儿子,还增添长孙,又成功申办石鼓尖农垦场,可谓三喜临门。二儿子大学毕业回来后,不久结婚生育,从此人丁兴旺,高峰期的时候,整个家庭最多达到22口人。当时生活费用全由存叔承担,其他孩子读书、穿着和医药费由生父自理。人多事杂,婆媳三人,轮流分工,两人做饭一人打杂,孩子们不分男女全部上学读书,放学后服从大人安排,或种菜锄草,或养鸡饲兎,合理分工,皆有事做。吃饭时,除存叔会坐在餐桌前细嚼慢咽,其他人都各自端着饭碗,房前屋后或坐或蹲或立,边吃边聊,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存叔的小女儿在回忆母亲时由衷地感叹,那时的女人真能干,不像现在自己年过五旬退休在家,就力不从心。她记得1965年,“已47岁的妈妈,用箩筐,一头装着2岁多的我,一头装着物品,挑着这一动一静的担子,还一手牵着5岁的姐姐,竟然徒步从龙山走到石鼓尖农场。特别是跋涉横跨下坂溪时,由于溪底卵石很滑,又光着脚,蹚溪时三个人都颤颤巍巍,提心吊胆。过溪后爬上陡峭的山路,一步一个台阶,担子晃来晃去,打秋千似的,让我头晕目眩。这是我最早对童年的记忆,竟然是与父亲的创业有关”。

农场里虽然有固定的工人,但采收的农忙季节,还是需要临时增加不少女工,存叔的一大群儿女就派上了用场,尽管有的稚嫩,有的操作生疏,毕竟也是一股“杂牌军”。在存叔的思想深处,孩子是需要劳动锻炼的,才不至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才懂得珍惜盘中餐,珍惜读书学习的机会。

特别是夏日采收黄花菜和冬天手掰油茶籽,存叔这一家男女老少便大多住在农场里,与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全部实行计件工资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摈弃生产队的“大锅饭”做法,实施按劳取酬,着实是一种比较先进的管理方法。

那时的小孩子难得有零花钱,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赚点“私房钱”,也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所以在劳动中,小孩子们都很投入,即使在掰油茶籽壳时,手指头磨破了,缠上胶布仍然坚持在岗位上,叫做轻伤不下火线。这种劳动,既磨炼了孩子的意志,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上进心。以资证明的是,存叔的十个子女中,除了少数因为时代局限的原因没能继续升学外,大部分都是大中专毕业生。

出生于1927年的大儿子同安,满脸黝黑,个小内向,虽没读多少书,却是一个劳动能手。在开发石鼓尖农场中,同安除了派工和参加劳动外,还要负责技术管理。那么多的经济作物,每一种都不是可以随便糊弄的,特别是芦柑、桃、李,为水果中的“娇小姐”,缺少一个技术环节都会前功尽弃。同安靠的是实践的积累,成了名副其实的技术能手。从农场诞生之日起,他就驻守深山,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从来就没有休息日。长期的大山生活,使他养成了走路轻飘如风、说话柔声细语、腼腆沉默的个性。他一生近30年在大山里摸爬滚打,赚的钱主要培养四男二女读书及生活的开销,他的后代,除了个别人没有机会读书在家务农,大多读书成才,有博士专家、高校教师、电厂厂长,还有金融部门的骨干。

长年在农场里与同安形同母子相依为伴的郑醒,早年丧偶,生活贫困。农场创办时,她就跟随存叔在山上安营扎寨,当炊事员兼总管家。她人高马大干活利索,说话缓慢柔和,话音带点沙哑,待人像存叔一样和蔼可亲,谈笑风趣幽默。存叔家的孩子们特别喜欢她,每次上山,还没见面,老远就狂奔大喊:“姑姑,姑姑”,分外亲热。郑醒家在湖洋镇湖城村,距离农场比龙山还要远。她领养两个男孩,偶尔会把孩子带到山上玩几天。由于她责任心强,几乎长年累月固守农场。有时存叔外出,同安也回龙山家里,特别是过年过节,偌大的深山就她和孩子,还有那一面锣与她为伍,一有风吹草动就敲起来。她与同安在哪里与寂寞、山风、虫鸣、兽叫长相厮守,一直到农场改制后才归家养老。

存叔强烈的事业心,导致某些时候亲情的缺位,也就在所难免。据他的小女儿写道:从1925年到1951年间,他置妻儿于老家,四度漂洋过海。1932年他人在海外,家里74岁的父亲和原配发妻相继病逝,留下老母和幼小的儿女。还有一次,因抗日战乱时期,他在海外9年无法回家。试想一下,做为他的第二任妻子,日夜担心海外的丈夫生死不明,又要独自在家扶老携幼,其艰辛可想而知。其实他是万般无奈才会如此。许多人在海外难忍寂寞,娶妾纳小另立家室的比比皆是,他却没有,可谓情感坚贞,难能可贵。

存叔对家庭也有颇具人情味的一面。他从海外回国时,带了一台手摇缝纫机,两件羊毛呢子军大衣分别给老大和老二,还有不少布料和羊毛线。那台缝纫机日后为家庭,甚至邻里乡亲缝缝补补,功不可没。他自己穿的一条毛衣,每两年翻织一次,并从大改到小,,最后传到最小女儿的孩子,至今还保存着。

他去过上海,曾给家人买衣买布,人皆有份,特别是买了两件暗灰色呢子女式外衣,倍受家人称赞,更让两位情窦初开的闺女心花怒放,总喜欢炫耀般地穿在身上!他去过福州路过涵江,就买了一筐海蛎和一筐按人头数个的大螃蟹。可怎么煮这些海鲜却难住了山里人,经过唇枪舌剑的争论,最后终于有了共识。螃蟹用大锅干焖,原汁原味鲜美可口,只是吃相五花八门,有的连壳盖蟹钳都保留起来,以资纪念。而海蛎的煮法,是捞洗之后放到大锅和米一起炖煮,一人分一碗粘粘稠稠的海蛎粥,只是那股浓烈的腥味让所有人吃得发毛,倒掉又可惜,记不得最后怎么勉强吃完,如同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不舍。这一次海鲜大餐,是存叔一家人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他儿女即便再小的年龄至今仍历历在目,这就是“爸爸的味道”使然吧!

存叔喜欢添置农业和生活用具,手动谷风机,脚踏石臼(舂大米)等等。即便是铁锅灶台,也是全村最大型号,并配备全套酿酒设备,因为独有,村里人结婚生娃只要酿酒必到他家。尤有乐趣的是,他家有件大鱼网和一把大网兜捕鱼工具。每当下大雨之后,特别是半夜深更涨洪水时,他就要叫上老三老四赶到溪边,有的撒大网,有的用网兜捞鱼,有的拿手电筒照明,往往颇有收获,有时甚至仅用10多分钟就能捕满一篓送回家。女人们则自觉起床,杀的杀,洗的洗,烤的烤,流水线作业似的,有时捕得多,烤鱼装了两三大脸盆。这些意外的收获,无疑是上天赐予的美食。

存叔给四个儿子取名叫同安、同心、同协、同力,顾名思义就是要大家“同心协力,平安幸福”。他喜欢大家庭合伙同居,热热闹闹,但人多事杂,每年都有几场重要的事情要办。他提倡民主,召集大人开家庭会议共同商量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平日里他喜欢看报,很少言语。对待子女,他很少打骂,发现问题就和风细雨地给当事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孩子们玩得忘乎所以,吵闹声影响到他时,他也就不动声色地出现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暗示的“眼神”,或者学你一句嘻嘻哈哈的笑声“嘿嘿”,仅此,孩子们就知道犯错,立即停止玩耍。这是“严父”的一种不怒而威,也是一个大家族的家长所必备的权威。

存叔特别注重子女的文化教育,不论男女,一视同仁。他的儿女,有两人是名牌大学生,有三人是中专毕业生,没有机会参加高考、中考的,也是高中优秀毕业生。即便是生不逢时的大儿子同安,也读过夜校。

1985年,存叔的最小女儿刚中专毕业参加工作,正巧他80大寿,儿女子孙都回家相聚,为他庆生祝贺。可惜到年底,存叔却因胸膜炎不治而谢世!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郑家子孙如同天崩地裂,许久不能平复痛惜之情,尤其是小女儿,觉得今生不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负疚不已。彼时正好热播《酒干倘卖无》这首歌,那种父女情深的旋律经常搅动她的心灵,整整两年都避讳用一个“死”字来提及父亲,因为那时在她眼里“父亲很了不起,很伟大”。

石鼓尖华侨垦植场众多的经济作物,在一年四季里必定异彩纷呈:春天,粉红色的桃花耀人眼目,而白色的李花和桔花,则如同古诗里所描绘的那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至于成熟的枇杷,还有诱人的春笋,使春天不仅仅是开花和播种的季节。夏天,桃李成熟,青里透红,果香弥漫,而金灿灿的黄花菜,则雍容华贵地展现自己;秋天,是柑桔收获的季节,桔林里呈现着:“树树笼烟疑带火,山山照日似悬金”的景象。而一棵硕大的“芦柑王”产量竟高达800斤。那些金桔和葡萄,也使秋天的收获更具繁复多姿;冬天,油茶成熟,绿林的枝头上一串串一穗穗红褐色的茶籽压得树都弯了腰。

在物质紧缺的困难时期,一个归侨的私有农场,让全公社的人都跟着沾光,享受到一份福利:每人四两茶籽油,还有地瓜、木薯等粗粮的救急发放。即便是我在永春四中仼教住过的科学楼,据说建设时用的杉木也是石鼓尖上提供的。而在1965年,他为生产队提供104担的木薯种子,市场价每斤1元多,他却只收0.15元的运费。还有,化肥尿素市场价卖3块多钱,他也只收0.35元。1975年龙山溪口拱桥建设时,他捐了1000元,在那个年代,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此外,从1960年起,他又利用市侨联联运平台,接收海外进口粮油副食品200多吨,用以供应村民。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他也有吝啬的一面,就像他的小女儿在一篇《“大存鬼”的由来》里写道:我父亲1951年从南洋回国时,带了一辆自行车回来。这辆进口的自行车与国内自行车功能不一样,向前踩踏是前进,向后踩踏是刹车,还有左右手刹跟国内与又是相反的”。她还写道,好多人想借车都被父亲婉言谢绝,只有极个别信得过的人才能借到,他那种不借人车辆的行为令人不解,慢慢地“大存鬼”的外号就不径而走了。她分析说:“他不借车的真正原因,是担心借车给人家,如果出事了要负连带责任,又不好说出这种不吉利的话,真为难!”文章还写道他父亲从不轻易借钱给别人。因为他曾对子女说,“要帮助别人只能是救急不救穷”。在农村普遍贫困落后的时候,个别有钱人的行为准则不被人理解是很正常的,节俭是一方面,乐善好施又是一方面,并行不悖,没有矛盾。

他身兼多职:县政协委员、县人大代表、县侨联常委、公社(镇)侨联主席,还有诸多中小学校的董事,或出谋划策,或慷慨解囊,热心公益,众口皆碑。

正当石鼓尖华侨垦植场步入良性循环轨道,1966年“文革”掀开了序幕,存叔敏感的政治神经冥冥然告诉他,不能因为政治的牵连,而使这个辛辛苦苦创建的农场不能毁于一旦,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私有”回归于“集体”。当年年底,他把整个农场交与公社接管,更名为“湖洋红卫农场”。

从1955年至1966年间,存叔共投入资金4.5万元,建设2座场房,开垦荒山500余亩,种植油茶56000株,芦柑200株、桃2100株、大李830株、柿40株、枇杷240株、金柑3000株、月桔1000株、葡萄少许、成片的黄花菜,同时种植棕树600株、油桐1000株,毛竹、樟木、杉木、芭蕉等,此外还饲养猪、兔、鸡鸭、蜜蜂等多种动物,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会开花结果的,不会开花结果的,应有尽有,几乎把土地上能经营的都不遗漏地经营了,做到一年四季都是丰收的季节。此类种养结合,动静结合、长短结合,可谓杂而全的典范,宛如福建名菜“佛跳墙”,几十种食材经过数天精心调制,色香味俱全。

1956年和1961年,存叔先后两次被评为县级劳动模范,这是一种实至名归的荣誉。

石鼓尖华侨垦植场被接收后,成为红卫农场的一部分,1969年,在“杀牛坪格”的山里,又发展了一百多亩的柑桔场。那一年我正好是16虚岁,也参加了柑桔园开发的劳动,有一天恰好是我的生日,我母亲还宰了一只跛脚的白鸭为我庆生,让我印象深刻。供职于厦门大型国企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郑姓朋友,以及任职于永春县农业局副局长、柑桔专家的陈姓朋友等等,彼时作为知青,都曾经在红卫场里摸爬滚打过,练就了工作岗位上出类拔萃的品质。现在一谈到当时劳动的艰辛仍印象深刻。

存叔的大儿子同安仍留在红卫场石鼓尖分场里当队长和技术员,郑醒在食堂里当炊事员,而他的三儿子则在新开辟的“杀牛坪格”柑桔场当技术员,为红卫农场的发展挥洒汗水贡献力量。虽然农场已归公社接管,存叔仍会抽空到场里走走瞧瞧,了解生产情况,与年轻的工人聊天谈心,勉励年轻人要积极向上。

追寻郑启存先生拓荒史的足迹,或许我们能得到有益的启示:只要对土地付出真诚,乃至深度融合,土地就会投桃报李。当然更为关键的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不仅仅尝试着酸甜苦辣,还有可能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精神价值,造福社会。

我坚信,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今后永春的漫山遍野的柑桔林又将澎湃荡漾,而湖洋仍将是柑桔生产的一面旗帜。

作者简介

郑其岳

(1953-),男,汉族,祖籍永春县湖洋镇龙山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永春教育、文体、广电等部门任职,现移居厦门。在《人民日报》《中国散文诗》《星星诗刊》等刊物发表作品一千来篇,曾获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先后出版作品集《望你一眼》《帘角轻轻一动》《花花世界》等十部,作品收入《闽派诗歌百年百人作品选》等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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