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春作赋的弱冠之年到鬓角染霜的花甲岁月，四十多年来，一直陪我走南闯北、不离不弃的，当属眼镜了。

对于广大近视患者而言，眼镜就是身体必不可少的器官，我也不例外。每天早上起床，眼前都是一片迷蒙，如堕山中云雾；打开眼镜架，犹如撑开了登山杖；拿起眼镜，就像把登山杖放在手里；直到将眼镜架靠在耳朵上，才像将登山杖靠在旁边的岩石上，眼底一片清晰，心情豁然开朗。如果一时间没找到眼镜，则会立刻变得有三分暴躁、三分迷茫、三分焦虑，还有一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惶惑。

正因为眼镜的不可或缺性，多年来，我也常常遐想，在没有眼镜的古代，人们近视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一度让我产生兴趣，还做了些研究。

原来，历史上很多大文豪都曾饱受眼疾困扰，而且在照明条件不好的古代，越是治学刻苦，挑灯夜读，越容易近视。

历史上鼎鼎大名的周文王、韩非子等人，都是近视眼。

韩曾在《祭十二郎文》中提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才三十多岁就已经看不清了，欧阳修在《读书》中自嘲：“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也是近视的表现。

《祭十二郎文》·韩愈

更有意思的是白居易，曾专门赋诗一首《眼暗》：“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眼损不知都自取，病成方悟欲如何”。可见饱受近视折磨之苦。近视不仅影响了他们的治学之路，也严重的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样一想，我们这些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便利的人，简直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横跨四十年的烦恼

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还没有漫天飞的电子产品，很少有人近视，但我却是个例外。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身为知识分子的父亲被流放“牛棚”。十三四岁的我无处可去，只觉得“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也想拼命改造自己，“滚一身泥巴，踩一脚牛屎”，去向工人阶级学习，但在当时的贵州，哪有什么产业工人，我只能向泥瓦匠、石匠师傅学习。

那时的我，每天苦练砌墙吊线，梦想早日从小工变成师傅。想当师傅，需要注意力特别专注。为了当上师傅，我没少下苦功夫。

终于有一天，我的师傅“恩准”我可以砌转角了，可正当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去吊线时，

刚从上往下走了两米，突然发现自己看不清线了。我顿时心里咯噔一下，觉得完了，当不成师傅了。那一刻，悲从中来。因为我第一次意识到，我近视了。这也是近视对我的第一次打击。

近视是有原因的。受中学校长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养成了大量阅读书刊报纸的习惯，而且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停歇。

那个年代知识产品匮乏，阅读就是我的精神食粮。近视自然是早晚的事。

1976年，王志纲在贵州黔西老家

近视了，但我却一直不敢戴眼镜。

那个年代，戴眼镜是“臭老九”的象征，是被优先批斗的对象。尤其在工地上，戴眼镜必定招来四周的嘲弄，于是我只能硬撑着。

直到日后复学，我还是没有戴眼镜，再加上身形较为高大，上课往往坐在后排，老师的板书一概看不清楚。

整个中学年代，我都是模糊着视线，靠耳朵听和猜“蒙混”过来的。幸好得益于家庭背景和大量课外阅读习惯，才不至于落下功课。

那个时候的我，课余酷爱打篮球，而且打得颇有心得，甚至一度当上女篮教练。但是对于晚上打球，却是十分发怵，因为实在是看不清楚。

1978年，王志纲考入兰州大学，入选兰大校篮球队

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去兰大读书，直至最后使我被迫告别“篮球生涯”。在当年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兰大篮球队遭遇西北另一所强校，刘冰老校长亲自“督阵”，以鼓士气。我被选拔入校队，委以重托。但其实我当时心里根本没底，因为比赛恰好是在晚上的灯光球场，而且又不能戴眼镜，视力非常受限。

果不其然，那场我发挥严重失准，球自然也就输了。

那年我25岁，从此抱憾告别篮球场，近视的烦恼也成了我印象最深刻的记忆。

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才正式戴上了眼镜。此后几十年，在日常高强度的阅读之下，度数与日俱增。从三四百度到九百度，眼镜换了一副又一副，镜片也像啤酒瓶底，越来越厚。

就这样到了40多岁，彼时准分子激光手术刚刚风行中国。尽管技术尚不成熟，但我苦于高度近视带来的不便，遂下定决心要做手术。在友人的推荐下，很快联系好了深圳一家医院，但临上手术台，检查发现眼睛条件不好，干眼症等问题非常严重，最终无奈耽搁下来。

而这一耽搁，又是20多年，最终酿成“大祸”。

南北寻医记

随着年龄增长，我原本脆弱的眼睛又添新忧——白内障。

因为一直不算严重，我长期以来也都采用“保守疗法”——滴眼药水。几年下来，我几乎滴遍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眼药水，家里的眼药水瓶子也一度堆积成山。

天有不测风云，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质变终究还是发生了。去年11月底，我刚从北京返深不久，突然发现左眼视力逐渐模糊，

视野开始像一幅窗帘一般缓缓滑落，摇摇欲坠。

我旋即赶赴广州某医院，医生经过一番检查，未发现问题，说肝火太旺，需清淡饮食，我也只当是旧疾发作。考虑到南下前在北京同仁医院刚做过相关检查，再加上我一直对卧床治疗心存抗拒，并未将其放在心上。只回到家遵医嘱配了一副新眼镜，并做一些热敷之类的物理治疗。

等到12月底，在一场演讲的过程中，眼前原本摇摇欲坠的“窗帘”终于彻底滑落，一夜之间，我的左眼眼前一片漆黑，视力完全丧失了。

助手们大惊失色，我反倒十分坦然，这颗“定时炸弹”终于是引爆了。

事已至此，我紧急赶赴南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一经检查才发现，原来是视网膜脱落。这在眼科疾病里，已属于是“大毛病”了，很容易导致彻底失明。著名的盲人歌手萧煌奇，就是年少时因过度用眼导致的视网膜脱落而彻底失明。经老友协助，紧急联系到人称“南中国眼底外科第一把刀”的吕林教授，吕教授问诊完后，旋即安排第二天手术。

有了名师坐镇，心理顿觉安定了许多，第二天全麻登上手术台。

一个小时后麻醉苏醒，手术已经做完，左眼已经包上了大纱布，成了“独眼龙”。

做完手术的左眼仍旧是看不见东西，只能看见像水珠子一样的东西充斥整个视野，挥不掉也抹不去。比起眼睛的难受，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煎熬。漫长的15天休息期，成了我这些年休息最长的时期。这期间不仅不能正常打球运动，读书看报乃至日常起居都受影响，只能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左眼始终是被遮住的。这对于我这种习惯了紧凑节奏生活方式的人来说，简直是精神折磨。

长达半个月的居家休养期

好不容易熬完了15天，眼睛里的“水珠子”逐渐散去，原本以为彻底解放，未曾想坐起来以后，当天晚上发觉又看不见东西了。

再次紧急赶赴中山大学眼科医院，复查一看，视网膜二次脱落了。无奈，只得再次接受手术。

吕教授查房时，一细聊才知道，像我这样视网膜术后二次脱落的情况，在医学上也实属罕见，但偏偏就是这种极端情况被我碰见了。原来，医学界针对视网膜脱落目前主要有两种技术，一种是用惰性气体支撑视网膜，这样不损伤、不折腾，对患者影响小，第一次手术采用的就是这种技术。

但没想到，术后发生了惰性气体流逝这种小概率事件，手术失败了。

第二次手术则是采用了另一种技术，依靠注射硅油支撑眼底视网膜，这项手术时间比较长，患者痛苦程度较高，但是比较扎实，硅油撑住以后一般不会有问题。

名医就是名医，吕大夫不仅技艺精湛，而且高度自信。一般的医生在术后医嘱中，总是说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很多清规戒律，只有他告诉我：

术后你就把自己当成正常人，该做什么做什么。

这句话可算彻底解放了我。须知这些年我对自身健康一直十分自信，最怕的便是眼疾影响生活。为此，夫人还嘲笑我，称大夫只是给予你正常的心理安慰，你却当真了。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句话的权威加持，我的思想负担可谓是减轻了不少。此后四个月，我基本上在“独眼龙”状态下工作生活，完成了许多该做的事。大会讲演、新书出版、文稿校订、出差、调研、听取汇报，样样没有落下。甚至在高尔夫球场上以“一只眼”把许多球友打得人仰马翻。

带疾出山，一“

”了然

终于挨到了取硅油的时间，又是一次全麻大手术。前后三次全麻手术的经历，让我这个“脑力劳动者”不免担忧。

尽管医生已经充分评估过麻醉对大脑的影响，但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其他，手术之后我时常感觉记忆力有减退现象，常常是“只认其人，不知其名”，也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影响。只得跟友人打趣道，“一场眼疾让我成了半个老年痴呆了”。

硅油顺利取出，意味着视力全部恢复，原本我以为前后历时四五个月的“劫难”终于宣告结束，未曾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硅油加注等原因，我多年的白内障再度加重，这意味着又得上手术台。

我这个人一向讲究“凡事不惹事，遇事不怕事”，接二连三的眼睛毛病反而坚定了我的斗志。

我下定决心，与其每次治疗都是点到为止，不如一次性打一场“歼灭战”，一举解决所有问题，把坏事变成好事，否极泰来。

近些年眼科医疗技术的发展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有可能将会成为国内少有的实现视网膜手术、近视眼手术、白内障手术“三合一”治疗的病例。

此时适逢我一年一度的“南雁北归”时节，加之广东疫情等原因，遂请友人协调在北京医治。有趣的是，天南海北的很多朋友最终都共同推荐到同一个人，北京安贞医院的眼科中心主任朱思泉教授，他是目前国内白内障领域的权威之一。

在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最终好不容易才约到朱教授的面诊机会。朱教授堪称我见过态度最平和的、最有耐心的、且医术自信的医生。他有问必答，不仅向我普及了白内障相关的医学知识，还介绍了眼科治疗技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这才知道，原来在近视眼和白内障领域，眼科治疗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最早的眼镜矫正好比是1.0时代，准分子激光切割、乃至后面的飞秒手术属于2.0时代，而当下治疗手段已经发展到了3.0时代晶体时代。

简单说就是通过向眼球内植入高科技人工晶体，来实现视力的彻底恢复。

这就彻底颠覆了传统激光手术因角膜切割带来的损伤，同时还能一揽子解决我的白内障和近视问题。

但前有爱尔眼科艾芬事件余波未散，患者普遍对此项技术多有顾虑。朱大夫则告诉我根本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他近些年执刀手术已经超过了40万例，平均一天能做50例甚至上百例，临床经验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经过这次交流，我也终于打消了前期疑虑，下定决心将之前困扰我多年的问题一次性解决。

事实上，手术远比我想象中要轻松的多。全麻变成了表皮麻醉，从进手术室到出来不过短短三四十分钟，真正待在手术台上的时间则更短。而且每次是数名患者同时进入手术室，数台机器同时开动，医生就像流水线工人一样，处理着手中的产品。我头顶的手术仪器则像飞碟一般充满了科技神秘感，紧盯着眼球上方的光圈，伴随着轻微的灼热，很快手术便结束了。

手术做完也无须卧床休息，第二天复查之后，一周以后再做第二只。就这样，只消半个月时间，两只眼睛便全部“修理”完毕。前几天我再度去医院复查，发现两只眼睛视力已恢复至1.0。

摘下纱布的那一刹那，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个遮蔽了半个世纪的美好世界。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世界是透明的、清澈的，一个全新的世界正栩栩展现在我眼前。

巨国科技与资本“魔盒”

走出医院，我不禁感慨万千。久病成良医，这历时半年有余的医眼过程，让我从一个患者变成了“半个眼科专家”，更让我能够以一个社会观察者的视角探查中国的眼科医疗现状，甚至对整个医疗行业都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则是中国市场独有的“巨国效应”。

2020年底，中国近视人数已超过6亿；45岁以上的老视患者达3.91亿，还有2亿白内障患者和2100万青光眼患者。其中，致盲性最高的白内障2020年医疗市场规模预估约超过160亿。这是何等庞大的市场需求！

这也是为何过去数十年，浙江温州和江苏丹阳的眼镜商人，能够依靠一个小小的眼镜把产业做到世界第一；一个准分子激光技术，每年就能撬动上百亿的产业，养活数以万计的从业者。

与这种山呼海啸式需求相对应的，却是相关医疗资源供给的捉襟见肘。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仅有4.48万眼科医生，

差不多5万人当中有1.6个眼科医生，这还只是平均情况。

在新疆、青海、西藏等偏远地区，5万人里面连0.6个医生可能都没有。202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人数已达3000人，比10年前的300人提高了10倍，

但远低于美国的8000人，甚至连印度的5000人都赶不上。眼科医生的缺口之大，堪称触目惊心。

这也是为何我在半年的寻医问诊过程中发现，即使已经是特需门诊，高干待遇，医院却仍然是人山人海；即使手术花费动辄数十万，仍然有大批患者慕名而来，甘愿出高价，只为求得名医操刀。

国内眼科医学素有“北同仁南中山”之美誉，我此番通过向朱大夫和吕大夫寻医发现，所谓名医绝非浪得虚名。他们不仅有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精湛的外科手艺，而且都低调沉稳专心务实，从他们身上，可以很好的体现中国顶级名医的风采。而恰恰正是这样的名医资源，在中国是极度稀缺的。

第二，则是高科技的伟力在医疗行业表现的淋漓尽致。

我眼睛里所植入的晶体产自瑞士，小小一个便要3万块，两只眼睛便要价6万块。面对中国6亿近视人群，每年100万例近视手术，如果全部采用瑞士晶体，可以给瑞士企业带来至少600亿人民币的营收。更遑论动辄上百万的手术精密设备。这就是中国的巨国市场给这些蕞尔小国带来的福祉。而无论是晶体也好还是精密仪器也好，中国并非不能生产，只是无法在核心技术上达到国外同等先进水平。

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某些困局，那就是大而全，但不够精。

最相近的例子就是手机芯片。在半导体产业，国产芯片与世界先进水平长期存在代差，其差距保守估计也在二十年以上。

尽管遭遇“卡脖子”之后，我国科研人员奋起直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不少赶超突破，

但距离全面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晶片到芯片，类似的例子在高科技领域还有很多。下一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些原本落后于人的科技制高点是必然要去抢占的，

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科技安全，背后更是一个个亟待民族企业去开拓的庞大产业，里面蕴藏着巨大的科技金矿。

不仅我们的政府、科研人员要走在前头，更多的中国企业家也应该走在前头，把商业上的敏感放在高科技上，让科技强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第三，医疗是公益、是民生，未来的中国医疗行业不应成为资本逐利的游乐场。

无论是吕大夫还是朱大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非常的忙碌，个人的精力已经达到了近乎饱和的状态，以至于在整个寻医问药的过程中，我都不忍过多打扰他们。全国慕名而来的海量患者，繁重的学术科研活动和教学任务，让他们成为了医学界最忙碌的人，同时也让他们有可能成为资本暗中围猎的对象。

在这半年以来，一听说我要做眼部手术，身边一些搞投资的企业家朋友总是两眼放光的告诉我：这可是资本市场的大热门啊！当下炙手可热的眼科、牙科、整形相关品牌，都隶属于医美这个范畴。但技术要求最高、利润也丰厚的还是眼科，资本对此觊觎已久。像朱大夫这样的名医，一天最多能做上百台眼科手术，每个月能给医疗机构带来上亿的现金流收入，一个人堪比一家中小企业，

在资本市场上，绝对算的上具有高估值潜力的“现金奶牛”。

此话绝非危言耸听。

近些年，医疗行业市场化过程中各路资本暗流涌动，众多乱象层出不穷。

从魏则西事件之后涌上风口浪尖的莆田系医院，到医美行业狂飙突进，整形事故频频发生，再到近期爱尔眼科艾芬事件的纠葛纷争，

资本席卷之处，掀起了市场消费热潮，也带来了矛盾重生。

当下的资本市场上，医美概念股一骑绝尘，涨势疯狂。而面对这样一座巨大的金矿，我身边很多敏锐的商人早已下水涉足，疯狂收购医美相关企业。

诚然，资本的涉足能够弥补政府行为在一些领域的不足，给患者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满足市场多样的医疗需求，客观上也能推动医疗水平的进步。

但是，资本天生是逐利的，尤其是当引导不足、监管缺位时，资本的贪婪本性就会无孔不入，进而反噬整个医疗行业，让原本公益属性的医疗变成少数人牟利的游戏工具，而最终受损的将是整个社会。对此，我们始终应该抱有高度的警惕。

过去三十年，我在中国从事战略策划行业，在城市化突飞猛进的年代，也曾遭受过形形色色的各种诱惑和利益围堵，我对于像朱大夫这样的当代名医的可能遭遇是感同身受的。

如果名医甘当资本的猎物，个人固然会大发横财，是整个医疗行业的巨大损失。

这对于一个人口庞大，医疗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国家是十分有害的。面对资本的蠢蠢欲动，如何尽可能的保护好我们的名医，让他们能够专注于造福社会的事业而不被诱惑左右，是值得各方深入思考的一个严肃命题。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半年的医眼过程，是一段辛苦的经历，但也给我提供了观察社会的一个有趣视角。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病患观察的是医生，作为朋友考验的是人脉，作为商人看到的是商机。

从心存忐忑到真实见证科技伟力，古人之苦不仅没有在我身上最终体现，反而把坏事最终变成了好事，于花甲之年重见光明，这真是今人之幸。

眼疾虽小，影响的却是高质量生活，在这个生命生活、生意一个都不能少的“三生有幸”时代，未来将会有更多人像我一样，选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点亮生活。

在内循环和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下，医疗行业将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面对广阔的前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才能让这个行业健康均衡的发展？如何能让名医们有充分施展才华和价值的舞台？如何才能让更多患者都能够享受到技术进步的红利，得到充分的医治？

我们由衷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高科技产业能在医疗行业取得突破，造福更多人。当然，我也希望看到，资本能够更多的涌向它最该涌向的高科技产业、制造业等实业，中国的名医们能够坚守住职业的底线，专注于医疗事业的发展进步。

这既是希冀，也是严肃的告诫，如果一味的逐利，为了赚钱而赚钱，将会引发何种后果，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现在的我虽已重见光明，但最终的恢复效果如何，还需半年乃至一年后才见分晓。回首这段横跨南北，长达半年的求医之路，我不由想起顾城那句著名的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诚哉斯言，唯

愿天公作美，让我在未来寻找光明的道路上，能化崎岖为坦途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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