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对现代性的反思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常谈常新的话题。近些年来日益受到关注的身体社会学和身体人类学为诠释这一话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体育作为一个集中展示身体的领域，举国体制下的民族国家体育制度为透过身体诠释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可能。

本研究选取女子举重这一具有鲜明男性气质特征的女性运动项目，透过身体这一解释路径来阐述民族国家是如何通过与家庭权威力量的合谋将对个体身体、特别是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女性身体的利用，与其自身对现代化的渴望相融合。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家庭实现具体的权力实践，迫使个体本身也参与到这场权力的构建中。参与其中的个体既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受害者同时也成为建构者本身。

关键词:现代性民族国家体育社会学身体社会学

在中国，体育赛事的举办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对于深受爱国精神鼓舞的普通大众和政治精英来说，正是看台上齐声呐喊的瞬间，强烈的国家和民族归属感、集体荣誉感被前所未有地唤起。

也正是在这一刻，大众得以从日常生活中逃脱，把体育赛事变成一种狂欢的节日

。而这一切，都需仰赖运动员的存在和他们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但对于把体育项目作为生活常态的运动员，尤其是对于颠覆传统女性形象的女子举重运动员而言，体育本身到底意味着什么?笔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女性举重运动员，使得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成为可能。

在N省这个体育人才储备比较雄厚的省份，研究者似乎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竞技体育的精英们，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线性的时间—社会制度中，各色人等之间天然进化的“区隔”，实际已经制造了不同的生命“流水线”———研究者有研究者的，而运动员则有运动员的，即便在广泛接触社会生活的社会研究领域，二者的交集也属鲜见。

但因偶然参与课题访谈的机会，一种此前从未接触的生活方式，或曰生命的存在却给我带来了惊讶之感。伴随着近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体育实力也在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08年，中国运动员共获得世界冠军2137个，占建国以来总数的99%;创超世界纪录1001次，占建国以来总数的85%(刘鹏，2008)。在新中国体育崛起的过程中，N省作为体育大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些贡献尤以在重竞技运动项目中最为突出。重竞技指按照体重分组别来进行比赛的竞技项目，包括拳击、跆拳道、举重、柔道、摔跤五项。这些项目具有鲜明的男性性别气质，早期都只作为男性运动项目存在。该类运动项目约占奥运会金牌的20%，是中国体育的金牌大户。重竞技体育项目对于一般观众而言观赏性较差，易对运动员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因此，

考虑到运动员在身体和心理上的付出，重竞技项目获得金牌瞬间的辉煌尤其背负了更多的悲情色彩。

以N省籍运动员为代表的东北运动员由于具有北方人独特的的身体条件，常在大公斤级重竞技项目中有所作为。

课题中的访谈为我提供了深入了解重竞技体育项目的契机，与女子举重运动员成为朋友使得深度访谈成为可能。访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部分采取单独约谈的形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进行2－3个小时的无结构访谈，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运动员自己运动生涯的回忆和评价，对其他队友运动生涯的回忆和评价，生活现状等。这些访谈常常能使我身临其境，如在现场一般感受她们作为职业运动员生活中的一些场景。

她们带着主观色彩讲述的事实使理解个人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可能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这些运动员随口说出的一些只言片语也成为我关注的内容。这些语言虽然常常零碎松散容易被忽略，但这些在放松的状态下说出的话常常代表了她们最真实的态度。这些话常常帮助我证实和证伪了一些观点。当然，在运用访谈法的同时，观察必不可少。有机会在研究过程中亲临现场观看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和比赛经过，并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到N省各市不同举重队的教练和不同年龄的运动员，使我对于更广阔的调查背景有了感性认识。此外，这些经历使得运动员的生活世界更加直接充分地暴露在我的视野中。

|体育中的身体：一项现代性的议题|

体育作为一个能够集中展示身体的领域，

连接了人类历史的过去与现在，人的生物性与自然性。

通过体育领域来透视人类社会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在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就曾通过清教徒的体育运动来揭示社会变迁。此后，凡勃伦在有关对“有闲阶级”的研究中也曾提到高校中的体育运动。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传统，奠定了体育社会学的开端(张修枫，2011)。吉登斯在1961年以《当代英国的运动与社会》为题的硕士论文正是通过足球运动的发展分析了体育运动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李康，1999:210)。其后，布迪厄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运用“场域”、“惯习”、“区隔”、“品味”几个概念剖析了体育如何制造社会的合法性和阶层之间的区隔。值得注意的是，在与体育相关的分析中布迪厄同时加入了对性别气质因素的分析(Bourdieu，1978)。埃利亚斯则通过过程社会学揭示了体育发展历程如何呈现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权力分配的变迁，以及民族国家的集体意志是如何通过体育表达的(郭振，2010)。最近几年国外有关体育问题的研究绝大多数是跨学科研究。其中一部分研究侧重性别气质、种族、阶层与体育运动之间的互构关系，并融合了文化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董红刚，2009)。从外在形式上说，体育作为一项生理活动集中展示的是人类的身体，因此在有关体育的研究中引入身体视角具有合理性。

有关身体的思想古已有之，虽然众多思想中涉及身体，但并未把身体作为明确的研究主体。现代以前，在人类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意识到“身体”区别于灵魂而存在。在这种“灵魂—身体”二元论中，灵魂与理性、永生等概念相对应，而“身体”则与感性、短暂等理念相关。这一时期，人们推崇理性，认为只有与“身体”所代表的感性和欲望相抗争，才能获得真知，得到永久的自由。可以说在古典时期，“身体”遭到贬抑，有关身体的论说更多地是为了证明精神的存在。作为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尼采批驳了推崇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将身体归于中心位置。这些思想对后来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促成了身体社会学的产生(赵方杜、侯钧生，2010)。

社会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相生相伴。工业革命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当熟悉的世界变得陌生的时候，社会学应运而生。社会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人类社会正是由一个个肉身生命组成。在较早的社会学中，身体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出，但变动中的社会给人带来的困惑是一个一直受到关注的主题。无论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涂尔干的自杀论，还是韦伯笔下禁欲的清教徒，都体现了这一点。同为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莫斯率先将身体作为关注主体，他分析了自然的身体是如何通过身体技术的习得成长为社会的身体以及社会规范在这一过程中的传递(文军，2008)。

与工业革命相伴的现代化进程所引发的思想革命同样体现在有关身体的部分。现代化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与社会功能的异化，熟人共同体逐渐变为流动性强异质性强的现代社会，个人主义观念上升。科学的发展促进了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发展，身体被更加深入地了解。在此之前，人们虽然认为灵魂和肉体是二分的，但同属“自我”本身。在此之后，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上升与对自身生理因素的进一步认识，身体在急剧变动的环境中被重新发现，身体与自我相分离。这种身体的再发现正是由对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不适的反思而起的，因此，现代意义上的身体的发现，正是始于对现代性的反思(勒布雷东，2010)。

马克思有关劳动异化的理论可以被看作是最早有关对工业社会利与弊的反思。而韦伯则是明确质疑18世纪以来对于“现代事业”的乐观态度的第一人。他认为科学理性的发展在改变生活的同时也建造了一个“铁笼”把人困在其中。随后的齐美尔、波德里亚等则从大都市的精神生活及对消费行为的分析对现代生活进行了反思。

近现代以来，众多学者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不仅专注于对现代社会形态的反思，也关注与现代性相关的认识论。哈贝马斯继承和发扬了韦伯的传统。他认为包括韦伯在内的此前的思想家都没有挣脱主客二分法的束缚和单向理解的模式。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救赎之道应建立在沟通理性之上，他建构了一个联系个人和制度的“系统—生活世界”，以关注个人生活世界为主导，由此引发系统层面的理性化，作为社会救赎之路。吉登斯倡导将传统二元论改造为二重性，并以此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结构化理论的目的不在于描述社会现实的本质，而在于提供一种理解社会现实的可能分析视角。吉登斯以此为基础的现代性分析结合了权力的生成，探讨社会系统之中的时空关联。布迪厄同样立足于对二元论的反对，通过“场域”、“符号资本”、“符号权利”等几个概念，揭示了社会的支配秩序是如何通过看不见的沉默的暴力得以实现的。埃里亚斯着重于人类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勾勒，其研究中融入了人类学的有关礼仪习俗的分析，以此展现了知识的“科学化”过程。后现代大师福柯则通过话语的考古学及权力的谱系学分析展现了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利的运作。在《纪律与惩罚》、《癫狂与文明》中，福柯均从生物性的躯体出发，具体阐释了权力的运行模式(李康，1999)。不可否认，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同样存在着对生物性身体的关注。其理论体系始于对弗洛伊德“利比多”概念的继承和发展(秦喜清，2002)。

不难看出，这些理论主要集中于对传统二分法的批驳，融合了人类学的视野，并转向对身体的关注。

有关身体的人类学、社会学正是随着社会思想对理性、现代性、科学主义以及西方思想中传统二元论的不断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福柯的理论、消费理论的崛起而备受关注的。

身体作为一个连接个体与集体、生物人与社会人、过往与未来的所在，为探索社会的变迁与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了崭新的切入点。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身体作为一个象征系统隐喻了社会，身体的状况表征了社会状况。布赖恩·特纳(BryanS．Turner)的《身体与社会》标志着身体社会学的诞生。当代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有费瑟斯通(MikeFeatherstone)、克雷格(KateCregan)、勒布雷东(DavidleBreton)等。在这一领域中，现有的著作大多关注身体史以及身体与社会理论的构建，研究方法主要为文献研究。国内研究中对身体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国外理论成果的梳理，侧重于对历代社会思想中有关身体的思想的提炼，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将身体理论应用于文艺批评领域。总体来说，有关身体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研究多于经验研究。

|被征用的身体|

体育即physicaltraining或physicaleducation，是身体教育的简称。自有人类存在起，体育这种依托于生理要素的活动就存在于世上。体育的发展历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生相伴。有关体育的概念多种多样，但主要包含两个要素:将有关身体的练习作为手段，目的是更好地

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谭华，2009:1－3)。

“体育运动并非是封闭的和纯生物性的活动，而是自然与社会环境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郝勤，2006:83)。

体育外显为生物性的生理活动，并难以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相割裂。无论在原始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群体成员身体所蕴含的能量都作为集体利益而存在，体育正是教化驯服这种身体能量的主要措施。原始社会中，部落成员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决定了部落的存亡，因此使部落成员的身体符合要求尤为重要。以成丁礼为例: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成丁礼的目的在于宣告部落中男性成员的成年，内容一般包括狩猎、格斗等(郝勤，2006:11－12)。在这种仪式中，作为驯化身体的重要手段，体育已经是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了。现代体育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它从一开始就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谭华，2009:152)。

一般认为，德国体操、瑞典体操和英国户外运动是近代体育形成的标志，对后来的现代体育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德国体操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倡导群众体育运动的“杨氏体操”。“杨氏体操”体系由费里德里希·路德维格·杨创立于19世纪初。当时普鲁士王国作为反法同盟与法国交战，遭遇惨败。国家为了重振国威，在推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唤起国民的政治参与和民族主义情怀具有必要性，杨氏体操在此情形下应运而生。1811年，杨氏修建了公共体操场并创立体操协会，吸收各行各业的民众参与其中。体操协会在普鲁士的一些重大节日都会有大型团体操表演，并有政府要员前往观看(郝勤，2006:64)。杨氏体操遭人诟病且最终演变为政治运动，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杨氏体操达到了最初目的，普鲁士最终击败法国，成为欧洲列强。有趣的是，恰恰是在这一时期，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连遭战败的法国也效法欧洲各国，在学校中推行体操运动(郝勤，2006:69)。瑞典体操与法国、德国的情形相似，也是在国运衰微之时应运而生。

英国户外运动与上述运动体系存在着不同。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逐渐成为英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造优秀的资产阶级新人与社会的发展直接相关。在此情形下，思想家洛克提出“绅士体育”。体育被作为打造言谈举止符合社会要求的上流阶级的重要手段。缺乏陆军传统的英国在推广体育运动时把塑造阶级气质作为主要目的，为现代体育奠定了基础。英国作为现代体育的发端，最早出现职业运动形式。现代运动虽然以业余原则作为根本原则，但在绅士运动初期就有职业运动员出现。生活窘迫而有体育运动天赋的人开始把运动作为职业获得收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是现代体育的标志性事件。虽然将体育赛事进行民族主义解读一直受到批判，但体育赛事从来就没有彻底摆脱国家权力的控制。尤其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成为反犹主义的舞台后，体育赛场在冷战格局中俨然充当了两大阵营没有硝烟的战场。处于后发现代化状态的诸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诞生之初就将现代性作为衡量政权合法化的准绳。旧政权丧失合法性的原因在于它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使本民族处于落后状态，而新政权的合法性正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扭转这种局面并证明民族优越性的可能。在战时，这种合法性的证明表现在战争的胜利和政权的获得上;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这种证明则表现在对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渴望和国际赛事中优秀竞赛成绩的追求上。优秀竞赛成绩能够集中展示综合国力和民族优越性，最有利于唤起民族情绪，提振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在此情势下的苏联体育模式值得一提。苏联红色政权诞生于内忧外患中，出于其自身存亡的需要，军事目的的体育传统直接影响了其体育模式。

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国家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同样影响体育领域。把国际体育赛事作为展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机会、竞技体育优先群众体育的举国体制模式首先在苏联创立，随后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纷纷效仿。中国的体育模式正是受这种历史因素的影响。

人身体所具有的能量是国家所能控制的一种最原始的资源。

罗丽莎(2006)和潘毅(2008)在有关女工的研究中就指出，夫权制制约下的年轻未婚农村女性灵巧而便于管理的驯服身体为全球资本和国家社会主义合谋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最原始的能量。这些女性在精力最旺盛的时间里作为高效率的劳动力融为流水生产线的一部分，为资本创造新财富;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候，又由于城乡边界和传统社会夫权的胁迫再次回到农村。女性的身体作为一种能量正是这样被国家廉价征用，并在全球资本体系中获得利润。同样，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的身体能量也正是被这样一套相似而不同的体系所控制和利用。回顾现代体育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发展体育事业不单是出于强身健体的目的，而且常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国际赛事上寻求竞赛成绩的突破以彰显国家制度和民族的优越性是很多国家发展体育项目的一个重要目的。女子举重项目由来已久，但在2008年才作为正式的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国在女子举重上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大公斤级的竞技上。由于北方人身材高大的特点，大公斤级运动员很多来自北方，尤其是以N省为代表的东北地区(沈传茂，1999)。女子举重运动的推广顺应了男女平权运动的政治正确性。由于对体重增长的持续要求，加上项目本身对力量和对抗性的强调，大公斤级女子举重运动员在外貌和气质上都呈现出对传统女性审美气质的颠覆。选择作为女子举重运动员即是默认了这种身体上的改变以及训练带来的高伤病率(王武韶等，2000)。一名退役的运动员这样回忆在省队集训的日子:“天天晚上，一钵大米饭，一钵红烧肉，还得是里面拌猪油的那种。给队里交50块钱，自己加餐，他每天晚上就给你整一钵红烧肉，一钵大米饭。小级别的，不让吃，减体重，饿得眼睛瓦蓝，拿凳子坐在那儿看着我们，我们在那儿，掉眼泪在那儿吃，吃不下去呀，少盛点儿吧，不让啊，互相对着在那儿吃，眼泪哗哗掉啊，掉在碗里，都吃到自己肚子里了……我以前可瘦了，1米69，54公斤，后来就变成200斤了，自己花钱长，自己花钱减，我妈就笑我，上健身房，花了2000多块钱减了20斤，我妈就说，你这肉真金贵。那时候我97公斤，他让我过100，就怎么也过不去了，那身体都难受了，身体负担太重了，那个脚走路的时候，脚指甲都扣到肉里，都冒脓了，练举重的时候，脚不是得往地上踩吗，重量全压在脚上了。”

这些女子举重运动员的家庭大多比较贫困，来自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农村的女孩子很早就会帮助家里做农活，听话，顺从，没见过世面，又能吃苦，有很好的身体协调性，这些特点使她们更容易被教练看中。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的家庭比较轻视女孩的教育，加上贫困的因素，很多家长在为自己的孩子做选择的时候都会着重考虑经济原因。“选队员的时候，我们直接到村里的学校去，城里的孩子才不会有人愿意练呢，家长舍不得。农村现在也不好选了。”作为A市体校教练的Y如是说。“选队员很辛苦，要走很远的路到村里去，路都很破，很颠簸。”“到城市里的学校里去选队员，人家都不会让你进大门，要有教育局的证明，你就是选上队员了，人自己也不愿意去，家长也不让。”另一个市体校的教练X则利用家人在教育局的关系，可以成功地在城市里选到队员:“我老公的妹妹在教育局工作，每次选队员，她妹妹陪我去，学校的领导和班主任就不好说什么，班主任再和家长说一下，这样就好办得多。可是这样也不好弄到队员的，前几天选了一个学生，老师也同意了，自己也愿意去，我就到她家去和家长谈谈，人家连门儿都没让我进，就两个字，不行。自己回家难受了好几天。”X这样和其他教练分享选队员的经验:“学习特别好的，学校不愿意放人，要选成绩一般不是很好的。一般家里条件不好的，家长才会考虑。上次选了一个，都到队里训练了，结果她自己跑了。我想着又白选了一个，结果她奶奶亲自把她又给送回来了，求我让她在队里待下去。因为她爸妈离婚了，没人管，在队里她奶奶能省心，花销还能少些。”

民族国家出于展示其体制优越性的目的，迫切需要大量优秀竞赛成绩。运动员选拔和培养机制正是如同工厂的流水生产线一样，将运动员作为原材料制造成民族国家所需的产品。在运动员成长为成熟的运动员以前，大部分训练花销需要自己承担。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成为一种对运动员进行分层与筛选的机制，区分了运动员从事的项目和退役后的命运。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选择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的确能为家境不理想的农村少年减少花销，并且提供一个向城市流动的可能。因此，无论从选材机制还是从被选择者自身来看，尽管运动训练艰苦而易造成身体的损伤，在资源分配体系中处于劣势状态的子弟更具有从事专业体育训练的可能。由于不同运动项目之间的花销差异悬殊，家庭的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运动员所从事的项目。重竞技项目正是运动员需要承担费用较少的项目。“举重不需要什么，一件举重服一双举重鞋就行了，队里都发。每年也没什么比赛，就是参加全国冠军赛和青年赛，花在比赛上的钱也少。别的项目就不一样了，像篮球，一双篮球鞋就得多少钱，看的人也多，要比的比赛也多，每次比赛都是要交钱的。我这样的家庭负担不起的，我弟弟喜欢篮球，教练看他有天赋，让他到队里练，我没有同意，主要就是因为钱的问题。”一位退役的举重运动员如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越是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越有可能接触到对身体损伤较大的重竞技体育项目。然而，从事重竞技能带给他们的改变命运的可能依然比较有限。以举重项目为例，至少取得全运会前三名以上成绩的运动员才有可能在退役之后继续从事相关行业。由于重竞技体育项目观赏性较差，一般在业余休闲体育运动领域应用比较少，因此退役的重竞技运动员惟一能够从事的相关行业就是进入各级体校继续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相比之下，篮球、羽毛球、网球、游泳等项目的退役运动员则可以更多地从事业余体育训练，如充当健身教练等。此外，运动员训练比较封闭，大多数运动员在训练期间只能接触到与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相关的知识信息，如果在退役后转行，则明显缺乏相对应的知识技能。因此，具有良好家庭背景自谋职业的退役运动员更有可能谋得好工作。如此一来，家庭情况处于劣势的重竞技运动员在退役后同样难占先机。

由于女性的青春期到来早于男性，根据女性的生理特点，一般很早就选拔女性队员接受大负荷的训练。女孩子在13、14岁的时候被教练选到体校里去做举重运动员，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家长、老师和教练三方博弈的结果。在这个左右自己人生轨迹的选择中，她们自己仿佛是被动失语的。很多人只是觉得可以不用再学习，就欢欢喜喜地接受了这个决定，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要从事的是举重项目。“刚开始只是知道自己要去做运动员了，不知道什么项目，觉得去那里跑跑跳跳的，挺好的。自己学习成绩又不好，考大学也不一定能考上，这样还能减轻家里负担，以后可能还有出路。到了训练馆里，才知道我要练的是举重。”一个刚刚参加训练一年半的女孩子这样回忆。我问她是否想过自己以后的生活和本来瘦瘦高高的身材可能会变得臃肿肥胖。“走一步算一步吧，既然都来了，也不能随便就回去。我看到她们老队员，最后都会变成那样，可是有得到就会有失去。如果我练好了，就可以向M姐一样(M是奥运会冠军，现在在省里的体育部门工作)，要什么有什么，这是我能得到的，失去的，可能就是好的身材和轻松的生活吧。”

竞技举重是公认的最为单调枯燥的运动项目。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到退役，运动员的身体每天重复着机械的训练，很少学习文化课和其他技能，躯体已经完全适应以比赛为指向的训练流程，如同女工适应流水生产线一样，只能应对比赛的训练已经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Y曾经和我这样提到她过去的队友:“因为我的成绩还算不错的，现在已经算很好了(在市体校当教练，并且至今没有转正)。以前的队友好多都没有联系了，他们都回了自己农村老家，都在家种地呢。练了这么多年，一身伤病，文化课也荒废了，除了举重什么也不会，也没有文凭。以前有一个队友，27、28岁的时候退役，结婚做妈妈好多年以后，30好几又回到了队里，明知道也不会练出什么成绩来了，可是又找不到工作，别的也不会，回来总有点儿事做。”

然而，真正能够凭借比赛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以奥运会为例，国际举联为了均衡各国的发展状况，限定每届奥运会每个国家只能派出4名运动员，即使是省市国家级比赛，如果没有拿到名次也无益于改变个体命运。“体育就健身还行，专业的，算了吧，太苦了，太枯燥了，就挂金牌的那一刻，过了就还是苦。就那一阵儿，心花怒放，过后，谁还想着你啊，成绩取得的太小了，人家有奥运冠军全国冠军，你就芝麻绿豆大点儿的成绩。”一名已经退役的运动员这样评价自己作为职业运动员的时光。

在前一部分的论说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发展国家对现代性的热望正是致使这些女子举重运动员的身体为集体利益所征集使用的根本力量之所在，而这种力量正是通过家庭和她们自己去发生作用。在资源稀缺且分配不均的状况下，民族国家的力量迫使家庭的权威力量与其合谋，并最终通过这种家庭的力量迫使女性的身体参与到冠军生产线中。在此过程中，这些女性自己也参与到了这场权力的互构之中。她们参与其中，并且相信自己是自愿参与其中的，她们既是规则的接受者，也是规则的完成者。

选择举重就如同用高价买了一张返奖率极低的彩票，女孩驯服的身体为女子举重事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原材料”，但在职业运动员生涯结束后，变形受伤的躯体又很难被社会所接受，甚至不能被她们自己所接受。

|作为女性的举重运动员|

“我害怕我自己一个人，人多的时候，我可开朗了，可愿意说话了，都听我一个人在那儿说。可是自己一个人呆着可害怕了，无形中就感觉有压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是被折磨的。我和他们说，我要得抑郁症了，他们都说，你还能得抑郁症，天天这么欢实。”F已经离开省举重队两年，但她依然这样形容自己现在的状态。“以前我心太大了，总想着进国家队，结果现在落差太大了，心里有点儿接受不了。以前一回家看见邻居，人家就说‘冠军回来了’，后来我就不敢出屋，怕看见别人，怕人家问我现在干嘛呢，看见了就跟人家说‘队里放假了’。刚回家的时候一个多月没有下楼，就是怕见邻居。头两个月总是梦见自己还是在队里训练呢。”

F出生于1988年，13岁时由于杰出的体育天赋被一个在市体校做教练的亲戚看中。“我当时想当兵，可想当兵了，他就说，你要是抓举100公斤抓起来了，我给你送到八一队去，我抓起来了，他也没送。我

就说不练了，就有情绪了，他就说，给送到省队吧，是去L省队还是J省队，我说，当然L省队了，咱自己家乡队嘛。”怀揣着为家乡争光的集体主义思想，F毅然决然地成为了一名运动员。4年后，她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同时获省运会的女子举重75公斤以上级冠军。在她开始从事举重运动的第6年，由于伤病严重，再加上家人坚决反对她继续带伤坚持训练，F放弃了近7000元积压在队里的工资和自己的全部行李，用一种类似于出走的极端方式从省队出逃，以此结束了自己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生活。她回忆道:

当时，腿的两条比目鱼肌肉全都拉伤了，一条腿缠了两条绷带，一条腿缠了三条绷带，上厕所蹲下就起不来了。一次一次的伤加在一起越来越重，腰椎骶化了，脖子这个地方完全突出来一块，就是杠铃一次次砸的。睡觉都不敢枕枕头，不然就感觉恶心。阴天下雨就疼得更厉害，疼得直叫啊。回家以后扎点针，后来蹲下再起来还疼，但是不抽筋了，那就是缓解好多了，我就和我妈说要不咱还回去吧，我妈就说，你就别想了，断了这个念头吧……考虑到以后才不练的，大夫就告诉我，以后瘫了怎么办，而且还是个女生，以后很多一系列的问题带着呢……人家大夫都说，你们练举重的太苦了，就是拿身体拼铁片子。

面对自己放弃作为职业运动员的现实，F经历了痛苦的心路历程:后来我就想，唉，人的一生就那么回事儿，强求那些强求不来，不应该是你的，算了吧。回家一个多月以后，我的腿好点儿以后，一直有一股气在胸前，放不下，那天突然间就顺下来了。唉，无所谓了，放下以后就觉得无比轻松。两个肩膀一下觉得没有分量了。可是放下以后，我觉得我的担子更重了，挑不起来了。要文凭没文凭，找工作找什么也找不着。

以前在队里的时候，到外面别人瞅我都像瞅怪物一样，太骄傲了，太狂妄了(在竞技举重中，很多教练常在对队员的性格塑造中强调比赛的对抗性)，在外面走路的时候，我姐就说，对面楼都能听见你说话。练举重练得耳鸣，说话怕你听不着。别人看见你就像看着怪物一样，人家都问你，男的女的呀，剃个小平头。男孩儿都不能接受我的性格，太大大咧咧了。在家里换液化气罐，我妈花钱找人扛上楼要4块钱，我就不让，花那4块钱干什么，我妈死活不让，还是我给扛上去的。到家我爸就一边儿抢一边说我，你放那儿，放那儿，你干什么，你是个女的，你是个女的你知不知道?我都习惯了，在队里面，教练对待男队员和女队员是一视同仁的，没有一点儿不一样。

F在离队两年后依然拒绝改变自己男性化的气质和外貌，而且大声地和我说笑打趣那些举止阴柔的男性。但是在F如此细腻地向我讲述她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当她自己打趣自己像个男孩子的时候，我明显感受到举重对她性别气质的塑造和这种塑造所导致的性别角色冲突强烈地表现在她身上。

现有的大量有关女子举重的宣传报道主要认为这是国家综合国力提升的表现，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反封建运动和女性解放的成果

(赵宝椿等，2009:44－48)。与女性相关的性别话语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关。艾华(2008)认为，被政权所塑造的性别话语并没能真正地解放女性，对女性责任和义务的强调依然占主导地位，集体主义倾向的女性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否定依然是反复出现的主题。罗丽莎(2006)则认为，对现代性的狂热是中国和其他后发达国家一样具有的特点，历次改革与革命均以此为核心思想，而这些改革常常伴随和引发性别话语的改变。现代性常与男性气质相对应，男性气质中强调力量、竞争和理性的一面充分符合了后发展国家对现代性的种种想象。中国作为一个女性运动员成绩明显优于男性的体育大国，在举重项目上同样显示出这种性别差异。将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渴望所外化的对男性气质的强调作为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未尝不可。

和其他逐渐向女性开放的运动项目一样，女子举重正是顺应了女权运动的潮流。对于举重是不是一项适合女性的运动，依然有许多争论，但举重运动更加强调男性气质的特点毋庸置疑。从对运动员的选材的生理要求上来看，一般愿意选取四肢粗壮、肩宽胯窄、去脂体重较重，同时腰不是很细的女性。在心理上要求争强好胜，心理状态稳定。这些都与传统女性气质相违背。由于对肌肉力量的强调，血液中雄性激素含量先天偏高的人更加合适(余继英，2001:301－304)。这种翻转的性别角色要求使得举重项目尤其强调对女性运动员的性别鉴定(中国举重协会审定，2003:49)。教练员在日常训练中对运动员的管理也突出男性气质，一般要求运动员只能穿运动装，不可以化妆留长发等等。

女子举重作为一项高伤病率的运动，参与其中的身体不仅仅是作为举重运动员而受伤，同时也是作为女性的身体而受伤

。有关举重运动的创伤研究中已经有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女性举重运动员的伤病率在90%左右，明显高于男性运动员(王武韶等，2000:44－46)。这种状况在高水平竞技中同样存在(万妮等，2003)。研究认为，女性运动员高伤病率的原因在于女性生理周期所导致的骨密度丧失。但在与女子举重相关的介绍中一般认为举重运动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利大于弊，同时强调女性的生理周期与正常的运动训练并不存在冲突。然而在研究过程中，女性运动员向我讲述的作为女性身体在训练中遭受的痛苦常常与那些所谓科学精神的诠释相违背。

女性举重运动员与潘毅笔下的女工一样，她们生活在两种逻辑中:

一种是她们自己本身作为年轻女性的生理与心理构建出的行为逻辑，另一种是她们的身体作为宏大叙事一部分的行为逻辑。

这种宏大叙事具体在女工身上也许是国家对于参与全球资本的渴望，而具体在女子举重运动员身上就是国家对优秀竞赛成绩的需求。国家需要优秀的竞赛成绩以彰显民族和体制的优越性，而运动员则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这两种需求相冲突时，反抗就表现在躯体上。

|认同vs.反抗：一种躯体化的表达|

当这些女孩的年龄过了作为运动员的黄金年龄，又没有取得足够改变她们命运的竞赛成绩时，她们必须在退役和继续训练之间做出选择。

已经退役并在A市体校做教练的Y曾在实力非常强的L省队，由于训练成绩非常好，曾一度被认为是奥运冠军M的接班人。但由于种种原因，Y最终无缘她理想中的成绩，在一届本省作为东道主的全运会前夕，她不顾众人的反对，选择了退役。我希望通过Y的故事来展现当两种逻辑冲突时身体的反抗:13岁的时候开始做运动员，父母都反对。因为我小学学习特别特别好，那阵儿是前3名……那阵儿的想法比较单纯，小学的时候就想，小学完事儿得初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你看得多长时间，那时候我单纯的想法就觉得，我当运动员，那时候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当运动员能够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走一个捷径，能够减轻父母负担，能挣钱，自己也能够出人头地。因为那时候(教练)到学校去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训练成绩好的话，可以上大学，免试，是这个原因我选择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从学校走的时候，校长、主任、老师，除了体育老师，他们全都不同意，不同意去上体校去。就这么的，我当时是想走捷径，才去练的体育，但是没想到这条路是这么的艰难，这么坎坷，没想到。就是想象计划得太美好了，没想到这样……当时我知道是去练举重，也是机缘巧合，当时市体校到我们那去是录取前3名，我是第4名，因为我那时候年纪特别小，13、14岁，他们那阵儿选的都是15、16岁的，我去吃饭，然后教练就看着我了，就说你也来吧，这小孩儿我感觉挺好的，身体素质什么各方面都不错，让我去，我才去的。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练了一年多，那个队伍解散了，我回家上学又上了一年初中。我走的时候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走的，我从初一开始念，刚开始就不会，我就拼命地学，后来赶上来，学习就中上等吧。后来放暑假的时候，有个县体校的教练，就听说，咱家有个亲戚就总说，咱家有个孩子成绩怎么样好，能抓(举)多少能挺(举)多少。那个县体校教练有点儿不相信，就往咱家打电话，我爸就问我，那你去不去呢，就问我，他们其实是不同意我去的，我说我想试试，因为总觉得不死心，我在队里的时候成绩特别好，就觉得付出那么多，不甘心。然后我就去了，去了就说，你真抓这些挺这些，成绩这么好，人家就说你不用在这儿练了，直接给你送市体校去吧，就这么地，是7月几号还是8月几号来着，当时还在放暑假，就去了市队。去市队其实也挺坎坷，虽然只练了两个月，我们的教练也比较年轻，我们教练的爱人也是世界冠军，刚从省里回去，就看着(我)了。我家条件那时候特别困难，一个月得交三百几十块钱呢，挺多的，咱家也是负担不起，我记着那时候回家，我爸就说你就不练了得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练了，我就想练。我就给我姑打电话，我姑就同意我练，家里惟一支持的就是我姑。然后就回去了，(家里)就同意了，然后就看着那个教练的爱人嘛，我爸就和我姑去了就问她，这孩儿有没有发展，因为我已经16岁了，实际上我和那些(队员)都一边大，但是我就问教练，我年龄是不是就过了，因为我从小练过一段时间嘛，教练说，没有，正好。那时候体重轻，教练说你要把体重长上来，那时候体重70公斤，教练说你要是能涨到100公斤，你就值钱了。没办法，因为我当时身体的情况就适合打大级别的，我原来1米62，体重才116斤。

我就接着练，那教练当时就给我爸承诺，半年之内就肯定把我给送出去，然后俩月，就告诉我爸，我记得很清楚，是10月1号放假，10月4号回来，回来直接上S市(该省省会)，把行李带回来，就去S市了。刚开始去S市就说，3个月，行就留那儿，不行就回来。那时候伙食费一个月400多块钱，特别特别贵，然后3个月了还没声。省队教练在国家队，对我还挺满意的，然后我就不断地打电话问我教练(指市体校教练)，怎么回事，教练就说，你再等等，再等等，他说半年，后来又变一年，后来我就不问了，后来压了我3年的时间。打完省运会，拿了省里的冠军，才转正的，挣钱了。但是正常集训就是这个时间，咱那个教练挺好的地方在哪呢，因为我家庭条件不好，交不起钱，他给从队里边儿拿钱，就借给我那种的，我每个月打个欠条，交伙食费，不用管家里边要钱，等挣工资以后，我就把钱还给队里了。等到以后上高职什么的都是我自己供自己上的学。之前其实就是可以报的，可是我不敢报，因为没有钱，等挣工资以后我才上的。唉，钱的问题一直影响我很多，一直觉得压力挺大的，跟同龄人的孩子来说就觉得自己更有压力，负担更重，特别特别重。

Y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用好的成绩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了她坚持训练的精神支柱，可是正是这个精神支柱使她在处于竞技状态顶峰的时候断送了自己获得更好成绩的希望。“一段时间里，很自卑很不自信的感觉，压力太大了，注意力没法集中，总是受伤，越是到比赛前越是受伤。心思特别特别重，也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想什么。那两年就莫名其妙的，他们看见我都感觉可消极了。找原因就找不着，我就说我没有劲儿，就是练不了。其实就是心里的原因，就是不断暗示自己，你没有劲儿。测体能，验血，为我测了好几次，就是自己想太多了。经济条件只是一部分原因，我自己也想不清楚。那时候我和M关系最好，她陪我一圈一圈地在院里走，和我谈心，分析原因，但是还是这样。”我很奇怪Y作为教练重点培养的队员为什么总是在赛前的训练受伤，这未免太过大意了。我反复问她是不是因为训练量过大或者安排内容不合理，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完全不是训练的原因，训练和平时都是一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继续问她，是不是她成绩一直很优秀，即使受伤，教练也一定对她不会失望的，得到的答案却很出乎我的意料:“当别人都放弃你的时候，你自己就对你自己有信心了，已经都把那个要求降到最低了，就这样了呗，大不了不比了，那个时候的感觉特别特别好。我什么要求也没有的时候，要比他们什么‘我一定要拿冠军’什么的好多了……生理周期也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都能赶上比赛，要么提前，要么错后，是不是大脑潜意识里控制的，我也不知道。”

Y对于自己伤病的诉说已经明显地带有躯体化的成分。所谓躯体化就是“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个体的损失、所遭受的不公正、经历的失败、冲突都被转化成关于疼痛和身体障碍的话语，这事实上是一种关于自身以及社会世界的话语和行动的隐喻。身体调节着个体的感受、体验以及对社会生活中个体的解释”(凯博文，2008:49)。凯博文在有关中国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人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身体的痛苦表达比纯粹内心痛苦的表达更具有合法性。Y的躯体化正是验证了这一点，并且生动地说明了边缘化的身体是如何被重复生产的。

在访谈中，Y特意反复多次向我提到自己以前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经常和我提到在队里的时候她是队长，训练记录都是她写的。“体育其实是个需要动脑筋的事情，光使蛮力是不行的。”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Y在队里用自己赚来的钱坚持完成了函授课程的学习。虽然她主动放弃了学业，但是上大学对于她自己来说是一个难以放弃的梦，体育对于她来说则“练够了，太艰辛了”。直到现在，Y依然保留着每天学习的习惯，她提到自己每天都在学一点英语。勒布雷东(2010)认为，文明的进程正是在于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抹去。运动员作为一个强调身体的职业，在文化谱系中处在较低的位置。很多运动员在访谈中都曾提到自己被人称作“体育棒子”，Y的所作所为正是对这一等级序列的反抗。虽然客观上从事体育使她成功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身份由农民转变为体校教练，但她显然并不完全满意自己的选择。出于为家里分担经济条件的考虑，Y选择放弃学业去做运动员，而且后来不顾家里反对再次回到举重队，这一切使得Y做运动员看起来完全是出于自愿。然而在文化的潜意识中，这些都是她作为一个并不富裕家庭中的女儿必须做出的牺牲。她希望离开举重队，真正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业，但这种愿望显然不符合体制和家庭对她的要求，因此表达不具有合法性。借由躯体化的表达，Y得以在比赛前，从心理上躲避家庭与体制带给她的巨大压力，使这种对责任和义务的拒绝得以表达。Y在全运会前坚决退役，放弃自己能在成绩上更进一步的可能，足以见得这种拒绝与反抗不仅仅出于潜意识，不仅仅表达在身体上。

在Y退役后，她利用自己的积蓄终于在体育大学获得了正式本科文凭，对于这一点她自己非常满意，在访谈中她经常和我强调，这个是正规的大学，不再是函授的了。退役之后Y可以有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但是Y表示“不怎么愿意回家，家里住不惯，也没什么事情可做，回到家他们就问我什么时候结婚，问我什么时候工作能转正，听着心烦。”

Y退役后难以面对家庭的窘境是许多农村女孩的共同体验。多年的运动员生活使她们已经适应城市里的生活，机械的训练取代了乡间的劳作，身体不再能迅速适应这种转变。青春在封闭的训练中消磨，回到乡土社会中才猛然发现自己多年的努力完全归零，在别人眼中自己是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多年的训练已经使她们在外貌和气质上都缺乏女性特质，加上没有稳定的工作，在婚姻市场中她们依然处于劣势。

|尾声|

女性的命运常是时代的缩影。

在波诡云谲的世事变迁中，女性往往更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家庭和体制在提供庇护的时候同时也为个体提供了风险。在密布险滩的生命激流中，理解处于弱势女性的命运对于理解我们自己的生活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女性驯服的身体常被要求服从于各种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但在责任与义务中，她们自己的感受常被忽略，甚至被她们自己所压抑。

在女子举重领域内，体制与家庭的决策合谋迫使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处于弱势的女性做出从事体育的选择，社会权力通过这样的手段使女性

的身体被征集利用以获得集体荣誉。

除少数能改变自己命运的世界冠军，大多数没有获得太大成绩、缺乏利用价值的女性只能复归原有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失去的是受教育的机会、具有女性特征的外貌气质和原本没有伤病的躯体。这些隐性资本的丧失使得她们复归原有的生活状态也成为奢望。这样的后果往往是她们自己始料未及、难以面对的。参与权力形成的行动者最终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通过自身微小权力的实践，完成了向反抗者的转变，虽然这种反抗有可能仅仅是无意识的。

恰如米尔斯(2001)所言，“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生活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对于女子举重运动员而言，开始运动员生涯就如同踏进了生活的陷阱，她们无法理解那些出于自己的自愿选择而带来的一系列困扰。本研究希望尝试建构一种以女子举重运动员为代表的原本被压抑的话语，透过这种话语来描绘我们生活的世界中那些形形色色的权力施加在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的诡计。

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我不能深入到各地农村更多地与那些回到农村的运动员接触。研究中所能接触到的多是年龄较小的在役运动员和那些能够成功留在城市中的个体。她们家境相对比较好，受教育程度更高，而且愿意回忆过去，并且能够用组织的语言表达出来。通过她们作为代言人，我可以侧面了解到更多不同个体的生活状况。这种转述难免使搜集到的资料存在偏颇。我也曾几次希望能够通过她们以前的队友与这些沉默的多数获得接触的机会，但都被她们的队友拒绝了。“她们不会说也不愿意说，她们压根就不能理解你要让她们说些什么。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明白表达什么。”这句半开玩笑的话使我意识到，我所做的尝试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失语者就是这样被剥夺和自我剥夺了发声的权力。

作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孙睿诒）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陶双宾）

原文标题：

身体的征用——一项关于体育与现代性的研究

》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2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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