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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泽教授的新著《癌症治疗新认识和新模式》一书，是部权威性佳著。原著第十章第一部分：“人为什么会得癌症？为什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有人得癌，有人不得癌？是机体内因？是外因？还是内外因？”其结论是从制造荷癌动物模型而得。初用400只动物，做了100次的癌细胞移植，均告失败。后切除免疫器官，或注射免疫抑制剂，移植5-6天后，即生出黄豆大的结节，10-21天生长至拇指大的肿瘤，再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最后得出肯定的结论：“先有免疫功能低下，而后才有癌的发生和发展。提高及保持良好的免疫功能，保护好良好的免疫器官，才是防止癌发生发展的重要措施。”

以上科学实验证实，癌的成因，在于免疫功能低下；中医理论在于元气之虚；二者只是所用术语不同，结论是一致的。

在治疗上，古人认为用以毒攻毒的功伐之法，实际是“但治其病，不顾其命”的伤害疗法。对此，徐著第三章第二部分谈到：“……病人的中枢免疫器官胸腺本来已遭受肿瘤因子抑制而渐萎缩减弱或丧失其功能，如今又加上化疗细胞毒药对骨髓的抑制打击，则病人的中枢免疫器官全部遭受其害，周边免疫器官淋巴结又遭受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使其减弱部分功能，如此则造成病人胸腺、骨髓、淋巴结等免疫器官均受到损害。免疫功能本已受到抑制又加上化疗药对免疫器官的损害，进一步造成免疫功能下降，有如雪上加霜……”

化疗药被称为细胞毒药，其作用是毒杀癌细胞。但它又是双刃剑，敌我不分，见细胞就杀，结果是两败俱伤，玉石俱焚，同样与中医理论吻合。

本文扉页是：“癌非绝症，其治在脾”，对此，徐著第十一章139页：“……脾脏为机体最大的外周免疫器官，能产生免疫淋巴细胞和抗体，并能产生抗肿瘤的体液因子—Tuftisin。当癌细胞侵入机体的早期，脾脏受到刺激发生反应，细胞增殖活跃，功能旺盛，产生较多的免疫效应细胞和淋巴因子而抑制肿瘤的生长……”第134页：“近20年来，人们发现脾脏不仅在抗感染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抗肿瘤免疫方面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作用机理可能是通过NK细胞，巨噬细胞（Mq）细胞，LAK细胞，TH/Ti细胞,B细胞，TS细胞等细胞免疫作用，通过分泌Tuftisin，TNF因子，IL—2干扰素，补体，抗体等淋巴因子来杀伤肿瘤细胞。”

人体有四大免疫器官，胸腺、骨髓等被称为中枢免疫器官，淋巴结，脾脏被称为周边免疫器官。当人体受到癌细胞侵袭时，其他三个器官很快出现萎缩，失去其免疫效用，唯有脾脏尚能孤军奋战（徐教授据此用中药创建“益气补脾汤”一方已用于临床。）故古人治积聚，从脾入手的正确性，同样得到了科学实验的证实。

应当指出，中医所谓的脾并非一致，他另外还包括很多功能，如：脾主后天、主统血、主运化、主升清、主四肢、主肌肉等。素问.灵兰秘典》：“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六节脏象》：“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波相成，神乃自生。”这两节经文，似侧重于胃而言，但脾胃互为表里，脾脉络于胃，胃主受纳，脾施运化，故实际是泛指脾胃而言。经文大意是：五味入于胃，经消化吸收，其精微由脾内注五脏六腑，以养五脏六腑之气。脏腑之气和谐充盈，始保有生化之机，津液随之生成，证企业就在此基础上自然生成。

中医非常重视气的作用，如元气、正气、真气等等。气是无形的，它包括元阴和元阳之气，禀受于先天，由先天之精所化，它发源于肾（包括命门），藏于丹田；亦即生命的动力。如对疾病来说，它又是人体的抗病能力，起免疫功能的作用。故《内经》中反复强调：“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邪不得独伤人”等等。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字明之，号东垣），创“补土派”。他的理论大意是：“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盖脾胃为后天之本，在五行属土，土为万物之母，常得冲和之气，以养五脏六腑之气血。如脾胃有伤，则五脏六腑之资源匮乏，且泌清别浊之功失权，势必造成整体功能的衰败紊乱，特别是后天之气，发生于脾胃，如脾胃功能不强，则元气自然不足……”

有人说：“人体自有大药”。这个大药，就是指人体的自然疗能。这种疗能的强弱，决定于元气的盛衰，因为它囊括了全部免疫系统和免疫

功能。

如上所述，元气之盛衰其根在脾，培补脾胃可生发元气，亦可提高免疫功能，从而起到消灭癌细胞的作用。

理论来源于实践，这张验方，通过重补脾胃取效，故笔者得出“癌非绝症，其治在脾”的结论。以上是中医治疗癌症的理论和立法。

以下再谈谈中医的方和药：此验方之所以有此良效，除上述在病因病机及治疗立法上与现代科学的高度统一之外，尚有一点是关键，那就是方剂“配伍之巧”。这种巧，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奥秘。对此不举实例难以说明。

例：《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方，治妇人脏躁。药仅三味：甘草、小麦、大枣。已故名中医岳美中教授，用治山东某男之精神失常，患者曾二度住专科医院久治无效，岳老用此方小麦、甘草各9克、大枣6枚，七剂告愈，追访三年未复发（见《岳美中医案》96页）。笔者用此方干草9克、小麦30克、大枣10枚，治某女10余年之癫痫，七十年代耗资千余元，因不堪其苦几欲自绝，服此三剂知，十五剂告愈，至今已30余年。愈后结婚，今已抱孙，迄今未复发（此病此治受益于陆渊雷《金匮要略今释》）。对此方的药理，岳老说：“小麦、大枣均是食品，即甘草一味也是甘缓无毒可饵之品，分之，则是日食食品，和之即可治脏躁病，这原因何在呢？是药物一经组成方剂，内中即发生君、臣、佐、使的组合性”即所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作用。”（见《岳美中论医集》160页）陆渊雷氏谓：“古方药理难晓者多，独此方之治癔病，则病理药能丝丝入扣，有玉合子底盖相合之妙。西医对此病无特殊疗法，唯此方有特效！”

经方“茵陈蒿汤”主治黄疸，药即茵陈、栀子、大黄三味。日本东京大学千原吴郎氏根据实验认为：栀子根本无利胆作用，大黄、茵陈利胆作用也微不足道，但此三味组合之后确有显著的利胆作用。证明双方药（日本称中医为汉医）合理配合产生方向转移或出现相乘作用（见《汉医治疗百话摘编》395页）。此类特效方剂，药理难明者不胜枚举。这张抗癌验方，药味平淡无奇，但其效独特。以其疗效而论，当属此类方剂。

此外，药量也是关键一环。有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量不足，是杯水车薪之治；药过量又势必伤正。例如清.吴鞠通氏治某产妇之不寐，方用半夏秫米汤。初用半夏一两，不应，改用二两立效，如此反复多次，证实用此方治此病，半夏量不到位无效。笔者治杨某，男，69岁，肾癌，术后转移至肺，经治愈后不寐为苦，诸常法均不应，后改用此方，因半夏有小毒，病人体弱，明知此方之量，但仍不敢冒进，初用30克三剂无效，后改用60克覆杯取效。

岳美中教授治徐姓女之癔病，仍小麦、甘草各9克，大枣6枚。患者之父以其皆为平常食品，取小麦、大枣各一斤，甘草一大把煎汤令随意服之，服后头疼昏睡，病反增剧，月老得知后仍令服原方剂量，数剂霍然。

笔者治焦某，男，51岁，病消渴，辩证属阴虚阳亢，初诊拟山药50克、天花粉30克、地骨皮15克（峡七味略），服七剂后，空腹血糖由374%毫克，降至234%毫克；二诊将生山药增至100克、天花粉50克、地骨皮30克，余药未动，十剂后，血糖非但不降，反上升至302%毫克，且二度出现低血糖症状，知系药过量之过；三诊又复改用一诊原方原量，七剂，血糖降至169%毫克，旬日后介绍人来告血糖已降至正常值。这

些实例，足以说明同一方剂，药量与药效的重要关系，也证明“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量”之说并非妄论。

唐.许胤宗善用单味药疗疾。他说：“病与药值，唯用一物攻之，气纯而愈速……”。金.李杲之“苍术复煎汤”（方出[兰室秘藏]），药共9味，总量138克，而苍术一味，竟用至125克，占总量的90%（此方用治寒湿顽痹，笔者屡用皆有奇验）。所用抗癌验方与此相似，全方总量220克，其中一味补脾药用至167克，占总量的76%。该药滋腻，如此剂量，从常理讲，多有碍胃饱胀之弊，且佐使药中,并无芳香导滞之品。然病人服后大多矢气频转，大便通常增多，饮食知馨。其方之妙用，恒匪夷所思，此盖《内经》“塞因塞用”之理。

方中补益药占90%以上。上海肿瘤研究所钱伯文教授在《当代名医临症精华》肿瘤专辑中报道：“……实验证实，许多补养药中存在许多游离状态或结合状态的的单糖，特别是多聚葡萄糖，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这为补药治疗癌症提供了依据……”为了进一步说明补养药抗癌的原理，今试举方中大枣一药；大枣为最寻常之食品，很早以前，国内外就有大枣抗癌的报道。99年5月26日，在《国际癌症康复报》上，刊登了国际抗癌协会常务理事骆和生教授的短篇报道，标题是：“大枣的防癌作用”，内容大意是：“现代研究发现其成分甚多，主要有环磷腺苷（cGMP）、多糖、维生素C、山楂酸、桦木酸、齐墩果酸、亚油酸、大枣皂甙等。在药理方面，大枣能提高机体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使血浆及白细胞中cAMP/cGMP比值增加，能预防化学致癌物如某些亚硝基胍诱发的大鼠胃腺癌及消化道肿瘤。大枣中的山楂酸、桦木酸对小鼠肉瘤180有抑制作用，前者的作用更显著，胜过西药抗癌药5—氟尿嘧啶。”

验方中所用诸补益类药物，大多有类似大枣样的抗癌成分，且又多属双向调节，即一药标本两用。何谓标本？中医说：症者病之标，因者病之本。凡外邪引发的种种症状属标证，药物可直接作用于外邪，即为治标之药。反之，药物本身的功用，不能直接作用于外邪，而是作用于引发本病病因的，即为治本之药。以癌症举例，其成因在于脾虚，用于补脾的药，即为治本之药，今一药具有标本两用之良能，此其组方选药难能可贵之处，故其效亦宏。

此方卓效，综合上述，总结其长有四：

一、其治在脾的正确性。《内经》论积聚（包括癌症）之成因，在于脾胃之虚；后世诸家本经旨，论治侧重补脾。西医外科名家徐泽教授经15年之实验研究，同样提出治癌治脾的科学论述。古人、今人、中西医不谋而和。而此方的立法恰是如此，其正确性应是无可非议。

二、伍配之巧。群药组合成方称为配伍。配伍不是有效药物的杂合，要讲“君臣佐使”和“七情相合”。七情即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杀、相反。配伍得法，疗效相得益彰。日本学者所称的转向、相乘的作用即在于此。此验方之配伍，以其疗效论，即已臻此境界。

三、突出君药之量和选药之精。用药如用兵，兵在精，而不在多，药不贵繁，独取其效。此方突出君药的用量，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术，倘平均分配兵力，四面围剿，看上去面面俱到，但即或与敌相遇，亦难战而胜之。正如许胤宗所论：“一药偶得，它药相制，弗能专力，此难愈之验也。”此方药不过10味，量亦不重，然选药皆精，突出重点药之量，一药多用，标而本之，本而标之，且药性皆平妥无毒，宜于寿方久服。

四、治本是纲中之纲。中医的老生常谈：“治病必求于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如此等等。病因即为病之本，癌之成因，在于脾胃之虚，科学实验证实脾脏是最大免疫器官，其抗癌功能，强于骨髓、胸腺、淋巴等免疫器官，占主导地位。此方具强大的补脾作用，脾的功能旺盛，可产生大量的免疫细胞和抗体，从而战胜和杀灭癌细胞，至于所用药物本身的抗癌作用，其功应居其次。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曾经说：“病人的本能，就是病人的医生，医生是帮助本能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第。实则中医的治本之道，就是帮助病人的本能。

以上是笔者的管窥测。限于水平，未免挂一漏万，其真实科学原理，尚有待于高贤匡正。毛主席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张验方就是从这个宝库中发掘出来的，但它现阶段只能算作一个雏形，如何加以提高，要靠科研机构投入资金、人力、物力等等，非我等业余爱好者所能胜任。

江泽民主席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时曾说：“中国的医药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此言过去和现在都是，未来又将如何？不容乐观。据悉在国际中药市场上，日本、韩国产品占据的份额，竟然高达90%；国内市场上，“洋中药”进口已超过6亿美元，这数额令人震惊。中药作为中国的国粹，出现如此反差，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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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被西方称为“平衡医学”。1926年，美国生理学家坎农，提出“稳态医学”；近代进一步提出“免疫生态疗法”等等。这些所谓的新学说，实际上落后于中医至少是2300余年，因为它是在《黄帝内经》就已提出，也正属中医学的阴阳平衡学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生气通天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密，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古后人总结说：“善治病者调阴阳而已！”在现今的西医学难于解决的种种终身疾患上，在饱尝化学药物毒副作用的伤害下，外国人已有所反思，现正兴起“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之风，注意到植物药的开发研究，特别是对癌症的研究（2001年6月10日《参考消息》刊登“中药抗癌秘方遭美国剽窃，”损失可能达人民币20亿元一案即为明例。）国外一些有识之士、科学家、西药企业家注意到从中医中药中找出路，这就存在一个竞争问题。毋庸置疑，中医药的发源地在中国，是中国的国粹，我们占有绝对优势，但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资金的支持，设施的先进等等优越性也不容忽视！这场竞争鹿死谁手上难预料，如外国人（特别是日韩）领先于我们，则独树一帜豪言壮语就将荡然无存。对此，应引起我们科学家、医药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传闻大科学家杨振宁博士曾有预言：“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奖的，将是在中医学领域。”

“千方易得，一效难求”；“良方自密，千古罪人。”笔者与柏岳同道均不愿成此罪人。故在致力于为此方寻觅“伯乐”，条件只有一个—只要他具备有高科技手段、能够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向世人宣布：癌—这个人类健康的恶魔，一位中国人中医药所征服，则笔者等于愿已足。

现代医学提出并强调“带癌生存；提出治癌观念、方法、立足点的根本转变问题，这是为什么？是一位传统疗法效果不能令人满意，不能延长病人的生命，且因其毒副作用，反而起到降低生存的负面作用。对此，文中所引用的两位专家的论述已足以说明。

人—能否真正带癌生存，答案是：“能”！从尸体解剖所见是如此，从2002.11.14《健康报》“话疗”抗癌，受益者海内外达7000人之多的报道也可得到证实；笔者所住的山庄内，有位82岁老人，78年乳腺癌手术后5次复发和转移，她的母亲及姐妹3人均被癌夺取了生命，而她仍健在。笔者问她抗癌的秘诀，她的疗法只有三个字“不怕死。”95年，她拿到了“抗癌明星”证书。然则“话疗”何以能抗癌？结论是因精神心理状态的平衡，可以提高免疫功能。从而取得战胜或与癌和平共处的结果。笔者用此验方治癌，是从自身开始，而后治疗6例全部治愈，当时是创治愈率100%的纪录，而后则有效有不效，原因何在？此6例全是未经手术及放化疗者，健康情况较好，用中医的话说“未伤元气

”。关于元气的重要性，文中已有详论，这里就不再重复。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既是位诗人，又是位养生家。他一生坎坷，确得享85岁高龄。他晚年有首养生诗：“养生孰为本，元气不可亏。秋毫失固守，金丹亦奚为。所以古达人，一意坚自持。魔鬼虽百万，敢犯堂堂师”他不是位医生，但他却总结出元气有伤，虽金丹妙药也无能为力的结论。

笔者有信心地认为，这张验方如能用于肯于作“话疗”的癌症病人，会有较肯定的效果，因为这张验方的立足点，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强调的“帮助病人的本能”。病人有“话疗”这一精神支柱，在辅以本疗法的扶正效益，必将如何裕民教授所指出的“科学研究表明人体内蕴藏的抗癌能力是巨大的，如被调动发挥得当，它的抗癌力将高出平时数十倍，更何况从内部调节人体的免疫平衡没有任何副作用，且价格低廉，最适合低收入和自费的广大患者。

发表此文的目的，在急于为此良方寻觅“伯乐”。早年柏岳同道就曾写信给当时国家卫生部崔月犁部长；2002年9月2日，又曾写信给儿童医院院长胡亚美教授推荐此方，但迄今没有回音。笔者等于2002年10月曾通信将此方献给“中西医药结合抗癌研究全国协作组湖北组”的组长徐泽教授及来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王孝涛、蒙光荣二位研究员，其中徐泽教授曾电话告知已投入试验。

“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一张民间验方随手拈来，似乎难登大雅，但如能实事求是，走访笔者所治病人，便应承认它的现实并予以重视。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张验方却能抓着癌症这个毒鼠。

此方虽已献给国家科研单位，但短期内尚难用于临床。据文献报道，全国每年死于癌症的患者，达130万人之多，平均每200户就有一人病癌。有鉴及此，令人有时不我待之感，故借此文声明，由愿试用此方的医疗单位，我们仍可无偿奉献，条件唯一点，收费标准要符合实际成本，不得以此发财致富。

“医必有方，而不执方”。执一不变之方，而御万变之病，这不是中医的主张。此方得柏德新大夫的修订，才有现在的提高。运用此方，如辅以中医的“辨证论治”，西医的现代科学的配合，则疗效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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